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局前不久重刑判处大陆组党运动负责人徐文立、王有才和秦永敏。为
此，海外民运同仁进行绝食抗议，声援民主党人。不久前，美国国会又举行了听证
，二十位议员提出劫持中国筹组政党决议案。

      针对大陆公开组党，不少民运人士提出了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我看这要从
哪个个角度认识，放在什么样位置来考察，才能以期得出相应的结论。这里，既不
能求全旁观，也不因大方向正确掩其不足。应采兼顾历史与现实把它看成是现代民
主运动与中国三千年封建延至二十世纪叛逆且又属於整个历史进程重要的一环，这
样也就不难理解中国民主党为什么要采取公开宣示的方式来表达和贯彻争取自由的
意志。

      封建中国的一大特征是，不经历动荡，社会就无从改变，而变革现有社会不
合理结构和秩序的方法就是群体“选择”，也就是中共讲的“乱”。在一个政治僵
化沉闷的“稳定”环境里，“乱”的结果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基於历史传统
及其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影响所及，在大多数人憎恨又畏惧专制压迫的情况下，人民
有着强烈的从众心理。凡事要有出头人，讲起事有因，师出有名。因而，在一定形
势下，提出一句切中时弊的口号，迈出一步迎合正义的行动，往往是引起社会变更
的动因。从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到毛泽东一伙湘匪挑
起打土豪、分田地，都没能改变这种潜意识中民粹化身的价值取向。这种诉诸激情
和群体意向的作法，深深影响着近、现代中国政治动作，有其利处，亦有其弊端，
始终将左右着中国。

      从历史回到大陆新近发生的事，我们认为民主党是具有顺势而为的历史观瞻
能力的。时值克林顿总统访华，中美人权对话取得些许成绩，情势有所缓和，继罗
宾逊专员会见江泽民後，中共表示尽早在全国人大通过批准九八年签署的联合王国
二项人权公约。故公开宣示组党在机缘上有其迫切性的必要性。一试中共的诚信，
二测中共的底线。这种做法也民主理念化作立即实践，好处是往上标得了制高点，
往下，则对基层社会产生久远影响。民主党人这一看似缺少“过程”与“酝酿”的
动作，党是中国不变的模式，其民粹精神和它的魅力即在於此，这才称得上是符合
中国国情。在中国，不容轻视和忽略公开宣示的意义和价值。民主党人的高明之处
在於取民粹之髓而导向民主之路。所以仅从成熟与否审视，似有不妥之虞。

      目前，民主党人在蒙难。有人提及，假如密谋行事而不公开，先做好社会基
层面，打好基础再宣示公开，岂不更好？兴许能避免眼下遭逢的处境。世上也许有
理想条件下的理想方案，但在中国就是不现实，时间和环境不允许纯理性规范的运
作。甚至经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改革开放二十年培植起的一点点宽松气氛，其间仍
无法避免发生了对七八－七九民主墙、八六学潮、八九“六四”民运的镇压。

      中共从土匪起家，深知中国传统和国民性消极的一面，明白当年是如何钻了
日本侵华战争的空子和利用国民党五权宪法的合理空间发难作乱的。当初不也就是
藉救亡图存，共赴国难营一党之私的么，不就是利用一些“中立”与左翼文化人社
团发起了向国民党争民主造成了中共捣乱的市场么？如今，世界真的是走向民主自
由，它们反比照出要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叫嚣。是的，中共已
垂危，濒临亡党，比任何时候更敏感。正义在它们的眼里已变成邪恶，反观当年的
“乱”经，仇视今日的所有的市民和学生民主运动，不惜动用枪炮对付手无寸铁的
人民。故，民主党员要是密行不宣而做的话，也许不久便会有更多的人在不为外界
社会知晓的情况下，遭到迫害。若不是民主党人这步大手笔警示了世人，同样，用
不了多久，无数人将再陷入中共引蛇出洞，统而捕之的阴谋中。

      公开化是着险棋，但是着好棋，它避免了可能波及社会各界的不可预料的更
大损失，却又点亮了一盏灯塔。民主运动已超过二十多年漫长路，不可能再靠等待
中共的“稳定”孵出开明的政治，靠中共的良心发现为民主松绑，也不企求会一夜
惊觉已诞生了一部《共和国人权宪章》。既等不来而在重大政治运作上靠擦边球，
玩小技巧又无济於事，那中共无法？夺的便是行使公开宣示民主正义的天赋权利。
这里需要胆识智慧和献身精神，其中包含了甘冒不测的思想准备（任何追求成功的
事业都蕴含冒险成分，何况政治），在公开组党这件事上对民主党人而论，风险就
是面临不能等待理想条件而必须主动立即去做的状况，当行则行。也许九个条件不
具备，仅有一个是成熟的，且又是起决定作用的，那必定是依一而不待九。

