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洒满华沙
——波兰十年改革一瞥
在波兰访问的那几日，正是雨後初晴的好天气。宽广干净的华沙街道上，到
处可见五月的鲜花。波兰朋友笑曰：“这是因为华沙欢迎你。”
记得廖天琪大姐在 1991年 8月访问波兰後，曾经以“乌云笼罩四野”为题，
描绘当时在历史阴影和市场经济之间艰难徘徊的波兰。 几年过去，最早由共产党制
度转入民主制度的波兰，在经过一段改革的阵痛後，今天已经是政治体制稳定，经
济连续增长，其“先政治改革、後经济改革”的波兰模式，已经被实践成功地证明
其正确性。在今天的波兰，人民享受着政治自由与新闻言论自由，其经济的发展前
景有如华沙春日明朗的阳光。
捷克总统哈维尔恰好也在那几天访问波兰。他是来与原共产党国家的东欧邻
居们商量，怎样一起筹备纪念东欧民主胜利十周年的活动。
自由的意义在於……
在二战时被炸成废墟、後又依照原图重建的华沙美丽古城，国际特赦组织波
兰分会的博古斯拉夫先生按照波兰人的传统，向我和翻译小姐安娜各献上一束洁白
芬芳的鲜花。
博古斯拉夫先生是一位退休的英语教授， 一位原团结工会的老战士。在波兰
结束共产党的统治之後，博古教授对他的学生说：“为了这个世界的将来，现在最
值得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人权，二是环境生态。”在这种理念支配下，博古教授
献身於国际性的人权运动。 世界历史上恐怕很少有这样的巧合。当一个共产
党国家的人民获得民主选举权利的那一天，另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民主运动却在同时
，被血腥地镇压下去。
1989年 6月 4日， 就在波兰人民第一次欢欣鼓舞地享受自己的民主选举权时
，骤然听到中国北京发生了大屠杀的消息。他们投完票後立即转身去了中国驻波兰
大使馆，发出他们愤怒的抗议声。以後年年“六四”，都有波兰人权组织成员去中
国大使馆门前游行示威。 这是波兰人最难忘的一天。
在中国的“六四”镇压发生一个月之後，，博古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即开始筹
建国际特赦组织波兰分部。他们说：现在我们自由了，我们应该马上建立人权组织
，以帮助世界上其他的还没有得到自由的人民，这是我们获得自由的意义所在。十
年过去，波兰分部已经在全国各个地区建立了活动小组，许多生气勃勃的年轻人成
为人权运动的活跃人士。
国际特赦组织波兰分部办公室设立在华沙市中心的一座大楼里。我惊讶清贫
的人权组织怎么能够承受这么昂贵的房租，博古先生告诉我，这是因为房地产公司
支持人权组织，只要求他们支付减价的租金。我在前去波兰访问之前，曾经拿着我
的难民旅行证件去申请入境签证，波兰驻瑞典领事馆的女职员一看国际特赦组织给
我的邀请函， 就一刻也不耽误地给我把签证办好，并把签证费用降低一半。在曾经
长期争取自身人权的波兰，无论在出租
车上还是在市民家里，到处都可以感觉到人们对国际人权组织的尊重。
作为国际特赦组织的一个年轻分部的创始人，博古先生在 1995年曾经到过具
有丰富的国际人权活动经验的瑞典分部来学习。在斯德哥尔摩，他听过我做的一个
有关“中国的死刑和受害者”的演讲。几年之後，博古先生的国际特赦波兰分部联
合波兰笔会、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和团结工会，计划筹办一个纪念中国“六四”十
周年的活动，他们把热情洋溢的邀请信寄给了我。
在这个主题为“昨日天安门，今日科索沃，明天是哪里？”的纪念大会上，
除了我这位来自中国的客人之外，还有来自英国伦敦国际特赦总部和来自俄国人权
组织的代表。波兰国会的两位代表和原华沙市市长也与会发言。
波兰笔会的会长致词说：“由於波兰自身的遭遇，我们特别同情人权被侵犯
的中国人民。十年来波兰笔会一直在支持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他还谈到，
以争取言论思想自由为宗旨的国际笔会，完全不能容忍中国政府镇压自己的人民。
享有盛名的波兰团结工会的代表回忆说，在八十年代波兰工人争取自由的奋
斗中，获得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支持，因此现在团结工会希望能够帮助仍然在中国监
狱里的异议人士。
华沙市前任市长也到场发言，他回忆当年“六四”屠杀发生後，北京驻波兰
大使馆和他联系，希望华沙和北京结成“兄弟城市”，被他拒绝了。他们用这种方
