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民主墙老战士刘念春
继王丹之後，中共当局再次采取同样模式，以容许“保外就医”的名义将著名民
运人士刘念春送出国境。二十年前，北京师范学院学生刘念春投身民主墙运动，成
为民刊《今天》的编辑之一，一九八一年被中国政府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
三年。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刘念春先後参与《和平宪章》运动及筹建“中国
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组织的活动并为此受到迫害。一九九五年刘念春发起签署致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於废除劳动教养的建议”，先遭关押，後於一九九六年七月
被判处三年劳动教养，虽然劳教期限至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日已满，但中共当局一
直延期关押刘念春。一九九八年二月刘念春与达赖喇嘛及台湾大学胡佛教授共同被
设在美国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评选为该年度的“杰出民主人士”。一九九八年十
二月二十日，中共当局将刘念春从北京团河农场直接押至机场与老母亲简短话别。
次日，刘念春携妻子储海蓝及十一岁女儿刘晶晶到达美国纽约。日前，在刘念春全
家访问本刊编辑部时，记者采访了这位民主墙的老战士以及他的妻子。
民主墙时期办《今天》
亚：非常欢迎您全家来到美国。这几年在您受到中共迫害的时候，《北京之春》曾
经多次报导过海内外民运人士及您的家属为您奔走呼吁的消息，大家对您的身体也
非常关心，不知道您现在的身体情况如何?
念：到美国之後我的身体作了初步检查，最後的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主要担心的是
肠胃方面。在我与家属的多次强烈的要求下，我在监狱里面就做过几次肠镜检查，
估计有病变的可能，一九九六年还做过病理切片，但是监狱当局一直没有告诉我检
查的结果怎样。
亚：许多人现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共当局一方面在放人，把您这样的人
直接送往国外；另外一个方面却又在抓人，对公开申请组织中国民主党的人士徐文
立、秦永敏、王有才分别判处了十三、十二、十一年这样的重刑，我想知道您对这
个问题的看法。
念：我觉得中共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杀鸡给猴子看，重判一些民运人士，
想对其他民运人士造成一种恐惧心理，不让民运形成一种整合的力量。另外一个目
的是为了给共产党党内人士看的，使得他们知道共产党现在的掌权者不是在走资本
主义道路，而是仍然坚持一党专政的，在这一点上肯定不会改变共产党的初衷。至
於放一些人，则是在欺骗国际舆论。放这些人对国内政治不会有任何影响，反正这
些人已经关在里面的，已经没有实际的活动能。把他们放到国内和国外大不一样，
如果放在国内，他们的活动一定会产生影响，中共对此特别感到恐惧，放到国外，
对这些人在国外的活动共产党可以封锁新闻，使得他们对国内民运不会发生实际影
响。所以我说当局放他们出来就是为了欺骗国际舆论。
亚：就我们的读者来说，很多人对您的情况也许还想了解得更多一些，您是否可以
里作一些自我介绍?
念：我今年五十岁，籍贯湖南，出生在南京，一九五一年到北京，在北京上了小学
和中学，是六七届的高中毕业生，毕业之後到山西平陆县插队劳动。一九七六年回
到北京，一九七八年参加全国的统一高考，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民主墙期间
和北岛、芒克一起搞《今天》杂志，我是《今天》的编委之一，刘青则在搞《四五
论坛》。我们家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民主墙的通讯处，也是联席会议的召集处。记得
在我们家开过两次联席会议，每次人都是满满的，最多的时候一天大约有三百人次
。因此我们家也就成了公安局和总参三部——那时还没有国家安全部——重点监视
的地方。
亚：您在一九八一年第一次被捕是不是因为参加民主墙活动的原因?
