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参与的政治教育
总统大选，历来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台大戏。今年的大选尤其富有戏剧性
。在这里，连一般平时不关心政治的华人都津津乐道，议论纷纷。这正是选战的意
义所在。
选战的意义不仅在於以民主的方法产生出国家的领导人，以和平的方式完成
权力转移——这都是选战的结果。选战的意义还在於选战的过程。
选战以它的戏剧性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和投入，以它的竞争性激起了人们的思
考和参与。选战造成了政治人物彼此之间平等而开放的对话与交流，造成了政治人
物与民众的平等而开放的对话与交流，造成了民众相互之间的平等而开放的对话与
交流。
丘吉尔说得好:“对於政治人物的教育而言，没有什么比选战更重要的了。”
唯有通过选战，你才能深刻地把握社会的脉动，真切地了解人民的需要；也唯有通
过选战，你才能清晰地测试出你的理念和政见，测试出你的说服能力和领导能力，
迅速地传出你的信息，及时地调整自己。
选战是政治家的课堂，也是人民的课堂。选战是民主社会的盛大节日，是全
民参与的政治教育和自我教育。虽然在平时，学校里一直有公民教育和政治知识教
育，书刊上媒体上有大量的政治研究和政治讨论，社会上也有大量的政治活动，但
总有不少人不关心不介入。可是，选战却能以其戏剧性和竞争性吸引住他们。我们
可以断言，在民主社会中，大部分民众的政治知识、政治教育和自我教育，不是在
教室里和图书馆里进行和完成的，而是在选战中进行的和完成的。
据报道，一位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说:“中国人还不能象美国人一样搞选举，因
为美国人熟悉政治，熟悉他们的领导人，中国人不熟悉，让我们选也不知道该怎么
选。”这位司机说的也许是实情，但恰好颠倒了事情的因果关系。中国人不熟悉政
治，是因为我们无权参与政治；美国人因为能够参与政治所以才熟悉政治。不错，
选战要求人民是公民，但正是选战使得人民成为公民。
有人批评选战“劳民伤财”。此话不对。选战并不破坏人们正常的生活与工
作。人民完全是自发地、主动地参与选举活动。这和共产党搞的强迫人们参加的各
种政治运动——如所谓“社教”、“三讲”——根本不同。不错，选战是要花钱的
，但选战花的是候选人自己的钱，是支持者志愿捐出的钱。政府也对正式候选人给
与一定的资助，其数量受到明确限制，譬如在美国大选之年，政府的资助不到全年
总支出的百分之一。这和专制国家中名目繁多的各种庆典所花费的巨大金额实不能
相比。
民主与共和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赢得多数选民票数的高尔可能败选——如果他得到的选
举团票数低於对手的话，得到较少选民票数的小布什倒可能胜出。照许多人看来，
这算什么民主?这简直是笑话。
批评美国总统选举不民主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批评者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问题是，美国不但是民主制，同时也是共和制，是联邦制。美国总统与其说是由
全美人民选出来的，不如更准确地说是由全美五十个州选出来的。
举个例子，假如联合国要用投票的方式选出一位负责人，有张三李四两个人
竞争，谁得的票数多谁当选。这算不算民主呢?当然算民主。可是我们都知道，联合
国是由一两百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不分大小，一国一席，
一国一票(这里暂不考虑几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问题)。假定联合国有一百个成员
国，如果张三赢得七十票，李四只得三十票，那么当然该张三当选。但是，张三得
的七十票是七十个小国的票，其人口加在一起还不到世界总人口的30%；而李四的票
却是得自三十个大国，其人口加起来超过世界总人口的70%。这就是说，在联合国这
个世界性的机构的民主选举中，得到世界总人口70%支持的人却要输给那个只得到世
界总人口30%支持的人(假定各国人民都赞同该国政府代表投的票)。这不是又不民主
了吗?可是反过来想一想，如果在联合国里投票是根据国家的人口数量，人口多的国
家票数相应地多，人口少的国家票数按比例地少。这样，单单一个中国的票数就比
一百个中小国家的票数加起来还多；因此，一大批小国在投票时简直无足轻重，等
於被排除在决策之外，那它们干嘛还要加入你联合国呢?