式表达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
会议上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原驻北京的波兰记者讲述他 1989年的经历。当
时他亲眼目睹了长安街的鲜血，目睹了北京市民用鲜血在墙上书写标语：“打倒李
鹏！”他至今仍记得许多北京人对他说的话：“请你告诉世界北京发生了什么。”
这次会议一致表示支持王丹组织的平反“六四”百万签名运动，波兰各城市
的市长亲自带头签名，并计划在“六四” 10周年那一天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门前举
行示威游行。“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的代表还做了有关“西藏人权状况的介绍”
。这个原来一直在地下运作以揭露波共侵犯人权罪行为己任的组织，在波共倒台後
可以公开地从事人权工作和监督政府了，他们并且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世界其他地方
。
因此，波兰是原中国总理、六四屠夫李鹏一直不敢去访问的地方。波兰政府
早就明确地告诉中国政府方面：波兰已经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如果人民要针对李鹏
的来访举行示威抗议，政府是没有权利阻止的。
“东欧改革失误论”可以休矣
前不久一位瑞典教授从东欧斯洛伐克回来後，惊呼：“他们的经济发展很快
就会超过我们瑞典。”瑞典曾经一度是世界首富，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也还不错，
东欧国家要超过瑞典恐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途要走。但是就笔者在波兰了解的情况
看来，这些年在中国人中流行的“东欧改革失误论”，确实可以休矣。
所谓“东欧改革失误论”， 即认为东欧所采取的全面彻底的改革是失败的，
唯有中共不进行政治改革只搞经济改革的模式才是成功的。 波兰人觉得这个说法很
可笑。在 1989年以前，曾有人建议波兰向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学习，但在六四惨案发
生後，波兰人全都说：我们不要学习中国那样的法西斯制度，不管怎样，我们还是
必须先从事政治体制的改革，然後再从事经济改革。
在改革初期，面对共产党留下来的烂摊子，波兰的情况是工农业落後、百业
萧条、经济拮据、制度混乱、产权不清。因此，新政府采取了一个经济学家、一个
参与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提出的“震荡疗法”。他们主张把工厂卖出去，谁有钱谁
就可以买下产权。“震荡疗法”的主题就是私有化。这种激烈的转型曾经使波兰经
济一度陷入低谷，使得许多人失去工作，人民一度产生怨言。
然而，“震荡疗法”的功效很快就显示出来。今天百分之八十的波兰企业已
经私有化，其中中小企业私有化程度是百分之百。只有少数大企业还是属於国营，
因为它们效益差不容易卖出去。从 1993年起波兰的经济开始复苏，连续六、七年稳
定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六。波兰的这种“震荡疗法”所造成的破坏之所以
不像俄国那么大， 是因为波兰工人阶级一直是强大的政治力量，从而有效地遏制了
共产官僚借机瓜分国家资产。
在改革之前，波兰贫困得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买。现在物质丰富了，但又产
生了新的问题，例如，现在有百分之八的失业率，有些人因此留恋过去有保障的生
活。许多老年人感到不适应时代的变化，他们在年轻时为共产党工作，现在的养老
金很少，因此觉得被生活欺骗了。但新一代的年轻人认为这样的变化是必须的，他
们努力学习新的知识， 以在自由竞争的时代里寻找工作和发展的机会。
由於政治安定，政府权力交换平稳过渡，在经济已经改善的情况下，波兰目
前正在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如行政改革、医疗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其中医疗改
革将把原来瘫痪了的医疗保险制度予以重建。这些都是民主政府造福人民的措施，
是东欧改革健康发展的标志。 波兰大学中文系教师柯为对笔者回忆波兰改革
