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香港支持大陆民主运动先驱者刘山青
一九八九年中国大规模民主运动的兴起使得香港成为中国民运的“大後方”，每
年“六四”纪念活动中香港市民表达出来的热情深深感动着全世界。刘山青是香港
民众中最早投身於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第一位为中国大陆民主运动
而坐牢的香港居民。“历史总是有先行者的”——这是刘山青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
下的话。实际上他本人就是一位走在历史潮流前列的先行者。中共当局的十年牢狱
，没有消磨刘山青的意志，他依然在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奔波。在香港“回归”前
不久，他开始在主持电脑网络杂志“香港民主之声”。日前刘山青访问美国，广泛
接触海外民运朋友，期间接受了记者的访问。
为探望被捕民运人士而坐牢十年
亚：非常高兴见到您。八九民运之後香港人民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巨
大关心和支持举世皆知。不过也许比较少的人才知道，早在此七年之前，有一个名
叫刘山青的香港青年就介入了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并且为此被中共当局逮捕。我
想请您先说一说当时的情况。
山：这是一九八一年圣诞节的清晨，我独自坐上火车，从香港到达广州，主要是想
探望在这一年春天被当局关押的广州民运人士何求与王希哲。记得那天我的女朋友
，也是我的战友阿清没有到车站送行，因为她直觉到我会出事。以前她曾经陪同过
我多次进出内地，可是这一次却反对我冒险，因为当时的形势正是中共当局大力镇
压民运组织的时候，而我却执意要去广州，於是独自北上。圣诞节晚上我在珠海与
何求的妻子见了面，谈了一个多小时，我送了一件羊毛衫托她带给何求，她没有想
到在困难中还有香港朋友来看望他们，很是感动。何求是这一年四月在北京被捕的
，後来也被判刑十年。第二天我去王希哲家，王希哲的太太神情非常紧张。跟我诉
说了四月份王希哲被捕的情境。当我一出王希哲的家门的时候，就发现被跟踪，我
转来转去以为摆脱了跟踪。深夜我从流花宾馆看朋友出来，就见到街上停了一辆车
，五个人走过来要我跟他们“走一趟”，我就被带到广州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开始
我有侥幸心理，认为不见得会有什么事情，与提审的人连续磨了七个晚上。想不到
最後的结果竟然是我悠悠十年的监狱生活。
□刘山青在纽约接受采访(照片)
亚：我们的读者一定很想了解，第一位为中国民主运动而坐牢十年的香港青年究竟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您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
山：我是香港居民，一九五二年生，父母都是工人。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我在
香港大学读书，主修数学。在大学里我就参加了学生运动，担任过学生会时事委员
会成员。一九七五年我参加过反对增加军费运动，一九七六年支持过北京的天安门
民主运动。大学毕业之後我办过工人夜校，参加过一些社会运动，包括反对政府封
闭金禧中学事件，油麻地艇户争取上岸事件，佳艺电视台员工争取复工事件，还有
第二次保卫钓鱼台运动。大学毕业之後我当过金宝轮电子元件公司的推销员，从一
九七九年开始，我与大陆民主运动建立了联系，一九八一年被捕，一九九一年释放
。
亚：中国当局当时逮捕您的理由是什么?
