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审判赤柬头目的罪行

《北京之春》编辑部：

      我们是一群在赤柬血腥统治时期，幸免於难的劫後余生者。我们亲身经历过
：目睹自己的亲人，惨遭杀戳的悲痛，以及面对几代人在当地刻苦经营的事业，被
毁於一旦的无奈。在那段被遗弃、遭斧钺、天天面临死亡威胁的岁月里，维系我们
求生意念的是：期待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赤柬这个践踏人权、残民以逞的政权，有
朝一日在人民的唾弃下，走向消亡的结局。我们期待的这一天，终於来临了。
      赤柬的核心领导份子乔森潘及努谢，意识到他们的所谓“革命”，已然和人
民的意愿背道而驰，终於走向穷途末路，不得不向柬埔寨政府无条件投降。然而，
实际上他们的投降仍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逍遥法外，过着优裕的平民生活。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倘若真的让乔森潘、努谢之流的意图得逞，那是对国际公法
的糟蹋，是对人类良知的讽刺，是对二百万冤魂（包括数以十万死难华侨）的侮辱
。
      作为当年被残杀华侨的亲属，我们强烈要求加拿大和中国政府，向联合国人
权组织转达我们的诉求：必须对乔森潘及努谢进行刑事审讯。
      同时也要求韩森政府，宜将余勇追穷寇、莫把人血当胭脂、顺应民意、排除
万难，将一干人犯押送国际法庭。让这些沾满死难者鲜血的刽子手，对二百万冤魂
负上法律责任。以维护人类的尊严、杜绝新的屠夫出现，及让我们受害的亲属，在
天之灵得到安慰。
      为此，我们衷心呼吁：“全世界各地的柬华团体，以及具有同情心的社团和
个人，迅速行动起来，团结一致向所在国政府，表达我们的共同诉求。”将乔森潘
及努谢绳之以法，特此声明。

  加拿大亚省卡城越棉寮华裔联谊会
  高棉（柬埔寨）地区全体理事启
  一九九九年二月日


 看《北京之春》令人振奋

 编辑先生：

      你们的事业精神，使我深感敬佩，你们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而不懈奋斗是
值得大家尊敬和拥护的，从你们的行动使我看到中国的希望，因为民主和自由是每
个人都渴望和追求的，任何人想要阻挡都是徒劳的，不得人心的。你们办的《北京
之春》，我每期都看，看後令人振奋，确实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只有广泛的实行民
主、自由，使人民真正成为充分享有人权，然而要达此目的，坐等是不行的。纵观
中国的历史、世界历史，人民要想享有民主、自由都是经过奋斗，这种奋斗有时是
很长期的，很艰苦的，所以，你们的事业也是很伟大的。我是一个曾在共产党统治
下生活过的人，而今在美国这种民主、自由土地上生活，深为目前仍在集权统治下
生活的同胞难过，为此我想我也能有机会为此目的尽一点微力。

  李生


 中产阶级更需要民主

      这次“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研讨会”开得很成功，使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理论知
识。在会上杨建利说：“中产阶级是靠官商勾结发起来的，他们不会来支持民主运
动，是站在专制政权的一边。”万润南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是靠他们的技术和勤
劳奋斗来的结果，他们需要民主，更需要有一个健全法制来保护他们的财产不受侵
犯。我和万先生有同感，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例证。我是从经济改革凭技术先富起
来的企业家。在八十年代，我以集体名义注册承包了一家工厂，因为那时候国家的
经济是以国营、外资、集体为主，个体户被限制在小范围内小打小闹小生产，得不
到法律保护，动不动就被管理部门敲诈勒索，也受社会歧视。我开办工厂的申请报
告送到上级部门“外协办”几个月得不到批准，通过各种渠道层层请客送礼都解决
不了，最後送了一台“21”寸彩电才得到一张批文，当时大陆彩电刚刚问世，我自
己连黑白电视机都没有，难道我愿意这样去做吗？  为了开厂我千辛万苦，不知求
了多少部门盖了几十个公章，好不容易才领到了执照。我来到了美国才知道美国申
请注册公司，通过邮局信件很快就能完成。由此可见共产党常常打着“为人民服务
”的骗人口号，其实是刁难人民、压迫人民、奴役人民，共产党专制政权的腐败，
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些特权阶层，批一块地买卖，把国有财产变为私
有，不用资本一夜变成亿万富翁，他们才是专制受益者。这种特权官僚才是反民主
的社会力量。和土匪有什么区别。这些社会蛀虫贿赂市政府大官僚机构，成立各式
各样的管理所，甚至有的部门没有得到批准也成立了管理所。在每个企业及个体户
头上大捞特捞，收取高额管理费，无偿的侵吞劳动者果实。
      这种不择手段的管理，使有的企业倒闭，给经营者带来严重损失。实践证明
，专制制度下的经济治理，即是乱治加人治，根本没有法制。
      在中共专制之下，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受到极大压迫，在经济上受到特权官僚
的盘剥，所以他们对专制特权最为怀恨，他们有强烈的民主追求，所以我认为中产
阶级不会反对民主变革，在民主高潮到来之际，他们就会起来支持，建立一个象美
国这样的民主制席和宪法来保护他们的财产不可侵犯！

