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中的“特殊国与国”贯穿了“一个”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在李登
辉的“特殊两国论”提出後，立即就和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发生了尖锐乃至激
烈的冲突。在台湾看来，“特殊两国论”并没有逾越“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而
在中共看来，“特殊两国论”则是搞“两个中国”、搞“台独”，是十恶不赦的“
卖国贼”行为。
对此，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一个中国”与“特殊两国论”之间的关系呢？
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而
在这“分”、“合”过程中，所形成的“国”与“国”的关系，都属於“特殊国与
国”关系。
我们可以从公元前一零六六年的周朝立国开始算起，到公元前七七零年，分
裂成诸候并起的春秋时代，继之为战国时代；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朝完成了短暂
的统一；公元前二零六年，又被汉朝所代替；东汉在公元二二零年，分裂为魏、蜀
、吴三国，而後又被晋统一；东晋之後，即公元三零四年，又分裂为十六国，以及
南北朝；之後又经历了隋唐的统一，晚唐之後，中国再度分裂，於公元九零四年，
形成了五代十国又统一於宋；宋又经历了辽、西夏、金的分裂，到元一归大统；元
为明所替；明为清所替；清为中华民国所替；公元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退居台湾
，中国又分裂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个独立的国家。
从中国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处於“分裂”状态下的历史，事
实上比处於“统一”状态下的历史还要长，如果更严格一点地进行鉴别，哪怕就是
在中国处於“统一”的状态下，“分裂”、“分治”下的“特殊国与国”的现象也
仍然存在，例如汉王朝时之匈奴、唐王朝时之吐蕃、明王朝时之鞑虏、清王朝时之
太平天国、中华民国时之瑞金及延安苏维埃政权。所以这样一算下来，中国历史上
所说的“统一”，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统一；而“分治”，则几乎延续了整个历史发
展的过程。
当然我们在承认“分裂”、“分治”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的历史事实时，我们
还要看到它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分裂”的现象并没有导致“一个中国”的消失，
五千年的中国，分分合合，但作为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国”的资格
，迄今仍屹立於世界之林。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很简单
地把中国和主权等量齐观的。中国的概念至少在现在应该只是一个超主权的概念，
即是一个人文、民族、疆域的概念，而不能机械和绝对地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主权的
概念。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起码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地
以“中国”的名义行使“中国”的主权的始终贯一、法统永续的中国政权。中国的
政权是在一种代号叫做“朝代”的流程中更替的，中国的主权由“朝代”予以执行
，当中国只有一个“朝代”时，主权可以融於中国的概念之中；但中国若同时出现
若干“朝代”时，中国的主权就趋於分裂状态和多元化，在此时，一个单一的主权
就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国了。
在这里，我们觉得还有必要把“朝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国”与“中
国”的关系分清楚。“朝代”是中国主权阶段性的体现，但“朝代”本身，并不等
於就是中国。要讲清楚个中的道理，其实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了。比如说，
清朝在某个阶段代表了中国的主权，但清朝并不就是完全等於中国，因为清朝覆灭
了，中国仍照样存在。如此类推，也是一样的道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现在代
表了除台湾之外的中国的主权，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仍不能和中国划上完全的等号，
因为这个“朝代”还会有被更替的可能，它的消亡绝不意味着“一个中国”也跟着
同时消亡。除了“朝代”，在中国的历史中，还有一个有异於“中国”的“国”的
