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说：不要过高估计海外民运的作用；它至多只能在整个中国民运中扮
演配角。这类议论，作为对一些人曾一度将某个海外民运组织自视为“影子政府”
之批评，不失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它的似是而非又往往可被用於为海外民运组织
之取消主义的无所作为而开脱和辩护。是的，倘若民运斗争仅止於“合法斗争”、
“公开斗争”，那么海外的确就只能始终是一个配角；但是倘若中国民运是纵横捭
阖於合法与非法两条战线上，那么，这种机械的划分却未必适用。
      其实，从我们常说的“中国民运的主战场是在国内”并不能逻辑地推论出上
述论断。国父孙中山搞民运就是从海外开始的，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同盟会也是
在美国、日本成立的。上个世纪，欧洲各国的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
党或改良党也往往都是肇始於国外，其後才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分出国外部分和国
内部分，而且开始还往往无不是“国外民运”领导“国内民运”的，譬如俄国社会
党的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就长期是在国外出版，并通过偷运回国以指导国内斗争
的。列宁是直到“十月革命”前夕才潜回俄国；而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人还正在
美国，他是由“国内民运”急电请他回国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就连中共建党，也
实际是由第三国际从国外派人去国内帮助组建起来的。其实这里道理十分简单，因
为任何军队的指挥系统总是设立於相对地较为安全的地带，其中枢机构甚至还设在
远离战场、敌人力所不及的大後方。要不然，这仗就没法打了。事实上，从历史上
看，之所以某国发生政治流亡者现象，就因为该国的合法斗争受阻；从逻辑上看，
任何政治反抗团体的诞生，当然只可能首先出现在专制压力最为薄弱之处，因此，
本国专制所鞭长莫及的国外也就自然地往往成为义举的首选之地了。所以，我的看
法是：海外民运组织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尽快地帮助国内建立起地下民运组织；海外
民运组织的角色定位应是：在一段的时期内，它是国内各地下组织的指挥机构、後
勤基地和安全营地。

      还有朋友说：只有共产党才搞暴力革命，而社会民主党则只搞合法斗争。坦
白地说，我作为一个多年来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作为一个一直鼓吹中共的社会民主
党化将是中国民主转型之捷径的人，不仅不同意这种对历史的不甚准确的描述，而
且更要强调指出，向中共专制政权承诺不搞革命，不行非法、不干地下，这将无助
於中国的民主转型，也不利於中共的分化瓦解。
      我们知道，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共产党宣言》，但在其生前，各国众
多的工人政党还没有谁直接用“共产党”命名的。其中的大多数均取名社会民主工
党或社会民主党。率先用“共产党”这个名称的是列宁，“十月革命”後四个月，
他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直到1919年3月，共产国际才成立。尽管
欧洲各国社会党在19世纪末叶的扩大选举权时期都或先或後地走上了议会斗争的道
路，但这毕竟与此前数十年欧洲大陆筑街垒、打巷战的起义几成家常便饭不无关联
。而在这一系列革命的背後，你都会发现各国社会党人的影子。且不说即使俄国“
十月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当时还是社会党，就拿在俄国“二月革命”中起主要
作用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以及我们所熟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等等
，也都系第二国际中的成员。可见，“革命、非法、地下”，等等，这些并不是，
也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意识形态中的禁忌，它之是否实施实际只取决於与统治者
的互动。这无论从早期社会党人的纲领中均有着革命的部分，还是从第二国际著名
领袖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著述中均不乏革命的阐述都可得到证明。因此，在中国的
民主转型中是否能走和平的道路，是否可用合法的手段达成，这不取决於我们中国
社会民主党人单方面的心愿。我们决不能事先在思想上解除武装，决不事先作这种
单方面的承诺。政治是实力的较量，倘若自身没能积聚起足够的实力，中共上层的
改革派凭什么愿将自己的命运押在你几个如流亡小团体般的民运组织身上？在我们
的民运队伍中，并非无人明白政治是实力的较量，并且是较量的艺术，但却少有人
清醒地意识到：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我们不进入地下就谈不上酝酿、产生、保存和
扩展民运实力；不用非法斗争去推动合法斗争，也就谈不上较量的艺术。□
       (原载於纽约《自由时报》“民主论坛”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