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香港《前哨》杂志总编辑刘达文
众多的报纸杂志铺满了香港街头的书亭报摊，《前哨》月刊林立其中。中共前香
港新华社社长周南曾经称香港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前哨阵地”，《前哨》杂志也
就因而得此名。“回归”前夕许多人曾经为《前哨》的命运担忧，可是两年来，《
前哨》杂志不仅没有垮台，反而越出越厚重，销路也有增加。在读者眼中，《前哨
》成了探索中国大地上新闻自由的前哨阵地和对海外民运进行舆论监督的前哨阵地
。对於许多海外民运人士来说，《前哨》杂志也有着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它不仅长
期坚持其强硬的反共立场，而且对民运队伍中的是非争端经常及时介入，积极报导
，成为海外民运史研究者重要的资料库。对於这一切，刘达文用四个字简要回答：
“新闻自由”。确实，这四个大字是他十多年求索的目标。在香港回归两年前夕，
记者采访了这位新闻自由的孜孜不倦的求索者和实践者。
“回归”後香港新闻界的变化
亚：让我们先从香港“回归”之後的报刊说起吧。不久前我与自由亚洲电台的朱杏
清先生也谈到了这个题目。在香港“回归”前，一些人担心新闻自由会受到很大限
制，现实的情况又是如何?
达:对这个问题，我在“回归”前也不是很担心。那时好多朋友移民到国外，也有许
多人劝我走，因为我搞《前哨》杂志，他们说中共恨死我了，还不快走?尽管许多朋
友劝我离开香港，我还是没有离开。原因之一就是我一直认为中共的控制越来越不
行了，我不相信它在香港回归之後会对香港控制得哪么有效，所以我不太担心我未
来的前途。我当时的看法是，大陆开放改革的势头中共无法阻止，既然这样，又怎
么能够在香港控制得住，把香港拉回到专制体制下?香港回归前夕之所以在民众中造
成一种恐慌，是因为大家对共产党没有信心，因为共产党历来说变就变，不按照法
律办事。从历史经验来说，这种担心也有道理，不过从历史趋势来看，我不这样认
为。因此我比较乐观，不太担心。
亚：哪么从近两年的事实来看，是否说明了您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达:倒不是一定要说谁正确或者不正确。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共不是不想控制，而是
在控制香港上有好多顾忌。英国还在继续关心着香港，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也在
关心香港，中共不能肆无忌惮。再有，中共要改变香港也需要时间，香港社会状况
不是说变就变的，起码要花三、五年时间吧，三年五年之後的中国大陆究竟怎么样
，恐怕也会有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又会牵制香港的变化。如果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
不发展，共产党就有可能在香港慢慢渗透。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总之，中国大陆
的继续开放是影响香港前景的重要因素。另外不得不说的一点是，香港社会和新闻
界的一个问题是自己来约束自己，也就是所谓的“自律”，这对新闻自由是一个很
大的影响。我跟一些作者早就说明，请他们在写文章的时候不用担心，如果找不到
地方发表，就到《前哨》来发表，我决不会“自律”，改变对中共专制制度的批评
态度。从香港媒体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共当然有干扰，对媒体的老板、记者都有干
扰，但是如果不怕它，它就干扰不了。香港的有些人士在内心讨厌共产党，不过就
是不敢大胆与共产党去斗，在这方面“自律”的成分比较大。香港“支联会”和我
们《前哨》这样的刊物就敢与中共的强权对抗。看起来，这两年中共实际上也控制
不了报纸和杂志。我觉得《苹果日报》和《信报》这两张报纸的立场还是比较稳的
，没有什么变化。总之只有够胆，就有自由的空间。
亚：您的意思是说新闻自由是在与强权的抗争中得来的。从中国大陆的专制体制中
生活过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人，当专制机器控制人们的时候，有时被控制者的胆
怯常常在帮助统治者加强控制。
达:是的，这两年香港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有些报老板在大陆有投资，对於揭露中
共的东西有些就不敢刊登；有时刊登了，中共就警告，被警告者也就识相了。有些
报纸还要求管理层来监督一些报导人员。从作者方面来说，有人胆小，或者说是“
心有余悸”，在给我们刊物写文章的时候不敢用真实姓名，只用笔名；当然也有不
怕的，即使身在现时的大陆，也无所畏惧，像上海的作家叶永烈，给我们写稿，一
点也不怕。一方面当然可以说是这些人胆子大，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他们对中国
的前景比较乐观。而且写文章又不犯法，没有违反中国和香港现行法律。总之，人
们能够得到的自由度，是与争取者的胆量有关系的，如果大家都不敢啃声，中共的
专制就肯定会更加厉害。中共害怕的是两条，一是实力，二是胆略。我经常批评一
些要与中共“对话”的人说，拿什么东西与中共对话?达赖喇嘛在国际上有这样的影
响力，中共尚且都不屑於和他对话，民运人士拿什么与中共对话?可是“法轮功”信
徒包围了中南海一天，队伍这么大，中共就主动与它对话了。八九民运中李鹏与学
生代表对话，也是看到了当时学生示威的实力。中共对於够胆略和有实力的就怕了
。
亚：一些朋友经常阅读《前哨》，觉得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反共”立场坚定，有
目共睹；二是对民运队伍的批评毫不留情。您觉得在这两个方面《前哨》有什么变
化?