的坎坷历程时说：现在的波兰人普遍认为十年前的选择是对的，只有少数老波共党
员还念念不忘当年的辉煌。我认为波兰的民主改革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如果当
时没有这个变化，那么今天的波兰就会像古巴一样陷入困境。
波共怎么会走到圆桌会议上？
我是带着朋友们提出的一些疑问去波兰访问的。其中一个大家都想知道的问
题是：为什么波共会在 1989年 4月的“圆桌会议”上正式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性，
并决定举行民主大选？
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和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相比，波共有其不同
一般的特殊性。是诸种因素促使波共不得不接受政治改革，从而结束自己掌权的历
史。
第一， 波兰的共产制度是苏联强加於波兰人的。波共代表的是苏联的殖民制
度，是一个傀儡政权，他们宣扬的共产主义思想并没有被广大人民接受。
二战结束後，苏联部队留在波兰。原来波兰共产党党员有的被斯大林杀死，
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劳改。 1945年以後的波共是苏联指派的，为苏联效劳的。因
此，虽然政权掌握在波共手里，但带有草根性的团结工会却在社会上拥有广大民意
的支持。团结工会为争取基本人权和推动民主进程所进行的不屈的抗争，不仅具有
现代化的意义，对於历史上长期遭受外族侵略丧邦辱国的波兰人来说，他们的抗争
也是具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性质的。
第二，是波兰天主教的影响。波兰人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信仰天主教，教会
在波兰人心中享有权威。在六、七十年代，波共的力量一度很强大，但是到了八十
年代，波共力量开始减弱，因为他们的後台－－－苏联的控制不那么强了，而宗教
却始终守住了一席之地，波兰籍的罗马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罗曾两度访问波兰居中
调停。
革命後的波兰人大都仍然保持对神的敬畏，他们并不真的相信什么共产主义
，只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入党。 许多共产党员都偷偷地在周日去比较偏僻的教堂去做
礼拜。1956年刘宾雁先生和邓拓先生访问波兰时， 曾为社会主义波兰的小学生路过
教堂时还划十字感到惊异。
1981年 12月由於工人罢工政府宣布军管，许多共产党员公开反对本党的戒严
措施。到了 1989年，波共变得更为虚弱，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力量，而团结工会却迅
速发展，力量越来越大。波兰天主教教会也表示非常希望波共能够和团结工会对话
，他们在私下里组织这样的交流和沟通。由於大部分波共党员信仰天主教，和团结
工会之间没有对抗情绪，他们也希望和团结工会对话。
第三，没有一个共产党政权会自动地交出权力，波共的妥协还在於当时波兰
的经济困境。1981年戒严以後，波兰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反抗
浪潮，波共甚至没有办法调动部队，因此在压力下被迫和团结工会对话。
原波共统治的特殊之处还在於，没有其他任何共产党国家像波兰一样，让全
国百分之七十五的土地为农民私有。 在波兰，农民是很骄傲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保
卫波兰民族的英雄，是他们养活了波兰，因此他们说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共产党领导
。波兰人生性勇於抗争，农民也从来不像中国农民那样可怜地任人宰割，如果波共
要强行实施共产主义式的土地改革，那就必须把所有的农民都杀死。只有踩在所有
农民的尸体上，共产党才有可能消灭个体经济，把所有的土地收归公有。
军管後的异议人士和流亡者
1981年以後，戒严的铁幕落在波兰。当时，军人在苏共支持下接管政府，
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八个月的工人大罢工。军人政府把异议人士投进监狱，封锁消息
