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忘记在自己国家里作一个诗人的感觉了。”几年前，我对一位苏格
兰诗人说，他正指给我看麦克白斯城堡的废墟。但此刻，我在这儿。中国，再次不
是一个梦，而是清清楚楚从车轮传进我身体的震动。这是中国的土地啊！但，已不
是“我的国家”－－作为持新西兰护照、以中文写作的诗人，这是“我自己的外国
”。我“来”，却不是“回来”。某种意义上，这比分离更遥远－－“我”，是横
在我自己的现在和过去间一个不可逾越的距离。
十年了，我从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用机翼下的地平线，画出无数同心圆
。圆心，是那行临出国前写的诗、变成现实的可怕咒语：“所有无人 回不去时回
到故乡”。记忆，慢慢聚焦到一间小屋上：门口两个书法大字“鬼府”；墙上挂满
五彩斑斓的民间辟邪面具；书，从书柜里泛滥到桌上、床上；桌子是半块玻璃黑板
做的；母亲去世那天，采自圆明园废墟的一大把火红芒草，簇拥着她那张遗照；黑
色纱巾蒙在骨灰盒上……最後掩上门的一刹那，它留下我的目光。漂泊的旅途上，
我是流亡者，又不是－－“回不去”，“故乡”才在想像中更真实。这小屋，把有
我名字的邮件上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地址，变成它自己的一连串赝品
。中国，在我思念的刺痛里，变成写作和命运的同义词。
但我认得出这个终於再现於眼前的中国吗？
古城北京无影无踪了；玻璃与钢铁的冰冷反光，吞没了小胡同和四合院的温
馨；小时候仰望得脖子酸疼的“天宁寺塔”，只齐现代住宅楼的腰那么高；原来宫
殿起伏的风景线，站满了“希同帽”－－出租车司机的黑色幽默－－一种传统大屋
顶建筑风格的假古董，简化得丑陋不堪，却正对前市长陈希同的品味，少了它，一
张蓝图决不会被批准。陈希同九七年因贪污罪下了台，可几十顶“希同帽”却按期
完工了。这群没有退路的怪兽，只能在一百年里继续污染这片天空。变化堪称触目
惊心：我文革时插队的远郊区，抬着棺材走过的黄土路已埋在三星级宾馆的水泥地
基下；曾全村围看一架黑白电视机的农民，如今是家家ＶＣＤ、挥舞手提电话的宾
馆老板；“知识分子”要想名符其实，不能没有"E-mail"地址；而“上 网”，是
大学生起码的智力水平……虽然，毛泽东树立的“共产圣人”雷锋的名字，还在官
方宣传品中时有所闻，但“以穷为美”的价值观毕竟一去不返了。“向钱看”的口
号有力得多。富裕的可能，刺激着贪欲也鼓舞了能力。八十年代时髦的词汇“个人
”、“自我”、轻易换成了“投资”、“股票”；而“选择”的含义，对每月二百
元的下岗工人可怕的清晰。消失的古城，卷走了古老的悠闲。我走在花花绿绿从“
可口可乐”到“治疗性病”的广告之间，嗅着财富的甜香和争夺的血腥。
钱，这个中国传统士大夫耻於谈及、共产党时代视为罪恶的字眼，今天建立
了它的“绝对专政”。那不止意味着享受－－当然了，住在精神病院的诗人郭路生
，没办法不对吃掉他一年住院费的一顿晚餐目瞪口呆－－更是“自由”：“有钱什
么都能买到”的潜台词，是不择手段地去弄钱；报刊上越反越多的“有偿新闻”，
使消费者对每一件“热门”产品充满疑惑：这公司付了记者多少钱？一本新书的“
研讨会”，发言越踊跃越不令人兴奋：那是“计价”的，说的越多会後拿到的“红
包”越大！诗人也改行了，或变书商－－昨天躲着你的出版社就突然对你待若上宾
了；或写脚本－－给电视、电影（被称为“触电”），若一炮而红，你就将是守着
十部观众热线电话的那人。谁还记得八三年我的长诗《诺日朗》会被批判为“宣扬
色情”呢？现在，从上海地铁站的书店到湖南小县城的地摊，到处是萨德候爵、享
利·米勒的中译本。“自负盈亏”四个字，甚至锈蚀了党的铁腕：一位作家因政治
