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读索尔斯伯里的《天安门日记》
已故著名记者索尔斯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一
位西方记者，他长期担任国际合众社和纽约时报的驻外特派员，曾荣获普利策新闻
奖；不过中国人对他耳熟能详则因为他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又译《长
征之子》）一书的作者，那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索尔斯伯里沿着毛泽东在1934到19
35年间领导的长征的路线，在中国偏僻的乡间进行了一次新的“长征”，当时他还
采访了除邓小平以外的每一个中国重要的政治人物。他自称“我想如果我不比政治
局常委更了解中国，至少也差不多。”所以，索尔斯伯里此书甫一出版，立即造成
了轰动，被专家评论为极大的改变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印象，他从此了成了一位西
方的“中国通”，并且还成了北京的座上宾。
其实，索尔斯伯里是在《纽约时报》担任编辑兼记者时候，开始关注中国报
道的，那时他的一个“壮举”是在1966年作了一次沿中国边境的旅行。在一九八九
年六月二日，这位老记者又特地从纽约飞抵日本东京转机前往北京，当时他和日本
电视网NHK合作，制作一部关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电视记录片。这使他有机会
亲身经历了随後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并撰写了《天安门日记》，纪录并见
证了这次终生难忘的经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天安门
日记》公开发表的时候，索尔斯伯里题辞将该文“献给在天安门的日子里为民主献
出生命的中国学生和北京市民”。在“六四”十一周年前夕，我在网上重新阅读了
《天安门日记》的中文译本（http://www.boxun.com/freethinking/main.htm）。
在“六四”前的三十年期间，索尔斯伯里不断访问中国，他自信从西藏到中
苏边境的黑龙江森林，没有一个角落不曾探索，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或者重要的工厂
不曾研究。但是，他在《天安门日记》中也坦陈，他不知道八九年初夏的天安门广
场正在发生什么，也说不出中南海正发生什么。自八八年起，“我一直为中国的政
治潮流感到困惑”，邓的经济政策前所未有地激活了中国，特别是农村。但是同样
触发了通货膨胀，出现了巨大的腐败；对合资企业错误的选择，特别是选择了窃贼
般的香港合作者，他们建了过多的饭店和写字楼和其他对中国技术和工业增长毫无
贡献的企业。
在他看来，当时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是“一个自由主义代表，已经被对天安
门广场学生的强硬路线打入困境。”而对於所谓政府表现克制的辩解，索尔斯伯里
表示“我确实认为政府克制。几乎克制得过头，但我怀疑这种克制是掩盖着铁拳的
天鹅绒。”北京当局那些决策和行动是某个掩盖的目的的一部份，和学生占领广场
无关。令他不理解的是，政府为什么要使用重型武器。
这位记者是这样描述自己见闻的：成队的小型坦克，卡车，装甲运兵车从东
向西开过长安街，看上去听起来都很壮观，他们开到最大马力，声音震耳，气氛恐
怖。广场方向传来巨大的武器发射的噪音。听起来象是电影里的战斗。有时象是19
57年十月他们在华沙使用的那种吓唬示威学生回声弹。它听起来象是世界的末日。
“我想苏联人镇压（匈牙利）布达佩斯特就象中国人镇压他自己的人民。‘人民军
队’镇压人民。”军队在城内很多地方对市民开枪，人们横七竖八倒下。“一颗子
弹从我窗前呼啸而过，落到街上。一定很近。我从二战後就没有听过这声音。事实
上，就在那时我想我也没这么近听到这声音。”
在那些日子里，索尔斯伯里感到，中国有不少受过西方训练的很好的记者，
试图全面公正报导（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切）。但党的铁腕控制着开关。有时有几
期会让人吃惊地暴露赤裸裸的真实，其它时候，则是灰暗的宣传品。北京的基本消
息来源仍象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前一样－－小道消息。它曾被称为口头电报，
迅速，让人兴奋，因为夸张和一厢情愿而出错。“我对自己说，我又一次在这样的
场合，一个记者需要用他的眼睛，耳朵和鼻子发现发生的一切。”同时，他也确实
知道北京让人吃惊地存在高科技通讯系统，即使中断卫星也不能阻止西方传媒把他
们的东西送出去。当他给天安门的学生签名留念的时候，学生们恳请他要真实报道
广场上发生的事情。
在第一手的实地观察采访基础上作出的客观报道，是新闻的生命。正是因为
有象索尔斯伯里这样一批西方记者在北京现场报道，见证了十一年前天安门民主运
