一、清理共产主义
二十世纪是共产主义兴起和衰亡的世纪。值此世纪之交，我们有必要对这段
历史予以认真清理。这种清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格外重要，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还
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因此我们的清理不仅有历史的意义，而且还有现实的意义。
提起对共产主义的分析批评，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本世纪
以来，这种分析批评的文字已经十分丰富。不过我以为还不够，尤其是结合中国的
具体情况的分析批评还相对贫乏。或许有人会争辩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根本不是真
正的共产主义。眼下我可以暂时不管这个问题，因为我试图清理的就是中国的共产
主义，不管它是不是“真正的”。
其实，对於中国的共产主义(也包括其他共产国家的共产主义)是不是真正的
共产主义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如换一种思考角度。我们不妨问一问，假如确有一种
真正的共产主义，那么何以在现实中总不出现?为什么我们见到的总是冒牌货?假如
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现实的共产主义都是假共产主义，在
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国家中占据领导地位的都是假共产主义者，那又是
为什么呢?为什么在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国家中，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总是
被排挤被打压被捉弄?为什么总是让那些假共产主义一类骗子占了上风?沿着这条思
路下去，我们也许更容易发现，问题究竟是出在共产主义的真假上，还是就出在共
产主义本身。
二、亚历山大、拿破仑是为了征服而屠戮，
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和波尔布特是为了屠戮而征服
让我们先从《共产主义黑皮书》谈起。在199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80周年之
际，法国出版了一部厚达八百多页的巨著《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
》。该书记叙了实行共产制度的各个国家以及发生於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革命运动
，重点是共产国家的专制与暴力。黑皮书指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导致了一亿人口
的非正常死亡。其中苏联两千万，中国六千五百万，越南一百万，北朝鲜两百万，
柬埔寨两百万，东欧一百万，非洲一百七十万，阿富汗一百五十万，拉美十五万，
等等。按绝对数量，中国死的人最多；按相对比例，柬埔寨最高。当然，上述数字
不一定可靠，因为许多国家的档案材料尚未公开。譬如中国的死亡数字，有人估计
比六千五百万更多，大约在八千万上下。有人估计不到六千五百万，但一般认为不
会低於五千万，因为仅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就超过四千万。
所谓非正常死亡，一是指遭受政治迫害而死，一是指由於统治者人为的饥荒
被饿死。我们先讲第一种非正常死亡。
一讲到共产制度下的政治迫害，人们立即会想起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土改、
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等等。其实，在共产中国，政治迫
害并不只限於政治运动期间，它始终存在於每一个时期，只不过在政治运动期间表
现得格外强烈、格外集中罢了。正如黑皮书序言作者古尔多瓦所说，共产国家是“
把镇压变成制度，并在某些阵发的阶段将恐怖上升为一种统治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讲的迫害或镇压，是指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後的所作
所为。历史上有过许多政治集团，为了夺得政权而进行血腥的战争，杀人如麻，不
过一旦政权到手，一旦对手放弃了抵抗表示臣服，大规模的杀戮也就结束。共产党
却不然。共产党不以夺得政权为满足，共产党把夺得全国政权只视为“万里长征走
完第一步”，接下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革命，还要改造世界改造人
，於是就有了更大规模的各种名目的迫害和镇压。共产革命犹如一头贪得无厌的怪
兽，先吃敌人，再吃朋友，後来吃自己。历史上其他的统治者，杀人是为了夺权，
共产党却好象夺权是为了杀人。共产党在夺权之後杀的人，要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
前杀的人。这是一个最不寻常、也最为恶劣的事实。记住这个事实，对於我们评价
共产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破除五十年代神话
长期以来，对中共进行大规模政治迫害的罪恶事实虽然时有揭露，但总的来
说还很不充分，很不完整。通常，这种揭露比较集中在文革时期，或者上溯到五七
年反右运动。在不少人心目中，五七年之前的中共似乎还是很不错的。有这种错觉
也难怪，因为以五七年为界，此後的迫害重点是对朋友对党内，此前的迫害则是对
“敌人”。中共当局後来表示要全盘否定文革以及部份否定反右，但对五七年前的
政治运动还不肯改口。有鉴於此,我打算就五七年前的政治迫害(如土改和镇反)说上
几句。
直到今天，土改仍被不少人视为共产党的一大德政。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共
在农村问题上的错误是从公社化或合作化时期开始的。其实不然。我们知道，中共
的土改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无偿地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一是给地主富农定上“阶级
敌人”的罪名实行专政。固然，在四九年前的中国，土地资源的占有确实存在问题
，由此也导致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紧张，因而土改有其必要性与
合理性。问题在於如何改:是用暴力的办法还是用和平的办法?是无偿没收还是有价
征购?
