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胡平新著《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



      一九六六年，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其“极权主义探源”一书第
三版序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问题：在世界极权主义系统中，唯有中共极权主义我们
知之甚少。对於中共“洗脑”的结果，到底它能否持久地改变一个人的个性，我们
知之更少。七十年代後期以来，中国进入极权主义後期，西方对中国铁幕之内的情
况渐有了解，有关著作开始出现。一九九二年，法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杜梅纳克（
J.-L Domenach）推出《中国——被遗忘的群岛》一书，对中共监禁制度进行了系统
研究，填补了西方中国现代史研究上的一个空白。然而，相对於对纳粹及苏联极权
主义的汗牛充栋的著作说来，对中共极权主义的研究仍然是凤毛麟角，而中国人自
己的研究则少之又少。最近後由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胡平的新作《人的驯化
，躲避与反叛》一书正是一本中国人研究中共极权主义的少有的力作。

      《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一书旨在研究中共的洗脑运动。所谓洗脑也即是
思想改造。胡平自己说，该书研究什么是思想改造，思想改造何以发生并怎样进行
。胡平认为，思想改造乃是人的驯化，一部中共的兴衰史便是人的驯化、躲避与反
抗的历史。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一部中共思想改造史问世。胡平此书不是一部
中共思想改造史，它比思想改造史更进一步，企图对中共这一十分独特的统治方式
进行深入分析，找出它为什么推行和为什么得以推行的内在机理。

      思想改造不是中共的发明，它来自苏联。但在苏联，思想改造基本上停留在
理论层面。斯大林治下的集中营，主要以摧毁反对派的肉体为己任。只有在中国，
思想改造被推到统治制度的高度，并在大范围内当作具体的必须达到的战略目标实
施。我一直认为，如果说一党专政，党即国家，国家即社会；国家垄断经济及一切
有效资源；意识形态专政；警察恐怖是各种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的话，意识形态专
政则是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主要特征。而相对於苏联及东欧极权主义，思想改造乃
是中共极权主义的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讲，思想改造乃是中共极权主义的灵魂。而
胡平的《人的驯化，躲避与反抗》一书正是一把刺向中共极权主义灵魂的解剖刀。


      对极权主义的解剖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工作。因为极权主义将人性的弱点推
向极端。从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後来成为研究极权主义的法国著名学者罗塞（Da
vid Rousset）曾经深刻指出，“正常的人不懂得一切都是可能的。即使证词使他们
的理性承认，但他们的肌肉也不会相信。从集中营逃出的人知道他们的体验是无可
言传的。”如果说今天在西方，自索尔任尼琴以来，苏俄极权主义已经获得充分的
揭露，那么中国的极权主义还基本上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造成这种状况的最
主要的原因应该说是缺乏中国学者的耕耘。思想改造既然是中国的独到产品，自然
需要亲身经历过的中国人自己起来揭露和传达。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改造较之集
中营体验更加难以言传和解析，因为思想改造看上去不象消灭肉体那样残忍。然而
，这种并不用刀枪的精神奴役，这种对人的灵魂的彻底残杀加给中国社会，中华民
族的创痛却是极为严重的。四九年以降，无数中国文化精英或因言获罪，被剥夺了
言论与思想的权利；或被彻底洗脑，丧失了思想的能力。极权主义对人性灵魂的摧
残恐怕不是一代两代人所能修复的。更为严重的是，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大陆，这
种思想奴役虽已一蹶不振，但其余威却仍在毒害民族精神。

      对思想改造进行有力的解剖，如果说并不绝对必须亲身经历这一运动，至少
必须深入到思想改造的内部，占有完备的材料。正如胡平在本书前言中所指出，目
前对思想改造运动的翔实记录和深入分析的文字还很少。这就基本决定没有参加过
思想改造的研究者在现阶段还难以问津这一重大主题。胡平是“过来人”，因而有
条件进行这一研究。因此，胡平这部新作不仅是对世界范围内极权主义研究的一个
贡献，也是诊治当代中国社会精神危机的不可多得的理性武器。

      《人的驯化，躲避和反叛》一书共分七章，分别讨论思想改造的三个既相互
穿插，又存在一个大致的时间顺序的三个发展阶段：驯化、躲避和反叛。第一到第
三章讨论思想改造的缘起、条件、功能、手段及其运作机制。四、五两章讨论躲避
与反叛；六、七章讨论自由的获得及其认识。同作者一贯的文风一样，本书逻辑严
谨，说理充分，循循善诱，亲切服人。作者以严密的推理，精细的观察，将理性的
触角伸展到思想改造的全过程，对这一曾经长期主宰，奴役国人精神的庞大制度机
器剥皮去壳，层层剖析，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独到见解。他对思想改造具体过程
及其“技术”细节的分析也极具启发性。如思想改造中的大批判是怎样进行的，为
何需要当众进行自我批评，所谓党的考验，劳动锻炼，向党交心等究竟有何意义等
等，想必大多当事人读者拜读於此时都会苦涩地会心一笑。

