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大陆民间人士突破言论禁锢的不懈努力


      新闻检查与言论禁锢是专制国家一大政治特征，或许是比当权者的产生形式
更为重要的政治特征（民主选举同样可以产生专制政权，如纳粹德国），从这点看
，中国大陆的政权仍然属於不折不扣的专制体制。因为举凡书籍、刊物、报纸、广
播电台和电视台始终全部为官方所牢牢控制。迄今为止，只有若干时装、时尚方面
的杂志算是有“中外合资”，可称例外。同时，由於民间力量在集会、结社与示威
的权利也在事实上被严格限制，不同的声音在中国想以“一传十、十传百”的速度
扩散仍相当困难。

      仅管如此，如果认为当局可以因此完全打压、封锁不同思想，恐怕连今日的
掌权者自己也不相信。试想当年在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时代，尚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
自马列著作、《参考消息》、《译文》杂志或躲过劫难的家庭藏书中领会并发展起
与官方不同的见解，并在同龄人间辗转传递这些见解，则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所带
来的巨大社会变化，就使得检查与禁锢在理论上越发荒谬，在实际上也更加更加难
以实现。这里，笔者仅就民间力量在体制外突破禁锢的一些努力，做一点个人见证
和评价。

  大字报：体制外的第一种传播形式

      虽然，十年“文革”时的“大民主”已被历史证明是中共高层政治斗争催生
下的产物，但这种虚假“民主”所采取的一个主要形式－－大字报－－本身，倒的
确是一个可以自由传达讯息的工具。事实上大字报是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到“文革
”结束时分，民间唯一一件可能不为官方所完全有效专控的舆论工具（尽管层层控
制，包括思想上的洗脑，使此种自由空间非常有限）。我以为在“信息时代”宇宙
空间有，它存在的意义，不应低估。

      一方面在“文革中”，因为大字报的出现，一大批人（特别是干部和知识分
子）被诬陷、中伤，轻的名誉扫地，隐私全无，重的则痛遭批斗，甚至家破人亡，
而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运行体系也陷入空前的混乱；但在另一方面，被毛泽东借来
为己所用的“大字报”因在形式本身上的特点（即可匿名发表，可绕过官方登记、
无时空限制）而难於被完全控制，从而潜在具备了自由传播的某些实质特征，并有
可能在某些时刻突破专制者的禁锢。正如笔者本人和许许多多同时代人所眼见，在
“文革”的初期，大字报可以说几乎全部被用来作为夺权或泄愤的工具，但逐渐地
，“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乃至於风行。毛本人或“四人帮”等大概未曾料到，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话其实也适用於他们，还是在“文革”中期，质疑“中
央文革”乃至林彪、江青甚至毛泽东的大字报就时有所闻，而到了“四五”前後的
北京，群众大字报的火力更有转向，乃至开始非难“四人帮”以至置疑毛泽东。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的中学时代最後一年，刚刚镇压完“四五”事件的“
四人帮”等，对群众嘲讽甚至怒骂他们的大字报颇为恼火，下文件务必及时撕毁这
类大字报并在有可能时“斩断黑手”，并明令每个单位都要按定额张贴出某数量的
大字报，表示对他们的效忠，利用群众运动者此时发现，纵火终究是可以引火烧身
的。

      “文革”结束後不久，大字报曾经相对自由地生长了一段时间，而邓小平也
多少借用了大字报中某些呼吁他出山的民意，将此与他在上层斗争使出的果决铁腕
相结合，一举取代了根基不深的华国锋，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这位权术方略上仅
次於毛泽东的政治强人，经历了多少年的“群众运动”，深谙“水能载舟，也能覆
舟”的道理，知道大字报此时可以拥他上台，来日也可以哄他下台。可惜的是，“
邓大人”的对策不是“顺水推舟”，而是“抽刀断水”，至为强硬地封杀了大字报
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公众舆论形式，令一度进入佳境的、以大字报为主要载体的北京
“西单民主墙”很快夭折，而大字报在内的“四大自由”也很快被判为“极左”产
物而宣布为非法。这之後，大字报除了在一次民主竞选和数次“学潮”期间略露身
影外，再未大规模出现在中国社会。如果不是邓在此同时又坚定主导了经济领域的
改革开放，此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本可能是万马齐？，甚於文革结束时的一片极
端黑暗。
  