。所有官方宣传机器都铺天盖地地造谣，说团结工会要推翻政府。镇压的恐怖气氛
笼罩波兰。
团结工会遭受严重挫折，只能暂时转入地下。但他们仍然坚持出版报刊和书
籍，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时波兰教会伸出援手资助许多地下组织。由於教会在
波兰的影响非常大，政府无法强行干涉，因此许多人利用去教堂祈祷上帝的机会，
聚会商量反政府的活动。
戒严後，许多有影响的团结工会成员被迫离开波兰。尤其是一些作品被禁、
被剥夺出版权利的作家，纷纷逃亡西方各国。而大部分地下组织成员、工会活跃分
子仍然留在国内坚持抗争。
流亡的波兰异议人士大都是自 1981年形势严峻的时期出国，到 1987年左右
形势稍微缓和一点了，他们便陆续回国，和留在国内的人一起推动了1989年的民主
改革。
波兰流亡者在国外为祖国的民主事业做了大量的有意义的工作，如向国内传
播消息，出版书籍，介绍各国社会科学的情况，并翻译各种书刊。这些印刷品被偷
运进在波兰，在地下广泛流传，给予年轻人知识营养和精神鼓舞。正如流亡阿根廷
的波兰作家维托·冈布洛维奇所说：
“波兰的传播媒体，哼着强制性的调子，像墓地，深渊，荒原一样死气沉沉
，只有波兰流亡者的新闻界才有些许真诚的声音。无疑地，我们的精神在放逐中变
得更诚挚了。”
流亡者在国外仍然为团结工会的目标共同努力。也许是因为波兰是小国，他
们的流亡者受到的国际关注和资助不太多，所以很少发生争权夺利的内斗和纷争。
到了九十年代，大家都先後回国了，波共也下台了，原来团结一致的异议人士才在
政治自由的情况下分道扬镳，并开始为政治观点不同而争吵。有趣的是，这些吵吵
闹闹的老战士在民主改革十年後又重归於好，因为他们业已经历了初学民主的混乱
阶段，习惯了民主程序和尊重不同意见。
大多数波兰政治流亡者归国後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有的进入政府和国
会从政，有的到学校任教，有的做生意。该做什么的做什么。他们的过去虽然不如
俄罗斯的一些著名异议人士那么显赫风光，但是在今天社会转型的发展进程中，他
们中大部分人成功地跟上了时代。比起俄罗斯的一些失落於社会边缘的异议人士来
，波兰的异议人士的处境是值得庆幸的。
今天差不多已经被人遗忘了的，是二战时流亡於英国的波兰流亡政府。这个
先抗德後反苏的流亡政府，原来一直是波兰民族的指望。在八十年代後，他们在波
兰国内渐渐失去影响而不复存在，但是他们曾经长期为帮助流亡者而工作，因而被
波兰人所怀念。例如他们帮助过一批批逃出铁幕的难民，给流亡者找工作找住房，
资助年轻人上大学。如现在年轻的外交副部长，他就是八十年代流亡到英国，在牛
津大学攻读政治学，後来回到波兰参与政治的。
流亡国外的波兰人在很长时间里，都有一个给贫穷祖国的亲友寄钱和衣服的
负担，现在这些已经不太需要了。
如何对待过去的共产党？
应该如何对待原来的共产党？ 在今天的波兰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一些
年轻的政治家说，原来的波共已经改变了，过去了历史就让它过去算了。但另外一
些人则坚持主张彻底清算原来的波共，绝不允许波共再对今天发生影响，他们提出
了一个“清查法”以肃清波共流毒。
正在被追究的是现任总理布泽克。在波共统治时期，布泽克是瓦文萨的地下
反对派的智囊，也是很有影响的反对派人士。当年布泽克的女儿生了重病，必须去
德国就医，波共安全部便要求他签署不再攻击波共的保证，才允许他的女儿出国。
据说他当年在无奈的情况下签了字。这种被认为是变节的事件正在被调查，他的政
治地位因此受到威胁。
过去的一些普通波共骨干以及基层干部们， 在波兰民主後并没有人对他们进
行清算和处理，不过他们必须开始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波共（统一工人党）於 1990年解散，他们在原来的基础上成立了左翼的“社
会民主党”。1995年波兰有 50个党派参加选举，结果选出了一个左派政府。到了
1997年换届大选，便是右派政党上台。现任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是原来波共学
生会的干部，会好几种外语，有一定管理经验。虽然他被视为是原波共的人，但他
本人早就公开表明他和原来的共产党划清了界限，说：“共产主义时代已经死亡并
且被埋葬。”
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建立了，谁当总统并不特别重要。波兰的经验证明，只
要能改过，原来的共产党人也不是没有机会的。
瓦文萨的成功与失败