以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为例，其做法是，规定给地主保留稍多的土地，其余
的土地则由政府按一定价格征收，再分给别的农民，同时鼓励地主用出卖土地的钱
投资。整个土改过程采用和平方式。这种做法表明，国民党政府基本上承认地主对
土地的所有权，它是在承认私有产权的基础上进行有限干预，更不曾把地主当做敌
人。共产党的土改就大不相同了。共产党的土改是对私有产权的公开否定和粗暴侵
犯。“共产风”不是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才刮起来的。土改就是共产风，是充满
血腥的一场共产风。共产党的土改是暴力土改，不到夺走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而且
还要对被剥夺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其唯一的罪名
就是他们曾经拥有过较多的土地。
根据阶级斗争理论，共产党发明了一种新罪名——阶级成份罪。一个人被定
罪，不是因为他做过什么违犯法律的行为，而是因为他被划入某一阶级，定为某一
成份。因为那个阶级从理论上被认为是“反动的”，因此所有被划入那个阶级的成
员也就被认定是有罪的。在土改运动中，许多地主被处决，有些是在斗争会上被打
死。侥幸生存者则从此堕入社会最底层，处於被劳改、被管制的悲惨境地。在以後
的历次运动中，他们都被当做当然的打击对象，其中又有多少死於非命。他们的子
女也是黑五类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
地主富农是中共专制下最大的受害群体，估计总人数至少有两千万以上。19
79年，中共宣布给地富摘帽——此时距土改已有三十年，绝大部份地富都已经死掉
——据《北京周报》报道，被摘帽的地富还多达400万。土改中一共杀了多少地主富
农?有人估计是100-200万，有人估计上千万。事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场土改
，把中国农村的乡绅阶层彻底消灭。
关於镇反，注意，所谓镇反，主要并不是镇压反革命活动，而是镇压“反革
命份子”。在这里，被镇压的“反革命份子”绝大多数其实并没有从事任何现行的
所谓反革命活动。他们之所以被定成反革命份子，无非是因为在过去他们曾经是旧
政权的官员，大部分只是比较低级的官员，不少还是“起义人员”。和历次镇压运
动一样，当时，定“反革命罪”是十分草率的，滥杀妄杀更是司空见惯。不错，历
史上也有过一些政治集团对已经投降归顺的敌人横施暴行的，如秦将白起坑杀四十
万赵军降卒，但那通常都发生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不象共产党的镇反是发生在夺
取全国政权之後。
说到对前政敌的镇压，通常是针对地位高、权力大的人，一般成员则不予深
究。中共却好象反了过来，一方面镇压了千千万万个旧政权的中下级官员甚至普通
成员，另一方面却又对那少量的头面人物作出宽大为怀的姿态，以显示共产党以德
服人。这种反常的做法造成了强烈的效果。中共当局看来很清楚一般人都是感性大
於理性。如果你杀的是名声显赫的大人物，哪怕杀得很少，由於它在人心中能造成
生动具体的感性刺激，所以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果你杀的是无名之辈，杀得再
多，由於它在一般人心中只是抽象的数目字，给人的印象反而会很淡薄。
眼下也没有镇反运动被杀者的准确统计数字。有人说是几十万，有人说一、
二百万。除去被杀掉的之外，还有更多的“反革命”被监禁、劳改、管制，其中被
折磨致死者应不在少数。和地富一样，镇反中幸存的“反革命”在以後的历次运动
中都在劫难逃，例如文革初期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八月”，文革後期的
“清理阶级队伍”、“揪出国民党残渣余孽”，对他们而言都是鬼门关。
四、文革中的几种政治迫害和自杀
杀人最多的运动当属土改，其次是镇反。反右运动中，至少五十万人被打成
右派，未听说有判处死刑的，但被折磨致死的估计也以万计。文革中死人很多，总
数量可能超过镇反。其中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以政府名义直接杀人，比如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各地革委会就把许
多“反革命”判处死刑；事实上，绝大多数被处死的“反革命”仅仅是持有不同政
见而已。因为思想、言论而被定死罪的情况早就有，但以文革期间最多。
二是群众性的暴力迫害，把人打死杀死，文革初期的“红八月”和後来的“
清理阶级队伍”即为典型。这种迫害致死的行为不是政府直接干的，而是群众或群
众组织干的，但是得到当局的默许、纵容以至鼓励。这是一部份群众对另一部份群
