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号-杂感 林牧简介 林牧文章检索

 
从徐世昌 段祺瑞到华国锋....(西安)林牧
 
 

      历史上有一些阻碍过时代前进的人物,在当时令人切齿痛恨。但是,当类似
的历史重演的时候,前後对比,又会让人们感到前人比某些後人还是较为开明的,
在历史评价方面应当实事求是地还他们一个公道。

      从袁世凯到徐世昌、段祺瑞,北洋政府的统治思想是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
忠孝节义,他们大兴尊孔、读经之风。一九一五年以後,高举科学、民主和文学革
命大旗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冲决从孔夫子到北洋政府的封建主义统治思想的思想革
命运动。以徐世昌和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政府曾经企图取缔“新潮”,禁止《新青
年》发行,但却始终没有动手。他们没有罢黜和拘捕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
、李大钊、钱玄同、傅斯年,也没有禁止他们发表进步的言论。可见当时还有较多
的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为了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丧权辱国的行为,北
京大学等十余所校、院的三千学生游行示威,并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赵家楼,痛
打了另一个卖国贼章宗祥。北洋政府逮捕了许德珩、杨明轩等三十二名学生。但在
北京和全国民众的强烈抗议下,对民运持温和态度的总统徐世昌命令警察厅於五月
七日将被捕学生用汽车送回各自的学校。五月中旬,比徐世昌反动的国务总理段祺
瑞得势,一面通电主张中国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下令为卖国贼曹、陆、章辩护
;一面任命号称“屠夫”的王怀庆为步军统领,加强对民众的镇压。北京学生於六
月三日到五日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段祺瑞於六月三日拘捕学生178名,六月
四日拘捕学生七百余人,还拘捕了亲自上街演讲和散发传单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
独秀。这两次大逮捕激起全国各界更强大的抗议运动。上海率先罢市,江苏、浙江
、天津、安庆、芜湖、厦门、九江、济南、武汉等城市相继罢市。上海、唐山、长
辛店和长江轮船的码头工人奋起罢工。“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国、全民的运动。
反动残暴的段祺瑞凶锋顿敛,不敢出头。六月七日,总统徐世昌派出总统府和教育
部两位官员向被捕学生道歉,褒奖并劝其出狱,被捕学生拒绝出狱。六月八日,北
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作出决议,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隆重迎接被捕学生出狱。陈独
秀也被释放。六月十日,徐世昌批准曹、陆、章辞职,六月二十八日,北洋政府代
表陆征祥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以胜利告终。

      段祺瑞在许多问题上比黎元洪、徐世昌反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
市民和学生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反对一九00年大举侵略中国的日、俄、德、
英、美、法等国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八国最後通谍”。当天下午,部分游行民众二
千余人走到执政府,呼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政府”的口号,并要求面
见段祺瑞。段政府的警卫旅开枪镇压,当场打死四十六人,打伤一百五十五人。色
厉内荏的段祺瑞一面惊呼“一世英名,毁於一旦”;一面发出颠倒黑白的通电,诬
蔑和平请愿的民众是“暴徒”,诬蔑请愿民众“击死宪兵二人,伤警厅稽查与警察
各一人,卫队多名,当场夺获暴徒手枪数支。”段祺瑞屠杀民众又倒打一耙栽脏诬
陷的手段後继有人,而且青出於蓝,凶残百倍。可是段祺瑞的罪行,不仅受到全国
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而且招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三月二十日,孙岳
、张之江、李鸣钟、鹿至麟四位高级将领在电报中指出:“现政府既为国人所厌弃
,敝军自今日起,专任维持地方之责,至政府如何组织,法院如何接续,完全听之
法律解决。”三月二十日,直隶(即河北省)军政首脑孙岳通电全国,痛斥段政府
枪杀民众的暴行,并自动解除直隶军务督办及省长等兼职,“以促政府觉悟。”三
月二十三日,冯玉祥鉴於“无法应付当前局势”,留书与部下告别,准备离职前往
苏联。而在段政府控制下的京师检察厅,也不像後来许多司法机关那样昧着良心,
背叛法律,为虎作伥,指鹿为马,而是如实肯定:“群众并无犯罪行为,且未达到
不正当侵害之程度,党院卫队实无开枪之必要,不能认为正当防卫。”在场的警官
和警察也都在法庭上证明,游行学生除传单、旗帜外,没有什么武器。

      正是由於当时民气高涨,统治集团中也有许多人尊重民意,尊重法律,社会
环境并不十分恶劣。三月二十五日,北大学生为死难同学李家珍、黄克仁、张仲超
抬棺游行,送殡者一千余人,并未受到军警的干涉。而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
》,朱自清先生的《三月十八日执政府大屠杀目击记》和林语堂先生的同类文章,
内容指辞都很尖锐,在当时还能够公开发表。可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没有
被段祺瑞的枪炮所扼杀。四月二十日,段祺瑞政府全体狼狈下台。这固然是各派军
阀争夺权力的结果,但是“三一八”惨案无疑是段政府下台的罪状之一。例如:四
月十日,京师警备司令部的布告,指出:“段祺瑞自任执政以来,祸国殃民,无所
不至,最著名如金佛朗案、三一八惨案,尤为国人所痛恨。”

