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概念掩盖西藏的真实
——与徐明旭先生商榷
政教合一与旧西藏
读了《北京之春》第五十六期徐明旭先生的大作《不要剥夺他族的自由人权
》，很高兴徐先生也开始维护各民族的自由、人权了，但一些观点还是值得商榷，
如我在文章中谈到：搞暴乱的都是翻身农奴的後代，他们要恢复什么？徐先生偷换
概念，扯到在印度的藏人的阶级成分，认为这些藏人自认富裕，所以肯定是农奴主
。除了文化大革命有人会因贫穷为傲外，人类向往并以富裕为荣乃是其本性。西藏
人认为自己富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西藏本来就并不是如中共介绍的那样乞丐
遍野，百分之七十二的自谋长职业，正好印证了旧西藏的自由度，而这和所谓的农
奴制是相矛盾的，不知徐先生是否注意到，班禅喇嘛八七年在人大的讲话中谈到，
五十年代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藏人人口被捕中共逮捕（也就是绝大部分青壮男人）
其中一半死在了监狱（实际上绝大部分人都死在了监狱），加上国外十余万人（还
不包括几十万被打死的西藏人），难道这些人都是为了恢复失去的天堂？如果是，
只能说明旧西藏是绝大部分西藏人民的天堂。徐先生不妨扳着指头数一数，西藏一
共才多少人家的贵族，（我的家乡有一个藏人被工卫兵赶着去劳动，他在忍受不住
时，仍下背门说：“旧社会几个村的人侍侯一户人家（部落奠长），你们在诉苦大
会上都有那么多的苦可讲，现在我一个人要等候那么多人，我的苦往那儿讲”，他
启发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想象旧西藏。其中又有几户人家真正参加了反抗运动，事实
上，跟共产党、国民党跟得最紧的反而是这些所谓的贵族，他们可不会去干冒险的
事，他们可能想恢复、或者说保持自己原有的优势地位，但并不是通过战斗，而是
委曲求全。
徐先生还说达赖喇嘛承认西藏的社会制度与中世纪欧洲相同，完全是弥天大
慌，我记得在伦敦的对话会上，徐先生说达赖喇嘛的代表谈到西藏的社会制度中世
纪相同，当时就有在场的也是达赖喇嘛特别代表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布琼先生的反驳
。现在徐先生更上一层楼，改口说是达赖喇嘛这样说的。
许多的中国人在谈到西藏问题时，都是以中共定义的西藏最黑暗、最落後为
前提的，这其实是中共有意歪曲（以当前时髦词汇而言，就是妖魔化旧西藏）的产
物。但在徐先生的许多说明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徐先生说有许多的酷刑照片证明
旧西藏比欧洲的中世纪还要黑暗，这就不同於中共几十年来的歪曲和编造了，如真
的那么黑暗，徐先生不妨将照片内容做一介绍（或将照片展示出来），让笔者和中
国人也跟着受受教育，看看西藏人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酷刑。如果徐归旭先生能够
再对照一下中共和红卫兵在文革中的暴行以及中共在文革前或现实的暴行，就更能
说服人，因为中国人所了解的是中共的专制，如果进行比较，更使他们容易把握事
实，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一比，就知道了。
西藏的社会制度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制度，西藏的社会并不同於中世纪的欧洲
，其政教合一更不是欧洲那种极端排斥异端的政教合一，西藏的是政教合一，其主
要特征是一个佛教僧侣，同时也是西藏政府的最高领袖。我在英国的汉藏对话会议
上，曾听到一些中国人说要选达赖喇嘛为未来的中国领导人，类似的话在其他中国
人中也能听的到，照此解释，这些人不是要在中国搞政教合一吗？我认为政教合一
让人非议之处，并不是其国家元首是僧侣，而是独尊一教，排斥迫害异端，钳制人
民的信仰和言论、思想等的自由，而这类事在西藏历史上或者说自西藏实行政教合
一以来几乎从示出现过，西藏佛教的政教合一并没有消灭异已，如西藏远古宗教苯
波教、伊斯兰教（现拉萨清真大寺的寺址就是五世达赖喇嘛亲自赐予的）等并未受
到迫害，他们反而拥有应得的自治权力，当然根本就谈不上所谓的异端裁判所、火