众所周知，美国最初是由十三个独立的州联合而成的(从国名即可看出，美国
叫 United States ，对照联合国，联合国叫 United Nations。这表明一个是以州
——state——为基本单位，一个是以国——nation——为基本单位)，现在则增加
到五十个州。在美国，州权很重要。在首都华盛顿的政府不叫中央政府，而叫联邦
政府。作为联邦政府行政首脑的美国总统，从理论上讲，主要是由各州选出来的，
而不是由全美的人民选出来的。考虑到各州的人口有差别，所以在选举总统时，各
州的票数也不相等。大州的票数多，小州的票数少。实际上，美国的选举团制度就
是在大州权益与小州权益之间的一个妥协。各州选举团的人数由两部分组成，一部
分是死名额，不分大州小州，每州两个(如同每州有两个参议员)；另一部分是活名
额，大体以人口比例，大州的名额多一些，小州的少一些(如同每州的众议员有多有
少)。这既是民主，又是共和。这是民主加共和。
和其他任何制度一样，美国的选举团制度也是有利有弊。这次总统难产，再
度引发选举团制度存废之争。主张废除选举团制度的一方无疑也有很多的道理。毕
竟，美国建国已有两百多年，很多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想当初，各州之间以邻
为壑，地方主义很强，现在则淡多了。再加上人口和物资的流动性大为增加，更削
弱了州与州之间的矛盾，加强了各州间的相互依赖以及全国的一体感。在这种情况
下，开国先贤们所担心的一些问题(如大州依仗人多势众而罔顾或侵犯小州利益)或
许已经不再成其为问题，故而全民直选总统可能已无甚弊害。但尽管如此，主张维
持选举团制度的人仍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认为，废除选举团制等於改变美国的联
邦性质，那怎么行?我对这一问题研究不够，眼下并不打算介入美国人的这场争论。
我只打算由此讨论中国的问题。
和很多中国朋友的看法相反，很多中国朋友见到美国总统难产，都认为美国
的选举团制度落後、可笑，最不值得为中国借鉴。我的看法相反。我认为，如果未
来民主中国也实行总统制，那么，美国的选举团制最有参考价值。
在中国，人口分布极不平衡(注)，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也相当悬
殊，且各自居住在不同的地区。这意味着，如果在中国以全民直选方式选举总统，
候选人很可能都会全力以赴地在人口密集的东部地区展开竞选拉票，把精力都化在
汉人身上，没人肯在西部、在少数民族身上下工夫，因为西部的选票、少数民族的
选票微不足道。总统在施政时也会竭尽全力满足东部地区的、汉人的要求和利益而
无暇西顾，甚至可能牺牲西部的和少数民族的利益去迎合东部，迎合汉人——反正
他不稀罕你们那点点选票。可见，在中国实行总统制，唯有认真借鉴(当然不一定照
搬)美国的选举团制度，我们才能避免上述局面。
最近，中共中央提出“开发西部”的号召。想一想，改革开放都二十多年了
，为什么到现在才想起要开发西部?固然，西部的贫穷落後有许多历史的、地理的和
人文的原因，但是那也和中央政府长期不重视有关。为什么长期不重视?因为那里人
太少，在政治上不重要。据知内情者说，现在中央提出开发西部，还是政治的考虑
多於经济的考虑，因为西部那里又有藏独又有疆独，再不对西部下大投资，拉住人
心，只怕当地更多的人都跟着藏独疆独跑了。我不知此说是否真确，不过西部长期
不受中央重视倒是实情。
中共不靠选票上台，所以它对人数多少并不在意，只在意你的政治能量。这
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占人口的绝大部分，而农民的利益却一再被忽视、被牺牲的
原因。要是在民主制下，谁敢?说起中国农民被忽视被牺牲，那真是一言难尽。共产
党搞工业化是以剥夺农民利益为代价。三年大饥荒，城里人虽然吃不饱，好歹还有
一份低定量供应，乡下人就只好活活饿死了。直到今天，中共还不取消城乡户口二
元制。问题是，在中国，农民虽然人数多，但居住分散，联络不便。在严禁新闻自
由和结社自由的情况下，农民们很难组织和发动大规模的抗争。尽管各地农民“闹
事”不断，此起彼伏，但很难连成大片，连成整体，对政权难以构成重大威胁。简
言之，农民好欺负，所以共产党总是欺负农民。
共产党的逻辑是，谁好欺负就欺负谁，一切以维护自家政权为准。这里还有
一个例子。本来，高考制度也许是当今中国相对而言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在分数面
前人人平等。可是共产党在这里也还忘不了搞点歧视，不同地区的分数录取线不一
样。照理说，首善之区的北京，各方面条件好，每个中学生头上摊到的政府教育经
费比外地的高，因此在全国统考中，北京考生比外地考生占便宜。如果要平衡各种
因素给不同考区规定不同的录取线，那么，外地考生的录取线理当比北京的低一些
才是，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北京考生的录取线反而比外地的低，而且低很多。这不
是明摆着欺负外地人吗?其中奥妙在於:因为高考关系到青少年的前途，涉及几乎所
有家庭的利益，在竞争激烈、供不应求的条件下，当局宁可得罪外地更多的民众，
以便收买安抚北京的人心。当局更怕北京人“闹事”，不大怕外地人“闹事”，因
为北京人闹起事来对政权的威胁更大更直接。
还是回到选举制度的问题上来。如前所说，如果未来民主中国要实行总统制
，我认为在选举制度上应该认真参考借鉴美国的选举团制。不过我以为，根据中国
的情况，采用总统制不如采用内阁制(也叫议会制)。在内阁制下，总统是虚位，由
议会间接选举产生。这也就不存在是否实行选举团制度的问题了。至於说实行内阁
制的利弊以及在内阁制下宜采用何种选举制度，我先前写过几篇文章讨论。这里就
不多说了。
论钟摆现象
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执政八年，政绩颇佳，可是，他的副手高尔在今次大选中
却未见比其共和党对手占什么优势。有许多选民在上两次大选时投票给克林顿，此
次却回过头去把票投给了共和党的小布什。这就怪了，如果民主党总统干得糟糕，
选民们自然想换个党做做看；既然民主党总统干得满不错，为什么选民倒要见异思
迁了呢?