达：回归以来，《前哨》的政治立场没有变动，但是刊物的内容增加了，增加的内
容是在杂志後面的文艺专栏。对《前哨》这样的反共杂志，中共历来很恼火。首先
恼火的当然是“港共”，是在香港的中共新华社等机构，当然中共中央也很恼火，
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也很恨我们，我们揭露过他以前的老底，他本来是反共老手，解
放前曾经是“三青团员”。
亚：据说你们的文艺专栏是得到政府部门补助的，请问官方的资助有没有什么附加
条件，会不会影响你们杂志的独立性?
达:有资助，从去年八月开始到今年四月，一共有九个月的时间。说起附加条件，资
助者当然有它的要求，主要是要推动香港的文艺创作，要采用本港作者的稿件，还
有保证给那些机构赠送杂志，这些都是专业方面的，没有政治性的条件。在这一方
面，提供我们资助的主管机构也曾经受到中共很大的压力，现在停止资助是否由於
是受到压力我不清楚，原先同样得到资助的《大公报》也被停止了，《大公报》的
政治立场与《前哨》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这次停止资助未必是政治上的原因
。以前确实有人质疑过有关部门为什么要资助《前哨》这样的政治性杂志，其实《
大公报》也是政治性的报纸。我想当时政府的主管部门并不是资助《前哨》或者《
大公报》，而只是资助其中的文艺版而已。当然这种资助也不会影响我们杂志的政
治立场和历来的风格。
从党的“喉舌”到独立的新闻工作者
亚：说到一个刊物的风格和立场，自然会与其主持人的理念有很密切的关系，《前
哨》被公认为一份坚决“反共”的杂志，是否与您这位总编辑的经历和思想有关?我
想请您介绍一下自己。
达:我没有什么复杂的经历。我的父母原来一直在香港，五十年代初香港还比较贫困
，父母回大陆，一九五一年我在广东东莞出生，後来随父母来到香港居住。一九五
三年我回广东，跟我的叔父一起生活，差不多有三十年。在东莞华侨中学读中学，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我中断了学业，没有书读了，就下乡务农。一九七八年
恢复高考，我考上了惠阳师专(现在叫惠州大学)中文系，一九八一年一月移居香港
。那时差半年就可以读完大学了，我跟管出入境的公安局说，让我读完大学再到香
港行不行，他们说不行，如果不走就要重新申请，我只好到香港。到了香港先在《
争鸣》杂志，後在《开放》杂志，前後工作了十年，主要是新闻写作和政治评论，
在《天天日报》也工作过一段时间。
亚：我知道您还撰写过中国当代文学方面的著作。
达:那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作本行的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香港奔马出版社出
版了我的《名作家的爱情与婚姻》，一九八八年当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国
文学新潮》，主要是介绍中国当代前卫作家的文学评论集。
亚：这样说来，您从事新闻工作的历史是到了香港之後才开始的?