动和北京当权者的野蛮的血腥镇压，才使得“六四”事件没有象其他中共的血腥镇
压那样被掩盖起来。通过索尔斯伯里这篇《天安门日记》，读者可以重温了十一年
前的“六四”事件，并可以获得不少新的启示。很多原来同情北京的西方中国问题
专家，象索尔斯伯里一样，由於“六四”事件转变了自己的立场，可以说是“六四
”事件，让国际社会认清了中共集权专制的本质，这是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虽然
还在继续“改革开放”，甚至民间社会的空间有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但是中南海政
权却比“六四”前受到的批评谴责要多得多的原因。
人们也许会有象索尔斯伯里同样问题，拿破伦说中国是沉睡的巨人，当她醒
来时她将震动整个世界。她现在醒来了吗？还是将会再一次漫长地沉睡？尽管有些
人对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成就表现出一种严重扭曲的“自豪”，甚至欣喜若狂的宣
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然而，中共却宣称对“六四”的定性没有改
变，在每年的“六四”忌日加紧管制新闻媒体和镇压异议人士的做法没有改变，…
…这表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变化之中，中国社会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也许，
人们读一读索尔斯伯里在九十年代初期发表的另一本书，《毛泽东邓小平的权力游
戏－－新皇朝》，有助於我们更深刻的认识这一问题。
二、不同凡响的“普通刑事案件”
今年五月二十日北大昌平园区附近，发现了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一年级女学
生、四川籍十九岁的邱庆枫被奸杀後的尸体，但北大校方直到三天以後才公布这一
消息，并以“维护稳定”为由，“要求各班主任通知学生，不准戴白花，不准集体
悼念，听从组织安排”，激起了广大师生的愤怒，并引发了一场震惊中南海高层的
抗议。北大师生不顾中共官方和学校当局的高压，自发的进行各种哀悼活动，并通
过互联网揭露案情的细节和批评政府和校方对人权和人性的践踏，引起了国际舆论
的关注。
据报道，北大副校长林钧敬将这个案件定性为“一起发生在校外的普通刑事
案件”。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并没有错，自从十一年前发端於北大的那场反官倒
、反腐败、要求加速政治改革的爱国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以後，整个社会正在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腐败，并不断出现陈希同、成克杰等史无前例的贪污腐败案
件，制度性的腐败导致了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在这种恶化的劣质社会环境中，每天
有多少妇女姐妹遭强暴、有多少同胞在死於非命，邱庆枫只是千千万万无辜受害者
中的一个。比起人大副委员长李沛尧、前副总理邹家华的邹竞蒙被谋杀之类的案子
；比较连续不断有人死於炸弹爆炸的恐怖案件；比较解放军士兵持枪在北京街头与
军警对峙滥杀无辜，邱庆枫之死似乎是一个“普通刑事案件”。在一个官本位的社
会中，邱庆枫这样一个大学生当然是再“普通”不过了，况且北大校方也无法承担
属於社会治安全面恶化的政治制度的本质问题。
在半个世纪前，北京也发生过一个轰动一时的所谓北大女学生遭受美军士兵
强奸的著名案件－－“沈崇事件”，这成为四十年代末期共产党发动“反美反蒋运
动”的一个重要导火线。最近，已有历史学工作者通过对当事人的调查研究，惊人
的发现，所谓的“沈崇事件”是子虚乌有的，完全是中共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策略的
需要捏造出来的。在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里，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手法，制
造了无数类似的冤假错案。如果讲，邱庆枫案件是一个普通刑事案件，仅仅指这不
是中共酿造的又一起“冤假错案”，那倒也有可信之处。
邱庆枫死後，有人在互联网上质问北大校方领导人，如果是他们自己的女儿
有相同的遭遇，是否也会下令限制集体悼念活动？其实，不问也应该知道，共产党
干部“是用特殊材料铸成”的，如果他们还有人性、还讲人道主义，他们就不可能
尸位素餐、享受其特权利益；尤其是“六四”後的北大班子成员，如果真的遇到自
己子女、家属碰到这种事情，或许正是他们向党表明心迹、争功邀宠的机会，一定
会“顾全大局”，争做“维护稳定”的模范。在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看来，死者是
