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文化革命研究学者宋永毅
一九九九年八月，到中国国内从事学术资料收集工作的旅美中国学者宋永毅
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拘留，圣诞节前夕又被当局以所谓“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的
罪名正式逮捕；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八日，在许多中美学者和政治家的抗议声浪中
，中国当局释放了宋永毅。被关押了半年之久的宋永毅终於回到了他的居住地——
到处飘扬着怀念未归亲人的黄丝带的宾州小镇Carlisle，得以与妻女团聚，此时，
正值中国传统的春节的前夜。日前，这位历来严守本份，从事独立学术研究的读书
人，不顾连日来媒体密集采访给他的病体带来的疲劳，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我成了卡夫卡荒诞剧中的一个角色”
亚：对於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精神的自由非常珍贵，我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失去自由一百多天之後，重新获得自由的您，现在最大的体会和感受是什么?
宋：我觉得自己现在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更加感觉到学术自由的可贵。我被莫名其妙
地关押了这么多天，这种事情只有在中世纪黑暗年代才会发生。中共当局对待我就
像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一样，把人家关起来，强迫人家改变自己的观点，
在当代这种事情也许只可能在中国发生了。回到美国，说起自由、学术自由，我们
校长使用的语言是“intellectual standard”，就是说这是知识分子标准的自由，
而不是“policeman standard”，不是警察标准的自由，我觉得他说得很好。经历
了严冬的人才知道春天的温暖，我想，既然美国这里的条件这么好，就应当在学术
自由的条件下发挥得更好。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处理我这个案件的“领导同志”
曾经建议(不是强迫)我以後不要再搞文革的研究了，当时我跟他们说我要考虑一下
，“恐怕也不是哪么快就会放弃的”。现在我想，根本就不要放弃；不仅不要放弃
，我还要用自己全部的人生去扩大自己的研究，把在这一块土地上的宝贵的学术自
由发扬广大，把我的研究进行到底。以前中国有一句口号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进行到底”，我现在把这句口号换成“要把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进行到底”，
这是我和一大批文革研究者的口号。
亚：可不可以把在中国被捕的经过简单介绍一下?
宋：去年我到中国去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去中国人民大学开一个社会学方面的国际
学术会议，，这是他们邀请我去的；第二就是为我个人的对文化革命的学术研究去
收集一些原始资料。人大的会议我参加了一下，其余时间主要是收集供我个人研究
用的材料。我和我的朋友正在编一本文革大字典，是英文版的，需要补充一些地方
上的具体材料，例如当时的红卫兵小报、传单等等。我去过内蒙、广东，主要在北
京和上海。一边收集材料，一边游山玩水，太太和我同行，她主要是去玩的。怎么
会被捕的呢，那是在八月六日深夜十二点左右，当时我与北大的几位教授在我居住
的工人体育场宾馆聊天，他们也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在我把他们送走之後回到宾
馆的时候，在二楼的楼梯口被十个人拦住，他们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要我跟他
们走。据後来安全局的人对我讲，他们早就盯上我了。他们将我带到国家安全局，
先是对我“拘传”，第二天改成“拘留”，关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到九月
六日改成“监视居住”。十二月二十四日升级为“正式逮捕”。这天正是圣诞节的
前夜，选在这个时候逮捕我，使得我的美国朋友们非常愤怒。到今年一月二十八日
，检察院宣布对我无罪释放。(亚：无罪释放还是免於起诉?)不起诉就是无罪释放。
中国的检察院对於公安机关逮捕的人，以前有三个决定方法，一是不起诉，二是免
於起诉，第三是起诉。现在的新刑法已经把免於起诉去掉了，只有不起诉和起诉两
种决定，起诉理由不足就是无罪，就要释放。(亚：这是无罪推定的原则，)中国现
在也讲无罪推定，这方面毕竟还是有进步。所以按照中国现在的法律我也是无罪的
，按照法律我还可以申请赔偿，北京律师事务所的几位青年律师还摩拳擦掌表示一
定要为我申诉。
亚：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您回到中国的身分是合法的，活动也是合法的，哪么，当
局抓您的公开理由是什么，而真正的原因又在哪里?
