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约与南联盟战事结束，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所引发的中美关系
的停滞与倒退，也将出现新的转机。接下来要解决最具战略性的问题是中国加入Ｗ
ＴＯ的双边谈判。尽管在过去的十三年中，中国加入ＷＴＯ的谈判历尽艰辛，而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价高踞不下，尽管中国国企改革困难重重，致使加入ＷＴＯ
的成本让国内有些行业在短期内有不堪负荷之虑，但是中国必须加入ＷＴＯ，而且
应该抓住时下的机会。中共决策层要拿出这个魄力，就要超越经济算盘的小帐（当
然谈判人员的寸土必争是必要的），而要着眼於战略利益的大格局，以及对国际政
经形势的清醒认识。

  从国际大格局思考中国的战略利益

      巴尔干战争的结束把世界带入了一个新的格局，这就是以美国和西方发达国
家为主导的、辐射力极强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以民主人权为中心价值的政治影响
力。无论从科索沃战事的政治军事过程来看，还是从战後的经济重建来看，冷战後
西方强国的战略整合已经基本完成。不管国内当权者喜欢与否，这一新格局在下一
个世纪的上半叶都很可能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阅读国内的相关研究，感觉许多学者
对这一点估计不足，而对美国与欧洲矛盾估计偏高，对俄国的实力与走向似有不切
实际的幻想。

      不错，科索沃战後欧洲大陆国家（德、法、意）势必在政治经济以及安全领
域会有更多独立与美英的倾向及举措，但经过这一场战争，欧洲面临着相当严重的
战後重建困难以及战争遗留问题，故短期内不可能形成与美国抗衡的局面，更何况
双方政经制度具有高度的整合力与趋同性。尤其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欧美的战略
利益与对华政策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有细微末节的异见。至於俄国，很难想象在中
短期内可以摆脱西方附庸的地位，这是实力使然，核武器解决不了经济发展的问题
，到头来俄国还是要依赖西方实现现代化。而西方对付俄国的办法已经很娴熟，即
在避免正面冲突的前提下，凭借多渠道、多种政经手段施压，不怕俄国不就范。北
京有人鼓吹联俄抗美的战略，嘴巴上说说可以，如果当真以为可行就是头脑不清楚
了。

      对於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应特别要着重中美关系短期与长期问题的区分。
从长远看，中美两国关系应无大问题，一方面这是两国根本利益所决定的；另一方
面从中美关系的历史看，美国从来没有要主宰中国或以中国为敌的企图心，而熟悉
美国政治的人都清楚，美国不可能搞老牌英国殖民主义的那一套以“文明干预”为
借口的“新炮舰政策”，因为美国国内没有人支持这一套东西。所以无论如何，北
京不应该把对美的挫折感，与过去一百多年来西方列强欺辱中国的痛苦经验划上等
号。

      但短程的中美关系（从现在到未来的五至十年），从人权到贸易，从台海到
安全问题，形势的确是异常严重的。但从这些问题的本质看，其实是中国的崛起所
带来的反弹效应。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力量的不断提升，美国乃至西方
国家集团的对华政策势必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关
系的逻辑是实力互动，不是意图互动。所以，我认为中美关系近期的种种问题是暂
时的麻烦，是调适过程中的问题。这里面有美国与西方对崛起的东方超强的接纳调
适，也有中国对自己新角色的自我调适。两相比较，恐怕中国的自我调适更具有决
定性，即中国如何应对世界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会如何对待中国。

      从这一战略角度来看，应该说中美的双边关系不管多么坎坷，毕竟还是要维
持要一个避免冲突、相对稳定的基本面之内，而且两国的根本利益也决定着这一关
系还要向前发展。单一事件不应该也不可能改变两国关系的基本面，除非中共领导
层的战略决策发生偏差，因为如前所述，中美互动的主动权是在中方一边。只要中
国不主动以美国为敌，并注意化解中国崛起所引发的震撼与紧张，美方的对华战略
无论怎样调整都不会从根本上超出由六任总统推行的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

      所以中国对美政策最大的挑战不在其长远战略，而在其未来五至十年的崛起
阶段，要选择什么样的策略手段从而和平、负责任地进入世界的政经、安全体系。
这当然是人类世界下一个世纪最大的一项工程，其复杂艰巨程度不容低估。如果进
程顺利，中国将在二十一世纪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乃至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如
果不顺利，则中华民族乃於世界都会长期陷於冲突战乱之中。

  应对挑战的三个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应从这一战略高度审慎处理复杂的中美关系，并尽快使自己的战
略意图清晰化。首先，中国政府应该拿出魄力来，尽快完成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
从战略意义上，这将是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最重要的步骤，显示中国经济改革
及国际化的决心。其实，国内许多产业部门的忧虑是出於观念过时之故。一个国家
市场的开放与否是一系列复杂因素决定的，不能说加入了ＷＴＯ中国的市场就门户
洞开了。日本是ＷＴＯ的成员国，但还是有很多看不见的限制。美国是ＷＴＯ的成
员国，但还保留着单方面的超级301的手段。而对国内市场让於外人的忧虑也有过分
夸张之虞。美国曾经下很大功夫打开在日本的汽车市场，从外交压力到大手笔投资
汽车经销网络，但收效甚微，现在则改以干脆收购日本汽车工业的股权来进军日本
。世界经济一体化後，更多的是资本重组运动，所以对於中国来说管好金融这一块
及利益，远比花心思保护没有效率的国内企业更重要。

      第二，中国应该搁置台湾问题十年或更长，避免在崛起的重要关口解决统一
问题。也就是说，解决台湾问题应该是崛起後要解决的问题，而不应强求在崛起的
过程中必须解决。其实，留台湾在外面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参照，无论从经济体制还
是从激励机制来看，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害处。况且，台湾又不是航空母舰，是开不
到美国、日本去的。只要台湾没有宣布独立的意愿，中国就不应该以武力相威胁而
应转入促进全面交流的轨道。两岸只要保持住未来统一於一个中国的模糊空间，现
阶段完全可以绕开谈不拢的政治议题，而展开全方位合作。因为，从大战略来讲，
保障中国的崛起是全局性的问题，而台湾则是全局中的局部问题。

      第三，中国应该坚定、有序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所谓坚定是目标的清晰不
可动摇，即向国人与全世界宣示中国将顺应世界潮流走民主化的道路。所谓有序是
政治体制的改革即要保持稳定、分阶段实施，又不能停顿下来。民主化并不是美国
化，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把分权制衡、选举、监督的机制引入现有的体制，逐
渐完善扩大，同时全力保障人权。中国现在强调依法治国，但如果没有民主和人权
作为核心内容，是走不出体制困境的，更遑论能顺利崛起为超强国家且为世界所善
意接纳了。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的大幅度起落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清晰、不确实、不
连贯，但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即将大幅调整的阵痛期与前奏表现
。民主国家在重大外交政策方面凝聚共识，往往费时费力且曲折多变，但一旦形成
，则有持久的定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存在於西方眼中非敌非友的灰色地带
。但在巴尔干战後的新形势下，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方针已经没有太大的发挥空
间了。因为，中国的崛起所引发的震撼与紧张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中国只有审
时度势及时调整对外战略，方可避免与西方的一场新冷战，从而实现政经社会的全
面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