概念。例如，在战国时代，出现了秦、楚、齐、燕、赵、魏七国，这里的“国”和
所谓的“中国”是不一样的，它是在一种受制於民族文化与疆域的虚化的“中国”
之下的对主权的实化的分割的产物。所以正由於这样，无论战国时代七国如何纷争
，它的分裂的历史，仍然属於“一个中国”的历史。
当我们把中国政治的这些独特的“中国”与“朝代”及“国”的复杂的关系
弄清楚之後，我们便会明白，中共目前的“一个中国”的理论是何等地悖离了中国
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事实。中共利用“一个中国”的概念至少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偷
梁换柱，首先中共将“一个中国”完全地主权化，甚至主权单一化，这在统一的状
况下可以说得过去，但在非统一的状况下就说不过去了。其次，是中共完全不顾事
实地将“一个中国”的主权完全自我化。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逻辑：“一个中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亦可以推论出“一个
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作为中共的政治核心的威
权结构的特征，亦可作进一步推论，即“一个中国”就是由“某核心”领导的中国
共产党的“一个中国”。这实际上又回到“天下即一人之天下”的帝王制中去了。
中共在完成了上述逻辑的推论之後，反推论的逻辑亦跟随成立，那就是：反对“某
核心”的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的就是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就是反对“一个中国”，而反对“一个中国”则当然也随意可以
扣上汉奸、卖国贼等十恶不赦的罪名。中国现在的一个最基本事实是分裂成两个国
家，中共虽然在中国大陆击败了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并没有消亡，中华民国仍然
在中国的土地上拥有台湾的有效的统治权，这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
”两个国家的概念，并不就是“两个中国”，它实际和战国时代的“国”的概念是
一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怎么能象强盗一样将主权完全自我化呢？主权自我
化的过程必然否定和排斥了他人的主权，而他人主权是客观存在的，是事实，为了
要解释这个怎么也不可能解释清楚的现象，那当然只有借助若若干干的歪曲的理论
，歪理讲不通，就靠实力，这样一来，就使中共的“统一”政策变得相当地非理性
。
除了上述的阐释之外，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如果从中共的
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中共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也是相当地实用
主义的，它完全是一种出於对自身利益考量的产物。我们在此不妨去查一下毛泽东
早期的言论以及中共在瑞金政府时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以及一九四七年以前中共
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早期的中共并不象今天这样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相
反，它是赞成通过完全自治达到中国的分裂的。假如按照今天中共的“一个中国原
则”的逻辑去套中共未取得政权以前的作为，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共的发端，恰
恰是起於对它自己的“一个中国原则”的践踏。一个原来就无视於“一个中国原则
”的政党怎么现在突然捍卫起“一个中国原则”来了呢？这其中的奥秘到底是什么
？无它，仅只因为这个“原则”在过去它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条件下，对它的发展是
不利的，而现在，已经时过境迁，对它变得有利了。
当我们把中国历史的特有的“中国”与“朝代”和“国”的概念完全澄清之
後，我们也就把两岸分治的由来弄清楚了。两岸分治的现象其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它是中国政治中所谓“朝代”更迭的产物，是五千年一直存在和延续的现象。在
这里，真正值得让人思索的并不是这种现象本身，而是为什么这种现象在中国发展
了五千年後，仍然可以延续到今天？即一种本来属於应该淘汰的历史，为什么仍然
能够存在於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的社会之中？
显然，这是中国政治出了毛病。
——但毛病到底出在哪儿？
“分裂”、“分治”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必然产物