上的麻烦被判刑入狱，同时他的书却在公开出售，因为出版社怕亏本，想拖到明令
禁止那一天……
我该为此庆贺还是加倍悲哀？庆贺中国这么快变得比西方更西方？或悲哀於
找不到一个这样的“西方”？当中国生产的“奥迪”成为官方用车後，北京流行的
民谣：“街上跑着四个圈（“奥迪”商标），打开车门往里看，里面都是贪污犯、
先枪毙、後审判，保证没有冤、假、错案。”官方三令五申严禁官、商勾结，反对
贪污腐化，但言辞是一回事，儿子当董事长的公司、看涨的股票、银行里的存款是
另一回事。谁都知道陈希同的丢官，并非真是因为他贪污挪用了几亿公款，而是倚
仗“六四”屠城之功，觊觎最高权力，挑战江泽民。那其他更会见风使舵、更善於
逢迎当朝“天子”的贪污者呢？共产党大肆宣扬的“理想主义”，遮不住它在权利
、金钱争夺中赤裸裸的欲望这一本质。全民“金钱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发疯，恰恰
是清醒－－是这个本质的普及版。为什么不？官方的谎言和反抗者的“英雄”幻觉
都建立在“历史的真理”上，但除了此刻有什么“历史”？利益之外哪儿来“真理
”？九十年代中国人普遍的政治冷淡症，与无原则的发财“成功感”恰相配套。我
唯一的意外，是这一切的太不出所料，太合乎逻辑。以至躺在老朋友家的地板上，
喝着烈酒彻夜长谈时，没办法不同意他：“最可怕的是由贫暴富的地方，最可恶的
是由穷暴富的人！”
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市场经济”，是中国今天的“新官方文化”。一位著名
青年作家与电视台讨价还价：一辑他“喝着酒两天就能写完”的电视剧，不给三万
元人民币不干。“那写什么由谁定？”“题材电视台说了算。”这部电视片，题目
叫《中国姑娘》－－耳熟能详的宣传品。三万元不过是作者名字的“雇佣价”。“
你以为这笔买卖中官方没还你的价吗？”对这问题，他不好意思地笑一笑……不，
这并非不得不在饥寒与屈从间决择的耻辱，而是贪婪。与空洞的道德说教至少同样
可怕的，是放弃一个知识分子的起码良知。但这也不偶然呢：文革後，刚入学的大
学生没人申请加入共产党，可几年後人人递交申请书，因为“政治进步”是分配好
工作的重要条件。有人说：“没人入党是有信仰，人人入党才彻底没信仰！”九十
年代初，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打出“一点儿正经没有”的口号，扬弃反
省社会、文化问题的“严肃文学”。很快，王朔自己又被新一代作家扬弃了，理由
一模一样：“太严肃”－－插科打诨之下，还是社会主题！什么算“不严肃”？一
伙年轻书商，看准中国竟办“２０００奥运”失败後的民族主义情绪，粗制滥造出
一本轰动中外的《中国可以说不》，谁知江泽民访美、克林顿来华，进出口在国际
权力游戏中更有效，那就再炮制一本《中国不是只能说不》！“政治”，离开了原
则，也可以任意被“玩”，象当代中国的艺术家们，从文革宣传画加可口可乐广告
式的“毛POP”，到毫无艺术独创性、仅仅突出粗俗题材的“市井”、“艳俗”，以
“中国艺术商标”招揽买主－－西方的“文化观光客”和中国高悬赏格的官方-－当
一切都能标价，最先被卖掉的一定是人格。
那谁是“新官方文化”的受害者？说到底，正是中国文化本身。思想肤浅、
形式平庸是中国大陆创伤的“特征”。“官方／地下”的区别，已由“畅销／清贫
”的对比所代替。为什么写？为谁写？谁会出？谁来读？其实都是品味问题。譬如
文学，“文革”作为小说题材已成一个噩梦。它过去了二十年，可还没一部作品配
得上那现实丰富深刻的程度。贾平凹的《废都》，写某古城的一伙文人，附庸官场
沉溺酒色，但人物内心之单薄贫乏，作品形式之平铺直叙、语言之油滑、趣味之鄙