达:我在大陆农村的时候，在广播站也呆过好多年，做过不少通讯报导工作，不过那
个时候是党的喉舌，不是新闻工作者。
亚：您对“新闻自由”的追求，是不是在作“喉舌”的时候开始的?
达:当然，只是这种要求没有办法表达。那时不可能有什么新闻自由的行动，当时有
严格的限定，没有一点点自由发挥的机会。新闻自由的实践是我在《争鸣》和《开
放》工作的时候才真正涉及到的。我本来以为在香港这个自由社会，应当能够做到
大陆无法实现的新闻自由。可是後来感到一些杂志主持人的做法并不是很开放，有
些言论和思想无法表达出来。主持人由於种种考虑，觉得有些文章不方便刊登，这
与我原先的理想有了距离。我觉得在自由社会办杂志，就要百分之百的开放、客观
和公正。在言论上什么都可以摆出来，媒体是社会公器，不能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
工具。我对自己的定位首先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当然是新闻自由的实践者和捍卫者
。有些杂志的主持人怕这怕那，当然也有他的道理，比如怕人家告，有些批评就不
敢登出来；新加坡很专制，因为怕影响杂志在新加坡的销售，批评新加坡李光耀的
东西就不敢刊登；还有涉及到对台湾国民党的批评，对一些知名人物的批评，包括
批评比较有名的民运人士的稿件，因为某种原因而不予刊登。这些做法好象与我的
理想距离很大，我也因此经常与主持人在这些方面发生矛盾，後来我就想干脆自己
搞一本杂志算了。
亚：《前哨》已经办了九年，您觉得自己当年的愿望有没有实现?
达:由於香港的读者市场太小，我觉得离开自己理想的实现还有一段距离。确实在办
杂志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到自己的生存，总不能一直亏本；香港杂志多，读者少，
竞争激烈；为了弄到好稿，也要有比较大的投资。也许只能说自己的理想达到了一
部分。我觉得在言论自由方面基本上达到了我当时的目的，而其他方面的规划，一
时还做不到，其中也有经费的原因。有人建议我去美国、台湾寻找经费，而我又不
想去找一些有背景的经费来源，因为这样会受制於人，这跟我跑到新华社去要求资
助没有什么区别。向国民党要钱同向共产党要钱没有什么两样，因为这样一来就不
能批评给钱的人了。我们反对共产党，也批评过国民党，甚至一些民运人士我们都
敢批评。这就是新闻工作者的独立性。我去过台湾，只是拜访过支持民主女神号的
商人朋友吴孟武，台北都没有去过。我也没有要求过“支联会”的资助，支联会只
是长期订阅我们的杂志。我们杂志每年还给支联会刊登“六四”纪念活动的免费广
告。有时是五月号，有时是六月号。有些同类杂志因此也向“支联会”要广告，认
为支联会将广告给《前哨》而不给别的杂志，这不公平，但是他们搞错了。我是出
於对八九民运和六四的看法，每年免费给“支联会”刊登广告的。这一点我是很明
确的。
亚：再回到《前哨》杂志坚定的反共立场，就您个人来说，这是什么样的历史原因
造成的?