众单方面地施加暴力，由於施暴者在当时享有无可置疑的正统性，有整个政权作靠
山，受害者不能或不敢进行任何自卫。在我看来，所谓政治迫害，严格地讲，应是
指用政权的力量对其治下的个人或群体有意识地施加伤害。单纯的民间斗殴行凶不
叫政治迫害。因为文革中群众性暴力迫害实际上不是单纯的群众的事，而是政权的
事，所以它属於政治迫害。
三是不同派别的群众用武力方式彼此争斗，从动手动脚直到动枪动炮。尽管
有的派别实力更强，後台更硬，但由於不具备绝对的正统性，换言之，对立派群众
也有某种正统性，在政权内部也有一定的支持者或保护者，因此他们敢还击，敢有
来有往，起码是敢自卫，所以形同战争。这种武斗死伤甚众，不过其政治迫害的性
质要轻一些。
因迫害致死，除了被杀死被折磨死以外，还包括自杀而死。在历次政治运动
中都有大量的人自杀。有的是不堪精神上的凌辱，有的是不堪肉体上的折磨。另有
许多人自杀是以死明志，以死辩冤，以死证明自己绝非“反党反社会主义”。例如
自杀身亡的邓拓和自杀未遂的罗瑞卿，在遗言里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都叮嘱家人要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它只发生在革命吞噬自己人的阶段。历史上也有过
忠臣负冤自杀的例子，如屈原，但屈原至少还可以发牢骚，可见仍有不同。这种自
杀的特点是，自杀者热烈地认同共产党，他们在先前也得到党的承认，被视为自己
人，可是现在党指控他们是敌人，他们感到无比冤枉无比委屈，然而他们又不能去
抱怨党，不能指责党搞错了，因为那样做很容易被理解为对党、对伟大领袖的怀疑
、反对，无异於落实了自己的罪名。他们处在既不能接受党的指控，又不能反对党
的指控的矛盾境地。於是，他们选择了自杀，以死表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表明自己
的忠诚。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自杀依然引起共产党的震怒。在你看来，自杀是为了
证明自己的清白；在党看来，你的自杀却是为了证明党的过错，证明党把你整错了
。这就有损於党的无上权威，有损於伟大领袖明察秋毫的英明。共产党不关心你的
清白你的冤屈，共产党只关心它的绝对正确绝对权威，所以党会震怒。党批评自杀
者是“叛党”——因为你的生命属於党不属於你自己，你却敢不经过党的同意而擅
自了结，故而是对党的背叛。党批评自杀者是“畏罪自杀”——这种批评不通，既
然别人还没到死罪的地步，那怎么能说他是用自杀来逃避惩罚?党批评自杀者是“自
绝於党自绝於人民”。总之，你自杀的结果非但不能向党证明你的清白忠诚，反而
落实了你的罪名，甚至加重了你的罪名。
不难想见，由於党对自杀者采取这种态度，那很可能倒防止了更多的人自杀
；既然自杀非但不足以保全名节反而会招致更严重的污损，非但无助於使亲人从困
境中解脱反而会把他们带入更深的困境。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说惊人
庞大的自杀数字本身就让我们体认到共产党的极端残忍，那么，再考虑到可能有更
多的人由於这种残忍甚至连自杀都不敢呢。
五、三年与两千年
以上讲的是政治迫害致死的情况，下面再讲一讲由於共产党人为的饥荒而饿
死人的情况。
资料显示，在1959-1961三年期间，中国并未出现异常的自然灾害，三年大饥
荒纯属人为的灾难。毛泽东出身农民，怎么会看不出亩产十万斤二十万斤是吹牛皮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提出批评，与会者都知道讲的全是事实，但他们还是要附合毛泽
东打倒彭德怀，把已经陷入饥荒的中国推向更大的饥荒。一个党要败坏到什么程度
，一个制度要恶劣到什么程度，人民、特别是农民要被压迫被剥夺到什么程度，才
能使这种旷古未闻的暴政得以发生?
上海学者金辉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为依据作了深入研究，指出，在
1959-1961三年期间，“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到四千零四十万
”。陈玉琼、高建国两位学者在官方刊物
《大自然探索》上撰文指出，综观中国历史，在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二千
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零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二千九
百九十一万多人”。这就是说，中共的“三面红旗”，在三年之内饿死的人，就超
过了“封建专制的旧社会”两千多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人数的总和!