念：一九八一年因为我出版了刘青的《狱中手记》，被北京当局以反革命宣传鼓动
罪判处三年徒刑，当然这与《今天》及民主墙活动也有一些关系。因为公安局以前
曾经警告过我，《今天》如果不停刊的话，这一笔帐迟早是要算的。他们曾经要我
不要在家中进行《今天》的活动，被我拒绝，抓我的时候也说我只要写一个认罪书
就可以释放，也被我拒绝了，结果就被判处了三年徒刑。开始我在七处被关了八个
月，後来到北京市第二监狱，一九九三年释放。释放的时候，监狱当局还对我说，
只要认错，上学和工作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我当然无错可认。
亚：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活动是您第一次参与民主运动，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基
本上还是一个文学刊物。
念：不错，《今天》是一个纯文学的刊物，基本上不关心当时的政治，从性质上看
，与民主墙的其他刊物完全不一样。不过在共产党看来，虽然“为艺术而艺术”，
但还是不可以容忍。文学艺术不为共产党服务，就会被视为敌人。
亚：办《今天》杂志，给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念：《今天》杂志以诗歌为主，也刊登一些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编辑部还曾经举
办过两次诗歌朗诵会，从当时的气氛和效果来看，还是相当不错的。《今天》的读
者主要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诗人北岛、芒克、江河、杨炼、舒婷、顾城都开始形
成了自己的风格，离开传统很远，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为今後的文学创作带来了
深刻的影响，也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亚：有一点使我感兴趣的是，您最早就读的是中文系，民主墙时期您办的也是文学
杂志，可是後来为什么没有象北岛、芒克他们那样从事诗歌或其他形式的文学创作
，而是几乎成了一个专业的民运人士?
念：北岛与芒克後来一直从事诗歌创作，他们的朦胧诗派(还包括上面说的舒婷和顾
城)在社会上，尤其是各个大学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虽然一直准备静下心来好好
写一部书，可惜一直未能如愿，尤其是在被判刑之後，更加没有这种可能了。即使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被释放後，我直接面临的也是职业问题，为了生存就要工作。当
时正遇上全国的“全民从商”浪潮，我也这样做了，到朋友办的北京“三月”服务
公司去呆了三、四年，主要是经商。
八九民运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亚：我从有的材料中看到，您在八九民运期间也参与了一些活动。您可不可以从一
个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的角度来谈谈对这场运动的看法?
念：在一九八九年学生民主运动中，我也参加了几次游行。我当时觉得八九给人们
带来了一种希望，这完全是民间自发的一种为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是发自民众内
心的。不过当时因为我妻子生孩子，所以我没有时间与学生没有接触，去天安门也
比较少。在民主墙时期的主要人士中，任畹町当时对运动参与得比较多，广场上也
去得比较多，而刘青、魏京生都还关在监狱中。六四屠杀的时候我也没有在开枪的
现场，只是在木樨地看到了被打死的人的血迹。对八九民运如果我们回过头看看，
有些地方当然值得反思。不过对於这场在共产党统治底下的第一次群众自发的大规
模反对极权统治的运动，求全责备是不应当的，也没有这个必要。无论怎样，透过
这个运动，中国反对极权主义的运动如黑暗中的一线曙光那样给人民带来了新的希
望，这种希望是每一个不甘愿被奴役的人所欢迎的。
亚：一九九三年你们准备召开的青岛会议是怎么一回事?
念：那年天津的刘世贤和吕洪来到北京找我，商量是否请全国各地在民主墙期间活
动的人到青岛聚一聚，开一个联席会议，大伙同意了，於是吕红来和刘世贤就在天
津负责印发邀请书，寄送全国各地。在发出邀请书之後，他们就受到天津市公安局
的警告，说不能搞会议否则就会对他们采取措施，後来他们两又被公安局以每天传
讯的方式监禁了起来。北京市公安局政法处也警告我，说他们已经知道全国性的青
岛会议的事情，我不能去，如果要去，他们会在中途让我去不成。本来我们设想的
会议的主要的内容是大家见见面，联络联络感情，谈谈国内外形势，看看有没有可
能整合，达成某些共识。我们也知道在那时候的情况下不可能一步到位做什么事情
。由於公安部和国安部的阻绕，会议不可能搞成了，我们也就放弃了原先的计划。
亚：您还参与了《和平宪章》运动。
念：一九九三年七月武汉的秦永敏到我家来，我们在商量中觉得按照七七宪章的模
