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近几年的人权活动中， 1996年五月的土耳其之行是最不同寻常的一次旅
行。那时，毫无思想准备的本人突然需要面对多重尖锐的民族矛盾。

      从仍然春寒料峭的北欧去到夏日炎炎的小亚细亚半岛，行脚踏及土耳其西部
的商贸大城伊斯唐堡，中部的首都安卡拉， 和南部海畔的旅游城市梅尔辛。那里，
横跨欧亚两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两岸热闹迤逦的风光，中部高原瑰丽神奇的地
貌，地中海畔摇曳多姿的棕榈风情，以及如诉如泣哀怨动人的土耳其民间音乐、到
处飘香令人垂涎的风味烤羊肉，无不给人美不胜收的感觉。

      然而，由於此行的使命是有关人权，我们注定不会太轻松愉快。因为镇压库
德族人民而人权记录不佳的土耳其政府，对我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演讲团的到来如
临大敌。虽然他们不敢像中国政府那样将国际人权组织当作「敌对势力」逐出门外
，但是他们派遣的秘密警察对我们无处不在地进行跟踪窃听，武装警察甚至公开地
拍摄我们集会演讲的录像。

      叫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些赤诚献身、长期艰苦作战的土耳其人权工作者，他
们美好的社会主义之梦因为我在演讲中谈到的中国恶劣的人权问题而破灭，因而或
含蓄或尖锐地向我提出质问。在宾主间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之後，看着他们失望
沮丧的表情，我这个毁他人之梦的人又何来轻松愉快。

      令我大吃一惊的还有，中国新疆维吾尔族流亡者的独立运动在土国已颇成气
候。在土国官方出版的世界地图上，中国新疆地区那一块版图上赫然标着「东土耳
其斯坦」的独立国名。

      此外，我们访问了因为民族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库德族妇女儿童，也亲眼目睹
了土耳其下层人民的贫困，这些给我心目中的小亚细亚浪漫风情画抹上了一层苦涩
、沉重、迷茫和忧伤的色调。


  一支传播人权理念的队伍

      我们远征的一行有来自七个国家的十几位朋友。除了美国著名黑人律师史蒂
文森、摩洛哥西撒哈拉沙漠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达欧德和中国前政治犯的笔者本人
是应邀而来的演讲者外，其他还有国际特赦伦敦总部土耳其组的两位英国和德国籍
的工作人员、国际特赦土耳其分部的几位组织者和翻译人员，以及一个来自挪威的
记者组。

      之所以这样兴师动众、花费颇大地组织这样一次人权之旅，国际特赦组织的
用心良苦。尽管土耳其是地中海以东仅有的几个实施民主政治的国家之一，但它的
监狱里塞满了要求独立的库德族人民和主张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犯、良心犯。土耳
其监狱的条件恶劣，警察甚至可以肆意虐待犯人致死，因此经常发生人民失踪的事
件。

      按照国际特赦组织的「为拘禁在本国之外的囚犯工作」的原则，凡是本国的
国际特赦分部都不能过问本国的人权问题，他们因此请来我们三位异国客人，演讲
他国的人权问题，借此传播国际特赦反对酷刑、死刑，反对拘捕政治犯和良心犯的
理念，希望能改善这个穆斯林国家的人权状况。

      在我们三位演讲者中，曾获美国人权奖的黑人律师史蒂文森是反对死刑的人
权活动家。这位优秀高尚的黑人向土耳其人民介绍美国的人权问题， 他谈到美国的
黑人和穷人因为无钱请律师而被判取更重的刑罚，而且在美国还发生过 16岁的孩子
也被判取死刑的事件。他因此决定终身为黑人穷人和儿童提供义务的法律服务。

      现在法国避难的达欧德是曾在摩洛哥的监狱里做过十几年牢的老人。他讲述
自己从读大学起便从事民族独立运动，因而入狱受尽酷刑的故事。

      笔者的任务是向土耳其人民介绍自己在八九民运後作为政治犯的经历，以及
中国政府大批枪决死刑犯的事实。 1996年是国际特赦组织发动的「关注中国人权年
」，土耳其人民第一次听到一个中国人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政府侵犯人权的情况
。