达:这个说来话长，比较复杂。说我反共坚决，其实如果共产党做得好的话我还是支
持的。不瞒您说，我还差一点加入共产党呢。一九七四年我在广东参加了一个所谓
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这是在“批林批孔”之後的事情。我参加了这个工作
队，与公安局的人一起到农村，公安局的人不知道我什么背景，大概看我表现不错
，工作积极，以为我是党组织培养的对象，就想介绍我入党。後来知道了我的父母
在香港，就不敢做我的介绍人了，我也就不能入党了。如果那时我入了党，我後来
的人生途径也可能有改变，不过凭我这个叛逆性格，如果不来到香港，也可能在大
陆成为政治异议人士，或者因为受不了官场的气而被打倒。说我“反共”，就我本
人来说与共产党并没有什么私仇，共产党也没有怎么整过我，只不过是文革期间没
有书读，在农村没有工作做而已，不过有这样的遭遇的人在大陆太多了，我也不会
因为这一些而恨共产党。实际情况是我在大陆所经历的很多事件使得我觉得共产党
太残暴，看不过眼。七十年代共产党镇压“民主墙”的民运人士，我觉得太过分。
小时候从书上看到的是说共产党为民主为人民而谋利益，文革之後我一直看到的共
产党不是像它以前说的那样为人民服务的，而是在残酷镇压人民的，所以我才反对
共产党。如果共产党是像它所说的那样在为人民服务和为全人类的解放奋斗，我怎
么会反共?我也许真得会参加进去呢。
亚：在我们所接触到的人群中，“反共”者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因为个人或者家庭
的经历所导致，有些则是对社会现象的普遍观察形成了这种政治态度……
达:我原先在共产党眼里可能一直是很爱国的，虽然父母在香港，但是我一直没有想
去香港；我的姐姐因为要“偷渡香港”而被批斗，我没有像我姐姐那样去“偷渡”
，甚至也没有想过要去香港。後来考大学我的成绩不错，按照我的成绩应当是上重
点大学的，结果把我弄到师范学校去，出来要做中学教师，而教师的情况我在文革
中看得很多，都是非常悲惨的。如果让我走上文学研究的道路，我可能不会来香港
。於是最後的结果是，我觉得还是离开大陆。也许可以说，我对共产党的态度是一
种综合的结果吧。
《前哨》是新闻自由的试验田
亚：前面说过《前哨》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对海外民运内部斗争的介入和非常直接
的批评监督。十多年来海外中国民运作为一个事业也在发展，在它发展的几乎每一
个阶段，从《前哨》上都可以看到它“内斗”的足迹。如果将来有人要写民运史，
从华盛顿会议引发的争论到最近某个刊物的财务问题，《前哨》都有第一手的完备
资料，您是怎样看待这个现象的?
达:也许可以追溯到《前哨》问世之前吧。在最早中国民联内部发生纠纷的时候，我
在《争鸣》杂志工作，当时斗争的双方传真了不少文章到我们编辑部。因为当时民
联内部情况的透明度不是很大，外界对双方情况不太清楚，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这些文章。後来《开放》杂志约请了安琪女士做特约记者，安琪原是一个新闻工作
者，也是参与民运的人士，她一开始就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海外民运必须一开始
就置於舆论的监督之下。这个观点我非常同意。在民阵成立的时候，一开始在某些
知名人士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安琪访问了其中一方，写了一篇文章。对於如何处
理这篇文章。我的想法是，既然民运队伍中的一些人和其他关心民运的读者都想了
解所谓的“之争”是什么，我们就应该把事情说清楚。但是有人当时怕得罪另一方
，就想不发这篇文章。後来为了求得平衡，采用了在职业道德上说来是一种不太好
的处理方法，即把安琪这一篇还没有公开发表的访问文章先给另一方看，然後让之
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一篇批驳文章，这其实是不应该的，这样一来等於把先前的一
方摆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按照职业规矩应当是在发表安琪的采访文章之後，再在
後面一期刊登反驳文章，这样比较顺理成章。但当时我也接受了这种不太好的处理
方式。後来我又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在发不发表这样的文章上又与某些人发生矛盾
。我觉得新闻自由应该是绝对的，不应当受到其他势力的左右和干涉。好在後来我
们办《前哨》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了。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对共产党或者
国民党的问题我们可以揭露，而对民运队伍的问题就不能揭露呢?其实民运队伍本来
更加应当严格要求自己，因为争取民主的人群自然应当按照民主社会的习惯程序接
受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在这方面民运队伍理应搞得更好。民运队伍中的阴暗面如果
不及时揭露出来，有些人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更加败坏民运事业，媒体的监督和揭
露会让这些人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受到公众关注，可以引起一些人警惕，及时收敛自
己，如果真的想升官发财，就不要走到民运中来。在这一个方面，《前哨》可以说
是一个新闻自由的“试验田”。
亚：从理论原理上说，您讲的无懈可击。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我们并不能确定一种揭露材料的真实可靠性；另外确实也有人
喜欢躲在角落向民运人士泼脏水。
达:有时根据我们的判断，基於对某些作者可信度的了解来确定取舍；一般说来，如
果文章不用真实姓名，我们对作者不了解，我们一般是不会刊登这样的批评文章。
如果我们不能判定一篇文章所说内容的真假，我们就会设法去作了解，通过一些比
较熟悉情况的朋友了解真相；实际上我们也比较小心的，比如当年某教授写信批评
某作家，不知道是谁将文章传真到我这里的。一方面我相信作者不会造谣，但是另
一方面，文章中是否百分之百都是事实我也不敢保证。事後我了解到文章基本上是
事实，其中确实也有差错。因为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所以要特
别慎重，我在拿不准的时候征了很多朋友的意见，我们杂志确实刊登了许多批评民
运人士的文章，但是很多读者不知道的是我们压下了多少批评文章没有公开发表。
这里说的不是那些内容不符合事实的批评我们不发表，而是说即使是其中的批评基
本符合事实，但是批评的内容比较偏向於个人性质，没有对民运造成什么伤害，我
们也不发表。当然如果在刊登的批评中，事实证明有的确实批评错了，我们也是愿
意更正，向被批评者道歉，总而言之，坚持新闻自由就一定要坚持批评，坚持监督
。
亚：有的涉及到法律问题，比如不久前《前哨》与北京电视台杜愚的官司，如何处
置的?