刑术等专门机构，西藏民族作为一个和平的佛教民族，她的这种宽容、平等对待的
精神，并不是在西方思潮出现时才有的，西藏人很早以前就从佛教思想中接受了这
一切。由於受佛教的熏陶，西藏佛教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暴君，徐先生可曾有
西藏领袖草菅人命的事例？所以，西藏的社会制度虽然是落後的，但较中共或历史
上的国民党的残暴统治要好许多，如果中国人不是在野蛮、愚昧等形容词上面打转
，而是去研究具体的西藏，通过一些具体的带有普遍性的实例来说明，我想绝大部
分人会认同我的观点，关键问题是事实，而不是仅仅接受已被中共搞的面目全非的
有关西藏的概念或形容词。
徐先生应用了一些外国人的材料，其实，藏人也完全可以找更多持相反论点
的外国人，但各取所需求是没有意义的，就象西藏不是许多外国人描述的香格里拉
一样，也绝不是如中共所言的最黑暗、落後、野蛮的社会制度，从历史上比较，西
藏社会的封闭、落後中无可置疑的，他们接受世界新生事物总是比外界慢半拍，但
他们并不拒绝接受，当西藏人认识到西方文明後，他们就做出了引进的努力，象十
三世达赖喇嘛派遣留学生，点亮西方藏的第一盏灯泡、建立西藏的现代邮政、军队
、警察以及十四世达赖喇嘛成立“改革委员会”等等，历史总是在向前发展，就象
中国人在也不会要求女人缠足一样，西藏人民也会随着历史而进步的。
在西藏，中国人最敏感的问题之一是以僧侣为主的抗议运动，在这些抗议活
动中，僧人一直是生力军，这即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原因，其中现实的原因是主要
的，从历史上讲，西藏僧侣一直有参予政治事务的传统，他们较一般农牧民关心政
治。但更主要的是现实原因，一是中共的无神论思想与西藏佛教天然的处於矛盾中
，仅仅是相悖还好说，西藏佛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旌旗蔽日，血流成河的武力传
教行为，佛教是不会强制他人信仰的，甚至并不积极传教。但无神论的中共却不肯
罢休，他要以枪杆子、以专政机器强力改造和消灭宗教，现阶段虽被迫允许人民有
一定限度的宗教活动（信仰自由还远远谈不上），但同时他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
宗教的攻击和宣布其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宗教等，在中共这样的强势压制下，西藏佛
教徒被迫作出反应——即设法摆脱中共。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中共毁灭西藏的
狼子野心是路人皆知，作为知识分子，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在
西藏，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西藏的现实和历史注定了他们一直是、而且在今後相
当一段时期内将继续扮演民族的代言人和反抗运动带头的带头者，只能是参予者和
同情者，徐先生喜欢说没有百姓参加，其实实是参予者没有僧侣那样多，从另一个
角度讲，试问那些僧侣不是百姓阶层吗？他们不过是穿上袈裟的农牧民，他们的不
同就在於他们掌握了知识，看清了中共毁灭西藏的狼子野心，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没
有王希哲先生所说的“保妻子”的後顾之忧，虔诚的信仰，也给他们以勇气和力量
，所以西藏的反抗运动从目前西藏的职业或阶级成分而言，非他们莫属，这与恢复
旧特权是两回事。
民主制与徐先生的悖论
西藏寺院的特权已经式微，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作为全民信教的国度，
由於人民选择僧侣为自己的领袖，才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在藏语中称之为政教
相辅相成制度，如果有一天，人民觉得这种制度不合适，他会以选票来结束这一制
度，而不需要搞什么造反有理，这就是民主制。民主制的关键是人民是否有自由选
择的权利，而不是选择了什么。而徐先生的悖论却是，只要达赖喇嘛担任西藏的领
