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当局对民主党的镇压使国内公开组党的活动遭受挫折，海内外关心中国
民主化的朋友开始认真探讨，试图对国内的反对运动的策略做认真的思考和总结。
这种探讨无疑是极有价值的。其实，民运每一次受挫，几乎都是由於事前对形势估
计不足和缺乏整体策略的规划而造成的。往往是，一旦“行动”成为可能，马上就
发现指导行动的理念是多么不够用。而且事实证明，能够有效指导集体行动的理念
只能是那些事先已经领悟和形成较强共识的东西。“急中生智”常常靠不住，而“
未雨绸缪”总是可为的。因此，在挫折中反复地对策略问题进行负责任的辨论、思
考和总结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就是公开组党的条件问题。对这次中共当政以来第一次公开组党的条件
是否成熟，大家的意见显然产生了分歧。要想理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公开组
党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说，公开组党是为了暴露中共政权一党专政性质，用壮烈的行为和牺牲
精神擦亮更多的眼睛和良心，号召更多的人唾弃中共的一党专政，那么，公开组党
的行动就成为纯然的道德选择问题，只要有几个人具有这般的道德勇气并做如此的
选择，就可以公开组党，无关乎条件成熟不成熟。这种道德勇气和壮烈行为往往蕴
含在现实社会和历史记忆中变成一种悲壮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中起到道德感召的重
要作用。
如果说，公开组党是一种政治行为，也就是说，需要追求诸如扩大反对派的
活动空间、提高反对派的参政层次等政治效果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不考虑公开组党
的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
条件问题之所以产生了如此大的分歧，其根本原因是，这次公开组党的目的
上述两者兼而有之，事前、事中我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事後许多朋友也
没有把二者分而析之，而只是笼统地下“成熟”与“不成熟”的结论。
有的朋友基於这次公开组党的目的是後者的认定，作出条件不成熟的论断。
即使把此次公开组党看作政治行为，需要计算政治得失，作出这样的结论仍然过於
简单。我们需要更详细地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民间有了一定的自主空间，反对派的活动空间较前也略有增
大，因此反对派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如何把这种政策性的宽松上升为制
度性的变革。与此同时，民间的冲击中共专制秩序的力量与以往相比更多地和自身
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如何把民众冲击现秩序的动力合理地转化为对民主化的追
求，一般性的行会组织并不能独立担当此任，具有前瞻性制度目标的政治组织的存
在和运作便成为必要。特别是，中国政府去年签署了两个最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
两个公约都誓言保障人民的结社自由，国内外的政治环境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当
时，中共当局和反对派人士都不知道在此新的形势下，自由的边界到底有多大。反
对派不知道自由的边界在哪里是显然的，中共当局也不清楚应该把自由的边界划在
何处的事实，可以从它处理浙江、山东等地民主党事件的方式推断出来。在这种条
件下，反对派亟需和当局产生某种互动，以确定自由的边界。在这种形势下，区域
性地筹组民主党，不能说条件不成熟。
开始时，可以说国内组党的朋友是把目的更多地放在上述两者中的前者的，
把激烈的抗争看作是全部的斗争策略内容，大家也都基本上都做了坐牢的心理准备
。这个时期，海内外的民运人士也众志成城斗志昂扬。但是浙江、山东等地的组党
活动并没有象预想的那样空间完全被中共当局封死时，缺乏成熟应对之策的窘况就
逐渐暴露出来。实际上，从当时中共当局处理民主党事件的方式已经大致可以摸清
自由边界的位置，这时公开组党的目的重心应该迅速转到上述两个目的的後者，首
先想到的战略应该是巩固已经获得的自由空间。然而，一些朋友（包括海外的）并
没有推动这一战略转移，反而，仓促推进成立全国性民主党组织的步伐，最终招致
中共当局的残酷镇压。因此，公开组党并没有错，错出在仓促成立毫无基础的全国
性民主党组织的行动身上。
那么，如何才能巩固已经获得的自由空间呢？这首先要看当时民主党的朋友
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什么。当时民主党的朋友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中共当局随时都
可以对他们大打出手而在社会上并不引起任何反应。造成这个危险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公开组党的活动开始纯然是挑战式的政治行为，与一般民众的利益和要求有
一定的距离；再则，中共当局对异议人士一直采用的策略就是将其和民众从空间上
分离，让组党的朋友很难和民众结合起来。关监狱是一种分离，不关监狱，跟踪也
是一种分离，因为一般来讲，普通老百姓是不愿意和被跟踪的“危险”人物打交道
的。所以，为了脱离被中国当局轻易收拾而不引起社会关注的危险，组党的朋友首
先要突破与民众之间的距离。要想与民众结合就势必要在如下两个问题上下功夫，
其一，如何使自己的政治行为更多地代表民众的利益；再则，如何降低民众与你打
交道的风险代价。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规划和参与村长以及基层人民
代表的竞选。一旦把自己放到了争取选票的位置，你的行为和思路就自然和民众的
利益贴切起来，而且被迫对社会做较实际的调查研究。另外一个策略，就是抓一两
个当地的实际难题（最好是不刺激当局的），进行认真扎实的研究，对与此相关的
问题适时发表贴切现实的建言，由此获取民众的关注、好感和信任。解决第二个问
题的办法，就是要让政治光谱拉开，活动多元化，队伍层次化，从最没有政治性的
活动开始，尽量周全地为参与的民众设计逃脱“罪责”的方法和口实。这样，与当
地的民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步步为营，就可以立於不败之地了。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不是仅仅想用悲壮来突显中共的专制本性，擦亮民众的眼睛和良心的话，仓
促成立全国性的民主党组织不能不说是战略上的巨大失误。
最後，我想简单检讨一下海外民运对国内民运的支持的策略问题。实际上，
这个问题思考的主线是很清楚的，我们应该在两个看似常常矛盾的工作目标上寻找
平衡，一个是尽量提供实质帮助，一个是尽量减低国内朋友接受帮助的风险代价。
实质的帮助包括引起国际社会对国内情况的关注从而使中共节制自己的行为、为国
内的朋友输送思想理论资源、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等。事实上，海外的朋友在这方
面都很努力，而且是争先恐後地去做的，在此不必多言。但是，在降低国内朋友接
受海外帮助的风险代价方面却存在着大量问题。其实，这里所涉及到的是一个更一
般性的命题：我们要想让民运有气候，就要设法让更多的人参与民运，而想让更多
的人参与民运就要设法使参与民运的风险代价降低。常常有朋友抱怨，中国的民众
不参与和支持民运是不觉悟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其实，恰恰相反，正因为民
众对自己的利益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他们才没有参与或支持民运，因为这样做的风
险代价太大了，超出了他们能够承担的范围。如何降低民众参与的风险代价是摆在
民运（国内的和海外的）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测验民运进步和
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民众参与和支持民运的风险代价是否降低。特别是当我们
在海外具体支持国内的朋友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把这根弦绷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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