山：我一直以为是自己投入了中国民主运动，“犯了法”，所以中共当局要抓我。
但是後来我在审讯期间接触到一些中国刑法书籍，才晓得我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
在中国宪法保护的范围之内的，没有违反法律。广州市检察院起诉我的罪名是“反
革命”罪，可是我在看守所向检察院的人要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我发现
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我犯有“反革命罪”。《刑法》第九十条对反革命罪是这
样规定的：“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而我虽然反对官僚专政，但是不反对社会主义，
相反我支持充分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我是一个革命者。刑法一百零
二条对我也不适合，因为我从来没有“以反革命为目的”向群众私下或者公开进行
过什么“煽动”。其实当时整个中国南方的民主运动也不过是要求言论与出版的自
由，要求法律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比如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结社自由”也
是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所以当时内地民运人士的活动都是完全合法的活
动，是中国当局自己违反了宪法和法律。再有，中共当局一九八一年底把我抓起来
，直到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正式发出对我的起诉书为止，都没有将我被捕关押
地点通知我的家人，这也明显违反了中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的规定。所以在第
一次审讯结束的时候，我要求法院将我的抗议记录在案：“我刘山青被判十年，不
是我个人的不幸，而是时代的不幸。”
亚：在您被捕之後，香港居民一直没有停止对您的声援和营救工作，还成立了“营
救刘山青委员会”；海外中国民运人士，包括当时的《中国之春》杂志也发表了一
些文章和报导为您多次呼吁。
山：这是我一直铭记在心的。一九八六年底，香港十五个社会和宗教团体前往新华
社香港分社，请求安排他们的代表前往广州探望我，他们还派代表直接前往广州，
向公安局询问我的情况，并联名致信广东省公安厅和高级人民法院，要求中国政府
重新审理我的案件，早日释放我与家人团聚。他们还在香港发起签名活动，准备将
收集到的签名寄交赵紫阳，我知道仅仅在这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天，就收集到两千多
居民的街头签名。
亚：您的父母也为了您而多次前往广州。
山：中共当局将我与外界隔绝，使得我家人非常焦急。在我被捕一个星期之後，有
朋友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我出了问题，我父亲开始以为不会有什么事情，到一个月
之後还没有接到我的消息，才觉得不妙，就申请回乡证，到广州找我。在八二年二
月、六月、八三年三月我父亲连续三次去广州，连续奔波於公安局、法院之间，要
求见我，一直得不到批准。我的母亲和阿姨也到广州来，总算到看守所见了我一面
，後来父母差不多两年来看我一次。一九八六年“中国民联”的杨巍案件对我的父
亲影响很大，杨巍到上海在大学从事一些活动，结果被判刑两年，我父亲想，我这
样没有从事什么活动就被判刑十年，中国的法律太荒唐了。出狱之後，我发现我的
父亲因为我的案件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摆脱了以往那种忠诚、老实而怕事
的息事宁人的习惯，有了一种“搞民主无罪”的想法。
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者
亚：王希哲是您的狱中难友，他对您当时在监狱中表现出来的气节曾经大加赞扬。
您是否愿意说一说在中国监狱中的遭遇?
山：开始我被关在黄华看守所，八二年中秋调到潭江看守所，都是单独囚禁。一九
八三年我被正式判刑之後，被转到梅州监狱，一九八八年又到怀集监狱。很多关在
监狱的人说中国是一个大监狱，我们坐的是小监狱。其实监狱真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它是以悲惨的方式反映了外面的真实世界。在监狱里，当局让杀人犯做我的“师
傅”，监狱干部经常对不听话的犯人动用私刑，在邓小平的“从重从快运动”中，
还随意枪毙犯人。不过在看守所期间我倒是还读了不少书，包括《资本论》、《红
楼梦》、《白痴》等。在黄华看守所，我遇见过王希哲，王希哲在被判十四年徒刑
之後被关到怀集监狱，我在怀集监狱也与他见过面，这时的王希哲已经是满头白发
，牙齿掉了不少。我们还隔窗、隔墙谈了多次话。监狱生活使得人在精神上很难受
，但是好在我做人一向豁达，看得开，又有理想的支持，所以可以坚持到最後。
亚：您能不能说一说，作为一个香港青年，为什么对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这样关注
?