袖，就没有民主。徐先生气忿忿忿地说：就算全部自由选举，选出的议会内阁也不
过是达赖的奴仆，有何民主可言，真是荒谬。人民难道只能选世俗的政治人物而不
能选僧侣的政治人物，如果选了，就不是民主？就是中世纪的政教合一？
徐先生在民主国家多年且名冠教授，应不必我来指正，我想民主指的是一种
程序而不是结果，如果符合程序，结果是什么并不影响这一制度本身的性质。达赖
喇嘛作为西藏民族最杰出领袖，将在西藏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他已经非
常明确地向全世界宣布，在西藏获得自由的那一天，他将完全退出政治，不担任任
何政府职务；《西藏未来宪法要旨》（中译本是由一台湾人帮助翻译出版的，其中
一些译法易造成误解，如将争取西藏自由译成争取西藏独立等，但徐先生精通英文
，不存在误解的问题）中除了重申这一点，还规定如果有议会三分之二的人数通过
，可以罢黜达赖喇嘛的职权。难道西藏人民一定要选出徐先生合意的人才是民主，
不然就是不民主？在西藏议会四十六名议员中，规定由达赖喇嘛任命三名在教育、
科技、卫生等领域有特殊贡献者，这不是权利，而是需要。
还有一些则是徐先生有意或无意的歪曲，如以“佛教精神”推出没有言论、
新闻自由等徐先生在这里断章取意，故意活力了全面的说明意义“佛法的慈悲利他
精神”这和不分宗教信仰人人平等与言论出版自由等有什么冲突？难道言论出版自
由就不能提倡慈悲利他精神？
徐先生还说在西藏不要上税，并亲眼看见藏人看病不要钱，诚然在八十年代
初，胡耀邦宣布西藏免税三年，因为他看到西藏一贫如洗，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搜
刮的了，随後经班禅喇嘛努力，延迟到五年，因此西藏自治区的藏人不需要上税仅
仅是一个短短的历史那以後藏人都要交纳超额的税费等，如藏人养一只羊，每年不
管出了几斤毛，每只羊要无偿地上交四点五斤羊毛，牛也依此类推，出售时要交牛
羊销售价的百分之十作为税额，中共对西藏牧业几乎没有任何的投入，但却每年征
收大量征税，干部们根据各自的需要私自增加摊派实际上比这更多，这些我都谈过
，此不赘述。免费医疗也一样，胡耀邦到西藏後，中共大张旗鼓地宣传免费医疗，
部分城镇藏人也确实在一段时期或多或少的从中得利，但这也不过几年时间而已，
现医院早已承包，那有免费这回事？前一阵子西藏电视台还大肆宣传说那曲雪灾，
西藏医院和藏医院免费为藏人看病，由於免费，电视镜头前藏人大排长龙。我注意
到徐先生一般只谈中共对藏人（干部）的利益，很少涉及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牧
区藏人，从这也可以看出党对西藏的“恩惠”大约是限於城镇了，只是徐先生没有
点破这还是由於这些城镇有大量中国移民的事实。
对寺院发工资的说法也是这样，中共给宗教刚刚恢复时，曾给寺院的一些喇
嘛嘛定期的发“工资”，一人十五元左右（在政府或佛协挂名的，有的有五、六十
元左右），但那仅仅限於在交通钱上和旅游点之少数大中寺院的寺管会主任和副主
任等也算是挂了名者，地处偏僻的寺院则根本就没有，而且这已经是老黄历了。至
於僧人全部发工资，那完全是徐先生的说假话，我希望徐先生能证明这一点。我为
此曾向来自西藏各地的超过四十个寺院的僧人询问过，没有一个寺院获得过这种待
遇，在所了解的各寺院中，待遇最好的是现划入中国甘肃省的甘南拉卜楞寺，有七
十余人拿“工资”，这还是因为其寺主中，有两个是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和佛协委员
等原因，以各种名目从中共那里掏来的；而该寺却有近千名僧人。
徐先生还信口雌黄，说西藏人举行宗教活动是中共开支，中共是在开支，但
他开支的不是宗教费用，而是“保卫”等费用，如派人做特务，录音录像，出动军
队反分裂等等。在一些寺院如扎西伦布或与中共合作的一些寺院，中共有时会布施
多一些的钱，但布施和工资是两回事，而且那其实是一种报酬，一种交换，与宗教
政策什么的毫不相干。
藏人在青海是移民的後代吗？
徐先生在给的回文中对我传授有关青海地区的历史，如说藏人是西藏的第四
代移民，如真的成立，在藏学界也是一个大发现了。而且徐先生的全部论断如果都
能以这种较具体地叙述事实而不是概念化，则相信中共人民会更能够把握和认识西
藏。因为有关西藏的概念，许多都是中共制造出来的，带有太多根据政治需要而歪
曲编造的成分。
