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联合会执行局书记易改访谈录
[易改先生是中国国内一批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新兴的政治组织：中国发展联合会（
简称中发联）的执行局书记兼联络部长，该会的主张以及其行为方式脱离了一种传
统的政治运动模式，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易改先生这次
出访美国，一直保持低调。经反复动员，于近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欢迎您来到美国，我们注意到您这次出国非常低调。能否请您谈谈您这次出
国的情况？
易改：中发联是一个非政府政治组织，应该与国际社会进行广泛的接触。从中发联
成立开始，我们就计划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与国际社会建立联系，争取国际社会的
认同和支持，其主要骨干成员出访是我们的既定安排。由于种种原因，中发联于99
年10月底的出访计划没有成功，当时中发联第一书记彭明受有关学术组织邀请赴美
讲学交流，被政府有关部门扣留，护照被没收，经多次交涉，至今未返还。故轮到
我做一次出征尝试，没想到居然成行。一开始，有关部门试图不发给我护照，但后
来又发给我护照，大概是有一番思考的，只是我可能无法按有关部门的预期与其保
持默契。不过，据我到达美国的第二天国内传来的“内部信息”，迟一天，我就迈
不出国门了。彭明被抓后，他们对我的政策可能也起了一些变化。
记者：中发联第一书记彭明被捕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您是否可谈谈他的情况？
易改：彭明是中国发展联合会的奠基人与创始人，自中发联创立后，一直担任执行
局第一书记，主持中发联的工作。想诬陷彭明，是有关部门蓄谋已久的，而且已有
几次尝试。如曾以让法院法官都认为是极端愚蠢的对彭明进行的“侵犯名誉权”起
诉，如多次动员彭明原所在单位的管理人员对彭明进行“经济问题”举报等，但均
未达到以非政治原因对彭明进行人生自由限制的目的。彭明被有关部门诬陷，尽管
我们早有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但政府有关部门竟然采取所谓“嫖妓”的罪名达到
拒捕他的目的，其手段之卑劣，还是让我们有些始料未及。好在彭明是一个生活作
风十分严谨的人，而且事件经过明显表明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陷害，并不需要
彭明自己和中发联作出过多的解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从事实经过与效果来
看，有关部门的确走了一步臭棋。当然，他们还未善罢甘休，正在通过各种渠道，
大肆收集彭明的材料，企图罗织罪名，达到治罪彭明的目的。他们的做法是十分不
明智的。
记者：您是中国发展联合会执行书记兼联络部长，这次出国一定肩负了贵会的神圣
使命。您是否可谈谈您此次出访的目的？
易改：我的使命很清楚，就是推广中发联的理念，与国际社会取得广泛的联系，争
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当然，现在又多了一项向国际社会呼吁声援和营救彭明先生的
使命。前几天我已经发了营救彭明的呼吁书，我正在继续做一些相关的工作。
记者：此次彭明先生被诬陷，对中发联内部有些什么影响？
易改：客观上说，他们是在淬砺我们。中发联做为一个政治组织，有承受各种打击
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不可能被这种邪恶的势力所离散。居心叵测和别有用心的
人的拙劣表演只会让人进一步看清其丑恶嘴脸。通过这一事件，中发联的骨干成员
会更成熟，队伍会更纯洁。
记者：中国发展联合会自从被西方媒体披露以来，人们对它充满好奇和期待。在中
国目前这种政治气候下，中国发展联合会的产生和壮大的确是一个奇迹。您是否能
给我们的广大读者简单地介绍一下中发联的情况？
易改：中国发展联合会是在香港注册的，中国社会的民间的非政府政治组织。旨在
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推动中国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轨，最终实现人类
的永续生存和人性的健康发展，以保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公民的幸福安康。中发
联围绕彭明先生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提出了“大象战略”，形成了中国社会一整
套系统而完整的治国主张。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中国社会的顺利转轨并进
入良性循环做贡献。
中发联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社会的响应，其主要因素还在于我们反映了一部分社
会变革力量的心声；尽管我们是一个有明显的政治取向的组织，但我们并没有采用
传统的政治运动模式，没有打出传统的政治运动口号，所以一开始被有关政府部门
忽略了，使我们迅速占领了一定的政治生存空间。