其间原因很多，应该说，那也和相当一部分选民求变的心理有关。许多选民
认为，你民主党都干了八年了，这次该轮到人家共和党了。
在民主政治中，常常发生政党轮替的现象，一会儿甲党上台执政，一会儿乙
党上台执政。在老牌民主国家里，常常是两党轮流执政；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有人把它叫做民主政治的钟摆现象。问题是，民主政治为什么会出
现所谓钟摆现象呢?
有人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权力的腐化。一党一派执政的时间太长，可能会
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特殊利益集团，从而对分权制衡的体制有腐蚀破坏。也有人把
钟摆现象归因於人性的喜新厌旧，不是你做了什么错事，只是大家对你烦了腻了。
美国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The Zigzag of
Politics”(Zigzag是之字形、Z字形、锯齿形的意思)，对钟摆现象提出一种解释
，很有趣，我以为也很有道理，不妨略加介绍。
诺齐克强调，在政治上，人类追求的价值和目标是多种多样的。遗憾的是，
天下的好东西不可能都装进一个篮子里。不同的价值和目标不可能都兼收并容、面
面俱到地纳入一套政纲之中。有些价值和目标是彼此冲突的，熊掌和鱼不可兼得，
你不能不有所取舍；有些价值和目标虽然可以并存共容，但你不可能在一定的时期
内使它们得到同等充分的实现，因而你不能不有所侧重。由於人们的价值偏好不同
，故而形成不同的党派。
至於广大选民，有些选民强烈地认同这一党或那一党的价值目标，他们总是
投票给自己认同的党派。但也有相当一批中间派选民，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价值偏
好，既要熊掌也要鱼。在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在这次选举中投票
给甲党，以满足对熊掌的优先需要；等甲党执政一段时期後，他们感到对熊掌的需
要已经相对满足，於是就把对鱼的需要置於优先，转而把选票又投给乙党。
打一个粗浅的比方，好比睡觉。人睡觉常常来回翻身，因为没有一种睡姿可
以让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得到充分放松。一种姿势睡久了，身体的某些部分舒服了，
另一些部分却越来越感到挤压，感到别扭，於是就要翻翻身，换个姿势，这样，原
来不舒服的部分倒是舒服了，但原来舒服的部分恐怕又慢慢不舒服了，因此还要再
换姿势，很可能还要再翻回去。当然，有些睡姿要比另外一些睡姿更舒服些，但是
，再好的睡姿也不能睡一辈子。少数铁杆党员希望自己的价值偏好永远占上风，希
望自己的党派永远执政，万岁万万岁；但大多数选民是要求变化的。主流民意象钟
摆，一会偏左一会偏右，其道理就和人睡觉要一会翻来一会翻去差不多。
如果执政党认识到主流民意的周期性摆动，自觉地根据民意改变自己的政策
取向以适应於民意的变化，那岂不是可以长期执政下去了吗?
事情没那么容易。首先是不愿意变，因为那有悖於自己的理念。其次是想变
也难，如果你发现主流民意正在偏向对手，於是就调整自己的竞选纲领，放弃某些
本党历来坚持的价值目标，变得和对手没什么区别，这在本党内就很难通得过，从
而在党内初选时就可能出不了线。再说，变了也没多少用，如果你变得和你历来反
对的对手没有什么区别，那无异於证明对手的正确，选民凭什么不投票给你的对手
而要投给你呢?除非你在个人魅力和能力上远胜过对手。事实上，当执政党发现民意
出现背离之势时，它往往是努力把民意再争取回来，而不是匆匆地向对手靠拢。当
然，一个成熟的党并不拒绝作调整，比如说，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就先是放弃了国有
化和计划经济的理念，继而又放弃了福利国家的理念，但是它并没有放弃它的基本
价值取向和偏好，因而和它的对手还是有所区别。
以上简略的说明，或许对我们理解政党轮替现象有所启迪。
【注】地理学家胡焕康在1935年告诉我们，如果从东北黑龙江的爱晖县到云南
的腾冲县划一条直线，把中国分成东西两部分，那么，东部的土地面积占36%，西部
占64%(当时包括外蒙)；而东部的人口占95%，西部只占5%。到了1985年，东部的面
积占45%，西部占55%(不再包括外蒙)；而东部的人口占96%，西部只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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