有关西藏的范围，徐先生列举了许多的自治州、县，其中多有曲解，《西藏
通讯》是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代表西藏流亡政治的立场，其中有关西藏的范围在
第一期和第九至十五期间都开辟专栏介绍，那就是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划并四川
的阿坝藏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划并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县
和划并甘肃的甘南自治洲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徐先生是收到《西藏通讯》的。至於
其他的地区那是徐先生自己在扩张西藏的领土。
在新疆有数以千计的藏人，他们被划为新疆仅仅是由於“方便管理”，有关
西藏的地图中，并没有将这些藏人地区划入，只是按一般的划界惯例，以阿尔金山
（藏语阿钦贡久）山顶为新疆与西藏的边界（中共以山脚靠西藏这边为界），但不
管是以山顶还是山脚，这一带都是没有人居住的高寒永久冰雪地带，徐先生相当然
地声称有新疆人被划入西藏，是看着地图说话而不了解西藏的缘故。
至於在西藏的各民族（包括蒙古、土、撒拉、纳西、羌以及回族等），除了
汉族，其他都是与藏人有血缘关系的民族（蒙古和藏人信仰共同的宗教，有许多学
者认为是蒙古和西藏混血的产物；撒拉族的祖先是从撒马尔汗有一些男人逃亡至西
藏安多地方，在那儿迎娶藏女人，接受西藏人提出的条件後定居下来的；在青海的
所谓顺族，许多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藏人，他们中至今仍有几万人以藏语为唯一母
语，除了信仰，他们和藏人没有任何的区别；至於所谓的羌族，还有西番族、普米
族等，实际上是信仰西藏原始宗教苯波教的藏人，因长期缺少往来和信仰的原因，
他们与信仰佛教的主体藏人稍有区别，中共却因此将他们划成另一个民族，如“普
米”这个族名本身就是“藏人”之意，现却划为另一族，还有其他如“门巴”“洛
巴”“夏尔巴”等等。当然如果在自由的环境下，这些人选择非藏族的身价同又是
另一回事，但事情往往并不是这样，如青海黄南的藏人有许多被划为土族，那些藏
人坚持说自己是藏人，却没人理睬，最後通过班祥喇嘛才得到部分改正；再如普米
族，至今仍有许多人坚持自己是藏族，不是什么普米族等等。至於徐先生列举的其
他民族，那是徐先生活自己给加上的。对这些已时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族和人
民，他们当然享有和藏人同样的权利，这是原则，但具体应怎么办，那是技术问题
，难於一概而论。
锡金曾经是西藏的一部分，居民全部是西藏人，但现在锡金是印度的一个邦
，而且已经没有多少西藏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尼泊尔人的迁移使藏人在那里成为
相当少数的民族，印度政府为了吞并锡金，声称采取公民投票自决。但在自决前几
年，花钱将大量的尼泊尔人送进锡金（因尼泊尔人和藏人脸形长相相似），选举时
，还用卡车从培外运人前来“投票”，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了，“锡金人民”以绝
对多数赞成取消独立，划为印度的一个邦。徐先生觉得这种自决对藏人公道否？如
果照徐先生的逻辑，十八岁以上不分民族、不管他什么时候进入西藏，通通前来投
票，这种所谓的自决对西藏民族意味着什么？西藏难道在中国人手中又要成为第二
个锡金吗？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双方政治家的高度智慧，并不能一概而论。如
采取国际法学家协会有关西藏问题的第三份报告中的有关建议也是一个合理的途径
。
徐先生将西藏民族的上限定於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试问在
此之前，松赞干布的爸爸、爷爷又是什么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书中，一直将位於其
醅的各簇称之为“羌”，“羌”是中国人对其西方民族、主要是游牧民族的泛称，