宋：表面上的理由开始说我“为海外的机构、人员非法提供国家机密”，後来又说
“为海外的机构、人员非法提供情报”，违反了刑法一百十一条，中共当局对华棣
的判决也是依据这一条。这一条对我说来非常荒谬的。我在关押期间曾经拿了小学
生用的《新华字典》中对“机密”、“情报”的解释给办案人员看。我对他们说，
文革中的各种“首长讲话”、“五一六通知”、“清华大学大辩论纪要”以及批判
林彪的东西，当时在各种红卫兵小报和中央及地方的大报上都是公开的，现在中央
党史文献出版社也将这些材料公开出版了。如果说这是秘密的话，哪么在文革中生
活过的全国几亿人民都是间谍了，因为他们都看到这些材料。另外，中央首长的各
种讲话当时是在群众组织印制的小报上发表的，并不是中共中央正式下达的文件，
所以这些内容是否是真，还成问题。再有，即使是中共中央下达的正式文件，在当
时也有不同的密级，有的发到省军级，有的发到县团级，有的传达到党内，有的传
达到除开“地富反坏右”的基层群众，有的公开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出来，连“地富
反坏右”也知道。而我所找到的文件都是公开传达到基层群众的。
毛泽东是最大的泄密者
亚：文化革命本身是毛泽东“和尚打伞”的一个“无法无天”的时期，现在再回过
头来用所谓国家机密法规处理涉及到当年情境的事件，是否会很滑稽?
宋：就是。文革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十三年了，即使依据现在新的保密法的规定，资
料的保密时间，“秘密”级是十年，“机密”是二十年，“绝密'是三十年，时间都
超过了。如果要往回追溯的话，就要追问毛主席了，或者找清华大学的“井岗山”
和复旦大学的“孙悟空”算帐，不是找我算帐。我把这些道理与办案人员说了，他
们也不响，对我说，“老宋，你不要恨我们，”搞我是“上面的意思”。
亚：说起中国当局强加在您身上的“泄密”的罪行，我觉得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
看，最早和最厉害犯有泄密罪行从而危害国家利益的首先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最高
的领导层，比如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还有毛泽东本人。
宋：是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档案都是他们抛出来的，毛泽东是最大的泄密者，现
在怎么来怪群众。我在街上买到的东西中有一份材料是中共中央关於对刘少奇平反
的决定，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文件，《人民日报》也公开刊登过的。这是家喻户晓的
“秘密文件”。还有当年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印的“庐山会议文选”的传单，其中
有毛泽东、林彪关於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今天全部已经公开了，在中共中央文献出
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党的重要文献”中都包括进去了。我还感到，现在中国的年
轻人对於文革一无所知，需要加强这一方面的教育。他们根本不懂得，不知道文革
是怎么回事情。有一个办案人员说我的材料中有一份机密材料，拿出来一看，原来
是内蒙古呼尔浩特革命造反总部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编印的“中央首长关於内蒙问题
的讲话”，这个造反总部在传单上印了“机密材料，不得外传”几个字。办案人员
对我说，“你说没有国家机密，这不是机密?”把我的牙齿都笑痛了。更要命的是他
们连这个造反组织现在还有没有都不知道。我告诉他们。当年的造反组织多如牛毛
，两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组织，作司令，印发“绝密文件”。我觉得正是因为在中
国当局长期以来不支持对文革的研究，使得年轻人忘却了这一段不应当忘却的历史
。
亚：是不是连办案人员自己也并不相信您在“泄露国家机密”，哪么将您拘押的真
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宋：说实话，真正的原因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清楚。我完全是在一个卡夫卡式的荒诞
剧中间，在一个非常悲剧性的黑色幽默中充当了一个角色。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
他们搞进去这个荒诞剧中的。我觉得决定将我拘押的人思考问题的路子还是当年文
革的时候搞“三家村”文字狱的态度，完全是以意识形态为依据考虑问题。他们说
我对文革的研究已经危害了国家安全，超越了他们“所容许的度”。当时我反驳说
，第一，这是学术研究；第二，这是在美国进行的研究。我的观念是彻底否定文革
，这与中共中央一九八一年的决议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细节上与中共中央的决议
有区别，因为我采用的是美国历史学界的研究方法，美国学者的研究精神就是，即
使总统有事情也要揭发，而中国的传统是为尊者讳，为贤者忌。我不是这样的态度
。我还对他们说，江泽民访问美国的时候在哈佛大学的讲话中也说过不同的意识形
态在海外的侨民中是容许的，不能将一种意识形态强加在侨民身上。这里有三个问
题，第一是，究竟是文革危害了国家的安全，还是对文革的学术研究危害了国家安
全。按照中共中央的统计，文革十年中死伤受冲击是两亿四千万人。我的学术研究
伤了什么人?如果你们说“法轮功”使人走火入魔死了人，要治罪，哪么有没有人看
了我的书和文章死掉了?第二，中共中央说要彻底否定文革，哪么不去看原始材料，