      下面再说华国锋。

      在打倒“四人帮”中建立了不世之功的华国锋,一度受到全国人民的感谢和
拥戴!声誉如日中天。他後来被拉下台,主要的过失是“坚持两个‘凡是’”和搞
个人迷信。所谓两个“凡是”,就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在汪东兴授意下写进《
人民日报》社论中的两句话:“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
主席的批示,我们都坚决遵循,努力贯彻。”提出两个“凡是”的主要目的就是反
对邓小平复出和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在这个问题上口径一致。可是,这种
局面只僵持到当年七月,华国锋就对第一个问题作了让步,让邓小平恢复了一九七
五年的职务。只是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抵制了两年之久。後来,天安门事件的平
反基本上是在自下而上地进行。民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最迟在一九七七年一
月就开始了。一九七七年九月初,复刊後第一期《中国青年》发表了在胡耀邦支持
下写成的一篇文章,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人民的真正的和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的
体现。”汪东兴下令禁止这一期刊物发行。六天以後,北京几家主要报纸都刊载了
一篇“评论员”文章,不指名地批评汪东兴的禁令。接着,在九月份最後一局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经过改革派同“左”派的激烈争论,会议决定:撤销对《中
国青年》的禁令,并任命林乎加代替直接镇压天安门民众的吴德任北京市委一书记
。林乎加到任一个半月以後,在十一月十四日公布的北京市委常委会议的公报中宣
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
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北京市委的公报实际上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但是因为
中共中央没有明确表态,不便标明“天安门事件”的字样,更不便为整个事件定性
。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三人商
定,趁此机会发一条消息,标题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
行动/对於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
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新闻界三巨头做了这件事後还担心华国锋干涉或者不认帐
,可是,华国锋看到报纸又听到林乎加汇报以後,没有讲什么话,却在十一月十八
日为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
消息和手迹。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二次讲话中明确
表示:“今年十一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
,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
命的行动。对於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
复名誉。”
      
      我们不知道华国锋对北京市委的决定是事前同意还是事後追认。不论哪一种
情况,华国锋这样做是值得赞扬的。

      由此可见,华国锋对两个“凡是”是持而不坚,更没有坚持到底。

      至於搞个人迷信,华国锋是有这个过失。他在执政的前期讲话太多,题字太
多,爱听逢迎奉承的话,什么“英明领袖”啊!什么“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
出了个华政委”啊!生活上的特殊化一度也比较严重。但是,同前人和後人相比,
他是望尘莫及的。何况,他在执政後期已在改正“个人迷信”。请看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华国锋同志在会上郑重强调了党委的集体领导。他
建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另外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华国锋似乎持中间态度;在平反“冤、假、错案”中,
华国锋对许多案子是支持平反的,对“一部分案子”有所抵制;而在一九七九年取
缔“民主墙”、逮捕一大批民主青年时,华国锋并未插手。後来,把华国锋一撸到
底,只保留了一个挂名的中共中央委员,看来是做得过头了。可是,华国锋并没有
反抗。否则,以他在打倒“四人帮”中所树立的功勋和威望,制造一些麻烦以至小
的动乱是有可能的。可见,此人对个人权位并不是太热衷的。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徐世昌是一个封建官僚,根本没有现代知识和民
主意识。但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使他懂得“民为邦本”、“众怒难
犯”、“民心不可悔”、不能“残民以逞”等等。

      段祺瑞是一个反动无知的封建军阀,他如能任意而为,什么坏事也可以做得
出来。不过,他当时没有一个组织严密又能垄断一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特权
的专制主义的政党,他还不能不受到民意、舆论、法律和统治集团内部异己力量的
制约,他还没有力量完全钳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他虽然凭借武力嚣张於一时,
却不免在屠杀民众一个月之後狼狈下台,而且永远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华国锋确实思想保守,知识欠缺,不是一个能够领导现代化改革的人才。但
是,此人人品较好,忠厚老实,不大会搞阴谋诡计,没有丧失正常人的良知,在保
守派中不失为一个比较善良和明智的好人。把他同前前後後的某些专横愚昧、顽固
不化的领导人相比,优劣自现。当然,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也和现在不同。当时的极
左派大多同林彪、“四人帮”有牵连,在清查运动中大多被赶下台,新上去的省一
级、部一级领导人中赞成拨乱反正的占优势,他们对华国锋的让步起了很大的推动
作用。

      徐世昌那样的封建官僚,只能借鉴,不值得效法。华国锋还是值得一些领导
人效法的。中国人重视晚节,对於知过能改的人也比较宽容。“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嘛。不过,屠刀,要放得诚恳,放得不失时机,放得干净彻底,而不拖泥带水
。我们试目以待!

      【注:关於“五四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的情况和数字,引自三联书店一
九七八年再版的、陶菊隐著《北洋军阀时期史话》。关於华国锋的情况,引自於光
远所写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等文章,还有作者保存的资料。】

    一九九九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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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林牧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3年9月1日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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