式，在中国采取滚雪球的方式来唤起民众的公民意识比较可取，这就是《和平宪章
》运动。这是一种公开的又比较温和的方式，原先我们估计当局的干预可能不会太
强烈，然而实际上，当局的反应是相当强烈的。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我们召开记者招
待会之後，当局就把杨周和秦永敏抓了起来，当时我不在三里屯，所以没有被抓。
後来公安局拘押了我五天，在万寿寺派出所问话，主要是问《和平宪章》的宗旨、
目的。我回答说宗旨很明白，你们也知道，我没有必要说。结果关了五天把我放了
。和平宪章活动是相当温和理性的，即使这种理性温和的操作方式共产党也是不能
容忍。
为中国劳动者争权益
亚：去年我在采访张林的时候，他说到你们一起组织“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
的情况，据我了解，这是您在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活动。
念：“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简称“劳盟”。发起人是袁红冰和我。袁红冰是
北京政法大学法律系的教师，在进行《和平宪章》活动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建立劳
工组织的事情，不过那时没有定下来。从法律上看，公开筹建劳盟，从章程的制定
到操作的规范都是合法的。不过在准备筹建的过程中，袁红冰就被抓了起来。在被
抓之前，袁红冰和我说过，如果他被抓，会有人来继续与我联系。王中秋是北京政
法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在袁红冰被抓之後他来找我，把劳盟的章程、宗旨、纲领
写了出来。我就到北京民政部提出组织劳盟的正式申请，他到湖南、广东一带联系
成员。我在申请的过程中找到了张林，我问他愿意不愿意参与筹建劳盟的事情，他
一口答应了。我先後向民政部申请了三次，民政部的人让我上劳动部，我就去劳动
部，劳动部的人说这是民政部管的事情，推来推去。我们在向民政部申请的时侯就
说明这是是独立於政府的全国性的民间组织，他们说建国以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
情，要向上级请示。我就想乘他们请示的时侯到全国走一走，商量一些具体的事情
，包括经费来源等。我南下上海，然後到安徽、武汉、杭州，为劳盟串联，一共串
联有二百多人。
亚：三年前我采访上海人权协会的杨周，他也说到当时北京的朋友为了“劳盟”的
事情曾经南下上海。
念：是的。我与杨周很熟悉，我到上海去住的宾馆也是杨周介绍的。我回到北京之
後知道民政部的人曾经来过我家，很高兴，以为有了结果。没想到公安局找我了，
将我监视居住了半年，当然也没有问出什么结果。因为我们“劳盟”的章程都是公
开的，没有必要隐瞒，公安局感兴趣的是我们的成员，当时有报导说是二百多，公
安局想知道究竟是哪些人，我对公安局的人说因为我们筹建的组织没有被批准，所
以不能将成员名单告诉他们，如果批准了，他们自然会知道。我所强调的是我们为
中国劳工谋利益的出发点，我们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劳工问题，这个问
题一定会在今後的某一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比如市场经济会带来通货膨胀和失业
，现在的职工下岗就是这样的事情。我们劳盟的宗旨是追求社会公正，司法公正，
在社会变动中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亚：其实就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来说，共产党作为执政者仅仅从社会管理的角度也
应当想到这个问题，并不需要持不同政见者来做这件事情。
念：是的，所以公安局的人也说我们有超前意识。就在我们申请成立“劳盟”不久
，共产党就搞了一个劳工法，人大常委会也通过了。
亚：一九九五年我们就得到这样的消息，江泽民曾经说过，“中国保障劳动者权益
同盟”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最反动的组织”。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消息，
您的看法如何?
念：我也听说过。这是从教会的朋友那里听来的，他们似乎是从国外的途径了解到
的。江泽民说“劳盟”是最反动的组织，同时也提到民间的基督教组织。他说一九
九四年在国内有两件大事：劳盟和基督教会，公安局要警惕。我认为江泽民的说法
是违宪的，因为《宪法》的三十五条规定中国公民有结社的自由，筹建劳盟所遇到
的阻碍再次告诉大家，在中国是“权大於法”，宪法中赋予公民的权利停留在纸面
上。我与教会的朋友关系一直不错，包括高峰、徐永海，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来支持
我们的工作，有道义上的也有经济上的支持。
亚：您觉得为什么共产党会如此惧怕“劳盟”和基督教组织这样一些非政治的社会
团体?