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借此变成自己争取各种既得利益的敲门砖。
邱庆枫的案件如发生在其他学校，校方的解释和措施，也许就可以将问题“
摆平”了，然而偏偏发生在北大，又逢最敏感的“六四”前夕，自然就这触动了当
局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也触动了北大人埋葬在心底的伤口。
纵观网上的帖子，北大毕竟有不同凡响的地方，北大人明白如何维护和争取
自己的生存权利，邱庆枫的老师不顾校方的禁令，将自己撰写的悼念文稿公布在互
联网上：“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命令，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呢？ 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这就是中国希望的星火，它和十一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诉
求，是一脉相承的。为此，网上有评家认为，中共“苦心经营十一年，一夜回到六
四前！”
现代政治应该是一种责任政治，北大人要求追究校方在邱庆枫案件中的责任
，进而有人对在“六四”後把北大文科一年级新生安排到昌平园区的做法，提出令
人质疑；并要求追溯昌平园区一连串案件的责任，中共教育部长陈至立、公安部长
贾春旺等相关部门的当权者，对邱庆枫案件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领导人是
否为此承担责任，也成为中国是否真正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按照中共导演的“沈
崇事件”的逻辑，整个执政党都应该为出现这样的邱庆枫案件承担责任。虽然，在
抗议声浪不断高涨的背景之下，北大师生最终被允许举行了追悼会活动；但是只要
产生这一案件的祸根不铲除、相关责任者没有被惩处，这个事件就仍没有结束。
十一年前，北大人在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自由人权，遭到了邓小平指挥解放
军的血腥镇压，尽管陈希同等大大小小的中共腐败分子後来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学
生的要求是合理的正确的；十一年後，北大有学生惨遭强暴後被害，这绝不是偶然
的事件，这与中共当权者制造“六四”屠杀、踏着“六四”血迹上台的中南海现任
当权者，并不愿洗心革面平反八九民运、对“六四”重新定性，有着直接的关系。
今天是邱庆枫，明天将轮到谁呢？北大校园里正流传者悼念邱庆枫的诗文：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可是光明在何方呢……”十一年
前爱国学生和北京市民的鲜血，和十一年後邱庆枫的生命，足以证明：“庆父不死
，鲁难未已；独裁不去，苦难无边。共产不灭，中华不兴！”
三、平反“六四”与国家统一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武装暴力已经成为一个富有浓厚贬义色彩的词汇了，
在现代社会的各项事务中，人们对它的基本态度是避之惟恐不及；然而，依靠武装
暴力起家的北京当权者，在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中，依然将武装暴力奉为“
一抓（用）就灵”的神明，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保卫和巩固政权，
不但每年在所谓“重大”或“敏感”时节到来的时候，展开超法律的“严打”运动
，而且在平时就一直用专政手段严厉打击民主党等异议人士、宗教人士，镇压法轮
功、西藏独立和新疆独立运动；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北京也是向来不守规矩，如不
顾国际舆论压力，向北朝鲜、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等支持恐怖暴力活动的国家
，肆意输出战略武器或装备。
在世纪之交到来的时候，中共的暴力统治可谓是高潮迭起。十一年前，中南
海当权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用机枪坦克血腥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爱国学
生民主运动，立即遭到了全世界舆论的同声谴责，邓小平和李鹏等专制者也成了邪
恶势力的代表，北京政权陷入了自改革开放以後空前的孤立之中；一九九六年台湾
举行第一届总统直选的时候，崇尚“暴力万能”的中南海，以在台湾海峡附近水域
进行试射飞弹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对台湾人民进行文攻武吓，这使得北京当局再次