中发联在去年十一月其成员人数一度达到一万余名。后来政府的政策迅速收紧，一
些政治异议人士如王有才，徐文立等先后被捕并遭到重判，中发联也被视为异己组
织，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彭明先生及其主要成员受到监控和遣散，中发联的办公
室多次被查封，其成员均遭到刁难和恐吓。直至1999年1月25日，有关部门采用十分
卑劣的手段，有组织、有预谋地给彭明制造“嫖娼”罪名，对彭明进行拘捕。他们
企图通过这种非政治的形式来败坏彭明先生的声誉、破坏中发联的社会形象、离散
中发联凝聚力、限制彭明的人身自由；同时，企图通过邪恶的方式来恐吓警告中国
社会的变革力量，欺骗国际舆论，并破坏中国社会变革力量的公众形象。事实证明
，他们的这一套已经玩不转了。
中发联有其坚定的信念，有比较完整而成熟的组织思想，我们会以不变应万变，根
据时局发展，不断调整我们的策略，按我们既定的目标迈进。而且，我们期望今年
有一个新的起色。
记者：您所提的“大象战略”我们已有所耳闻，能否进一步阐述一下这个概念？
易改：这是中发联根据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提出的中国国
家的生态定位与发展战略。
从生态位的原理上解释，自然界的生物，都有自己既定的生态环境。所有生物离开
了自己的生态环境或生态环境受到重大改变，都会对这一生物群体带来灭顶之灾。
人类社会所形成的国家、集团及各种组织内部的利益单元，都无法超越这一自然法
则。不顾自然法则，进行生态位的越位，就会与其他生态位发生重叠，生物之间就
会围绕资源进行恶性竞争和掠夺，以至破坏整个生态平衡。在人类社会，国家集团
不顾自身的社会资源与人文环境，盲目攀比，进行资源的掠夺性开采，甚至进行军
备竞赛，搞强权政治。这都会给自身的人民造成疾苦，同时也将成为国际社会的巨
大的不安定因素。
把国际社会比做一个生态圈，中华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明习惯，也有自己的
赖以依存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一昧地追求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实行“赶超”性国家
发展战略，只会给中华民族造成灭顶之灾。以这种不切实际的国家发展战略为基础
所制定的政策和措施只会使中国的发展走入误区，只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更为恶劣的
生态环境。我们对中共建国，自毛时代以来所采取的这一国家发展战略进行了根本
性的否定。中国有中国的生态定位，国际社会就是一个生态圈，在这个“一虎、多
狼、群羊”的国际社会中，中国做不了“虎”（美国），也做不了“狼”（日、英
、法、德等一些中等发达国家），也做不了“羊”（一些发展中国家），而只能做
“大象”。这才是中国应该选择的生态定位。我们推崇一种“强而不暴，善而不恶
，有节有度，不疾不缓”生态模式。对内、对外，中发联的所有治国主张，包括政
治、经济、军事、国防、外交、文化、教育、科技、地区发展等等，都是围绕这一
定位形成的。我们称“非赶超”战略，也称“大象”战略。这种战略的根本目标在
于实现人类的永续生存和人性的健康发展，以保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公民的幸福
安康；我们的核心的工作是实现中国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轨；当然，目前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先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为实现这一文明转轨奠定制度基
础和组织基础。我们的这一系列主张，与当前中国现行的国家战略形成了极大的反
差与参照，有些人的权威受到挑战，极端恐惧。
记者：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已对中国发展联合会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您在中发
联担任如此重要的角色，能否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
易改：我做过很多种工作，但其中始终贯穿一条主线，这就是争取人格的自由和独
立。从自我发展到树立一种社会责任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从在农村争取放牛的
权利，到“89”参加民主运动；从个人经商争取独立的经济地位，到研究中国社会
发展投身于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转轨。尽管我的身份发生了多次变化，但潜在的一
种信念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的简历是：中学毕业后当兵，上过保卫边防的战斗一线，当兵因蔑视权力退伍后
当管教干部。管教使我认识到犯罪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我便去考学。进入湖南师范
大学音乐系，学了与我准备从事的职业毫不搭界的音乐。后来参加八九湖南的学运