不去彻底研究文革，谈得上什么彻底否定文革?文革是什么都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去
否定它?我还问他们有没有这么一条法律说研究文革有罪，他们说没有。我说哪么你
们国家安全局不是在“直接对抗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抗三中全会以来的
改革开放吗?”第三，最重要的是我进行的是学术研究还是政治行动?我有没有贴过
传单要推翻党中央、政府?他们说我计划成立文革研究会。其实这也是大家随便说说
的，并没有成为行动。其实即使成立也不是坏事，在美国成立一个文革研究会，与
中国政府又有什么关系?(亚：在中国也可以成立研究会)他们说我这不是单纯的学术
研究，而是包含有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我跟他们说他们又在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後
来我了解到，这个事件的发生主要起因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一名局长为了向上表
功，自己抓了“大鱼”，破获了“反革命集团”的大案，他们这种思考的方式还是
传统的“阶级斗争”的思路。我觉得现在共产党内的安全机构实在太糊涂，水平也
太差了。我真怀疑他们的智商低下。
某些共产党人的智商太低
亚：我同意，我与一些朋友说过，共产党现在的当权者，即使从他们党的自身利益
来考虑，也实在是太笨了。我历来对愿意充当当权者的智囊的知识者不报太多的敬
意。但是我真的希望现在做共产党智囊的一些读书人出点好的主意。有些造关於您
的案件的报导中提到CIA，中共当局是否真的以为您与CIA有关系?
宋：对这些想抓大鱼的人来说，能够抓出一个CIA案件当然是最好的了，但这是胡扯
。关於CIA的事情我早就告诉他们了，我的材料中有我拷贝的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红
卫兵小报目录，其中有一个前言，对这些资料的来源作了说明。我告诉办案人员，
在文革中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收集过中国的小报、传单，想依此了解中国发生了
什么，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後来发现这些小报根本没有情报价值，就把所
有的小报、传单送给哈佛大学。
亚：是在当时就没有情报价值，还是後来失去了情报价值?
宋：当时也没有情报价值。美国国务院早在一九六八年就把这些历史材料送给哈佛
大学作学术研究用了。这样哈佛大学才有可能在後来出版三十六大卷中国文革资料
。我跟他们说，这些在冷战时代就被CIA认为没有情报价值的材料，你们竟然还认为
是国家机密的罪证，可见你们现在还要回到冷战时期的心态。认为我对文革的研究
有政治目的，有阴谋，另外想以此杀鸡戒猴，警告海外所有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
亚：我看到香港媒体上披露的文章，说中共当局主要是因为您揭露过周恩来在文革
中的恶劣表现，所以要加害於您，还指出是李鹏直接插手决定逮捕您的。
宋：一九九九年我在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作过一个关於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复杂表现
的发言，这可能是形成这个事件的深藏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连在学术会议上的发
言都算“罪证”的话，岂不是太“莫须有”了?
亚：哪么，在您的案件的处理中究竟有没有更高层的背景，或者更深的原因?
宋：我觉得没有。这也就是我比较快被释放出来的原因。重要的就是没有证据，一
点证据也没有，我後来知道国家安全局中有两派意见，吵得很厉害。有几个局长主
张立刻释放我，说是搞错了，一些专案组成员也表示要向局里面打报告，说是搞错
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就是有一个局长叫樊守志，逮捕证都是他签发的，坚决
要把我逮捕送上法庭，在这种人的心里，如果一旦说明他搞错了，他会丢官，什么
国家利益，只是一种借口，这就是某些中国共产党人的心态。
学术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亚：您曾经表示，在整个被关押期间身体上没有受到什么侵犯，主要是精神上的痛
苦。
宋：是的，我对《纽约时报》说，中国当局没有在身体上折磨我，而是在精神上。
在一百多天中，他们没有打过我，在吃和住方面也还是可以的，起初我被关在看守
所的旧楼。监视居住的时候是在一个地下室的招待所中，条件还是可以的，房间里
面有两个床，一个我睡，另外一个是值班的人睡。一天三顿饭，每次两个菜，晚上
有电视看。在我太太被释放前的一个星期，她每天可以到颐和园去玩，因为那里离
开颐和园很近，他们对我看管的严，对我太太松。在第一个月拘留的时候他们不让
我请律师，请了律师也不让我见面，後来在三个半月的监视居住中，我大约一月有
一次可以外出买生活用品，我就到新华书店买书回来研究中国的法律。精神上的折
磨主要是，在拘留期间他们用对我的太太的迫害来折磨我。我的太太在这件事情上
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中国执法的“新进展”就是抓人连同太太一起抓，他们抓
我的太太的理由只有一条，就是因为她是我太太。经常在审讯我的时候，突然进来
一个人对我说我太太身体不好，非常虚弱，他们想把她早点放出去，要我“合作”
，实际是威胁我。还有他们常常说的我太太揭发了我什么事情，这是有意让我们夫
妻反目，挑拨离间，这也是传统的做法。我当然都表示不相信。实在拖不下去了，
他们只好将我太太早放出来。
亚：对於您的案件，国内的您的同行，学术界有什么反应?