      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并没有给专制者一个全面封杀公众舆论的
绝好时机，就在专制者为去掉大字报而舒心之时，复印机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回应着新技术革命的步伐，悄悄进入中国的机关和厂矿，进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并
为迅速传递不同声音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此之前，靠文字复制－－传播“地
下”声音，主要靠手抄和“油印”－－只有过来人才知道的初级手段）。

      我很清楚地记得，在那一时期，只要是一篇文章（或一个人的演讲稿）被批
判，它立刻就会被复印成几十上百份，快速流传於世而不必留下抄写笔迹等线索。
复印时代的来临，使得自秦始皇起靠烧书毁版来灭绝不同声音的举措，变得愚不可
及，也为经济搞活必然带来政治变革的观点，做了一个肯定的注脚。

      一九八五年，当我在中国科大研究生院读书之时，科大学生受到副校长方励
之教授思想的影响，走向社会，兴起了一波蔓延至全国高校的学潮。不久，中共中
央处理方教授的文件下达而收缴他的文选（由中国科大学生会编印）也是相关的一
个步骤。就在各高校与研究所奉命“上缴”文集之时，这些地方的复印机在马不停
蹄的复印，不久，我所在的研究生院的上千研究生几乎人手一册，广为流传，甚至
其它有关出版物，如《北大学生报》上关於方教授的生平介绍，也同时复印，装订
起来，做为参考。

      事实上，自从中国进入复印、翻版时代後，所谓出版物“收缴”、“销毁”
的措施，已转化成为一种表示当权者态度的符号，或原出版者受罚的标志（当局这
一套大致上还可算以经济－－法制手段达到政治目的），而与该出版物在人群中能
否实际杜绝不甚相干。在许多例子中，一部书因被“禁”而越发热门起来。人们的
逆反心理和先进技术的结合，再加上市场机制的运作，使得中国大陆当局遭遇到毛
泽东时代不曾有过的新闻管制上的大难题。同时，由於近些年来中国政治环境和社
会心理的重大变迁，则类似秦始皇“焚书坑儒”或文革时抄、枪、批、斗、口诛笔
伐那样以极端手段对待“异端作者”的时代，也是难以在今日重演了。

  传真机：传播真实讯息

      传真机在中国大陆的出现，也是八十代改革开放带来的一大“新生事物”。
记得大约是在八八年，我在北京大学留学生公寓“芍园”与一个模样精明的东德学
生的谈话。他提到对传真机在中国社会开发扩展的惊异，并告诉我在苏联和其它东
欧国家，传真机是被严格管制的，偌大的苏联国家科学院，也仅有区区数台而已，
他甚至据此预期了中国与苏联不同的未来。

      此後不久，这位东德留学生的“预言”应验了：很少收到“传真”，也很少
了解外边世界的苏联一夕瓦解，而较多知道外部新闻的中国，则在“六四”的极端
事件後开始“渐变”转型－－期间的逻辑关系，自然又比这位学生的推演，来的复
杂。

      “六四”後不久，海外学生曾经发起规模不小的“传真”运动，意欲突破中
共当局在报纸、电视和广播上的新闻封锁，将真这的讯息告诉国内不明真相的各界
人士，许多学生尽量利用可能的机会，向国内的传真号码发送图象和文字，宣讲学
生被镇压的惨痛事实。这场运动的效果如何，笔者难以判断。但有一点是清楚的，
就是当局被迫改换了许多单位的传真号码，并严格控制传真机的登记，这对於一个
正在竭力争取与国外合作，争取外资并全力扩大对外出口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自
我伤害，其中的“苦衷”，想来可知。而且，在交通（飞机、火车、汽车）和通讯
（电话）以及摄影如此发达的今天，即使没有复印机和传真机，事实的真相也最终
难於完全被遮盖起来。不久，在“邓南巡”之後的又一次开放热潮中，传真机再次
获得机会，涌入千家万户，重新扮演起联系中外的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当局或许也
越发明白，封锁消息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有代价的。

      今天，虽然我手中没有确切的名单，但我有把握说，几乎所有合资企业，涉
外行业，重要党政机关和科研院校（所），都有传真机，从效果上讲，这是一部突
破新闻封锁的强大讯息网，就如同复印机强力驱散“焚书”噩梦一样，传真机也极
大地化解了新闻封锁，使报纸、电视和广播上的封锁流於形式，徒增笑柄，这一点
，在互联网出现後就更加确定无疑。