达:是有这件官司。我们收到一个作者的来稿揭露陈希同案件的一些内幕，涉及到北
京电视台的播音员杜愚，我们疏忽了，没有仔细核实作者听到当时在北京流传的一
些传闻，就将文章发表了。因为提供给我们消息的人後来不愿意出庭作证，我们也
不能勉强人家，因而在文章中究竟那些不是事实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杂志发表
的文章确实对杜愚造成了伤害，这也是事实，我们就向她道歉。她要赔偿，要价太
高，我们杂志一直亏本，哪里赔得起?杜愚对香港的情况不太了解，夸大了我们杂志
对她的伤害，实际上我们的杂志并没有在大陆发行；她说我们是有意造谣，这也不
是事实，我们以前连得杜愚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说过，为何要造谣?杜愚自己也说在北
京确有谣传。考虑到杜愚受到伤害，我们作了某些经济上的赔偿。
凭借的是知识分子的良心
亚：尽管《前哨》杂志发表了许多对海外民运队伍种种问题的批评文章，但是您对
海外民运的支持，许多人还是很清楚的。安琪曾经说过您是八九民运的“直接参与
者”，也参与过营救国内民运人士的工作。
达:对这个“直接参与”就要看是怎么说了。八九民运的时候我正在《争鸣》杂志工
作，当时非常想到北京去采访，可是因为编务繁忙，老板没有答应，我就没有去成
，别的记者去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没有“直接参与”。但是这样一个大的运
动，香港一百万市民都参与进去了，我也不可能不参与。我参加了多次游行示威，
声援大陆学生，这当然可以说是直接的参与。另外一种真正的直接参与，是後来六
四惨案发生之後香港展开的营救国内民运人士的工作，我也在其中做了一些事情。
大陆有些朋友相托，说有人出来，希望我帮忙，我全力以赴，因为这是我份内的事
情；如果我自己没有能力帮忙，就再找其他朋友一起帮忙。尽管直到现在我没有参
加过任何一个民运组织，连得“支联会”我也没有参加，我参与的这些活动都是个
人行为。眼看大陆的朋友在六四屠杀後逃亡，生命受到威胁，我的良心告诉我不可
能不去帮忙。不管中共怎么攻击我，我想救人总比中共杀人要好吧。而且中共杀人
没有一点道理。如果真要说我救人有什么滔天大罪，我也就认了。
亚：如果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说一说您帮助过哪几个当年的流亡者，
达:比如作家刘再复、苏晓康、诗人徐刚等人的出来，我当时都曾经帮过一点忙的。
其实很有名的所谓“黄雀行动”，也不是像外面所说的那样有严密的组织，而是由
各方面人参与，出於一种道义走到一起来了。整个行动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
分是救人的，另外就是收集资料，提供情报。“支联会”许多成员两方面的活动都
参加了。救人所用钱通通都是私下专门的筹款，而不是用香港民众捐给支联会的钱
，支联会捐款的使用都是有单据的，经过会计师核数的。支联会对於安排这些被救
出来的人在香港的生活费用以及到国外飞机票的钱是支联会从民众的捐款中开支的
，而救人的是一些“黑钱”，不可能有单据，需要专门筹款。
亚：让我们回到中国的政治社会远景这个话题上来。依照您历来的乐观主义态度，
您对香港和整个中国大陆的未来有什么特别的预见?