  初抵伊斯坦堡

  五月九日，我们从世界各地乘飞机一起抵达土国西部的伊斯坦堡，下榻在一个十
八世纪末英国人建造的「伦敦酒店」里。酒店里的一切装饰都保持当年古色古香的
原貌，使人遥想当年横跨偶非的奥斯曼帝国衰落时期，英国商人来此贸易，其情形
就如同与我们腐败的大清帝国打交道。

      在机场迎接我的人们中，有一个是国际特赦组织好不容易才给我请到的中文
翻译——－一个来自新疆维吾尔族的年轻人。这个能说土耳其语的翻译是因为在新
疆从事「东土耳其斯坦」民族独立运动而逃亡出来的，後来在土耳其攻读研究生。
当我问我的翻译为何在迎接我的牌子上写错我的名字时，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因
为他从小就仇恨汉人强迫他们维吾尔族人学习「敌人的语言」。好在他的「敌人的
语言」——－汉语听说能力还好，我们一直合作得不错。只是由於我是一个汉人，
那时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独立」运动既缺乏了解又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一有空闲
就口角不休，打开了长达一周的汉、维两族之间的「内战」。

      第二天我们接待土耳其各新闻媒体的记者。令我纳闷的是，闻讯而来的记者
大部分把注意力放在美国和北非的客人身上，对我这个中国客人却是客气地敷衍了
事。电视新闻上，访问我的镜头加上那位勇敢的王维林站在「六四」坦克前的镜头
不过一两分钟。根据国际特赦组织调查公布的世界人权状况的资料，中国的问题至
少比美国严重一千倍，为什么土耳其人独独对美国和北非的人权问题那么感兴趣？
我当时天真地以为，这可能是因为土耳其人在历史上曾经是北非的占领者，而美国
又是无论亲西方还是反西方的土耳其人关注的对象，中国对他们来说却是太遥远太
不相干了。这样一想，我也就乐得偷闲，暂时丢下自己的使命，跑到穆斯林的古老
清真寺，坐在花纹地毯上遥听历史悠远的祈祷。


  他们从遥远的东方走来

      伊斯坦堡的「蓝清真寺」是举世最美丽的回教朝圣地，也是阅读土耳其历史
的课堂。那里以蓝色为基调的一梁一柱、画壁地毯，无一不有文化的投影。在离蓝
清真寺不远的地方，有一座与此辉映的基督教风格的博物馆，那本是东罗马帝国於
公元六世纪时兴建的基督教堂。到了横跨三洲、称霸一时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回教
国王曾经强行将这座富丽堂皇的基
督教堂改为清真寺，并在旁边修建了一座更高大更华丽的清真寺以压倒它。就在我
们去土耳其的几个月前，美国第一夫人希拉蕊访问伊斯坦堡这两座宗教圣地时，还
在向回教和基督教领袖们呼吁宗教包容和谅解。

      由於老奥斯曼帝国数番远征欧洲，带来空前规模的欧亚两洲的交流与冲突，
使得今天的土耳其人种和文化都呈现出混杂的形态。在欧化的伊斯坦堡，不乏白肤
金发的美人，但笔者看到更多的是土耳其小姐把黑发染成金发。在小姐们披散的柔
美金发中不慎露出的黑发根，正是这个民族在全盘西化和恪守穆斯林传统之间的矛
盾的形象写照。

      无论土耳其人怎样说自己是欧洲人，并千方百计挤进欧盟，其实他们大部分
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古老民族如突厥、回纥和匈奴的後裔。是他们骁勇的祖先——
－安禄山、成吉思汗的子孙，从遥远的东方一路所向无敌地打过来，在欧亚之间建
成这个被今天的北约倚为南天一柱的国家。


  和库德族妇女一起哭泣

      然而笔者大发思古之幽情、乐而忘返的时间很有限。到土耳其的第三天，笔
者等三位异国客人便参加了伊斯坦堡失踪者的「星期六之家」的活动，和几十位库
德族妇女一起为她们失踪的亲人呼吁。

      库德族叛乱长年难平，一直是土耳其令人头痛的民族问题。资产阶级右派政
府对以游击战要求独立的库德人发动了猛烈的武力镇压，使得几千个村庄被烧毁，
数十万人民流离失所。不少主张库德族独立和宣传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人都意
外失踪。