，成为当时湖南公安部门重点追捕的学生之一。“六四”后我逃亡到海南，隐姓埋
名经商，追求独立的经济地位。94年到达北京，参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微观操
作，从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企业重组的实务工作，并开始系统性地思考中国社会
的变革问题。与部分志同道合的朋友创立了一个专门从事这一方面实务操作的法人
企业，并担任总经理。这几年，我们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有比较大收获。当然，
我们没有赚钱。去年辞工作，加入中发联，算是一种归属，我感到一种责无旁贷的
历史使命需要我来承担，因而义无返顾，当仁不让地承担了某些重要的工作。我走
的是一条“委曲求全”，“曲线救国”的道路。
记者：我注意到，不少异议人士和社会活动分子有过当兵的经历，比如魏京生，韩
东方等。您认为这是巧合呢还是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内在关系？
易改：这个我没有仔细想过，也没有做过比较。当兵很容易，有许多别人有过的经
历我没有，我没有去刻意地追随某种生活经历。开始是求生，然后是疲于奔命，然
后是考虑一些社会问题，参与社会变革，将自我实现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任何一
种经历都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一定的影响，客观地说，经历多有好处，接触的层
面多，思考的问题广泛，是一种积累。但关键是一个人对这些资源的后期开发与利
用。不能大彻大悟，也不能颓废。
记者：根据您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及民情的了解，您认为未来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有那些？中国一旦走向崩溃，您们能在其中起什么作用？
易改：目前，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首先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是解决
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瓶颈，这大概已经在中国社会变革力量中形成共识。这是个根
本问题，只要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多元的、开放的社会，我想，其他问题都会迎刃
而解的。所以，当前我们首要应该思考的是采取什么策略和手段，通过怎么样的程
序来完成中国社会的制度性变迁和战略性转轨过程。
如果中国政府不进行政治体制变迁，中国社会走向崩溃是可以预见的。中发联做为
一个政治组织，对各类主要社会问题都有分析和研究。只要政治体制不改变，各种
社会危机的出现都是可以预期的，我们都会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作出我们的思想
准备、策略准备和组织准备。我们将致力于减轻社会震荡，减少变革成本，提出自
己的反危机纲领，并争取重建社会秩序，成为一股将中国引向一条可持续的良性发
展道路的举足轻重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中国再也经受不起政治斗争的恶性循环
，我们坚决反对血与火的政治倾扎。
记者：您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一些研究，您对中国二十年经济体制改革怎么评价
，有什么感想？
易改：我不是研究人员，不是不想做，而是缺乏知识准备，所以我的研究是不系统
的。对中国的经济的有些层面上的问题，我有一些很直接的感受，甚至我觉得是为
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所忽视的。
经济上的问题主要是个产权制度的问题。现在，人们还经常提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
，为中央政府所反感。其实，中国政府早就实施了一个重大的产权制度改革的计划
。中共建国后，政府推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一系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产权制度
改革，冠上了“全民所有”，使人民对“全民所有”的财产具备了法律上的所有者
地位，并能有效地行使部分所有者权利。当然，这里我不去探讨他实行社会主义改
造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时，有人一夜之间将“全民所有”进行了概念偷换，变成了“
国家所有”，也就是说，产权的载体发生了变化，由人变成了抽象的国家机器，没
有任何形式的法律上的和概念上的解释。偷换的目的，在于使产权关系在法律和概
念上模糊化。“全民”的财产，人民是能名正言顺地行使其法律上的所有者权利的
。但对“国家”的财产，人民的产权概念和意识是相当模糊的。这种偷换，拉长了
人民与财产关系的链条，使人民鞭长莫及。而事实上，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原因，