并不专指某个民族，中国历史上有所谓舜迁羌於三危的传说，但传说与历史毕竟有
相当的跟离，一般而言，如此大规模的民族大迁徙，应该在这一民族的传说中留下
一些痕迹才对，但从西藏民族的任何传说中从来也找不到任何表现这一大迁移的蛛
丝马迹。对青海藏人的历史，藏学家黄奋生所写的《藏族史略》（其中有关元、明
部分是根据目前中共的政治观点由出版者作了修改的，不是原来的面貌，故也不是
黄先生的观点，在此顺便注明一下）中，有中共官记藏学家、教授吴均写的前言，
其中谈到了羌与藏族的关系，为了较清楚地把握，摘录一段如下：“我们从语言学
的角度来看古代的西北、西南的羌族，可以发现有许多是操藏语的，也就是说，是
现代藏族的先民。与西羌无弋爰剑初为秦人俘奴，後雄长惶中三河地区的历史相称
。先零在历史上亦称西零，今西宁即先零的对音。至於党羌，藏史中一直称之为“
木雅噶”（ＭＩＮＹＡＧ—ＧＨＡ），而在《元朝秘史》中则称之为“唐元惕”，
党羌由於居住在党地区而得名，党今为青海果落地区花石峡一带的大地区之名，至
今该地区的许多地名仍带有“党”的冠词，如党苟那克、党科合、党云等等。由於
西夏被古称为唐兀惕，於是唐兀惕、唐古特在元以後成为藏族之译名，到清代，唐
古特同成为西藏的代名。唐兀惕、唐古特为藏语“ＳＴＯＤ—ＢＯＤ”的对音，意
为“党地区的蕃人”；党项的拓拔氏，显系藏语“ＳＴＯＤ—ＰＡ”的译音。ＳＴ
ＯＤ—ＰＡ为果洛地区的部落和地名之一，与鲜卑之拓拔氏无关。又如发羌之“发
”，为ＢＯＤ的对音，苏毗为ＳＵＭ—ＰＯ的别译，多弥为ＳＴＯＤ—ＭＩ的对音
，唐牦为ＴＨＡＮＧ—ＭＩ的对音；众龙驿的众权为ＶＢＲＯＮＧＬＵＮＧ的译音
，驿为驿站；牦牛为ＶＢＲＩ—ＣＨＨＹ（治曲，即通天河）的意译，西月河（雅
砻江）与大月河（澜沧江）为ＲＺＡ—ＣＨＨＵ的意译等等，这些都说明当西藏雅
隆六牦牛部尚处在传说时代时，西北诸羌中已有说藏语的部、族兴起。而这此部、
族则是西北甘、青地区的土著。因此，仅仅以卫藏地区的古代部、族为土著，而把
其他地区从古以来说藏语的诸部、族只作为民藏族有关的部分，而不视作土著，似
与历史事实不符。（中略）在康区，与西羌有联系的嘉绒、秦桑、密桑等等部、族
，其名乞今仍在，特别是附属国之附（读为部），则是康去藏语ＢＯＤ的对音。复
次，关於青藏高原古代人类文化的遗存，人们只着眼於一九七五年发掘的西藏昌都
卡若村为代表的卡若文化，从而以此肯定藏族源於土著。但是他们忽略了在同一时
期在青海惶中孙家寨发掘的卡约文化遗存。这两者都是新古器时代的古人类文化遗
存。卡若文化代表着康藏地区的古文化，它遍布於卫藏及康区，而卡约文化则代表
甘、青地区的文化，它遍布於甘南及青海的海西、海南北、果洛等地，与黄氏所提
的马家窑文化等地域更为广大，更具有代表性；玉树地区发掘的古文化遗存，则显
示着卡若、卡约两系文化的交会。这些文化遗存，从石器、陶器到房屋建筑，则清
楚表明了藏族在整个青藏高原，不论南北，都是土著。他们自古以来就生活在祖国
这块土地上。我们认为，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即有人类生活，这些人都是藏族的先民
，他们的特点是有基本上能一致的语言。首先，表现在自古以来这些土著一直自称
为ＢＯＤ（蕃），我们根据藏文资料，西藏雅砻六牦牛部在藏文中有ＹＲＫＬＵＮ
Ｇ—ＢＯＤＧＹＡＧＤＲＵＧ、ＢＯＤ—ＳＰＵＲＧＹＡＬ、ＳＰＵＲＧＹＡＬ—
ＢＯＤ等叫法，後藏的土著则称ＧＴＳＡＮＧ—ＢＯＤ，甘、青党羌则被蒙古人称
为ＳＰＯＤ—ＢＯＤ，发羌则单称ＢＯＤ；康区附国也单称ＢＯＤ。从遍布於青、
康、藏的这些部、族之都自称为ＢＯＤ的这个事实，以及从古迄今的一些地名、部
落名称等来看，都友辩地证明藏族源於圭著的，自公元前已形成一种基本相贩语言
。”
有关吴均的有关论著，尚有一些，限於篇幅我就不摘引了，吴作为中共培养
的藏学家，肩负着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寻找理论和历史根据的神圣使命
，却根据事实得出了上述的结论，这当然与“元朝以後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官言
限定矛盾有关，显然，徐先生教给我的有关青海的知识是需要修改的，因为吴均的
结论证实了笔者关於除了藏人，青海的其他民族都是移民的观点。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西藏的文字一般认为产生於公元七世纪，如徐先生所说