      无论是统是独，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际特赦组织的原则是不过问
政治，只维护人们思想言论、不受酷刑折磨和生命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三
位说英文、法文和中文的客人前去支持库德族妇女寻找她们的亲人的活动。

      我们置身於捧着失踪亲人的照片和挥舞鲜花的库德族妇女之间。尽管语言不
通，但我们明白她们用土耳其语向我们哭诉的一切悲情。我的眼泪也禁不住像小河
一样流下来，突然脑海中出现一幅这样的幻景：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的「六四」
受害者家属挥舞着她们死亡了、失踪了的亲人的照片和纪念的鲜花。

      中国人民至今还没有享受到土耳其人民已经享受到了的权利。虽然土国的人
权问题遭到国际人权组织的严厉批评，但他们的失踪者亲属至少可以哭、可以问、
可以抗议。事实上，由於国际国内的舆论压力，土耳其政府正在慢慢放人，或者对
失踪者亲属有所交代。而在中国，血腥的「六四」过去这么多年了，受害者亲属连
公开哭泣和询问的权利也没有，那里还能组织这样的抗议活动。

      我们的眼泪流在一起。好几个库德族妇女按照土耳其习惯抱着我亲吻我的脸
颊。各国记者纷纷过来，给我们留下这一珍贵的纪念。

      後来在梅尔辛，我们驱车去郊外访问了因被政府军队烧毁家园而到处流浪的
库德人。那些穷得一无所有的库德族老人和孩子用他们最真挚的笑脸欢迎我们。我
们都很难过，因为我们并不能有效地改善他们的处境。

  穷则思社会主义

      通过几次演讲和接受采访， 慢慢地中国人权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由於中共驻土耳其大使馆几十年来在外交宣传上的努力，使得「社会主义中
国」的伟大形象在土耳其「深入人心」。对中国政府不利的新闻消息，右派报纸怕
惹恼中共不肯多报道，而左派报纸因为中共是「革命同志」而不愿报道。因而，普
通的土耳其人很少知道，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中，有一千零五百万政治反对派被处
死（联合国安理会资料），至少有三千万中国人在人为的大饥荒中饿死。许多土耳
其人甚至对 1989年 6月中共在北京向全世界展示的公开杀人的真相也表示怀疑。

      这种奇怪的现象不仅是中国大使馆努力外交的功劳，还有俄国十月革命遗产
继承的因素。在土耳其的人权工作者中不乏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中好些文雅
的男士留着主张暴力革命的列宁式的胡子，漂亮的女士却穿着画有古巴革命英雄、
殉道者格瓦拉头像的 T恤，并奇怪我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却对她们崇拜的革命英雄
所知甚少。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贫富悬殊。土耳其的富翁可以说是富甲天下，全国百
分之八十的财富就操纵在少数富翁手里。在伊斯坦堡，有世界最大的黄金市场。在
首都安卡拉，高级住宅区的商店之豪华，人们衣着之时髦，叫我这个从平等富裕、
人们穿着随便的北欧跑来的人为之咋舌。而在贫困凋敝的乡村，在黄土坡上终年劳
作的农人却仅有粗面包果腹。这种残酷的现实，令许多对资产阶级不满并立志改造
社会的人生出劫富济贫之念，马克思主义中充满理想和道德义愤的成分自然很容易
被他们所接受。

      在一个宽容的社会里，宣传共产主义应该是最基本的人权。然而，许多土耳
其人却因为闹独立闹共产而陷狱。值得敬佩的是许多土耳其律师，他们挺身而出为
付不起诉讼法费用的穷当事人辩护，并不惜自身陷狱。他们的牺牲精神令许多瑞典
人感动。


  不管主义只问人权

      我们在土耳其三个城市的大型人权集会都是听众济济满堂。这是由於无论执
政的右派还是在野的左派，他们在为本国的人权状况烦恼时，都想听听他国的人权
情况如何。但来得最多的还是那些被土耳其政府侵犯过人权的异议分子，他们因为
我讲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坏话而对我不太高兴。对於他们提出的一些不太友善的
问题，我虽然是思想准备不足，却是老老实实地按照自己的认识回答。

      在安卡拉的集会上，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在听完我的演讲後站起来激动地发
问：「你是反对整个的共产主义，还是只反对中国共产党？」