  中国自由民主党纽约分部主任  杨国君 


说明一些事实真相

  《北京之春》编辑部：

      应友人之邀，我正在撰写事关上海民主运动史实一书，及见贵刊第总六十九
期波歌采访姚振宪一文，有提及与我相关的段落，为慎重起见，现简要公诸一些事
实，以正视听。
      一九九四年四月上旬，法国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访华，中共在上海短暂扣
留杨周与我，并监视鲍戈的家。四月十日法总理访问结束自上海回国，当局在下午
释放我等离开公安派出所回家。十二日，因刚从杨周家出来，公安密探盯住了我，
骑自行车经金陵路嵩山路口过绿灯时被三个恶警中的一个硬冲撞踢下车。随即被他
们连拖带打押进了嵩山路派出所。至晚叫政保科押回本地区派出所才放人。接着公
安开始对人权协会成员采取措施，我於四月十日逃脱中共追捕，当晚骑自行车一路
到了上海郊区，在一个老同学工作的地方暂时住一段日子，於四月下旬离沪去了外
省。五月九日返回上海，十日下午至日晖六村姚振祥家，叫他去把杨周接过来（隐
密一些）。因此杨周已在美国之音广播里质疑中共大概已把我抓走，所以我必须及
时将自那天从他家走出被公安拖进派出所以及逃出至今的情况告知他。姚振祥骑摩
托车非常机警地到了杨周家，杨马上坐在车後，在南市老城厢的弄堂马路间足足兜
了一个半小时转出陆家浜路赶回姚家。
      杨周一见我既惊喜又担忧，更语带善意的责备，说为什么逃离後不与他立即
联系？我一时无言以对，真的很对不起这位自一九七八年民主墙以来风雨同舟、休
戚与共的长兄和老战友，虽短短不足一月，仿佛见隔一世之久。我说之所以还要回
来找你，就是听听老兄的高见。当时我们在振宪家吃了饭，讨论了一些今後事宜，
我曾估计过了“六四”祭日後，我们回到社会公开露面不再会有什么麻烦。然而杨
周说他已对外界作了声明，国涛还向公安局递交了准备抗议示威的申请游行书。事
至此，杨周说决不能再考虑这种可能，中共这次抓住的话，人权协会露在面台上的
人都要遭到不幸；抓不住的话，杨周估计其他同仁至多被处三年劳教，不至於落入
象以往编造反革命集团的阴谋中，且以反革命罪网罗的判处。杨周当即嘱托由姚振
祥、振宪负责帮助我藏匿起来，不要再露面，适时考虑向境外逃亡，以放下他心悬
之忧虑。并且要我完全听从和配合他们的安排，不得逞能好勇，贻误这项决策。於
是，当夜，我与姚振祥兄弟二人一起，乘用两部摩托车，一路沿着沪闵大道，过了
闵行西渡，进入了金山县境。开始了二百余天国内隐藏的逃亡生活。
      第二天上午，杨周即被上海市杨浦分局逮捕，按续抓了杨勤恒、戴学忠、林
牧民等人。国涛自五月一日起即没有消息，後来知是四月底被抓的。至六月又抓了
周崎冰，一共有六名人权协会成员遭拘捕。六月三日晚，当局抓了坚持对日索赔活
动的鲍戈。这样当局抓了七人，判劳教五人，且多是关押四个月後才判处的。
      以上就是九四年四月至六月间的一些简叙，据此我归结为：
      一、要我离开大陆是杨周代表上海人权协会作出的决定；
      二、杨周拜托姚氏兄弟负责把我隐藏起来，并要求适时逃出中国；
      三、是决定我必须逃亡躲藏在先，杨周等人被抓在後，而不是说因他们被捕
後我要求帮助逃亡，以免於害怕被抓劳教等等；
      四、与王炳章联系的地址是一九九三年由王若望先生亲自托人到上海找杨周
等人时，来人交给我的，并要我同时转发一封给鲍戈的信，内附二百美元，我在逃
亡时，请上海协会同仁找到通讯电话後，再交请姚氏兄弟办理的，逃出大陆和转道
香港具由王炳章先生和香港港友联络筹策的，这点全真。
      专此
      仅致编安！

      王辅臣字
      公元一九九九年二月八日清晨即草於法国里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