      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中国大陆也译作“因特网”）的走向民间，还应拜“冷
战”结束之赐。电子邮件在九十年代左右开始从高校电脑科系走向其它院系而互联
网络则在九三年左右在民间展露头角，并在此之後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世界各个角落
，它的奇迹一般的成长甚至是微软公司的大老板比尔·盖茨也未能料。

      互联网对经济、贸易的深远影响姑且不论，它对於资讯传播的革命性影响，
在历史上将只有造纸－印刷带来的革命可以比拟。一九九八年间，美国总统性丑闻
案的报告（所谓“斯塔尔”报告）以创记录的形式首先在网上公布，象征着一个资
讯新纪元的开始，较之传统平面印刷品，互联网更能有效地传播、复制、表现，而
且有极强的互动功能是报章杂志和复印机、传真机、电话机和摄影机的绝妙结合，
更令人称绝的是互联网还发挥出了“大字报”的功能，即上述可匿名发表、可绕过
登记、无时空限制特性，使得新闻专制者的胸口上，如同高悬一把致命的电子利刃
。如果说，信息社会的到来将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变化的话，互联网是其中最生动的
一例。

      在电脑以强热走向中国社会，大陆的电子邮箱户数跃入百万级并将持续猛增
的时候，我不知道当局怎样看待新闻管制和封锁。迄今为止，就中国大陆封杀敏感
址并试图以“林海”事件杀鸡儆猴来看，新闻管制／封锁的努力还在延续。但是，
从纯技术的角度说这种努力确实是徒劳的，只能给自己的形象打上负分。每一位读
者都不妨试试，在网上找一份展示大陆社会现实的消息，有何等容易，而向他们传
播自己的见解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现在看来，真正将大字报送入历史博物馆的将不
是政治上的专制，而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电子大字报”。我们不去讨论这样一个
时代所可能带来的弊端（如色情泛滥或隐私受侵），我们且拭目相看，一个专制国
家的政体，将怎样在这样的信息浪涛中长存？
      这些天，我时常收到一位朋友发来的电子邮件，内容多是中国大陆贪官污吏
的故事以及人们为此编写的民谣，如“第一种人是公仆，吃喝玩乐享清福”和“纪
念王宝森”之类。我知道我在中国大陆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朋友也在收阅，我猜想
说不定监管舆论的官员或许也在收阅。我不知道官员们将怎样处理这些读者，我只
知道即使是在极端的“文革”时期，看大字报也没有什么罪。那么，封杀这个电子
邮箱通路？或通知众人不要读该来源邮件？我想不出这样做有什么效果。

  结束语：

      我不否认中国官方或许有自己封锁新闻的一方道理，如“稳定”、如“扫黄
”……至少这些可以成为某种有用的借口。但当今的现实是，封锁新闻正在失去真
正的意义。更加上，当年的“焚书坑儒”并未挽救秦朝的覆灭（所谓“坑灰未冷山
东乱”是也），则念电子信息畅流的年代，则新闻封锁的意义究竟何在？反而是新
闻的曝光有可能形成对滥用权力者的约束，而给社会增加免疫力，有助於社会稳定
，也有不可磨灭的功效？

      本来，一个个人或一个群体考虑自身利益无可厚非，问题是这种考虑必须明
智：要兼顾他人与全社会的利益，要考虑自身的长远利益，要考虑维护自身利益的
手段和效果。我以为，多少了解到世界大势的中共现领导人，应当审时度势，因势
利导地实现一个国家从新闻封锁向新闻开放的转变（这种转变，现在已有一点苗头
），并至少从不以言治罪做起。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至今未象俄国
那样接收“全盘西化”，恰恰和他们多少了解掌握一些西方社会的资讯有关，这有
点同斯塔尔报告的读者最终还是大多不买这位独立检查官的帐相类似，新闻的自由
并不是西方特定社会制度的一个专利，而是人类文明的普遍诉求，也未见是社会“
动乱”的必然原因（倒是新闻封锁最终倒致信息“决堤”时，有可能引发激流）。
仅呈此文，供关心中国的各界人士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