，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在此之前西藏有另一种文字，苯教徒是力主此说的，如被西
藏人认为是西藏民族之组成部分的纳西族，西藏人一直认为他们是藏族，他们原来
也称自己是藏人，他们有一种著名的文字叫东巴文，是最古老的象形文字，著名的
东巴文专家何志武先生对东巴文进行了毕生的考证和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现在纳
西族的东巴文就是松赞干布时期改造以前的藏文，二者同源，历史久远，（见《西
藏研究》（１９９７年第三期）（关於藏语文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之我见），作者程
列）
青海原是以中国汉人为主的地区吗？
历史上中国军队曾间间断断地占据过青海湖以东地区，即现海东地区，但一
直都是只有军事据点而没有形成居民点，中国人连续长时间地占据这一地区应是从
公元一七二三年罗卜藏丹津的战争结束後开始的，战胜的满清将占据的青海湖以东
地区划并入甘肃省，设立西宁府，下辖三县三厅（另有循化厅划入兰州府），据《
西宁府新志》载一七四六年这一地区共有２４５７３５人。这二十余万人口部分应
是藏蒙人口，因为一七二七年後，满清将剩余的两万余户、约十万蒙古人并入其统
治下，藏人人口数在当时虽无明确记载，但对照罗卜丹津在战场上动员二十余万人
员的情况，不难看出当时其所辖地区的蒙古人口至少在八十万左右。战争中人口难
遭受大损失（满清出师十五日内，斩首八万余……冯浩华编《青海人口》５７页）
，但不至於毫无留存。又根据１８１０年《西宁事宜节略》记载：当时编户人口人
藏人有１９０８户，亦即十万人左右。再加上土、回、撒拉等，可知当时在青海湖
以东地区汉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口微不足道，主要应是以兵丁为主。
在本世纪初，在这一地区的中国人口数仍然是不多的，对此，中文资料记载
的人口数仅包括其直接统治的海东地区，即所谓的编户人口。据《甘肃通志稿、民
族志》记载：一九零八年西宁俯所辖人口为３６１２５５人，到一九二八年人口增
长到４２８６０５人。当时的其他资料如《甘肃全省新通志》以及一九一二年的《
内政年鉴》都作了相近的记载，表明至一九一二年，现海东地区的总人口为三十六
万左右。由於移民的汉、回、和撒拉、圭族等非藏蒙人口全部聚居在这一地区，所
以这一数字包括了现青海省境内的全部非藏蒙人口数和现海东地区范围内的藏蒙人
口数，根据中共的统计，一九四九年回、撒等人口为三十万，以人口自然增长率递
减，二十年代最少有十五万以上，加上十余万人和蒙古族等，可见非上述民族的人
口（汉族）甚少。
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青海风土概况调查集》（青海人民出版社）记录了二三
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对现青海人口、风土等的调查情况，其中记录时间应在四十年代
的、书中注名原件藏南京档案的《青海概况》记载：青海人口１４０余万，其中仅
保安十二族（现黄南热贡为中心的藏人）、环海八族（围绕青海湖的八个藏族部落
）、果洛（现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数二十五族（现玉树藏族自治州）的藏族人口
为五十五万余人，这仅仅是在青海的一些大的藏族部落，还不是全部如该书另载：
有郭密一族，在黄河北岸，分上下郭密，约四千户。而且上述分部落的人口统计数
多有错误，如玉树人口记载为仅有六万七千余人，但该书约同一时期的另一份调查
中则称：玉树为省南大族，其人口当不少於二十万。《中国人口：青海分册》承认
玉树地区的人口，一九六四的比一九五三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三，这些人口的减少并
不是每年平均递减，造成人口的大量损耗。即使在人口如此减少的情况下，一九五
八年劫後余生的玉树人口仍有１３２０３０人（见《中国藏族部落》中国藏学出版
社出版），考虑到中国政府一直极力试图掩盖对藏人的屠杀，如《中国人口》中多
次谈到：由於左倾思想的影响，对（六十四年以前的）死亡人数未做如实的统计。