这说明了中国政治制度至今仍未能跳出中国历史循环与轮回的怪圈。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封建帝制的国家，这种依附於“帝制”的威权主义所建立
起来的“天下为私”的专制制度，是造成中国政治“分裂”、“分治”的根本原因
。
“分裂”、“分治”多数起於帝王权威的削弱。一般来说，在一个特定的“
朝代”的末期，由於“朝代”的统治机器已经老化，而在其自身又缺乏更新的机制
时，便出现了诸候割据、农民起义、外族入侵等诸种反帝权的现象。诸候割据是“
分裂”、“分治”的前奏，诸候割据的前提在於至少在口头上仍承认一个“统一”
的帝权。但诸候割据再向前发展，即当他们连“统一”的帝权都不再承认的时候，
他们就将主权完全自我化，主权自我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主权“分割”与多元
化的过程。那么，这样一来，“分裂”、“分治”的局面便出现了。
一个专制的帝权制度，出现“分裂”、“分治”，可以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
、必然的结果。这正如现代的民主理论所揭示的，专制制度由於缺乏对权威的有效
的制衡，而使权威在权力的腐蚀中异化，这种异化逐步积累，便导致权威的削弱。
而此时，社会的政治机制除了寻求新的权威之外，并没有其它的路可走，在这种情
况下，就必然引发了一个多种政治势力争夺新帝权的局面，这就是所谓的“分裂”
、“分治”。
同时，也正是出於这种帝权强烈的独占性、排它性，而使中国的“分裂”、
“分治”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对等承认、和平统一”的先例。“分裂”、
“分治”复归於“统一”的过程，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摆定主从关系，这其
中不外乎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通过军事征服也就是战争；一种是慑於对方的实力
，俯首称臣，即不战而降。
这个在中国历史中重来复去千古不变的“分”、“合”模式，延续到今天，
其实仍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中国自鸦片战争始，经历了一个以“自强”为中
心的相当痛苦的“改革”乃至“革命”的过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
大陆取代“中华民国”的过程中，“革命”的轰轰烈烈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可以
说是空前的。中国和中华民族都为了这场“革命”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但是，
“革命”的结果除了成全了一个“朝代”的更迭外，并没有导致中国政治从其帝权
的专制的内质中脱颖而出。而且在我们看来，情况可能还更恶化。我们经常思索，
中共到底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它比起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来，
状况到底如何？我们认为，中共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一个和中国古代一脉相承的
帝权的专制制度，不过和历史王朝所不同的，是由於它用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包装和
改造，又使这个帝权的专制制度变得更具现代性、伪装性和欺骗性。中共政治的现
代化的表现为：（一）、它把“家天下”的帝权继承关系改变成“党天下”的帝权
继承关系；（二）它把中国政治以“天下为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作了现代化的而
且仅仅是词汇上的全新包装。
中共的政治制度到底有没有帝权的存在？这一点我们几乎是不用论证就可以
肯定的。毛泽民东就曾直言不讳地承认他就是“皇帝”。邓小平似乎要隐晦一些，
他采取的是“垂帘听政”的方式。而到了江泽民，权力集中的程度事实上已超过了
当年的毛泽东。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共的政治体制是须臾都离不开“权威”的，而“
权威”，实际上也就是帝权。
不过中共和历代王朝所不同的是，中共的帝权的继承关系已不再以“家天下”为
特征，而是以“党天下”为特征了。这一种承传方式的改变，我们认为确实在一定
程度上减缓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帝权继承的积弊。因为在“党”之中毕竟比在“家”
之中，可以在政权的巩固与承续上，延揽更多的人才；而“党天下”比“家天下”
也可以把更多一些人纳入利益的共同体之中。这种“完善”的结果，使中共的帝权
专制制度的基础变得比历代王朝都要坚实。同时，中共在未变更中国古代政治的伦
理道德的基础上，又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天下为私”的伦理道德作了“词汇”上的
全面和彻底的修正，以使其更利於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中国古代政治所体现出来
的对“皇帝”的忠，现在已变成了“对人民”和“无产阶级”以及“社会主义”事
