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快又到了８９天安门运动和“六四”惨案新的一个周年了，我们作为那场
惨案的受害者，也将度过第十一个艰难的岁月。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无论对我
个人来说，还是对整个“六四”受难群体来说，都是最艰难的一年。

      自１９９８年下斗年以来，中国国内的政治异议活动和民间结社活动遭到中
国政府自“六四”大屠杀以来最严厉的镇压。这是连西方国家里一些对中共统治者
持绥靖主义立场的人都无法否认的。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们对政府的这一举措曾一度表现出乐观的情
绪。然而，签字的墨迹未干，政府当局一翻脸即在全国范围内镇压了中国民主党的
组党活动；紧接着，又在全国各省区镇压了所有民间的异议活动和劳工运动；再接
下去，就是从去年开始至今仍在继续的大规模镇压、取缔法轮功等民间信仰和民间
结社的运动。善良的人们再一次被愚弄，他们所面对的现实恰恰与自己的愿望相反
。现在，中国人权记录的加速倒退和恶化。已成有目共睹的事实，以至一些历来帮
中共领导人说好话的人都难以启齿了。

      那么，在中国政府如此凌厉地整肃国内异议活动的情势下，在过去十年里以
泪水和相互扶持逐渐凝聚起来的“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命运又是怎样呢？政府当局
是否会因他（她）们是一场劫难的受害者或出於一种负罪的心理对这个群体网开一
面，采取一种较为宽容的政策呢？事实给予人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诚然，截止到今天，政府当局还没有象取缔法轮功那样来取缔我们这个受难
者群体；在这个群体的成员中，也还没有一个被捕坐牢的。但是，这一切并不能表
明当局的宽大为怀，而只是因为，这个群体始终以一种和平、理性、克制的态度来
对待自己身受的苦难和不公。我们的诉求仅仅是为死者讨回公道，为生者争取一份
做人的尊严。如果对这样一个群体也要赶尽杀绝，那只能说太没有人性了。然而，
政府当局并没有因此而放过这个群体。对於我们群体的每一个人来说，身上仍然有
一块巨大的磐石重重地压迫着，周围仍然有一张无形的罗网向我们张开着；政府当
局对我们这个群体的政策目标是明摆着的，那就是处心积虑要分化、瓦解并最终消
灭这个群体，以去掉他们的心腹之患。

  （二）

      这里，我想粗略地列举我和我的难友们这两年来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８日，也就是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的第三天，政府当局即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名义冻结了一笔委托我转
交的来自德国留学生的１１６２０马克人道救助捐款。这笔捐款现已冻四次仍未发
还。

    
      １９９９年３月３日至４月７日我和我先生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软禁（强制
性监视居住）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寓所，历时３４天，不准跨出校门一步。

      ４月５日清明节，我想陪同我先生去校外为死去的儿子购买祭奠用品，被十
多名便衣警察围堵在校门口。我们被告知，只要跨出校门一步，他们就立即采取行
动，把我们抓走。在我们与便衣人员据理力争的过程中，他们辱骂丁为“卖国贼”
。

      ５月４日至６月２３日，我和我先生再次被软禁在人民大学寓所，历时５０
天，同样不准跨出校门一步。

      ５月４日上午，我先生携６岁小外孙女去校外街头公园，当他们步行至党校
东大门时，遭一大帮便衣警察阻拦，而且被告知，如跨出校门一步他们就立即采取
行动。蒋抗议他们的粗暴举动给孩子幼小心灵造成了恐惧和伤害，便衣警察竟置之
不理，仍强制蒋返回家中。
      
      ５月１８日，曾经帮助过“六四”难属的北京异议人士江棋生被捕，公安着
局追查的一项内容，即江与我的关系及活动。 

      同年6月1日，“中国人权”和“全美学自联”受“六四”难属委托在纽约举
行控告李鹏的新闻发布会。之後的第二天，监控我住家的便衣警察急剧增加，而且
十年来第一次把监视岗哨设至楼内我家居室门口。我因此突发心脏病。晚，我家住
宅电话被切断。深夜，有匿名者不断向手机（移动电话）拨打骚扰电话，对我和我
先生进行无端的辱骂、威胁和恐吓。此类匿名电话一直持续到3日白天、晚上直至深
夜。据留在手机上的电话号码判断，可证实系安全部门所为。