成为国际社会批评的众矢之的；今年，在刚刚结束的台湾总统大选期间，北京将其
拙劣的文攻武吓几乎又重演了一遍。由此看来，“六四”事件和对台湾的文攻武吓
，体现了中共传统的落後的统治惯性。
过去十一年来，海内外要求平反八九民运、调查“六四”真相的呼声不绝於
耳，这虽然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正义理性精神，但却一直被中南海当权者置若罔
闻。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政府和海外中国人社会，关於统独问题的争议，焦点也逐渐
集中到了民主与专制。中共气壮如牛的提出，不独不打，台独必打；台湾新领导人
则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不打不独”的口号；北京急不可耐地提出统一时间表，台
湾却理直气壮的回应要制定一个实现民主宪政的时间表。很显然，台湾新任总统陈
水扁，在就职演说中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基石，向中南海以武力恐吓为後盾的“
统一”要求提出了直接的挑战。
中南海当权者作为专制集权的代表，可以不理会自己人民要求平反“六四”
的呼吁，但是因为急不可耐的要打“统一牌”，就无法回避台湾总统陈水扁以柔克
刚的“太极拳”。而要取信於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中共就必须放弃依赖武装暴力
维持的集权专制，通过政治民主化的宪政改革重建政权的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
是否平反“六四”就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性环节，如果现任当权者继续坚持邓小平、
李鹏对“六四”的定性，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就不可能相信中共所谓“和平统一”
的承诺，相反由於中共的军事行动或随着时间的推延，就有可能冒一个巨大的风险
：北京政权走向军事法西斯，结果被人民推翻、台湾将在大陆的军事进犯下事实上
取得国际法上的独立国家地位，中国步前苏联的後尘分崩离析。
看到这一点後，台湾朝野不管如何设定台湾的发展方向，都应该正视中共这
样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庞然大物近在咫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在中国大陆通过政
治改革，也同样确保了民主、自由、人权的时候，台湾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稳。所
以将陈水扁的宣誓落到实处，就是积极支持中国大陆人民包括要求平反“六四”在
内的所有民主人权运动。同样的，只有当中国大陆人民起来旗帜鲜明的反对中共对
台湾实行文攻武吓，以各种方式学习和借鉴台湾的民主进步成就，只有当中国大陆
象台湾一样实行民主宪政的时候，“六四”和其他所有共产党制造的冤假错案，才
可能获得真正的平反。可以预见，中国只有在平反“六四”的基础上实现民主转型
、完成和平统一。
四、“六四”後的新华侨与祖国的关系
在最近的台湾总统大选中，我们看到旅居海外的华侨以各种形式进行了参与
；而近年来每逢中国大陆和台湾宝岛发生百年未遇的洪涝或地震灾害，侨胞们也纷
纷的解囊相助；侨胞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对祖国的变迁投入最多热情的还是八
九年的“六四事件”，那时，男女老少，对北京当局的血腥镇压个个都是义愤填膺
，人们除了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还热心地对流亡的爱国学生或知
识分子、以及在大陆的受难者家属提供各种帮助，……真是血浓於水。十一年过去
了，“六四”後流亡海外的人，大多数已陆续获得了绿卡、宣誓入籍，他们已经成
了新的华侨。
华侨们对自己祖国关心，甚至直接参与与祖国关系密切的事务，有着非常悠
久的历史。最近，旧金山的国父纪念馆出版了刘伟森自费印刷的新书《华侨对祖国
的贡献史略》，在这方面作了系统的整理。《华侨对祖国的贡献史略》全书共分三
章十八节，第一章，孙中山等革命先贤对华侨功绩的赞扬，孙中山有“华侨乃革命
之母”的名言；第二章，华侨赞助革命捐献事迹综述；第三章，美国华侨支援抗日
战争事迹综述。作者旅居美国四十余年，现任旧金山国父纪念馆董事长。
在刘伟森看来，华侨对祖国的贡献，最重要的有两大部分：一是资助孙中山
先生完成国民革命，创建中华民国；二是支援对日八年抗战，赢得最後胜利。他认
为，要是没有海外各地华侨的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清革命，绝不会成功
，因为十一次武装起义，其经费几乎全数来自海外华侨；对日抗战的军费，约有一
半来自侨汇及华侨捐款。此外，华侨投资祖国，引进科技，推动经济成长；每当祖