山：十多年前一些香港居民也这样问过我，一个大学毕业生，为什么要去搞民运坐
共产党的监狱，毁了自己的前程?我想，如果我是一个一般的大学毕业生，哪么对我
的行为似乎就不好理解，可是我在前面说过，我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者
。我很早就关注社会活动，包括香港社会和大陆社会的，在大学期间我就接触过各
种派别的政治组织。本来我对毛泽东还有一些糊涂的幻想，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
安门事件爆发，对我触动很大，加深了我对共产党官僚制度的认识和对社会民主主
义的追求。香港学生当时对“四五”天安门事件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我的看法是，
天安门广场事件很清楚是人民受到镇压，而一个代表人民的政权是不会害怕人民，
让人民流血的。天安门事件是一九四九年中共统治大陆之後，人民群众第一次自发
、集体、公开地表示对统治制度的不满和对人民民主的向往，可以说“四五运动”
标志着中国民主运动的诞生。在这样的斗争中，我自然要站在人民一边。一九七八
年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後来民主墙出现，大陆还出现了一些集会、游行活动，整
个民主运动的形势很好，我看得很兴奋，很快就直接投身其中，与大陆的民运分子
共命运。当时主要是与各地的民刊运动联络，在这个运动中，中国各地城市出现了
一批坚定的活跃分子。那时广州的刘国凯与朋友们一起办了《人民之声》，香港大
学一个学生有一次到广州，与刘国凯、王希哲见面，带了几份民办刊物回来，我们
就一起开会讨论如何在香港呼应国内的民主运动，会後我就组织了一个支援国内民
运的核心。另外我还要说的是，我那时也是香港的一个革命组织——革命马克思主
义者同盟——简称“革马盟”的成员，担任常委，负责中国方面的工作，这样，我
支持国内民主运动更是顺理成章的了。
亚：您说的“革马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山：香港青年中间的政治性组织很多。“革马盟”的主要政治观点是认为中国是官
僚化的国家，在官僚的压迫下，人民一定会起来觉醒和反抗。我在与国内民运的接
触中，深深感受到这一点。我们当时的这种观点也大量出现在民运人士的文章中间
，比如著名的民运人士陈尔晋在“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文章中就指出中国的官
僚主义是实行封建专制，社会矛盾缺乏缓冲的余地，“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历史的
必然趋势”。所以我说，与其说我是国内民运的支持者，还不如说我就是中国民主
运动的一分子。从七九年十月我第一次上广州开始，到我一九八一年底被捕为止，
我一共到国内去了十四次，七九年三次，八零年九次，八一年初两次，一般是几天
，主要是广州，八一年初到北京上海去了十几天，与很多民运人士有交往。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前景
亚：从广州检察院对您的起诉书看，您的一个很重要的罪名是“传递反革命书刊，
宣传反革命主张”您是否可以具体说明一下?
山：在精神和物质方面支援国内民运是我们的主要工作。我们当时设定的工作主要
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与国内民运建立联系，进行思想上的沟通；第二是经常与国内
人士交流刊物，把国内的刊物带出来，给香港和国际媒体，扩大他们的影响，同时
也从香港带一些书籍给国内的朋友；第三是在香港建立支援运动，动员市民学生对
国内民运以更大的关注和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我给王希哲带过王凡西写的《毛泽
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据王希哲说这本书对他的影响很大。还有一本是王凡西的
《毛泽东思想》论稿。王凡西这个人二十年代就加入共产党，直接跟周恩来工作，
後来成了“托派”。我还带去过托洛斯基的《被背叛的革命》、《苏联国家性质》
，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还有吉拉斯的一些著作和香港公开出版的期刊。
在来往中，我与广州的何求、王希哲、刘国凯、陈尔晋、北京的杨靖、上海的傅申
奇都有交往，很多朋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傅申奇就是一个实干派，我最
记得的是傅申奇曾经很直接问我“托派”是什么，“香港革马盟的组织情况怎样”
。
亚：怪不得您一九九三年还出面发起要求中共释放傅申奇的联名全球签署运动。在
中共当局对您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中还说您曾经“煽动”傅申奇说，在中国要有一个
“独立的政治势力，与中央唱对台戏”。傅申奇也和我说过，他在与您初期接触的
时候就认为您的理论视野比较开阔，有一种开放的思路，虽然是“革马盟”的成员
，但是也考虑过各种政治力量的统合。傅申奇认为在坚定和不妥协的抗争上，您可
以被称为是一个楷模。