      ６月４日晨“六四”惨案十周年纪年日，晚上7点半到12点，北京市国家安全
局两名官员来我家里分别与我和我先生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以阻止我通过移动
电话向香港的“六四”烛光晚会发表讲话。他们并警告蒋必须放弃敌视、仇视现政
权的立场。他们还威胁我，说我所做的事情已超出了寻访和救助的范围，因此他们
随时可以对我采取措施，仅仅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才没有这样做。

      同年秋，“全美学自联”寄给“六四”难属的捐款支票连同信件再次遭北京
市国家安全局扣没，而当时我们竟一无所知。

      同年12月下旬，旅美学者陆文禾先生趁回国探亲的机会，受“全美学自联”
、“中国人权”和“明尼苏达州民主基金会”委托，准备向我转交一笔捐款支票，
同时转交埃得加·斯诺先生的遗孀路易丝惠勒斯诺夫人写给我的一封信。12月28日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在我所在学校中国人民大学附近无理拘押了陆文禾，没收了埃
得加斯诺夫人给我的信。30日，又把陆递解至其父母所在地上海市。在上海，当地
国家安全官员威逼陆在支票上写上丁子霖的名字，企图以我名义向美国银行骗取这
笔汇款，後又责令陆改写为——安全局人员的名字。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官员还逼陆
的父亲按他们口授的内容签署担保书，声称如果陆返美後不兑付这笔汇款则由陆父
负责偿还，否则不准陆离境。此後，当他们得知托收支票已被美国银行退回後，又
多次威逼陆父以个人资产作抵押。最後，竟无理收缴了陆父的房卡，并恫吓要以拍
卖住房来抵债。时至今日，上海国安局仍未归还陆父的房卡。

      在此次扣押、审问陆文禾先生的过程中，上海安全局官员还诬指我危害国家
安全，声称他们想什么时候抓就什么时候抓。以此对陆进威胁和恫吓。

      2000月2月29日，联合国人人权专员玛丽·罗宾逊女士访华，北京市国家安全
局的便衣警察再一次对我和我先生实行监视。3月1日至16日，我和我先生离家赴川
、鄂一带访友，同时看望该地区一些“六四”死难亲属，但所到之处，均遭所在省
市安全部门便衣警察严密监控。他们在我们驻足的友人住所设监视，动用小汽车、
摩托车尾随跟踪，连旅途中也不放过。在历时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不仅极大地限制
了我们的行动自由，而且给接待过我们的友人及我们所访问过的“六四”难属造成
了不堪承受的恐惧和不安。

      3月31日，已故美国著名记者埃得加·斯诺先生的遗孀路·易丝惠勒·斯诺夫
人以旅游签证来北京为斯诺先生扫墓并看望我，以此表示她对“六四”难属的同情
和慰问。当4月1日斯诺夫人来到人民大学时，遭到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便衣警察的无
理阻拦，与此同时，我的住所遭到众多便衣警察的严密监控，以阻止我出门迎接斯
诺夫人。4月3日便衣警察又在我家门口暴力绑架了曾於1日接触过斯诺夫人的“六四
”难属苏冰娴女士，并对苏女士实行非法搜身、审问，直至斯诺夫人4日中午登机离
京时才获释。在4月3日的冲突中，便衣警察再一次辱我为”拿美元的汉奸、卖国贼
”。

      5月11日，国家安全部门切断了我在江苏无锡的住宅电话，以阻止我与斯诺夫
人的通话。12日，为了同样的目的，安全部门切断了苏冰娴女士在北京寓所的住宅
电话，同时把苏女士软禁在家不许出门。

      以上所列，只是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里发生的一些最主要的事情，但已足以
说明，政府当局对我们“六四”受难群体的打压没有丝毫放松，反而还升级了。从
９８年捐款被扣事件，到９９年的陆文禾被扣事件，一直到今年4月发生的斯诺夫人
会见丁子霖被阻和“六四”难属苏冰娴女士遭拘传事件，我深感我们这个受难群体
的生存空间已变得十分狭小，我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

  （三）

      显然，政府当局的上述举措，主要是要切断我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尤其是
涉及“六四”人道救助事宜的联系。他们把世界上一切善良人们对“六四”受难者
的同情和声援，把一切民间组织、人权机构以及一切个人对这个群体的人道帮助看
作海外敌对势力的金钱收买。他们以为，只要切断了海外的捐款来源，这个群体也
就会自动地作鸟兽散。这就是这些年来他们始终盯住捐款问题不放的原因。