业的忠，将“皇帝”隐於“主席”之中，又将“主席”与“人民”和“无产阶级”
划上等号，以致把帝权和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作了故意、完全和等同的混淆。
这种狡诈的文字戏法，对善良朴实的人民来说，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蒙蔽功能，以
至使他们把维护“主席”的利益、“党”的利益误作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中共
帝权专制制度在中国大陆得以横行暴虐数十载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中国人民
目前所存在的一个最大的认知上的盲点。
所以，这样总结下来，我们便可以得出相当清楚的结论：中共的政治制度，
不仅是一个和中国古代一样的“天下为私”的帝权的专制制度，而且是一个经过“
完善”和“现代化”的帝权专制制度。就帝权专制的力度和广度来讲，它超过了中
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但就其欺骗性与虚伪性而言，它又为中国历史上任何一
个王朝所不及。
但不管中共对帝权的专制制度如何“改善”，待到帝权权威丧失的末期，同
样会导致“分裂”、“分治”。这一点，我们虽然还没有在中共的现状中得到证实
，但这种端倪还是出现过不少。例如毛泽东时期的林彪事件，双方较量的“成”“
败”也只是悬於一线之间，假如林彪不是由於许多“偶然”的策略上的失误，中国
大陆可能已经陷入一种南北大分裂的两个政权的对抗之中了。又如华国锋在粉碎四
人帮期间，如果当时他稍有失手，上海、江苏乃至浙江、福建等东南各地也会被“
四人帮”分疆而去。所以说，中共的政治制度是造成“分裂”、“分治”的肇因，
只要政治制度不改变，中共或迟或早都会尝到这个恶果。
——这就是两岸关系中中共方面的现状！
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不管台湾在“分裂”、“分治”之後的五十多年，
如何从事民主变革，如何使自身的政治从中国的帝权的专制制度的宿命中超脱出来
，台湾都不得不面对中共这头长於现代的远古怪物。这个怪物在世界上的其它地区
可能已经绝迹了，但它在中国却是真实的存在，而且肆虐强暴、不可一世。对此，
台湾本身的意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除了大陆内在因素、谁也无力改变的
事实，它让台湾一定要卷进这场古代的政治游戏之中！
那么，问题说到这里，以後的环节也就很容易作出论断了。
正如中国古代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先例可以平行、对等、和平地解决“分
裂”、“分治”的问题一样，当然我们现在也不可能指望中共能够平行、对等、和
平地解决“分裂”、“分治”。两岸关系的分歧现在并不是在“一个中国”上，“
一个中国”历经了五千年的分分合合，它至今都永恒地存在着，它不会消亡，而且
与天地共存。随着时间的演进，我们也将会看到，中共和台湾的斗争不过仍然是和
战国时代七国之间的斗争一样，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它们从未越出“一个中
国”的范畴。所以，“一个中国”问题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目的的托词而已。两岸关
系的纷争仍和中国古代分裂、对立的“国与国”的纷争一样，焦点是在主从位置上
，即谁是中央、谁是地方；谁拥有中国主权，谁没有中国的主权上。
不过，在主权问题的争执中，现在两岸毕竟又出现了和中国古代不同的大环
境。过去的中国是一个封闭性的中国，“分裂”、“分治”对外交关系毫无重要性
可言。但今天，国际资讯的发达，已使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所以，在这种
情况下，外交就成了一个主权范畴中的相当敏感的触觉，这样，无形中也就把国际
拖进了中国问题的是是非非中来了。在此我们不是轻看国际社会，我们认为，迄今
为止，哪怕是和中国打交道时间最多的美国，它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认识都是相当肤
浅的，面临中国政治文化的诡谲与深瀚，它不过是沙滩边的涉足者而已。美国如此
，遑论其它国家。所以，两岸之间的斗争，在他们看来，既不可思议又莫名其妙。
假如说它们在这之中还有什么判断标准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争执双方
的实力和它们自身利益作考量了。
国际间共同认可的一些关系法，并不是很完全地适应於中国的具体情况，对
此，我们仅举一例即可。例如，国际认同的“一个国家，一个主权”的观念，我们
不知道若把中国摆在战国时代七国鼎立的情况下，国际当对之如何处理？承认“一
个中国”吗？那么这“一个主权”又该归谁？承认“一个主权”吗？那么这世界上
到底有没有“一个中国”的存在？
在这里，真正的事实是“一个中国”当然存在，但“多个主权”也照样存在
。否定“一个中国”，是对中国的不公正；否定“多个主权”，是对主权分割後的
“特殊”的“国”的不公正。
国际若要体现公正与理性，是有必要打破现在的“一个国家、一个主权”的