俗，只能让人把这本书归入它试图暴露者的同类；另一本不久前出版、堪称“文革
”文学佳作之一的《马桥词典》，韩少功选取他曾插队的小村马桥的一百一十一个
词，以词典的形式，解剖一个错综复杂地渗透着政治、历史、传统、语言、心理诸
多层次的“案例”，从而使“文革”题材终於开始了它文学上的自觉。但，也仅仅
是开始－－“词典”的形式还太技术性，象一件用来“思考文革”的工具。换句话
说，太囿於关於“文革”的思考。“文革”是什么？它远远超出具体的时间、地点
，提供的是一个透视人性深渊的机会。它唯一的题材是：我们内心中发生了什么？
我们内心中能够发生什么？有时，文学中过分的“政治化”，仍是“共产党文化”
的後遗症。它使我们既无政治、又无文学，却不知不觉扮演权力游戏中某个特定角
色－－一个当代中国文化内诡谲的限制？
我的舅姥爷、三十年代的现代诗人徐迟、九七年跳楼自杀。八十岁了，什么
人生磨难没经历过，非如此绝然地离去？原因众说纷纭，但对传说的他的一句话：
“我真後悔三十年代在现代派和共产党之间的错误选择”，我深信不疑。因为我知
道，从二十年代试图“全盘西化”，到三十年代接受西方“最科学”、“最先进”
的共产主义、再到目睹“後冷战” 历史嘲弄，多少人发现：自己的一生，其实只
剩一个臆想的价值。是被欺骗还是自欺欺人？历史循环到起点，才懂得：半个世纪
的“革命”，使所谓“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面临了空前恶劣的处境－－共
产党，既摧毁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框架，又“移植”不了完整的西方文化，除了在“
实用”二字上合并两者恶劣的一面，什么也没有带来。“现代转型”，既可能是个
美丽的说法，也可以是丑陋的谎言：当许多中国艺术家投机利用“政治”去牟利，
美其名曰“後现代”，那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前现代”：不是选择的错误，而是主
动对“自我”的放弃－－与徐迟们相比，少了前辈的真诚，却多了“共产党文化”
的肮脏。
“回不去时”，“故乡”曾如此形而上的熟悉。“回到故乡”了，常常，我
更感到是一个陌生人。也许，该说“隐身人”？即使最温暖的时刻，与老友灯下倾
谈，我知道，他们眼里的我，还是十年前那个我，而一片看不见的空白是我十年漂
泊的经历：每一天的生存重压下的自我提问，已把“为什么要写作”，彻底还原为
思想本身的价值和“写”本身的乐趣。但这价值观，对今日中国是多么“异乡”！
我“回去”，仿佛要故意设身处地，体会“回不去”多惨痛多幸运！难怪，当我遇
见自愿留在精神病院里－－作为一种逃避方式－－的诗人郭路生，他会惊呼：“我
发现国外回来的和住精神病院的人有共同点！”
这是一九九八年，距离写“回不去时回到故乡”整整十年。回到中国的日子
，又是我把自己从这片土地中连根拨起的日子：北京公安系统，发现我回到“我的
”家，立刻对我恢复了如十年前一样的全面监控。出於厌恶，也不乏小心，我放弃
了这间尘封累累，却令我四海漂流时梦魂牵绕的小屋－－现在，它是名符其实的“
鬼府”了，将只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而我，多希望变成一个无记忆的人！当运走
我藏书的卡车，在高速公路上加速离去，我回头，眺望－－西山那逐渐变远的、我
从小太熟悉的形状。好陌生啊，在冬天早早的黄昏中，那一片深灰色。“这是最後
一次用这双眼睛看你了”，我想。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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