人民与国家机器的这个链条只是单向的，即只有接受统治，而不能有效地管理和制
约的。在种强权背景下，以偷换概念的方式完成全民财产的大规模转移，对当局者
来说，的确只是举手之劳。他们用偷换概念的游戏巧妙地掩盖人民在社会变革中财
产权利被剥夺的真相，一部分人利用这一产权所有者法律地位上缺位进行大肆疯狂
地分配和掠夺，为整个社会产生了示范效应。
准确地说，是79年开始，一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的政府打着“改革”的幌子，以“
开放”为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双轨制”、“摸着石头过河”、“
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代表着国家，
肆无忌惮地对偷换成“国有”的全民财产，自上而下地在黑箱中操作，进行新一轮
的瓜分，丧失了一个政府进行社会变革的最起码的公正性和对待人民的严肃性。现
在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的确达到了“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效果。但你
看一看，谁富起来了？富起来了的人又都在干些什么？！整个社会人人自危，物欲
横流，娼妓遍地。难怪我们中发联第一书记彭明先生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碰上“
娼妓”！
也可以说，共产党打江山，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积攒的老本（被冠以全民所有
的财产），实际上被共产党的“后继有人”给瓜分了，给败掉了。现在社会矛盾激
化，经济上千疮百孔，可以说是共产党咎由自取。
可悲的是，现在许多人还捧着前一拨人留下的残羹剩汤，不知怎么是好。不觉醒，
错过某种机会，我真担心中国社会将进入新一轮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社会就
不能回避“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性循环吗？
记者：在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及企业重组与产权交易方面，您有相当高的影响力。
中国的第一个目前也是唯一一个《全国企业产权交易报价系统》是在您的亲手策划
和指导下设计和建立的，在当时，在相关领域造成了轰动。您对中国的企业重组和
产权制度的安排是怎么考虑的？
易改：中国的国有企业是需要大规模地进行制度、机制、人才、财务、及各种资源
的优化调整和重新配置，有的要进行结构性调整，这是没有争议的。我是从事企业
产权交易与资产重组工作的，我有过一些善良的愿望，我常进行一些宏观性的思考
。我希望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进行企业资源的配置和重组，以提高效率，实现优化，
避免资源浪费；尤其在实行国有企业的重组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形成的
监督效应，避免黑箱操作，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最关键的是相关市场体系的建设
和培育，这是前提，而中国没有。对相关市场体系的培育，我做过专门的研究，提
出了实施方案，并亲自参与和投入从事一些市场体系的建设与培育工作，做了许多
应该是政府做的事情。但是，纯粹是一相情愿，可谓“多情却被无情恼”！现在，
国有企业是把早已生锈的锁，市场应该是打开这把锈锁的金钥匙。可惜，我们的政
府却用不好它，或者是不敢用它，还试图用原来计划经济的那一套来使国有企业在
三年内走出困境，我怕是一相情愿。
当然，国有企业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国有资产（姑且就叫“国有资产”）的产权的
制度性安排的的根据，形成的一套完整的产权管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这跟政治体
制密切相关。具体说，经营我国国有资产的是中国政府国务院，这个经营班子应对
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董事会负责，人大常委会的常委（即董事会的董事）应对他所
代表的人民代表（股东）负责；当然，最关键的是这些股东代表（人民代表）是否
具有合法性和是否有市场（真正的民主机制）来行使自己的权利。我想，党务体系
是之外的，没有权利也不应该替代董事会对经营班子指手画脚的。
当然，在现在看起来，我的这些想法是很幼稚的，所以已经不去想他了。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记者：假如您是朱容基，您会如何处理经济改革中面对的一系列问题？
易改：的确，这个假设我自己也做过。围绕中国人的良心和责任，中国社会在危难
之时，我们应当仁不让，我们的确需要一股敢趟地雷阵、敢越万丈深渊的大无畏的
社会变革勇气和视死如归精神。但基于对中国现实社会制度的认识，根本问题不解
决，这种代人受过的狼奔豕突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想，现在我是朱容基，辞