      最早，他们在捐款问题上把所有的打击集中於我个人。他们在海内外，甚至
在受难者和受难亲属中散布“丁子霖贪污捐款在南方盖小楼”的谎言。他们在九五
年把我和我先生软禁在无锡43天也是为了要给我扣上“贪污捐款”的罪名。当他们
对我的一切诽谤和诬陷失败之後，又改变了方式。他们从窃听到的电话及截获的信
件中获取有关捐款活动的信息，接着采取没收捐款支票、命令银行拒办托收手续和
冻结捐款、扣没我与海外捐款者的来往信件及捐款收据等手段来切断捐款渠道。在
之後一段时间，当他们获悉有海外归国人员直接前来送交捐款并通过我转达给难属
群体，他们又把重点放在了阻遏、扣留、驱逐他们认为有嫌疑的返国人员方面，仅
98年至99年两年里，此类事件就曾发生过五起之多。去年底发生的陆文禾被扣事件
，是此类事件中最恶劣、最令人发指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形同黑道上的劫匪。即
使是斯诺夫人4月的来访，他们也没有放过在捐款问题上做文章，在审讯苏冰娴女士
的过程中一再逼迫她说出斯诺夫人携带捐款的数额。

      对於上述种种，我惟有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那些一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诩
，口口声声不谋私利的中共官员，怎么一下子都成了他们曾经反对过的拜金主义者
。现在他们似乎认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除了金钱已没有别的更珍贵的东西。他
们认定，“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今天之所以能凝聚在一起，完全是靠金钱的神
力。我这里不想对中共官僚集团作全面的评价，但单就他们在对待“六四”人道捐
款上的种种令人作呕的表现，也不得不促使我作出这样一个常识的判断：这个官僚
集团确实已经被金钱所征服并彻底堕落了。

  （四）

      我们这个“六四”受难群体即使从93年算起也已经存在八年了。这八年来我
们的所有言论和行动，都证明了我们既不是一个追求金钱的利益团体，也不是一个
谋取权力的政治党派。我们不过是一个要求得到公正对待的道义群体。我们是一群
普通的平民百姓，只是因为共同的命运和基难才凝聚起来的。如果世界各地的好心
人不是出於同情自愿地给予我们人道的帮助，我们根本不会想到伸手去要求这种帮
助，因为在中国还没有这个先例，尤其是在中共统治的这五十年里。当然，多年来
的救助活动使人确信，对这个群体的很多人来说，能得到这份帮助是重要的，特别
是对於那些失去了儿女的年迈父母，失去了父母的年幼孤儿，以及那些生活在边远
贫困地区的难属来说，因为这样的帮助至少可以稍稍减轻他们经济上的压力。但即
使是这样，难属们今天能得到一份来自远方的人道捐款，对他（她）们来说更重要
的是感受到一份人世间的温暖。他（她）们从这份温暖重获取了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这些年来，我深感此项人道救助活动对於难属们的真正意义所在。如果真有那么
一天捐款来源被切断而不得不停止此项活动，我想，对难属的最沉重的打击首先是
心灵上的；而我之所以不顾当局的围堵阻截也要咬紧牙关设法把此项救助活动坚持
下去，也主要是为了不让难属们心灵上再一次受到伤害。

      从前年的捐款冻结事件以来，难属们都知道要把救助活动坚持下去越来越困
难了，他（她）们并没有因为处境艰难而有所退缩。我不止一次听到难友们说过这
样的话：既然大家不是为了钱而走到一起的，也不应该为了钱而各自走散。这使我
得到很大的安慰，也使我减轻了心理上的压力。

  （五）

      人说金钱是万能的，但我要说，爱和道义的力量是伟大的；尤其是当这种力
量汇集在一起的时候。现在，当局已不得不承认“六四”难属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
，而且用他们的话说，这个群体已经“国际化”了。当然，我明白他们这种说法的
潜台词，那无非是说我们已经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的工具。我也知道便衣警察一再辱
我为“汉奸卖国贼”是什么意思；现在干脆骂我是“拿美元的卖国贼”了。我相信
这不会是那些愚蠢警察的自作聪明，他们不过是他们上司的传声筒而已。

      我没有必要为自己作辩护，因为这恰恰表明，在一个古老东方大国的土地上
，现已站立起一个不屈的群体，尽管他（她）们满身伤痕，尽管他（她）们步履艰
难，但他（她）们不再孤立，他（她）们已汇入国际自由人类的大家庭，他们正以
不屈的抗争为人类的尊严，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作出自己的努力。我把这看作是对
国际大家庭的一种回报，因为我们已经从这个家庭得到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