宋：我不知道。在监视居住的时候，我也不能跟外界接触，他们规定了我要在指定
场所活动，连得打电话都不可以。我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外面也不知道我的情
况，中国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我猜想如果当局将我判了刑，国内的学者也许不
会表示什么，连国外的学者对中共侵犯学术自由的行为都会感到紧张。不过我坚信
他们不会不站出来说公道话和表示抗议的。
亚：国外的学者对侵犯学术自由的行为特别敏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的
教授说，中共当局这样对您的处置，“会使得任何从事中国当代问题研究的人感到
危险”。“将使外国学者和在外国大学工作的中国学者无法相信，他们可以到中国
利用开放的信息来源而不会遭受刑法起诉。”记得您在刚刚回到美国的时候对媒体
发表谈话时候说到，中国给了您躯体，美国给了您灵魂，这是深思熟虑的观念还是
有感而发的言辞?
宋：我当时说的是中国给我出生地，美国给我精神。意思是中国是我的出生的地方
，美国是我的精神家园。我指的就是前面说到的学术自由的精神。在美国的大学中
读了学位，才体会到学术自由对一个大学教员，对一个知识分子的意义。在美国，
您可以写一篇与老师观点完全不同的论文，但是仍然可以得到“A”。可以向学术的
大权威挑战而不要惧怕被关起来。在学术自由上知识分子寸步不让，这也就是为什
么我们学校哪么多教师支持我。如果没有学术自由，一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即使有
些国家在政治上还不太民主，但是在学术上还有一定的自由度。美国的六年给了我
学术自由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得我在被关押的半年中吃得下饭，睡得好觉。
亚：记得国内八十年代在讨论民主自由的时候，有些学者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对
知识分子来说，自由，学术自由比政治民主更加重要。美国是一个民主政治体制的
国家，但是吸引知识分子的更多的恐怕还是其精神和学术自由的方面
宋：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生活在学术自由世界的人对中共当局侵犯学术自由
的行为常常会觉得不可理解，就如到我们学院的书店中去买书的人会担心出来的时
候被FBI抓起来一样荒唐可笑。我之所以说中国给了我出生地，美国是我的精神家园
，就是因为只有在美国才体会到自由的人文精神的可贵，而这种信念时刻在支撑着
我。
小镇上飘荡的黄丝带
亚：您的事件发生之後，美国的官方，包括政府和国会，学校行政当局，还有美国
学术界和一般民众对您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与支持。有人喜欢把国会议员看成是政客
，一般说来也没错，但是同时这些议员也是选民的代言人，代表了某种民意。
宋：美国朋友的支持使我太感动了。美国国会的态度是最激烈的，他们表示如果中
国政府不放人，他们就不通过与中国进入WTO有关的议案，宾州的参议员斯帕特是参
议员法制委员会主席，他提出要国会通过一个议案，在我关押期间给予我美国国籍
。我的入籍手续基本上完成了，只是剩下宣誓，本来是安排在九月份宣誓的。美国
国会代表团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就直接向江泽民主席提出尽快释放我的要求。
亚：您所在的学校、国际学术界对您提供了巨大的声援。
宋：我们的学校对我非常关心。我需要说明的是，我这次回国是从事个人研究资料
的收集，但是我们学校在媒体上发表的声明说的说是学校委托我去收集资料的，这
是我们校长为了表示我们学校承担这一事件的责任。我在狄金森学院(Dickingson
College)担任图书馆学系的技术部主任，同时也是学校教员，教图书馆计算机课程
。我们校长表示，我是受学校委托到中国出差进行学术活动，不管怎样，在我没有
回来之前都是在为学校出差，出差就要发工资，如果我被关押十年，我们学校就要
给我发十年工资。我在中国的律师也是学校请的。我们的教务长、校长天天开会，
我太太提出什么要求，学校一概满足，要人有人要车有车。这次帮我大忙的是原来
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柯恩，他是大牌教授，免费当我的法律顾问，是他找到了参议