念：共产党这样一种极权组织要的是思想一律，不喜欢思想不一致的团体发出不同
的声音。基督教组织是一个信仰的团体，与共产党的信仰不同。共产党知道信仰的
力量是相当大的，有人为了信仰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基督教会团体的人
数在迅速增加。共产党对此相当害怕，为了防患於未然，就要镇压。对於“劳盟”
也是抱这种心态，怕劳盟成为一种不同的声音在社会上出现，对独裁统治造成威胁
，共产党更害怕这两种组织形成一种合力，这样的威胁就更加大了。共产党面对社
会矛盾没有去缓和，反而是激化矛盾，他们的“保障工农权益”历来停留在纸面上
，从来没有实施过，从来不管工农的死活。所以公安局的人对我说，劳盟表面上温
和，但与共产党对立，如果上街游行，开始几十人，马上会变成几千人甚至迅速发
展成一百万，台湾的美丽岛事件就是这样，在人很多的时侯可以突然宣布要做什么
事情。这种可能确实也存在。
劳动教养制度必须废除
亚：您在国内经历了三年监狱生活，三年劳动教养，回忆这些经验，对当事人是一
种痛苦，对世界上许多善良的人们来说，则开辟了另一种新的视野。
念：我理解这一点，我在中国度过了三年刑期，三年劳动教养，还有一年半“监视
居住”。我第一次坐监狱是在北京第二监狱。因为我一直坚持无罪无错，狱警就千
方百计整我。有一次放工回家，排队操练，狱警故意说我没有按照规定喊口号，让
站我在队列外边。队长过来二话没说就让我立正，对我的脚猛踢，大约有一分钟多
，队长弄得自己反而下不了台，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我服从，而我却依然抗拒，使得
他特别尴尬，就将我关入小号。那时正是三九寒冬，小号後面的窗户还开着，晚上
没有被子盖，在我的一再抗议之下，才把被子送来。每天三个窝窝头，两块咸菜，
两碗白开水。这就是在身体、精神上对你折磨。所谓的“监视居住”前後有两次，
加起来有一年半，虽然吃和住比较好，是在招待所内，但实际上是变相的监禁，每
天二十四小时有人分班值班。这种叫做“异地监视居住”的做法本身是不合法的。
按照中国法律，监视居住应当是在被监视者的家中，划定一个活动范围。劳动教养
的时候，开始在七处呆了半年，後来押往黑龙江双河劳动教养所，最後送到北京团
河农场。在团河劳教农场，劳教人员进门出门都要喊报告，上厕所也要喊。我在进
农场的第二天就不喊报告，狱警就唆使犯人殴打我，猛击我的头部。我就绝食抗议
，一连有六天。一方面抗议对我判处劳动教养，另外抗议在劳教场所对我人格的污
辱。
亚：我记得您曾经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控告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和北京市公安局
。
念：这是我的合法斗争的一个内容。我在诉状中逐条反驳了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
对我作出的劳动教养理由。我所发起或参与签署给政府、人大的那些公开呼吁信，
是行使中国宪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三十五条所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从形式到
内容都没有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地方；我参与筹建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也没有违
反宪法和法律，可笑的是北京公安局在经过取证调查後还明确做出过“不构成犯罪
”的结论，但是北京劳动教养委员会仍然依照这个罪名决定将我“劳动教养”，所
以我要求法院撤销对我所施加的劳动教养的迫害，还要赔偿我的经济损失，当然在
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下，这种控告也是没有什么结果的。
亚：在一九九五年春天中国大规模的公众请愿活动中，您所发起的给人大常委会的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建议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念：我发起向人大请愿，建议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因为劳动教养本身是一个很坏的
制度，不仅违背了人权的基本标准，是对人权的践踏，也违背了中国现在的宪法，
体现了中国司法的不公正。中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规定公民未经检察院、法院的批准或决定和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规定禁止
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式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劳动教养制度完全违背了宪
法的这些规定，它不需要经过法律的程序和法院的审判。就可以把人关进所谓的劳
教场所，中国的“法定罪行”的原则在这里完全失效。就对人的迫害来说，劳动教
养与在监狱劳改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从某种方面来说，甚至比监狱更加严厉。因
为他没有一些具体的法规约束，比如监狱还有监狱法。而劳教没有具体的法规这样
就给管理人员有一种很大的活动的空间，他可以任意地处置被管教的人员。所以废
除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非常必要。
用和平理性的手段结束非理性的政权
亚：在中国民主运动参与者的队伍中，每一个成员的思想历程不尽相同。我不知道
您反对共产党极权制度的观念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
念：我对共产党看法的变化是从去农村插队开始的。(亚：您去的山西省平陆县是不
是六十年代曾经广泛报导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地方?中共宣传机构把一个