山：一九九三年傅申奇再次被捕入狱的消息传到香港，我十分愤怒。我知道傅申奇
当时在上海已经比较低调了，但是中共当局就是不放过七九民主墙的一批人。我於
是就在香港发起了一个营救傅申奇的运动，这场运动比较成功。傅申奇所说到的“
开放的思路”和“各种政治力量的统合”，我虽然未必在这方面做得好，但是我是
肯定这些理念的的。知道傅申奇对我这样高的评价，我当然很高兴。当年我与我的
女朋友、现在的太太阿青探访傅申奇的情境似乎还历历在目。傅申奇那时是一个精
壮的青年，很诚实，说话直接，也有领导能力。相隔十多年的今天，我在美国纽约
与他会面，看他瘦了，又要照顾太太和孩子，看上去有点累。他不懂广东话，我的
国语也基本上忘记了。王炳章作翻译，我们只能随便交谈几句，这使我心中有点难
过。
亚：您在出狱回到香港的时候，向在场的记者和欢迎的人们表示自己仍然是一个“
马列主义者”，您是否可以就此作一些解释?
山：我所谓的“马列主义”，指的是给了我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的马列主义。而那
些共产党政权，包括中共在内的，并不是马列主义，虽然他们一直在口头上宣称自
己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实践过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
实现过社会主义，已经倒台的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假的社会
主义。我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前途之所在。
亚：哪么您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解，具体说来又是什么?
山：我想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包括消除资本的剥削和实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新
的社会的经济规律应该与现时的资本主义是不同的。在新制度内，社会每个公民的
权利和义务应该是大致平等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那种官僚集团高高在上，
人民的言论结社自由被剥夺的现象与真正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自然我不想，也
没有能力具体勾画出未来社会的蓝图和实现它的具体过程。不过我相信，资本主义
制度必然会让更加先进的制度所取代。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必然全面崩溃，新的社
会主义必将在旧有的历史废墟上重建。
回归後的香港在倒退
亚：香港回归已经一年有半，回归前人们对於未来的变化究竟是“香港大陆化”还
是“大陆香港化”也有不少争论，依照您在香港的具体生活体验，您觉得回归後的
香港究竟有什么变化?
山：多年来具有民主制度传统的香港对於中国大陆当然是会发生影响的，但是，大
陆对香港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影响。许多事情表明，香港在倒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
制制度逐渐被引入香港。比如中资集团收购香港亚洲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直接经营
传播事业，这样就有可能控制香港的新闻自由。影响公众舆论。香港某报业集团主
席做假账竟然不受指控；香港的罪犯“大富豪”在大陆受审，用中国内地的法律来
审判香港的罪犯，这样也可能影响香港的司法独立。
亚：您以前担任过香港“支联会”的常委，记得您在一九九三年曾经说过，支联会
“应该坚持人民有言论自由，有权批评政府的原则，并坚持在九七以後作为一个合
法、公开而不放弃原则的组织”。不知道您现在是否还参与支联会的活动，与“四
五行动”组织有什么关系。
山：我现在仍然连任支联会常委。我仍然坚持我一九九三年所说的意见。不过，回
顾支联会多年来的道路，我认为支联会仍然停留在“平反六四”的层面。“支联会
'大致是一个支援民运的联合组织，“四五行动”也是八九年产生的社会运动组织。
我不是“四五行动”的成员。
亚：您现在在香港从事什么职业?听说您在主持一个电脑杂志，办得很不错。
山：我现在在香港担任社工，就是在社会服务团体中间担任福利工作。我主持的电
脑杂志名字叫“香港民主之声”(Hong Kong Voice of Democracy)，这是一个中英
文的双语刊物。我们这个杂志是在香港回归之前开办的，当时主要是感到香港新闻
界在回归来临的时候自我设限，自我审查情况日益严重，需要我们这样一个刊物来
补充现有新闻媒介的不足，让民众享有更多知情的权利。根据我们的统计，网上读
者不少，其中海外人士的读者占有很大比例。
“香港民主之声”为民主自由呐喊
亚：我看了今年十一月份印制的“香港民主之声”，其中有你们这个杂志的详细介
绍，王军涛、王希哲还是你们的顾问。您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的读者说一说你们这
个电脑杂志的运作情况?