国天灾人祸之际，侨胞舍己为人，努力输财，扶危济困，感人的事迹尤其多。刘伟
森强调，华侨为祖国输诚，出钱出力，即使毁家纾难，以至牺牲奉献，也并没有求
取功名利禄的念头，为的是希望祖国挣脱专制的枷锁，现在全体侨胞日夕所祈求的
，是祖国两岸的和平统一，人民享受自由民主，安居乐业；祖国的富强可以使侨胞
在海外社会中周旋毫不汗颜，绝无愧色。
纵观华侨对祖国的贡献，人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祖国越是艰危的时候，海
外华侨越显出热情爱国的精神。然而，就象孙中山当年所言“华侨不自言功者，盖
知救国真为天职，不事矜举。”近一个世纪来，祖国历经几许风风雨雨，华侨还是
始终如一，雪中送炭。今天，华侨企盼的抗战胜利，早已如愿以偿，但是日本军国
主义有复萌之趋势；国内军阀割据的局面，虽已消除，但国家仍处於分裂状态；昔
日的“东亚病夫”，虽然创造出了经济奇迹，但是海峡两岸一边是制度性的全社会
腐败，一边是黑金政治猖獗；……看来“革命尚未成功”，华侨还要在新的历史时
期继续为祖国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由於两岸三地政治现实的演变，极大的分化了现有的海外华侨社团，加之北
京政权以文攻武吓处理两岸关系，更使海外侨胞忧心如焚，也多了一些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感慨；尤其是李文和、黄建南、崔亚林等案件的相继发生，引发了华侨
忠诚问题的争议，即海外侨民到底是忠诚自己已经宣誓入籍的居住国，还是忠诚於
原来的母国，特别是当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是处於对立的情况下；或者
居住国经济利益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时候，夹在中间的华侨定位相当困难，情感也
备受煎熬。在时下的形势里，华侨要为祖国作贡献，既有更多的机会，也可能要遭
遇相当的麻烦和付出相当的代价。
昔日民进党在海外得到发展的空间和资源，令今日的台湾民主政治更上一层
楼，而八九年以後，在包括华侨的支持下，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此起彼伏，具有相当
的规模。由於《华侨对祖国的贡献史略》只写到半个世纪前的抗战胜利，来不及探
讨这些现实问题，看来这本书还应该有续集，而且，我相信续集的内容也将更丰富
多采。如今，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民进党、中国的民运力量或其他政党，
都与海外侨胞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可以预见的是，不管未来中国如何发展，华侨
必定在其中一定会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中国大陆持续的政治高压，海外民主运动和一年一
度在“六四”忌日举行的各种纪念活动，对於促进和催化大陆的民主政治进步，有
举足轻重的影响。事实上，也是有一批热心的爱国华侨，象当年支持孙中山领导辛
亥革命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一样，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持海内外的中国民主运
动。除了在经济资源等方面积极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海外纪念“六四”的活动中
，大陆流亡者大浪淘沙，近年来参与人数明显的逐年减少（“六四”绿卡获得者更
不在话下），相对的参与这一活动的当地华侨，人数则比较稳定。
也许人们已经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是中共迫害宗教人士、镇压法轮
功，不管是中共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试射飞弹威胁台湾，还是中共镇民主运动
或西藏、新疆的独立运动等严重侵犯人权，或者是遇到“六四”忌日或西藏抗暴起
义的纪念日等特定的日子，中共驻西方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和领事馆门口，都会聚集
起以海外华侨为主体的抗议示威人群，这样的情况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而且在每
年的“六四”周年忌日，都会是一个时间比较固定的高潮，事实上这种常态也已经
成为纽约、旧金山、华盛顿等著名国际都市的一大“景观”，这多少可以从一个特
殊的角度反映出今天的海外华侨与祖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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