员斯帕特，这个参议员是柯恩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同学。柯恩也是我们学校找的，
我原先根本不认识，我们的教务长与柯恩认识，是私人朋友。学校为营救我，发动
全校教员职工去“通路子”。
亚：还有一般的老百姓。
宋：在我被关押期间，我们学校所有教师学生都为我佩戴黄丝带。我所居住的小镇
，连幼儿园的四五岁的孩子也带了黄丝带。学校还专门在电脑网络上为我建立了一
个网页，上面有请愿书，有五千多人在上面签名，包括小孩子，他们有的认识我的
女儿，有的知道我在图书馆工作。我回来之後去检查身体，我的医生告诉我，我们
居住的这个小镇的政府印了大量的请愿书，放到所有饭店和其他公共场所，让大家
签字。我回来之後不知道收到多少鲜花，多少电话，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人，都欢迎
我回家。我三十年没有哭过，那天安全局在释放我的时候请我们全家吃饭，当我知
道了美国人民为我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流泪流了一个晚上。我比较了自己在两个
国家中的遭遇，我在中国差不多工作二十年，无论是在当工人的时候还在学校从事
教学和学术活动，都是有贡献的，而中国怎么样对待我?整个国外学术界有一百五十
人联名写信给江泽民与克林顿，其中许多还是“亲中国的”学者呢，他们与中共当
局的关系不错。但是中共这次的做法使得他们都觉得恐惧，不敢到中国从事学术研
究活动。
亚：有个问题顺便问一下，有人说在您的研究领域的华裔学者许多没有在信上签名
，是否是事实?
宋：也有一些华裔学者在这封信为捍卫学术自由的信上签了名，但很少。
亚：我想在国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会故意去说美国的好话，只是承认面对的事实而
已。以前在国内经常被灌输的一个观念是，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第一，
人情友谊淡薄，而中国如何具有东方的传统的伦理美德等等，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宋：美国人的真情友谊使我感动得无话可说，我现在已经加入了美国籍，全家马上
也要加入美国籍。我宣誓成为美国公民後，就是要为美国利益考虑了，不能说话不
算数。自然，我希望美国好，也希望中国好。
亚：说起入籍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按照我历来的理解，知识分子一般崇尚的是爱因
斯坦式的国际公民和世界主义，对他们来说，国籍、边界、护照都不是很重要的事
情；但是在来到美国的许多中国知识者，现在纷纷加入美国国籍。您如何看待这个
现象?
宋：就我来说，为什么加入美国国籍，以前思想上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我现在
越来越体会到，要学术自由，就要加入美国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没有这
样一个条件使您得到自由进行学术研究的条件，在那里随时可以像中世纪一样用镣
铐和徒刑来对付一个向往学术自由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你还要作为这
个国家的公民?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当然，我这是比较中国和美国而言，如果我在欧
洲，在法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顺便说说，我想您会同意我的观点，任何一个国
家制度都不是完美的，美国也不是完美的，充满错误的人类不可能建设出一个完美
无缺的社会。现在看来美国和中国哪个制度更加好一点?即使在中国，恐怕也会有一
大半的人会说美国的制度更好一点吧。许多次在结束对我的审讯之後，审讯人员总
要我谈谈美国的招生情况，有个办案人员对我说：“老宋，将来我儿子留学美国要
请您帮帮忙。”他们实际上也向往美国。
为了不忘却的研究
亚：您太太在上一期《北京之春》上发表的为您呼救的文章中提到，您原先是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也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专著。可是您现在选择的课题却是文革研
究。据我所知，这里有理念的，也有您个人经历上的原因。您能不能谈一谈自己的
经历?