山：我们这个杂志是在一九九七年五月由香港的四位新闻工作者正式建立起来的，
是一个非盈利的独立的新闻机构，主要任务是观察香港的言论自由和人权的发展状
况，向公众提供香港社会的最新发展的客观和权威的报导，并发表一些关於香港民
主运动的文章。六月十七日“香港民主之声”董事会正式公布了我们的网络网址。
根据我们的统计，第一年有三万两千人次上网阅读我们的杂志。我们这个杂志有这
样几个原则，第一是相信民主和言论自由是与经济繁荣不可分割的，最近的亚洲金
融危机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监督，贪污横行，就不可能有持久的经
济繁荣。民主制度和言论自由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基础。第二，香港的媒体应
当出来保护人权，不只是依靠北京政府或者特区政府来保护人权。特别要指出的是
中国政府虽然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但是没有准备实行。第三，我们认为坚持
言论自由的最好的途径是提升我们这样的独立的、非商业的新闻机构。在香港，有
很多印刷和电子的媒体，但是大量的是为大公司和一些寡头所拥有的。其中很多机
构因为商业上的利益或者其他原因不愿意得罪中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
的独立媒体就显得更加重要。第四，现在国际电脑网络日益普及，大陆居民也愿意
通过网络得到在通常的媒体上得不到的信息。中共官僚集团要封锁网络上传递信息
的渠道相对来说也要困难得多。
亚：请您再将你们这个电脑杂志的主要形式和未来进一步的打算介绍一下。
山：我们的杂志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电子周刊”，是对最近的社会和政治情
况的报导。我们独家报导过中国的不同政见者在香港的处境，引起了国际传媒的关
注。第二是“新闻论坛”，发表一些专题评论文章。未来我们要继续坚持言论自由
的原则，扩展我们的服务，还要扩大与世界各国媒体的交流，联络更多的朋友，让
他们关心和了解香港。同时我们打算在杂志中增加可视图像与有声的内容。
亚：五年前您来到美国巡回演讲，那时是您被释放之後不久。这次您到美国来主要
做些什么?
山：这次来美国，一个是找一下索罗兹基金会，另外就是会见在美国的海外民运朋
友，希望大家一起支持明年“六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明年是“六四”十周年纪
念，民主墙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很多重要日子集中在
一起，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和一些朋友打算在国际电脑网络上面设置一个“六
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网页，利用这个网页向全世界传送关於“六四”的资料以及
大陆民主运动的其他材料。我们还准备在这个网页上面展开全球性的签名活动，促
使中国政府释放被关押的民运人士，落实中国政府已经签了字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
。我们这个网页未来的网址是WWW.June4.org。请你们帮助我们宣传一下。在美国我
还与王丹见了面，对他作了一个采访。
中国民众对共产党专制的新挑战
亚：就空间距离来说，香港离大陆比较近，从香港观察大陆，您认为最近有什么值
得注意的变化?