      公开成立反对党，有助於把大陆民主化问题提升到一个更加广为世人共知和
国际认同的地位。如果讲人权中共还有不少猪权理论搪托诡辩，如今承认了人权的
普遍性原则，却又公然禁止组党，怎么个“说法”？一步把中共逼进了死路。此举
的历史意义还在於民运站在正义的一方，首次以事实质疑了中共一党独霸中国社会
政治资源的“合法性”，民主终於动摇了它的根本。对中共而言，面临正义“公然
”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八九“六四”民运，其着眼是基於民主诸求，人民敦促中
共要做个好党，有个清官主政，是在帮共产党改邪归正，今天则不然。中共早已深
知其已是百足之虫，僵而未死，唯靠“稳定”来维系最後一丝命脉。当王有才、徐
文立君公开组织反对党时，便立即构成对中共政权“稳定”的冲击，作孽五十年的
一代奸党感受到了莫名恐慌。自称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领导力量开始产生
丧失政权的末日感。

      公开组党运动，是民主运动跨越理念直接实践的必然结果。早在若干年前，
国内同志就已经在讨论要不要组织第九党的问题（相对於中共允许存在的八个所谓
“民主党派”）。当时没筹组是出於优化选择并列议题的考量，因为倡导人权理念
本身还有个普及深入人心的过程。但时至今日，当仅以理念已无法更有效向前推进
－－犹如进入一个领域後长久只能停留在原点打转时，经验告诉我们，该是考虑改
变思路寻找新的突破点的时候了。因此，从普遍理念到择其一项具体项目实验，是
民运操作质的飞跃。经验还表明，仅试验通过争取人权改善推进民主自由，其功用
有限。无法形成群体的社会力量，有效抗衡一党专制。只有组织形成公开的政治反
对派势力，才是推进人权保障和社会变革最有效的手段。一个不算古老又浅显的真
理竟耗二十余年才重新发现！

      公开组党运动促进了海外民运在新形势下的自我调整。将有可能改变若干年
围绕着结束一党专制口号，偏重於构建名称繁多的组织架构运作方式。过往没有找
到可供操作的具体方向，绕着内部纷争转就很自然。现在国内战士提供了一个崭新
的答案，海外同仁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角度，找回了方向感，归根结底须以国内民运
的发展方向为转移，联手参与配合发展。

      （此外，各组织间实现跨党派结盟，形成党派会议，有两三个大的规模为未
来组建相对统一更大的政治架构创造条件，也将是这波调整後的趋势。）

      最近一段时间，先後有王策、李力、周勇军、张林、魏泉宝等民运人士循各
种途径奔赴大陆，与民主党人共承患难，并肩战斗。他们的精神令人敬佩，可歌可
泣，这是继王炳章博士回国闯关短短几个月来新的接续。虽然後继闯关的志士目前
遭到中共严重的政治迫害，但民主运动回归大陆本土的趋势已在形成。极大地鼓励
了奋斗在结束一党专制第一线的人们，激励了中国人民。可以预见，这支队伍在不
久的将来规模更大。曾有民运人士出於人道安全考虑，对此有不同判断，经过这一
段国内民运组党兴起，现在可以说这二步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侧重安全考虑的民
主人士所提供的建议仍不失其可供未来回国的同仁参考之处。有一点共识很可贵：
海外民运若不与大陆民运相结合，海外若不与国内同志们紧密联系，休戚与共，团
结奋斗，便将会失去自己存在的积极意义－－如果还能以民运战士相称的话。

      对组党运动的探索和尝试归结，为的是更有效反击和粉碎中共禁止组党的图
谋，构筑和确立二十一世纪中国政治反对派势力，以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
一党专制。成功给人的启示之一，是目的简单，容易达成。一些年来，民运未能倾
全力主动去创造促进发展的条件，主要是计划一打有余，目标多头并进，妨碍了基
本纲领早日实现，一句话：缺乏手段。民主党公开宣示给我们的启迪是成功的政治
从不排斥运用有效而必要的手段；主动寻求技术突破、创造性地解决民主运动在中
国深入发展的基本问题。这是二个真正值得思考的大问题。中国民主党定位自己是
公开的政治反对派，足以显示国内民运有了明确的组织思想和路线意识，这是政治
上成熟的表现。建立反对党从此成为争取中国社会政治民主化的首要基本课题，这
是它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因此结束一党专制，不仅是每一个民运志士的历史任务，还应成为中国民主
运动的政治信仰。所以，我们有义务无条件支持大陆民主党人的所有努力，而不必
急於在这个时候批评它。对运动事物的调整和修正只能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而是在
其开端－－而且其大方向当然正确。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六日於法国里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