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写成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军民团结故事，那是一个非常贫困的
地区吧。)对。那里的生活相当艰苦，与我们以前接受的共产党所宣传的情况完全不
一样。共产党宣传的是社会主义好，可是在我插队的农村基本处於一种食不裹腹，
衣不蔽体的状况，农民吃不饱，也不敢吃饱，吃饱了就意味着会挨饿。农民每天只
能吃个半饱，大部分时间是吃稀的，没有青菜，只有在春节和八月十五的时候才能
吃一点肉。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住的是窑洞。总之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宣传的相差十
万八千里。另外从历史来看，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到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到文化
大革命，几千万中国人丧失了生命，而执政的共产党对此没有一点忏悔的表示。这
表明这个政权不是为人民的，实际上共产党也不认为宪法第二条所规定的“一切权
力归人民”是必须实行的，他们历来给人民带来的是压迫。再从体制上看，共产党
的最高权力没有制约，一定是腐败的。
亚：八九民运至今将近十年，在您看来，自六四镇压之後，共产党政权的种种不同
的做法，究竟是一种对形势的被动应付，还是另有一种更深的考虑在其中?
念：我认为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非理性的政权，并不是理性的政权。建国以来，它
的统治方式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否则也不会有几千万人死於非命，也不会
发生六四。也不可能出现西单民主墙。连续的政治运动中人们所遭受的磨难，都说
明了整个政权的非理性性质。所以现在共产党的一些做法也不是一种可以寻找到规
律的预谋，不是前後一致的深思熟虑的措施。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挖肉补
疮，走一步看一步，没有准确的预测。今天签署人权公约，明天又抓人，权力私有
，最高权力不受制约的本质没有任何变动，所以在政治上不可能有松动，一切所谓
宽松的行为只是做给人看的，这个政权的言行从来没有统一过。
亚：那么为了结束这个非理性的政治制度，究竟是要采取和平理性的手段，抑或暴
力的手段?
念：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尽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理性的政权，不过我一直认为
需要用理性温和的抗争来改变这种状态。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采取和
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是必要和必须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采取武装的形式，那么
第一是走不通的，第二，会带来很大的损失，这将是无数生命的丧失。在中国，民
主人权运动完全可以通过对当权者不断施加压力的方式来进行，还可以内外呼应，
因为共产党内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共产党内也有人认识到他们以往的统治给人民带
来的灾难不可再继续，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对文化革命，对六四镇压经过认真的分
析和思索之後，会得出一种正确的结论，比如赵紫阳一类人物。
亚：假定您这种分析是正确的，哪么马上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这几年国内人士确
实也坚持以一种和平理性的合法斗争的方式来从事民主和人权运动，不过从实际的
结果看，共产党并没有给以善意的回应。这样的实际效果使得人们不得不考虑，在
中国和平的合法斗争的手段是否真正行得通?
念：我觉得还是可以行得通的。人们不可能要求这样一个政权在短时间内垮台，它
毕竟还有六七千万党员，有一种蜘蛛网式的基层组织在对中国各个环节加以控制。
当然这种控制也是一种表面现象，不能征服人心，人心才是国家的统治基础，没有
人心，共产党的统治迟早会消失。所以只要坚持努力，必然有成功的一天。这样的
成功付出的代价较小。
亚：一九九八年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基本上也是一种和平合法的斗争，虽然叫“
组党”而不是一般的结社。对於这一点，您的看法怎样?
念：建党运动是我在出来之後才知道的，我在劳教场所消息是被封锁的。这些组党
的朋友与我很熟悉，像秦永敏、王有才。他们的这种操作方式是完全可取的，公开
提出申请，就是和平合法的非暴力的方式。我们要看到的是，现在并不是所有成员
被抓，共产党能做到的也有限，只能抓一些主要人物，活跃份子，它不敢也不可能
像以前那样对不同政见人士一网打尽， 斩草除根。这也说明人民的不断抗争和国际
舆论压力有一种比较好的结果。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希望，以前的抗争常常因为
一句话而失去生命，现在不一样了。所以说现在的挫折是在前进中受到的损失，而
不是在倒退中的损失。在文化革命中或者以前，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小集团常常是被
全部抓起来，全部判重刑或者枪毙。不要说平常百姓，连得共产党党内的高官也在
路线斗争中被残酷镇压。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对国内的组党运动是充分肯定
的。
亚：您刚刚从国内出来，海外的一切对您说来都比较新鲜，能能说一说对海外民运
的看法?