宋：好。我原籍上海，一九六三年进入了上海中学，六六年初中毕业，正好是文化
革命开始。我参加了当时的造反组织“红上司”和“炮司”以及上海中学生文化革
命串联会(简称“中串会”)，参加过炮打张春桥的活动。从一九六八年到六九年，
我与本校及复旦附中的一些同学一起组织了读书会，读了一些禁书，其中有《斯大
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等。看了书。我们讲了一些不满文化大革命的话，在
一九七一年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被整，我被隔离审查三年半，最後的结论是“
严重的政治错误”，到粉碎“四人帮”後的一九七八年，我被作为“纯属反对四人
帮”而平反。平反後在工厂作过工人，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候考入上海师范大学
中文系，後来在上海电视大学教书，然後又到上海作家协会做合同制的专业评论家
，在来美国之前我已经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评论方面的三本书。一九八九年我到美
国，先是读的东亚研究，在科罗拉多大学，後来到宾州州立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
没有读完，当时工作也不好找，我就到印地安那大学去读图书馆系，所以我有两个
硕士学位。後来拿到了匹兹堡大学的教职，在图书馆做中国文献学者。两年之後，
一九九七年来到现在的学院工作。我对文革研究是从一九九六年在匹兹堡大学工作
的时候开始的，一开始是编辑《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
亚：一九九七年初您在《北京之春》上发表的这本书的“後记”中提到，编辑这样
一本书的最初的想法在国内就有了。
宋：是的。前面说的我在文革中的经历使我深深感到，中国人一定要研究文革这样
的社会现象，使得罪恶不再重复。在这方面，我也受到犹太人建立二次大战博物馆
的启发。我总觉得中国缺乏西方民族的反省精神，不会像西德前总理勃兰特那样跪
在波兰的纳粹受害者墓前。中国作家巴金早就提出的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想法
，但是没有人理睬。由於这些原因，我放弃了原来的研究专业。另外一个因素是，
到了美国，我看到在这里作中国文革研究的绝大多数研究者是外国人，作为中国人
我感到脸上无光：自己国家的事情要外国人来研究，我还有被称为民族的“自尊心
”与“自信心”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很有限。我集中力量研究文革，在这
一期间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文化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是中文的，资料性加上
理论性，香港田园书屋出的；另外一本完全是文献目录性质的，叫《文化大革命：
目录索引(1966—1996)》，包括七八种语言，有英文、俄文、日文、中文的，是各
国研究文革的著作和文章的目录索引，哈佛大学燕京学院出版的。
亚：您是把文革研究与自己的图书馆技术专长结合起来了。从您公开发表的关於文
革文章看，比较多的是介绍了他人在文革中的活动，包括当时的地下读书运动，各
种异端思潮，是否可以请您谈谈对文革的一些基本看法?在我们所接触到的有关论文
中，在这一方面还是有争议的，比如有人认为文革是应当全盘否定的“十年浩劫”
，有人则认为其中也有人民的反抗线索，包含“两种文革”，在时间划分上，也有
“十年文革”与“三年文革”的不同说法。在回忆遇罗克的文章中您提及遇罗克对
文革的一种基本态度“一眼看穿所谓文化大革命後面的权力斗争的实质”，对於人
民群众在文革中对十七年官僚体制的冲击，“一方面他肯定人民对官僚体制的冲击
，另一方面又批判了这种冲击的巨大历史局限性和为毛泽东等人的利用性。”这也
是您对文革的基本态度?
宋：我对文革的基本看法是，它是一个灾难。这一点毫无疑问。文革是一个复杂的
社会现象，其中不能说没有一点人民的反抗，人民利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进行的不
自觉的反抗。我觉得造反派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总的说来对共产党是一种冲击，
对旧机器是一种冲击，但是不能把它看做是一种自觉的反抗。同时也要看到青年一
代的理论探索，从遇罗克的“出身论”到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这是
一条可贵的线索。简单说来，人民的反抗不能说成是自觉的理论性反抗，但是客观
上起了一个冲击和动摇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作用，比较可贵的是青年一代的理论探讨
。
亚：您在关於文革中地下读书运动的文章中介绍各地读书运动的情况，其中提到的
上海中学的一些学生的读书活动是否就是您当时经历的的情形?
宋：当时的上海中学是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在上海的文化革命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我参加了当时的地下读书运动，不过，组织这一活动的不止我一个人。存在於全
国的地下读书运动确实是文革的重要内容。
亚：最後，我想在请您说一说今後研究的打算。
宋：我要继续做一个学者。但是我的形象也许会有所改变。如果说这一次经历在那
里改变了我，哪就是，我除了是一个读书人，一个“纯学者”外，还应当是一个Hu
man Rights的活动家，尤其在学术自由方面。(亚：关注人权似乎本来就是知识分子
分内的事情，人权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又怎么样，我这个本
来不问政治的读书人也被糊里糊涂关了半年，要避开政治都避不开。
亚：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我祝您身体早日复元，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取得新
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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