人命关天。在讲到共产中国的历史时，仍有一些人夸耀它的种种成就，如加
速工业化，制成原子弹，人均收入的提高，平均寿命的增长，等等,等等。但是，面
对几千万无辜死者的冤魂，这一切成就都失去份量。
六、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只有法西斯主义可以与之相比。尽管许多人都
同意，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同属极权主义，因此同样是恐怖，是灾难，但也有不
少人认为两者还是存在区别，比较起来，共产主义似乎总要略好一些。就在苏东波
之後十年的今天，我们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回潮，可见这里还有进一步探究的
必要。
有人讲过:纯粹的谬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混有真理的谬误。道理很简单，纯
粹的谬误不可能吸引众多的信徒，因而不可能形成足以颠覆社会的巨大力量，混有
真理的谬误却可能。我不赞成对共产主义采取简单否定的办法，因为那无助於我们
吸取教训，反而容易在新的略加改头换面的邪恶面前再一次失去抵抗。
共产主义究竟和法西斯主义有没有区别?我们不妨对几种流行的观点试加讨论
。
1.共产主义发源於对人类的爱，法西斯主义发源於对人类的恨。
此说很值得推敲。首先，我们不难找出大量材料，证明共产主义也同样发源
於对人类的恨。譬如恩格斯就讲过，对我们来说，与其说爱，不如说恨更是必不可
少。格瓦拉说:“仇恨是我们斗争的基本因素；对敌人的无情仇恨，驱使我们超越人
先天所具有的种种生理的限制，把人转变成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冷血的杀人机
器。我们的战士必须成为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仇恨就不能消灭残暴的敌人。”毛
泽东的有关言论更多，国人耳熟能详，兹不赘述。另外，我们还可以找出中共的流
行口号，如“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还有革命文艺，如样板戏《白毛女》中的
歌词:“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申。”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也许，比上述领袖语录和流行口号更有说服力的，是在共产主义教育下一般
群众的行为和心态。众所周知，在每一次政治迫害运动中，群众都被教导、被煽动
、被要求向迫害对象发泄仇恨。许多人都以极其夸张过火的姿态表现他们的仇恨感
情，至少，你也必须掩饰或压抑你的同情之心和恻隐之心。尤其是在某些群众批斗
场合，这种唯恐落於人後的仇恨表演往往达到难以置信的走火入魔的地步。在那时
，一个人越是表现出有“刻骨仇恨”便越是受到称赞受到鼓励，反之则有“阶级立
场不稳”的可怕嫌疑。可见在这里，仇恨被视为革命者的第一重要的品质和最高美
德。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共产主义也是发源於对人类的恨。
其实，象“共产主义发源於对人类的爱”这种话，若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讲
出，多半是要挨批判的，因为它没有阶级性，朝轻处说也属於“小资产阶级思想”
，绝不是正宗的无产阶级，绝不是正宗的共产主义。换言之，共产主义并不乐意承
认它自己是“发源於对人类的爱”，这本身就证明“共产主义发源於对人类的爱”
一说站不住脚。
从理论上讲，事情也很明白。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是把世界分成
两个，分成“我们”和“他们”。对“我们”要爱，对“他们”要恨。共产主义不
是只有爱没有恨，正如法西斯主义也不可能只有恨而没有爱。因为法西斯主义和共
产主义一样，也是集体主义，因此它不能只有恨而没有爱，否则它靠什么东西去凝
聚“我们”呢?另外我们也都知道，在政治上，最能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的往往不是彼
此之间的爱，而是对某一对象的共同的恨。共产党和法西斯党同样是最紧密的政治
组织，在其中，恨大於爱，恨比爱更为根本，应是不言而喻。
不过我们也要指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法西斯鼓吹
种族至上，而共产主义宣布要解放全人类。解放全人类当然就是爱全人类。但遗憾
的是，共产主义所爱的人类是抽象的人类而非具体的人类，因为它是指未来的人类
而非现在的人类。依照共产主义理论，现在的社会还是阶级社会，现在的人类还分
裂为对立的阶级。因此，现在还不能讲抽象的人类之爱，现在还不能只讲爱不讲恨
，现在还必须强调恨。
当然，由於法西斯主义公开鼓吹种族至上，我们很可以假定，加入法西斯政
党的人，或多或少都接受了种族主义。共产主义标榜解放全人类，因而投身共产革
命的人里边，确实会有一些人是抱着对全人类的博爱之心。但问题是，既然他们加
入了共产革命，从而也是接受了“我们”与“他们”的划分，因此他们也就难以拒
绝所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难以拒绝“无产阶级专政”，因此
他们也就必须要学会恨，培养恨。凡是经历过参加过共产革命的善良人，谁没有经
验过那种努力克服自己的“温情主义”，为自己不具有别人那么强烈的仇恨而暗自
惭愧并力图掩饰的尴尬心理呢?既然善良的人们总是在压抑自己扭曲自己，既然唯有
那些偏执狂热的人和邪恶残酷的人才能在这种场合下如鱼得水，那就怪不得善良的
人再多却总是处於下风，邪恶的人虽少却总是能主导局势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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