念：对於海外民运的情况，在国内完全只是听说，没有直接观察的认识。现在有了
一种直接的认识。我觉得海外民运处於一种纷争之中，这是一种内耗。我出来没有
几天就已经感受到这种纷争带来的恶果。海外与国内环境不同，国内面临共产党的
高压，在海外这种高压消失了。这种纷争没有必要，会使得国内民众有看法，使得
国际社会觉得中国人只会内斗，使得民运的威信越来越低，这样只会让共产党看笑
话。以前没有在媒体上见到过对国内民运纷争的报导，现在因为出来的人越来越多
，还把纷争从国外引入到国内。我觉得要结束这样的局面第一就是，大家在内部私
下所说的一些话不要公开发表，第二，即便有成见也要存在心里，求大同存小异。
当然我们不会像共产党那样搞舆论一律，但是为了整体利益和总的目标，把纷争放
下，有些争议的问题可以在共产党瓦解之後再各抒己见，当然即便在那个时侯进行
争论，也要遵守游戏规则，不能为所欲为。
亚：您在其他方面还有哪些计划?
念：首先是养病，然後还得找工作做，我还想从事老行当，写一部小说。当然要与
国内民运保持联系，对被捕的人士和家属的进行援救。“劳盟”的事情我还继续想
做，关注中国民众的切身利益是我不变的信念。这方面我在国内还有许多朋友，虽
然他们不为人所知，但是有广泛的根基。袁红冰被隔离在贵州，实际上是被软禁在
那里。共产党当然不容许“劳盟”“死灰复燃”，但是组党运动出现之後，形势可
能会出现一些变化，组党运动可能会给劳盟的继续活动带来一些正面的意义，因为
对共产党说来，“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组党相比，民众要建立劳盟的事情毕竟轻
得多，也许在这一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突破口。
亚：我还想问储海兰，这么多年您为丈夫奔走呼吁，有什么体会?
兰：我最大的体会是，开始我与政府部门包括公安机构打交道的时侯很恐惧，总觉
得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後来时间长了才发现，错的不是我，而是政府。这个政府
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从大的理论来说是它搞一党专政，不民主。我丈夫刘念
春从事自己所追求的理念，出於对人民的责任感和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做事情，从个
人来说也是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没有错。所以在刘念春被劳教之後，我就从法律的
角度要求政府作一个明确的交代，刘念春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当政府硬要把刘念春投
入监狱时，我就从中国法律的规定来呼吁，让我的丈夫得到法律所规定的医疗保障
和相关的生活待遇，而政府拒不执行，我就不停地要求，这样就出现了後来大家知
道的一系列的活动，包括申请游行、申请示威，到天安门静坐，找联合国的人权专
员玛丽罗宾逊，给江泽民、乔石写信，克林顿总统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写信。我统
计了一下，前後不下一百五十封信。
亚：听说您的女儿这几年来在心理上受到了一些损害。
兰：这次出来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尤其是我们的女儿，在一两岁开始就收到警察的
骚扰，长大懂事後在精神、生理上受到影响更加厉害，变的很不开朗。她三年半没
有见到父亲，这次她父亲从劳教场所直接到飞机场，女儿又害怕不敢与爸爸见面。
虽然长期思念，一旦见到又不敢相认，这是非常痛苦的，这真是中国政府的罪过。
因为离开得太突然，她也来不及与学校老师同学打招呼，现在女儿一提到学校就会
掉眼泪。她也想念奶奶。我现在担心的是刘念春身体检查的结果还不知道，他的直
肠与胃，尤其是直肠我很担心，肝上也有囊肿，现在是否有发展不知道。来到美国
遇到关心我们的很多老朋友，感激之情不知道如何表达。请你们代为转达。
亚：好的。我感谢你们接受采访，并祝你们全家在美国生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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