瓦文萨在世界眼里至今仍然是波兰工人运动的象征。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中
，只有波兰出现了轰轰烈烈、几至推翻政权的工人运动。相比之下，包括中国、苏
联在内的所有其他共产国家工人农民，都始终处於消极状态，这不能不说是和波兰
工人阶级具有悠久的反抗传统、以及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工人领袖有关。
作为一个工人革命家，瓦文萨具有敢冒风险自我牺牲的勇气，富有号召力和
个人魅力，但这些不是成功的主要原因。真正使包括瓦文萨在内的一批工人领袖走
上历史舞台的，是由於他们和知识分子建立了长期的、牢固的合作关系，在重大关
键的问题上听从了知识分子在策略上的指导。
回忆过去的战斗历程，波兰昔日的工人领袖都承认知识分子所做的巨大贡献
，并仍然心怀感激。他们当年处在政治高压下孤立无援，缺乏罢工组织经验以及和
政府谈判的能力，是知识分子教会了他们可以不用燃烧瓶而用别的方法与政府讨价
还价。对此，瓦文萨本人一言以蔽之：全部问题的关键在於，是 KOR（波兰知识分
子成立的“保护工人委员会”） 使我们学会了怎样去工作。
然而在团结工会胜利之後，瓦文萨等工人领袖却和知识分子分道扬镳。因为
早先必须依靠工人运动来进行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到了九十年代民主时期，不再
甘做参谋、顾问的角色，他们有了直接投入社会政治的可能。於是知识分子纷纷退
出团结工会，开始创立自己的党派。而当了总统的瓦文萨有一点自大，认为自己已
经学到了许多，不再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了。
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并於波兰民主後当上总统的瓦文萨，在革命成功後却光
彩黯然。当一大堆棘手的经济问题摆在面前，瓦文萨便暴露出他工人出身的全部弱
点，原有的“造反”知识已经远远不够应付国家生计。原来拥戴他的波兰人民只好
把他抛弃。
然而，享受过荣耀的人重新过普通人的日子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这些年休
闲的瓦文萨，据说还是经常出国做演讲。在经济困境里一度挣扎过的普通波兰人讽
刺他，说他有那么多奖金和演讲费，不用工作也可以生活得不错。 但瓦文萨 仍然
还有东山再起的鸿鹄之志。 就在笔者刚抵达波兰的五月十六日，报载瓦文萨宣布再
次参加竞选总统。
八十年代的波兰团结工会实际上是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而不是寻常意义
上的工会，也不是党派。1989年以後，原来支持瓦文萨的人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党派
，今天的团结工会也转型为一个普通的政党。过去的辉煌不再，作为一个群众运动
，团结工会的角色已经结束。作为过去那个时代的反对派象征，瓦文萨的历史角色
似乎已经扮演完了－－－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
波兰知识分子所捍卫的
由於波兰历史上总是被别的民族奴役和侵略，视自己为波兰民族代表的知识
分子因此走出书斋，和群众广泛联系。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波兰作为一个国
家在地图上一度消失，但是这个民族仍然不屈地存在。在国家灭亡时，波兰知识分
子把捍卫民族文化视为自己的最高使命。不管被哪个民族统治，他们的首要任务就
是捍卫波兰文化。因此，波兰知识分子一直在人民心目中地位很高。知识分子的这
种崇高地位使波共不能肆意地侵犯。
在波共统治时期，波兰知识分子艰难地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据说当时大学
里的一些著名教授，根本就不理睬什么共产党，而一个不够强硬的波共也顾及舆论
没法开除他们。因此，波兰的大学不像中国高校那样完全被共产化。波共政府所能
操纵控制的，只是以不给经费相威胁，使大学经常闹穷。
如前所述，团结工会一开始，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波兰知识分子便介入其中做
参谋，起了很大的“智囊”作用。 八十年代时，几乎所有的大学里都有教授、社会
学家和哲学家成为积极的异议人士。前面提到的“保卫工人委员会”，就是一批知