      看着她稚嫩的表情，我想起自己也曾经是一个欢唱「社会主义好」的小姑娘
，因此斟酌着回答说：我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很美丽的理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凡是按照这个理想建立起来的国家，如前苏联、中国、北韩、越南全都发生了可怕
的人权问题。 中国共产党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你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他们建立的
制度只是特权官僚们的天堂，毫无社会公正可言，并不保障穷人和弱者的利益。我
还说由於我不是研究政治的，所以我不愿多谈主义，而只希望能够为人的基本权利
呼吁。

      也许是由於我的诚恳，大会之後不断地有人找我交换意见。一个政府内政部
门的女官员对我说，她年轻时读了毛泽东的红宝书，很向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在
听了我的演讲明白了许多。

  幸会中国驻土耳其「记者」

      在我访问土国的整个过程中，有两个小插曲值得记下。

      一个是我在安卡拉幸会了中国新华社「首席记者」李某。这位「记者」先生
一见面就热情洋溢地和我这位同胞握手寒暄，互换名片，他对我们这次人权之行的
一切都有打听的兴趣。

      在交谈中，这位新华社「记者」先生最关心的问题是「谁给你钱让你来演讲
」。看来这位先生对国际特赦组织的民间性质一无所知，而且以为只有钱才能使人
参与人权活动。 我只好耐心地告诉他：所有像我一样的国际特赦组织成员（雇员除
外）都是义务工作者，我们每个人都得按时交纳会费，并得为这个组织的生存发展
去从事各种义卖和募捐活动。我们这次旅行费用即来自会员的会费和捐款。说完，
我友好地将我的演讲稿复印件送给他一份，并建议这位「记者」同胞去看看我在会
场门口布置的一个「六四」受害者照片展览，请他多拍几张照片带回中国大使馆。


      没想到，这位热情友好的中国「记者」一转眼就是另一副嘴脸。据负责给中
国「六四」受害者签名的土耳其国际特赦分部的朋友说，那位姓李的「记者」先生
向他们大发雷霆，他指着我布置的「六四」受害者图片展览说：

      「为什么让挂这种东西？」

      土耳其人权组织的朋友平静地反问：「为什么不能挂？」

      接下来的事情更为离奇。那位礼貌的「记者」先生竟然一把抢走了摆在桌上
的签名册。土耳其朋友连追几步才把它夺回来。

      在文明社会已经生活了好几年，我被自己同胞的这种恶劣的行为惊呆了。好
不容易才痛心地明白过来：这是土耳其，不是瑞典。这里的穷国人民是大国外交人
员可以任意轻侮的。


  宁可漆黑不要虚幻光明

      另一个插曲使我终生难忘。那是我们人权之旅的最後一站——－地中海畔的
美丽城市梅尔辛，是大批失去家园的库德族人民流浪聚集的地方。那一天政府的武
装警察公开地在我们集会的会场外列队警戒，非同寻常地用摄影机步步跟踪我们。
我听说这里的民族矛盾激烈，所以官方防卫森严，但是没有想到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在我身上。

      结果，当我演讲完毕，几乎所有的问题全都冲着我来。

      「中国是一个有民主有自由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有你说的这么
严重酷刑情况？」

      「可能你说的是真话，中国是有严重的人权问题，但是这是否影响人们对共
产主义的信念？」

      对於上述问题，我只需要根据我的认识据实回答即可。

      突然，一个脸色发青的男人站起来愤怒地说：「你说的中国人权状况使我很
难过。你知道吗，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也有非常严重的人权问题，我认为中国的
情况要比美国好得多！」

      「哗……！」台下一片掌声。会议主持人紧张地跑到我的面前，说：「不要
回答这个问题，否则会出事。」

      我正自嘲我这个人权宣传者此刻被剥夺了发言权，很快就听见坐在我的身边
的美国、非洲朋友用他们演讲发言的机会，向土耳其听众证明：「Lihua（莉花）说
的是对的，据我们所知，中国的人权状况确实有很大问题。……」

      但是我必须自己亲自来回答。因为我此刻已经不能代表我个人，中共建国以
来的几千万冤魂需要我为他们说几句话，我不能让他们淹没无闻的血迹去继续涂抹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这些土耳其人不是我的敌人，他们是和我一样受压迫
被欺凌的兄弟，我宁可大家眼前都一片漆黑，也不能让虚幻的「中国社会主义」之
光去蒙住他们的眼睛。