达:我觉得香港在短期内不会有大问题，但是从长期看就难说了。现在香港好多方面
的市场在萎缩。未来的关键是香港政府怎么处理，最近香港政府对一些问题的处理
就不得当，处理的好坏都会有国际影响。不过从总体来讲我还是不悲观的，只要中
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的势头不改变，香港就不会坠落，这要看第二届政府的表现了。
从整个中国来说，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会有变。这倒不是说中共会主动改革，而是
整个大的形势会逼迫他们向好的方面走去。我从来不认为共产党会主动改好，比如
朱熔基吧，现在他的情况就并不是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令人满意。但是我坚信，从
文化革命以来，中国的整个民心已经完全不同，人们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惧怕共产
党了。最近国内一百多个六四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属联名控告李鹏，就是一个很好的
证明。连得这种事情都发生了，谁还怕共产党?民告官的事情在大陆已经是时常发生
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大趋势。
新闻自由与社会文明的提升
亚：最近因为北约导弹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引发了中国大陆的反美浪潮
，您是怎样看这件事情的?
达:我个人认为这种反美浪潮可能是一种假像。在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游行的学生中
，相当一部分是想到美国留学的，他们的“反美”如何反得起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大
部分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比较认同。我觉得反美是中共制造的假象，因为中共觉得
这个事件可以利用。不仅百姓中的反美浪潮是假象，我看中共自己也不是真正的反
美，如果真的是反美，真的认为北约和美国是有意轰炸中国使馆，中共就应当与美
国断绝外交关系。从历史和现状看，中共历来与世界上的独裁者的关系比较好，而
不是与民主制度国家的关系好。以前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现在支持南斯拉夫的米
罗塞维奇，还有古巴的卡斯特罗，北朝鲜的金日成和他的儿子金正日。凡是镇压人
民的残暴的独裁者，中共总喜欢与他们在一起，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看出中共
的“反美”究竟是反什么了。
亚：您说了很多“假象”，哪么您是否认为国内民众的反美游行示威完全是共产党
导演，而没有一点民众的基础?
达:不久前北京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江棋生在一篇文章中就说，现在在中国的这些游
行是“非法游行”，因为按照中共的《示威游行法》，示威游行者一定要提前五天
去公安局申请，而这次游行是当天游行，当天批准，前後才四个小时。如果没有官
方的支持，谁办得到?共产党经常根据政治需要破坏自己定的法律，制造民意。
亚：根据我们对中国民意的观察，同时也了解到事件发生之後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
的一些想法和表现，除开您所说的中共官方的意图渗透外，民众中也确实也有一种
并不是受官方操纵的情绪的自然表露，其中包括对死者的同情，“爱国主义”和强
烈的民族主义的情绪。
达:这也是很自然的，听到中国记者被北约飞机的导弹打死，作为一个中国人，心中
当然会不高兴。说到爱国，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爱国的，但是爱国不是爱共
产党及其政府，只要用脑子想一想，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有什么可爱?就中共本身来说
，它爱国吗?其实它的所谓爱国是一种强权政治，香港中国要收回，可是俄罗斯占领
了东北六十四屯，比香港大几百倍，中共为什么不去收回?我说中共的爱国是假的。
还有钓鱼台，民间人士纷纷去“保钓”，既然那里是中国的领土，日本的军舰在那