识分子於 1976年为援救工人成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反对派组织。他们不但成功地营救
了一些被捕工人，还创办报纸、建立非官方出版社，和工人建立密切的合作，对工
人进行教育和指导。 为了帮助工人与政府谈判，他们还成立了“专家委员会”，稳
健地推动工人运动直至胜利。
与传统的民族主义观念有所不同，波兰知识分子提出的“公民社会”概念，
属於不分种族的自由主义政治概念。他们倡导的公民社会自身组织起来的战略，导
致各种组织如雨後春笋一般破土而出，例如保卫学生、宗教信徒和农民的诸多委员
会，民间的“ 流动大学”以及团结工会等组织。就是这些具有公民意识的组织，在
1989年和波共政府谈判并取得选举胜利。
革命业已成功，波兰知识分子何去何从？他们中一些人走上了政坛施展抱负
和才能，另外一些人却坚持知识分子的本色，不放弃手中的批判武器。例如原来为
团结工会出谋划策的杰出战略家米奇尼克，现在在他创办的报纸上，经常批评团结
工会和执政者，行使监督权力的责任。同时，他们对诸如物质主义、仇视外国人、
充满不宽容等波兰社会的弊病进行严厉的批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此外，还有
一些波兰知识分子视野变得更为广阔，他们超越国界地关注人权和环境问题，把自
己融入国际人权运动和环保运动之中。
诗歌是反抗的旗帜
在华沙阳光明媚的大街上漫步，我时常仰望市中心高高耸立着密支凯维奇铜
像。这位十九世纪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一生都在为恢复波兰的独立奋斗不息
。在他著名诗篇<<给波兰母亲>>中，他把波兰比喻成悲哀的圣母马利亚，因她的孩
子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感受极大的痛苦：
“波兰母亲啊，
……
虽然一切民族、国家、教派都说要相爱，
虽然全世界都高唱和平，
但你的孩子只有殉难的死亡，
只有不能获得光荣的战争。”
此诗写尽了波兰民族长期被外族瓜分统治以及反抗失败的屈辱和悲哀。波兰
在历史上遭受的侵略、占领、毁灭和再生，使得这片土地经常遭受战争创伤乃至一
片废墟。但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弱小屈辱的波兰，其人民的受难成为激发无
数作家的艺术灵感和创造性想象的伟大动力。
迄今为止，波兰作家已经有五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才华横溢，明星辈
出。无病呻吟的所谓“纯艺术”，在波兰是没有地盘的。正如诗人马伊吟诵的：“
无论诗人谈论什么，他总是谈论他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使诗人成为捍卫民族生存的号角，使诗歌成为反抗专制的旗帜。
例如斯洛瓦基的“砹锌四潦”一诗：“我们决不屈服於国王的同盟，我们决
不向强权和暴力低头。……”在波兰已经传唱了两百多年了。自从波兰“团结工会
”兴起以後，在一切群众集会场合都可以听到这高亢的歌声，在广场上散发的传单
上无不印有这首歌曲，无论是警棍还是水龙头都扑不灭浇不熄它的悲壮的旋律与铿
锵的节拍。
在波兰民主後的今天，我看到快乐的华沙人在街头奏乐跳舞。古城热闹的地
方，“文学沙龙”、文学咖啡屋经常是高朋满座。这是一个诗的国度，人们的生活
中总是离不开诗。
其时正是科索沃战事期间，据估计，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波兰人支持北
约轰炸南斯拉夫。这是从专制下解脱出来的人民在获得自由新闻後所持的态度。波
兰是天主教国家，但是富有正义精神的波兰人却愿意站在信仰回教的科索沃阿尔巴
尼亚人一边。那几天报纸报道一个有半波兰血统的科索沃人失踪，国际特赦波兰分
部立即组织寻人。波兰在德军占领时期曾经有过好几个监禁犹太人的大集中营，华
沙原有犹太人40万，二战时竟有30万被纳粹送进集中营被残害，其他还有许多人饿
死、冻死。这些历史使波兰人懂得什么叫做“种族清洗”。
波兰，意为“平原之国”。离开波兰时，我在飞机上俯瞰华沙，只见银带般
的维斯杜拉河在大片绿色平原上蜿蜒。在这个久经患难终於自立发展的国家，勇敢
的人民将把他们光荣的历史继续写下去。(完稿於199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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