      我知道希拉蕊访问土国时曾有宗教领袖扬言要绑架她，戈尔巴乔夫前些年来
土国时被大学生扔了石头，因为他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在我去土国之前，我的
瑞典老师很为我的安全担心，因为她听说土耳其的PKK（库德族游击队）的恐怖活动
威胁西方游客的情况。

      然而下过中共大狱的傻大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三次举手要求自己回答听
众的问题，主持人终於犹犹豫豫地把最後几分钟给我。於是，我有了机会对土耳其
朋友说几句真心话：

      「刚才有位朋友说中国的人权状况要比美国好得多，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
常希望情况果真如此。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就不必老是请求国际特赦帮助我
们。

      「这里有几个数字或许可以说明问题。自从中共建国以来，至少有几十万中
国人跑到美国去要求政治庇护，而没有听说过有这么多美国人要求去中国申请政治
庇护。就在你们土耳其，有来自中国新疆的三万多难民获得你们的庇护，有没有一
个美国人向你们申请政治避难？……


      「做别人国家的难民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也是被迫而为之。这就是中国
真实的人权状况。」

      会场一片沉默。我看见原来为发难者拍手叫好的人开始点头。会议主持人乘
机马上宣布散会。

      一群人围上了我，其中一个态度儒雅的白发老人用英语对我说：「谢谢你！
你回答得非常好！」

      然而我看到更多的土耳其人是一边离去，一边回头看我，那种复杂的眼神难
以描述。我在心里难受地对他们说：对不起，朋友，使你们失望的不是我，是中国
共产党！


  不愿见到惨烈的民族战争

      在土耳其电视台拍摄采访节目时，我曾惊讶地发现那里的世界地图很特别—
—中国新疆那么一大块全被划给「东土耳其斯坦」了。我因此和我的维吾尔族翻译
开玩笑，说要抗议土耳其不经联合国允许就擅自分裂中国版图。我的翻译——一个
激烈地主张民族独立的年轻人，一直就和我口角不断，他不但大骂我不配做人权组
织成员，甚至拿着一面「东土耳其斯坦」国旗在我面前挥舞示威。据说那蓝底白月
亮星星的旗帜象征他们「自由穆斯林」。
      我当然知道中共对新疆少数民族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例如老军头王
震曾经血刃大批新疆少数民族人民；四十几颗原子弹在新疆试爆，摧残当地人民的
生命健康，……。然而，无论我对新疆少数民族有多深的同情，我也绝不能赞成他
们为了独立走向「血战」之途。当我责备疆独人士从事暴力活动袭击新疆的普通汉
人时，我的翻译不客气地反问我：「为什么你们汉人要跑到我们东土耳其斯坦去？
」

      幸好不是所有的维吾尔族人都这样激烈、强悍地要求独立。我们在伊斯坦堡
过海的渡轮上遇见一个文革後从新疆跑出来的维吾尔族医生，他写了一本题为「维
吾尔族向何处去」的书，探讨维族的民族特点以及历史、现在和将来。这位医生是
维吾尔族人中少有的清醒者，他反对年轻人搞冒险主义。

      据说老一辈的维吾尔族人都比较温和实际，只要当年的中国政府给他们真正
的自治权，他们就会同意合作。但是四十年来，这些热爱故土的老人一批又一批地
抱恨客死他乡，今天维族的年轻人已不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给予真正自治的谎言，
他们声言为了独立宁愿和我们汉人血战至死。

      在土耳其旅行的短短一个星期，我却仿佛经历了忧患困顿的半个世纪。我感
叹古老的民族何以特别苦难，中国和土耳其在近千年里都没有创造出一个造福人民
的社会环境。这么多民族、人权问题，像摆脱不了的梦魇。我因此悲观地质疑：对
人权、正义的信念，能敌得过利益争执和民族主义的偏狭所制造的黑暗么？

      希望还是有的。在我们离开土耳其时，国际特赦土耳其分部的女负责人说出
了大家的心愿：「让我们不论主义、不论民族，只问人权！」只有我们大家都超越
民族和主义 所制造的藩篱，我们才能以更博大的胸怀，去更深沉地关注人类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