故当时玉树人口在二十万左右是符合实际的。也就是说：国民党的《青海概况》中
仅玉树一地即少算了十余万人口。一九四九年国民党的《电复本省编户保甲编查情
况》（摘自《中国人口》，书中称原件藏南京档案馆）载：一九四八年编户人口为
９５２６７１人），也就是说未编户人口为五十三万（一九四九年青海省统计局称
当年青海人口为１４８３２８２人），而未编户人口全部是藏蒙人口数，加上已编
户人口，藏人人数应在八、九十万。因为即使不考虑人口增殖，一八零八年藏人编
户人口为十万人左右《青海事宜节略》，加上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国民党》内政年鉴
》载一九三一年全省十五个县的人口为６５７９６５人，比一九二八年多了二十万
，显然是人口统计范围增大的缘故。而那样人口统计范围增大的地区全部是藏人区
，故其增加的二十科万应计入藏人人口数中。这一数字也和西藏安多著名的领袖—
—拉卜楞的阿巴额罗（又名黄正清，曾任中共甘肃省军区司令员）在其所著历史中
指出的：三十年代安多地区有大小部落六百多个，人口约一百五十余万的说法相吻
合。因为根据人口颁布，所谓青海省的安多人口，约占安多总数的一半左右，加上
为康区的玉树区人口数，在现青海省境内的藏人人口也在八、九十万左右。
中共在谈到一九四九年人口时，是有所取舍的，即取用一百四十八万的总人
口数，舍弃国民党调查的藏人等各民族的人口数，而是以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之
前之前青海未进行人口普查）的各民族人口数为基数，在向後以一定的人口增殖率
递减，算出一九四九年各民族人口数在以一百四十八万差动算出的各民族人口数，
所剩就是汉族人口了，这就是徐先生汉族在一九四九年已是青海主体民族之说法的
来源。这点在《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中表现的很清楚，这样算的结果，藏人在
五十年代战死、或被捕死狱中以及六十年代饿死的人数就被合理的掩盖了过去，而
且还可以推算出中共一进入藏人区，藏人人口奇迹般地由过去逐年减少变了逐年增
长，即使在前一段的仍有西藏政府统治时期也不例外。
在如果洛地区，果洛自称果洛三本，“本”是藏语十万之义，谓果洛三部各
有十万人人口，共三十万人，《青海风土调查记》记载有四十万人口。《中国人口
：青海分册》承认从一九五四至一九六四年间，果洛人口减少百分之七十八点九六
，也就是说：果洛只剩下少数老人和儿童了，青壮年几乎完全被杀光了；但这个数
字依然是不够的，不仅因为剩余人口中包括着移民的人口数，而且因为中共计算的
果洛人口基数仅仅为十万人，即假设五六年果洛人口为十万人的基础上才减少了近
百分之八十，如以果洛实行人口（三、四十万）言之，则其比例更惊人，果洛已经
到了斩尽杀绝的地步。
中共要掩盖这些令人发指的大屠杀，从而在其控制的人口统计数字上做手脚
，提供虚假的数字以掩盖事实。
但即使中共已经承认这些数字不准确，徐先生引以为据，振振有辞地进行考
证，难道不觉的底气不足吗？幸好除了自己的统计数字，中共还无法篡改历史上留
下的统计数字，徐先生如真欲了解真相，不妨作些研究，而不仅仅是批发中共的统
计数字（笔者并不是反对使用中共的统计数字，而是由於历史上中共说谎的前科累
累，所以，我想如果是负责任的态度，就应该先证明：这一次中共说的确实是实话
）。
徐先生还有许多说法，如中共恢复西藏文化，出版藏文书籍，这其实是藏人
利用中共标榜的民族政策，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争取来的，那里是中共主动给予
的。如西藏电视台，从原来清一色中文的节目到如今每周两部藏语翻译影片和前一
天的新闻联播，虽然藏语节目仅此而已，其他的时间仍是中文的天下，但就是这些
也是藏人一点一滴努力争取的结果。这其实就是目前西藏发展的真实写照，如西藏
电视台本来是为中国移民服务的，但由於中共标榜民族政策，使藏人利用这一极有
限的空间，向中共官员争取播放藏语的权利等一切都是如此一点一滴争取来的。如
此等等，限於篇幅，无法逐一反驳了。
达瓦才仁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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