职大概是我最明智的选择。而且可以考虑加入中发联着手对中国社会制度的重建。
记者：您加入中发联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易改：可以说是。现在我还没有发现更好的实现我的社会价值的途径。
记者：与中国民主党一样，中发联近期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您做何感想？
易改：尽管我们一直倡导一种与政府磨合、参照、互动的原则，但中国政府是一个
专制政权，容不得别人的指手画脚；客观上，我们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被
有关当局视为异己组织甚至是敌对组织，进行打压和限制也是正常的。但令我们感
动的是，对我们的打压更讲究技巧和艺术，不过，其手段的拙劣和艺术魅力的低级
的确很难为我们所恭维。
记者：您对中发联近期有何预期，您认为中发联与民主党有何异同？
易改：中发联从成立开始，就有他严密的组织与发展计划，我想，我们会沿着我们
预先设定的路线向前推进，并努力实现阶段性目标。
至于我们与中国民主党之间的异同，只能进行抽象比较。差异之处，可能在于各自
的定位不一样，决定了各自的行为方式不一样；相同之处，大概我们都是中国民主
运动进程的一个部分，并同时作为异己力量遭到残酷无情的打压。
记者：您怎样看待海外民运，中发联与海外民运的关系如何处理？
易改：中国的民主运动，全都跑到海外来搞，的确是可悲的，但我也没有更好的主
张，而且，现在我也来到了海外。海外的中国民运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我感
觉纷争太多，可能不太好。民主运动在不同的时期会呈现不同的特点，这个过程会
过去的。民主运动不是海外的专利，更不是某几个人的专利，大家应该求大同，存
小异。
前面我已经说了，中发联被中国政府视为异己力量，与民运力量没有两样。我们会
充分地尊重其他民运组织，并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但我们有我们的定位，在行为
方式上也会有一些区别，用中发联生态位的原理解释，我们会尽量避免与其他民运
组织“生态位”的重叠。
记者：你对天安门一代有什么预期，您对王丹等有什么建言？
易改：89的时候，我是湖南师大的学生，我也参加了学运，与中国和平的唐柏桥并
肩战斗过一阵子。当时，他是高自联主席，是他给我封的联络部长。所以，我也算
是你们所指的天安门一代，当然，当时我还没有来得及去天安门。但严格地说，按
我的年龄，又似乎偏大了一些。不过，我有机会和天安门一代来为中国的民主运动
做贡献是我的荣幸，我们年轻力壮，我的预期是中国社会的变革一定会在我们这一
代人的手中实现的。
王丹不错，尽管我们还没有见面，但已经通过几次电话，也听不少朋友谈起他，对
他的人品有很高的评价。但我对王丹周围的朋友有一个劝告，王丹就是王丹，不要
把他神化了。不要无形中将他架空离开了他自我，不要拿他当自己行为的标签。那
样他会不堪重负，会毁了他的前程，也会毁了我们的预期，还有可能对中国民主运
动造成极大的机会成本。这点，事实上海外民运实际上已经有过深刻的教训。我们
一定要走出一个误区，即民主运动的领袖不应该看谁受共产党的打击最大，谁坐牢
的时间最长，而应该看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将来他能做到什么。
事实上，我们缺乏的不是领袖，而是一个产生领袖、保护领袖、约束领袖、弹劾领
袖的平台和机制；首先，我们缺乏的是设计这个平台及其运行机制，搭建并维护它
、为他跑龙套具有献身精神的组成一个政治集团的人。我们的领袖，不能完全靠专
制政府以非常手段给我们提供。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开放的社会，
靠专制环境培育出来的领袖魅力是不一定能经受得起民主社会的检验的。这里，我
决不是贬低王丹，而是对许多人决不仅是天安门一代的一种思维定式进行进谏，我
希望我们很多关心中国社会变革的仁人志士走出这个误区。
记者：您到美国后有些什么好的感受或不好的感受？
易改：目前感受还不多，但纽约的天空的确比北京的蓝，空气好，北京的环境污染
太严重，这是盲目赶超西方工业文明的结果；纽约的人关心人，我多次一个人出去
，寻求帮助的时候，感觉绝对与在国内不一样。我不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怎么
这些东些没有好好学学。
不好的感受就是东西太贵。
记者：冒昧问一句，您结婚了吗？是否有孩子？
易改：我重新选择的机会不多，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叫易珏，4岁半，8月8日8
时出生，未来可能比我的财运好多了（笑）。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您是否还有要向我们的读者说的话？
易改：谢谢你，我借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与朋友们共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
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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