      思想改造既然是中共极权机器的核心部件，那就是说这一部件的运行离不开
整个机器的运转。思想改造在中国的实践表明，从来没有什么纯粹意义上的思想改
造。思想改造之所以得以进行正是因为中共有一套强大的镇压机器。我以为，胡平
此书的最大贡献在於以充分的论据指出所谓中国式的思想改造乃是掌握国家政权的
中共利用政权的力量，以极权主义的手段强迫人民大众接受中共意识形态的过程，
所谓众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理论“心悦诚服”不过是一套包装得空前完好
的谎言。胡平在分析了思想改造的哲学与心理前提之後，指出中共四九年的胜利并
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他以“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来说明思想改造是
怎样上路的是十分贴切的。这即是说，作为思想改造的对象，你除去钻进共产党为
你布置好的思想改造隧道之外，只有死路一条。胡平细致入微地剖析了思想改造中
的一整套指鹿为马逼人就范的组织手段，语言技巧。

      作者见微知著，对一些看似已成定论的“常识”提出质疑，进而指出其虚假
，还其庐山真面目。如他指出，当年我们都以为信仰过毛泽东，但那些实际上仅仅
是我们不曾怀疑。今天看来，极权主义的思想改造的力量不仅是强迫人们信仰共产
主义意识形态，而其更本质的特点是不允许人们怀疑，它动员一切精神的、物质的
、行政的甚至暴力的手段铲除人，作为个体的人赖以思想，怀疑的条件和能力。读
胡平这部书，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本人也深深感到：我们都曾经受过“洗脑”
。

      思想改造既然是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那么它同中国文化应该有某种承继关
系。此问题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但也有很精采的提示。如胡平将思想改造溯源到
中国古代兵家的“攻心为上”。法国学者杜梅纳克将中国的思想改造运动称作一种
“真空精神奴役法”，即是说，在不动外科手术的情况下将你原有的“心”掏空，
然後再装上一颗“新”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心”。其实攻心为上更是中国儒家的
传统，“修齐治平”从“正心诚意”开始。中共标榜摧毁封建传统，在对人民实行
控制，巩固政权上却是传统的创造性继承者。对极权主义与传统之间的关系的反思
，也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文化传统同现代政治之间的暖昧关系。攻心为上本是
中国文化的“强项”，服务於专制却成为最恶劣的武器；“仁”的文化遗产也有助
於避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在极权时代却成为使人臣服於独裁的文化基础
。

      思想改造是一场中国式的造神运动，这个神即是毛泽东，他是共产主义意识
形态系统的掌门人，又是这一神圣无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这一运动的目的
是要造成一套不容怀疑的精神统治系统，其方式又是一套强大异常的暴力制度。这
就造成打破这一系统的双重困难：既要冲破思想的牢笼，又要粉碎专政的机器。这
种双重困难造成走出极权主义极为不易，这便是胡平这本书後半部分致力论述的问
题。按照胡平的分析，对极权主义的抵抗无非有两种，一是消极的抵抗，即所谓躲
避；一是积极的，即反叛。反叛会受到极权主义的无情镇压，但躲避又容易使人走
上犬儒主义。这一情况使得走出极权主义之路是艰苦和长期的。

      走出极权主义虽然艰难，但并非不可能。实际上，在中国这一过程早已开始
。经过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九十年代的中国已进入後期极权主义。胡平在本书
中指出“後期的极权主义不再把自己当作自由的体现，而是把自己当作秩序的化身
。它不否认自己是在压制自由，但它坚称那是为了维护秩序，用中国的话说就叫作
‘安定团结’。这实际上是回到了传统的专制主义。”（P236）後期极权主义不再
拥有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它往往以专政的手段来弥补它在思想上的溃败。而实际
上，越到後期，它甚至在运用专制手段上都感到力不从心。中国社会目前的现实充
分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处於这一阶段的极权主义为了挽救其崩溃，也很可能重新强
化业已破产的法宝——思想控制。从这一角度，从根本上认识极权主义思想改造则
是防范精神暴政回潮的有力手段。这也正是《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一书出版的
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