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运动自掌握国家政权以来，就和政治迫害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中共
在这方面更是一枝独秀。在中共建政後五十年的政治迫害中，除了镇反、反右、四
清、文革和六四这些由中央直接发动的运动外，各地自发开展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往
往更无法无天，整人和株连的手段更残忍，更能表现中共政治迫害的特色。上一次
介绍的“屁案”就是一例。而最近由中共甘肃镇原县委党史办透露的一起冤案更属
於这一类骇人听闻的地方性大案。

      甘肃镇原县是中共老区，一九三六年後一直在中共完全控制下，每次征粮，
镇原人民都勒紧腰带凑满定额。一九五七和五八年镇原县粮食大幅度减产，但上级
仍然定下了高指标的征粮数，农民纷纷外逃，留下来的靠吃菌蓿秆、洋竽蔓、棉蓬
籽和荞麦衣等度日，浮肿、中毒和死亡现象大量出现。县长许国如、副县长张万寿
迫不得已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暂时停征粮，调拨一批粮食给镇原救灾。但专区领导认
为粮食问题的根源是反革命破坏，於一九五八年七月份派出工作组进驻镇原县，从
粮食问题入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提出要搞一场“政治大革命”和“
组织大革命”。

      工作组一到镇原就夺了县委和县政府的权。原县委领导基本被打倒。在基层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农业社干部被批判斗争。工作组规定县机关和企业职工每人第
天写一百张大字报，中学生五十张，检举揭发，内容不许重复，於是造谣诬陷成了
解脱自己的唯一办法。

      九月中旬，工作组宣布运动进入“红色台风”阶段，宣布挖出“许国和、张
万寿反革命集团”。从此运动从批判斗争转入大规模的逮捕，工作组员如同有权先
斩後奏的钦差大臣，随身携带盖好印章的逮捕证，随时填写。一次工作组员在先锋
农业社听到群众反映没粮食吃，要求供应回销粮，工作组员在记下反映问题的人的
姓名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当场逮捕四十八人。有一个人和名单上的某人名字相同
，在念到此人的名字时他先站了起来，结果被捕死於狱中。一次在马渠乡一天就抓
了二百多人，用麻绳串起来往县上拉。

      十月二十二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来到镇原县，听取工作组汇报後说
：“事不宜迟，迟则有变，立即逮捕，一网打尽。”当晚，省委从邻近的平凉、泾
川调来公检法干部和公安部队，二十四日县城全部戒严，到处架起机枪，分三批逮
捕县社干部169人。此案一共逮捕判刑1503人，死於狱中333人，受到批判斗争3000
多人。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场政治迫害，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发生於五十年代的
地方性文革。从揪斗原领导人、贴大字报、发动群众斗领导和群众斗群众、派工作
组夺权到後期实行变相军管以及动用专政工具来镇压，波及面从党政机构开始发展
到全体群众，整个案件和文革从打倒刘少奇到一打三反、大规模逮捕和处决的过程
非常相似。这就给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没有毛泽东，固然不会有那样一个规模和特点的文革。但发生於五十年代的
镇原案件，其整个过程和七、八年後全国规模的文革在一些基本方面是如此相似，
这决不是巧合。联系中共历史上自三十年代起就层出不穷的自己人迫害自己人的惨
案，人们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共是一个骨子里有着强烈的迫害欲的政治组织
，这种欲望强烈到了它能在自己内部一再地、定期地想象和捏造出敌人来满足自己
的迫害欲的程度。文革就是这种迫害欲的大发作。所谓阶段斗争理论的实质是为满
足其迫害欲而寻找牺牲品的借口。我们今天不禁要问：这个党的核心成员中，到底
有多少人是象毛泽东和康生或者如镇原案件的炮制者那样的迫害狂，有多少人又是
在这个组织的改造和逼迫下被唤起了内部深处最阴暗的欲望，也变成了迫害狂？中
国人今天的道德堕落，人性沦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这样一个政党长期执政所造
成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