里出现了，中国什么时候派军舰去过?中共爱什么国?中共在历史上实际上是卖国的
。民族主义的问题不哪么简单，是很复杂的。中国人不希望中国分裂，但是从人权
的角度来说，其他民族也好，本民族也好，都不能用高压来统治。中国民众中的民
族主义情绪确实是有，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新闻自由的问题，因为老百姓不了解事情
的真相，如果有新闻自由，民众具有足够的信息，让他自己作出判断，我看就不会
有哪么多的人去上街，去包围美国大使馆。如果中国民众及时听到美国政府的几次
道歉，感受也就会不一样。在反美的浪潮中，有些除了不了解情况外，还有就是心
理上的不平衡。
亚：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社会心理分析是很有意味的事情。实力比较弱小的个
人、团体、民族或者国家对“被欺负”会特别敏感。
达:刘晓波算是中国的一个著名知识分子了，他到美国认为美国什么都好，但认为“
什么都不属於我们”，这种心态很有代表性，这就是心理不平衡。我认识一个大陆
作家，一九八五年我在深圳请他吃饭，他对深圳很反感，我觉得莫名其妙。一九八
九年他到香港访问，对香港赞不绝口，我觉得奇怪，就当面问他，几年前对深圳的
印象很坏，现在怎么变了?他说了实话。他说当年看深圳什么都有，可是自己没有钱
，什么都买不起，因为自己很穷而反感；现在不同了，自己有钱了，觉得香港东西
真便宜，印象完全改观。所以我说在民族主义的队伍中，一个原因是不了解真相，
一个原因是心理不平衡所导致。如果真正有了新闻自由，让中国人真正了解这个世
界，人就会比较理性，就比较不会冲动。
亚：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些视野比较宽广的科学家、知识分子容易成为“地球村
”的世界主义者。
达:所以要坚持反共。只有反共，才能争取到新闻自由，只有真正实行言论自由，中
国人的素质才会真正提高，否则中国人民就不会进步。
亚：您所阐述的新闻自由不仅是具有政治学上的意义，还有社会心理学上的意义，
就是说对人们的心理调整有正面的作用，这样确实符合信息的本质原理：可以消除
不确定性，导致有序。
达:《交锋》的作者凌志军和马立诚就批评中国政府，签订了哪么多国际公约，包括
联合国的人权公约，而在大陆却极少宣传这些事情，中国老百姓不知道这公约的内
容是什么，有些人甚至还不知道中国政府已经签订了这样的公约。中共压制新闻自
由，剥夺民众享用信息资源的权利，故意造成民众不了解情况，制造民众的心理不
平衡。
亚：新闻自由确实是与社会的开放、咨询的发达、民智的发展紧紧联结在一起的。
不知道您对最近中国大陆“法轮功”的社会现象有什么看法?
达:“法轮功”发展得这么快与中国特别的政治环境有关，中国人失去了原来的信仰
，去信仰与健身运动结合的法轮功也是可以理解的。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中共的
高官历来相信邪门气功，以前的张某某、严某都是他们捧出来的。现在法轮功出来
了，我觉得任何这类东西出来都会有正面和负面的作用。不能因为有人走火入魔就
因此说法轮功是邪教，从整体来看，法轮功劝人向善还是好的，要说邪教，共产主
义倒也可以说是一种邪教。
亚：可能这本来就是人性的一种弱点，越是可用日常语言清楚表达和形式逻辑予以
证明的科学道理，很多人越是不愿意去倾听；而越是故弄玄虚，糊里糊涂和半神半
鬼的东西，似乎越是听得津津有味。
达:是这样，有些邪门一点的东西反而容易被接受，对民主、自由这样清楚的理念人
们却不去接受。说起这个，也可以回到刚才说的新闻自由的问题上来。如果整个社
会太封闭，知识素质太低，文明程度太低，人们就容易上当。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受
骗案件很多，这与知识资讯不发展有关，如果中国社会文明发展了，什么功都不会
有哪么多的信徒。处於一种比较封闭的农业社会的时候，比较邪门的东西就容易出
现；美国也有邪教的东西，但是不会发展到法轮功这样的规模。这样的社会就比较
正常，文明程度比较高，比较理性。香港也曾经揭露过一些邪教，但是规模都比较
小，因为香港的老百姓都比较关心社会新闻，出版业特别发达，文化程度低的人也
会每天买一张报纸看看，这样的民众就不容易上当。
亚：谢谢您接受采访。希望《前哨》能够继续为中国的新闻自由创造出更多的经验
。我想这些经验对未来中国大陆这么多报纸杂志都是很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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