观念的。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七国纷争毕竟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不足以此为据
。但我们说请千万不要把它当做历史，中国的政治数千年并不是在前进、在弃旧图
新，而是在不断重复、循环，七国纷争的乱象不定明天、後天，都随时可能出现。
目前两岸的“分裂”、“分治”，实际上也是春秋战国的一个模式，所不同的只是
没有七国、而只有两国；没有当年七国的实力相当，而只有今天两国的实力悬殊而
已。也许正因为是只有两国，而且实力如此悬殊，才可以使国际在“一个国家、一
个主权”上打马虎眼，但这个“马虎眼”虽然勉强打下去了，但却使国际失去了最
起码的对中国问题的公平与正义。
解决“分裂”、“分治”的两种模式
那么，如何解决目前两岸（两国）的“分裂”、“分治”的状况，以使中国
达成统一呢？
我们认为有两种模式。但在中共政权存在的条件下，很现实的其实只有一种
模式。
那就是双方都陷在中国古代政治的怪圈中爬不出来。这对中共来说，当然是
乐此忘彼、精於此道的；但对台湾来说，却真有点无奈。但无奈也没有办法，因为
现在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在它那一方面，它缠着你，你也只有陪着和它斗下去。
这场古代的游戏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对主从地位的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双
方当然只有各持各的法统、各进行各的关於主权的解释了。两边都不存在着让步的
空间。也正由於这样，结果自然也会走上和中国古代同样的“统一”的“途径”：
一种是以“文”逼降，不战而屈人之兵；一种是以“武”力克，用战争彻底消灭对
方。
基於这个大前提，我们认为，台湾目前某些人对中共所持的幻想是非常地不
切实际的，两岸的关系现在其实是一种百分之百的敌对关系，当然这并不排除在中
国政治文化中由於“计”（策略）的影响，可能会有某些掩盖敌对关系的现象的存
在。同时，由於双方敌对关系的性质所决定，两岸在本质上也不可能出现什么“良
性互动”、“双赢”，当然也是同理，由於中国政治文化的“计”的影响，也不排
除阶段性的“良性互动”与微观（而不是宏观）上的“双赢”。
并且我们在此还要特别提出的是，两岸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固然是在中共的
刻意的推动下，另一方面也是在台湾的不断地防卫下，双方的弦已经越崩越紧了。
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的“特殊国与国关系”的直接冲突，标志着两岸关
系已进入到政治硬体直接冲撞的阶段。
在中共现行体制与中共高层的跃跃欲试的霸权野心下，两岸在“和平统一”
的迷梦破灭了之後，最终难免一战。因为按照中国历史上历来的“统一”规律，如
果“文”不能逼降，“武”战则不可避免。
两岸如果真的一旦爆发战争，那当然是一场悲剧。而其最深刻的悲剧性则在
於中国的政治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天下为私”在中国政治中的根深蒂固，使
中国永远也不可能摆脱由历史承传下来的帝权专制，已成了一种宿命。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模式，我们称为“幻想”的模式，在很多必然与偶然“巧
合”的条件下，它也可能成为现实的模式。那就是希望中国能够真正觉醒，出现一
个彻底和中国五千年“天下为私”政治决裂的政治力量，它能引导人民深刻总结一
百多年来中国“革命”的教训，使中国的政治摆脱“天下为私”的怪圈，以一种崭
新的面貌，重新规划中国的政治结构。
到这个时候，中国也许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个“一个中国、双重甚至多重主
权”的局面，但我们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它只不过是还中国政治历史与现
实的真实原貌而已。中国本来就存在双重并可能是多重主权的问题，对之有如采取
强力压制的办法，还不如以一种善意的立场，使其用合法的渠道释放出来。让各方
在承认一个虚化的“中国”的前提下，亦承认主权分割的各个“特殊”的“国家”
。尔後再通过良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和平竞争，并逐渐形成凝聚力，使中
国得以重建。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中国完全摒弃“朝代”现象。“朝代”是中国政
治的万恶之源，没有“朝代”，就没有帝权；没有帝权，就没有专制；没有专制，
当然也就再不会有“分裂”、“分治”。中国政治需要的是一种代表全民的、制度
的、长期的、永续不变、废除国号的政府，因此，这个政府只能建立在以选民为基
础的民主法治的程序上，政府在这个程序中所取得的合法性，足以把所有图私谋利
的政治家的“野心”都纳入规范的轨道。我们认为，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
政治才能走入“一个国家、一个主权”的境界，这种政府所具有的坚不可破的合法
性，才可以代表整个中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