山：我以为在中国有两点变化对中共的传统统治提出了挑战。一个是基层的工人和
农民运动高涨。很多地方下岗工人罢工，村民与公安人员对持的消息经常传来。值
得注意的是这些运动并不是从一般的政治理念出发的，而是从百姓切身的经济权益
出发的，比如农民要求减少“苛捐杂税”，这实际上表明了民众运动的深化，而当
局也很难对这样的民众运动施加暴力镇压。另外一个是知识分子和各种专家在各种
场合，包括他们在人大、政协内部对中共当局的政策提出批评，要求政治改革，包
括差额选举，基层地方政权直接选举，这样就使得民众活动有了更大的空间。
亚：对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看法，您曾经批评过中国的改革是“官僚集团化公为
私”。
山：很多人说邓小平倡导的经济改革引入了资本主义，这不错。问题在於邓小平的
改革在引入了贪污腐化、贫富悬殊、贩毒、卖淫、执法机构包庇罪犯等等社会弊病
的时候，却没有同时引入资本主义的制约和疏导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劳资
双方之间，在不同资本之间，多少有一种制约的机制，以防止社会的不安与动荡。
政府往往在其中担当一种超然的仲裁者的角色。与自由竞争相切合的是多党政治。
而这一些积极的方面，邓小平的改革却没有引入，一直坚持一党独裁到现在，在经
济上也不是保证自由竞争，而是一种官僚集团的化公为私，大量侵吞公有财产，这
一点现在似乎越来越严重了。
亚：从中共和平演变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有没有可能像前苏联一样出现戈尔巴乔夫
式的人物?
山：不可能，我认为江泽民与朱熔基都不是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这里的差别在於
戈尔巴乔夫很早就在共产党内批评共产党了，而江泽民他们却从来没有批判过共产
党本身，相反还一直在坚持共产党许多传统的错误做法，包括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对基本人权的侵犯。看看他们对国内民运人士的继续镇压的态度，就很清楚了。
亚：您对海外民运一直很是关心，也曾经尖锐指出过在海外民运组织中没有出现本
来应该出现的政治分歧，却只是把分歧转移在人事上和组织上。现在您是否仍然这
样认为?
山：应该承认，我并没有长期追踪海外民运的论争过程。尤其是对其中涉及到个人
攻击的内容更不清楚。基本上我认为现在海外民运的分歧仍然不是以政治认知上的
分歧为主的。比如说，在对国内的支持上，应该全力支持组党运动还是某一个个人
的工作?这也不是政治认知上的分歧，我们只能说这些争论的背後隐涵着不同的政治
认知。海外民运的政治路向决定於在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的理解上。其中包
括如何理解中共内部的所谓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对资本主义持何种批判态
度，对民主力量的阶级或阶层的来源的分析等等。这些都是关键性的政治分野。海
外民运组织从八九年算起至今已经九年了，现在应当是冷静下来思考的时候了。民
运组织需要从政治理念上来训练自己的骨干。中共虽然在政治上败坏透顶，但是它
的政治宣传工具还是能够蛊惑人心的。在这一方面，民运团体最起码的政治要求是
与中共的“繁荣稳定”、“改革得人心”等等谬论和歪理抗衡。虽然革命的理论不
等於革命，但是没有革命的理论肯定没有革命的行动。此外，我知道海外民运中间
有一些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但是，中国的转变毕竟还是要来自国内的。西方国家
的压力对中国的变化会起一些作用，不过从本质上看，西方国家总是从本国的经济
利益、政治利益出发的，所以对他们所给予的支持不能寄予厚望。
□刘山青与“香港民主之声”电脑杂志(照片)
亚：在结束这个采访的时候，我还想问一下，对於您以往走过的路，您是否有什么
特别的感受?
山：我出狱之後在《信报》连载，後来出的一本书名就是《无悔的征程》。我对我
所作的一切没有任何後悔，我始终坚信，历史总是在进步的。记得一九九一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我离开怀集监狱，那天阳光灿烂。我在心中说，“共产党，你
的监狱侥幸禁了我十年，可锁不住你必将灭亡的历史命运。”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
。
亚：谢谢您接受采访。希望“香港民主之声”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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