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芝加哥大学新成立的“危险中的学者援救网络”


      在文明史进入第二个千年的开端，人类对自身权利的关注和争取，也有了引
人注目的肇始。作为西方知识分子代表的美国学界，对全球范围内的人权抗争，正
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和越来越投入的参预。数千所大学校园里，以美国学生为
主体的“国际大赦”等非政府人权组织正逐个地建立分部，并得到校方的热情支持
。如在我工作的狄金森学院，校长拨给这一学生组织的办公室，便远远大於一个系
办公室的面积。除此以外，各著名学府的校方也正广泛地出面设立“人权中心”，
“人权办公室”等机构，直接出面支持社会上和国际上的争人权、反专制的斗争。
例如，因为同情柬埔寨、越南、中国等亚洲难民，美国排名第一的耶鲁大学法学院
在九十年代中专门设立了“人权中心”（Human Rights Progam），为政治难民提供
无偿的法律援助。现任美国助理国务卿高洪柱博士（Halord Koh）便是它的第一任
主任，并因此而名闻遐迩於学界。美国历史悠久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甚至设立了“人权”的硕士学位，专门培养人权运动的骨干和研究人材。而今年六
月五至七日由芝加哥大学牵头，全美包括密西根大学在内的52所著名高校和21个非
政府组织参加新建立的《危险中的学者援救网络》（Scholars at Risk Network）
，则无疑是美国学界二十一世纪人权史上的一抹精彩的大手笔。

捍卫“学术自由”的世界性视野

      六月七日，在芝加哥大学成立大会上一致通过的“《危险中的学者援救网络
》成立宣言”开明宗义地指出∶“包括学者、学校管理人员、学生和他们的学校在
内的国际学界，至今以来已成为某些势力的长期进攻目标，以限制他们的自由思想
、迫使他们沉默，并控制信息在社会中的流通。而这种攻击无论发生在全球那一个
个人身上，都应视为对这一国际学界群体性的攻击，即对其中任何人的威胁”。因
而，“必须进一步认识到，当今国际学界的任何人都有责任团结一致地保卫他们的
任何同事的人权和学术自由。而对某些受攻击的个体学者的特别紧急的情况的援救
，种种旧的和正在进行的以往有效的努力已不再奏效。”
      那么，什么是新的可能有效的援救呢？《危险中的学者援救网络》的参加者
认为∶对於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里因“学术自由”而受迫害的学者，光有道德声援
是远远不够的。必要时，应当果断地把他们接来美国大学专业对囗的系、院任职。
先提供至少两年的经济援助。对英语生疏的外国学者，还应当附加一年免费的密集
英语训练。然後遵循他们的个人意愿，帮助他们在美国学界找到永久性的教职。为
此，《援救网络》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接收申请和推荐。芝加哥大学，密西根大学
，爱荷华大学，奥伯林学院等7所著名学府立即宣布今年开始接收被援救的外国学者
。
      为什么美国学界要特别关注援救危险中的国外学者呢？除了上述宣言中表明
的国际学界“学术自由”的全球整体性外，《援救网络》的会议讨论通过的正式文
件中还陈述了如下三条理由∶1）美国新闻界、法律界和医学界等都早已经有对海外
同事的援救组织，而学界尚行动缓慢；2）美国学界有责任保存和发扬光大世界上任
何一个杰出学者的研究成果，因为它们属於全人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学界收
留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布鲁诺·罗西（Bruno Rossi），
杰姆·弗兰克（James Frank）和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等欧洲难民学者,并
使他们为人类的科学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美国学界坚信∶如果再给一次机会，当
今世界的受迫害的学者同样也能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内作出同样的贡献；3）学术自由
是整个社会自由和人权的重要标志。对学术自由的攻击事实上是对整个社会的政治
自由和异议攻击的范例。因而，对个别受难学者的有效援救将有助於引起和提高整
个国际社会对人权的普遍关注和尊重。
      阅读这些视野宏阔的文件，聆听与会者言辞挚热的发言，为什么美国的科学
文化能在半个多世纪来独领风骚於全球的深藏原因，应在不言而喻之中了。

美国学界悠远的人文精神和援救传统

      其实，美国学界对国外危险中的学者的援救并非今日始，早在三、四十年代
便蔚为大观。当时，因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西班牙、苏联等国种族主义的抬
头，这些国家的学者，尤其是犹太裔学者被迫流亡西欧和美国。成立於1933年的纽
约“美国援助流亡学者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
eign Scholars）在1933━1945年中，共帮助了459名流亡学者在145所美国大学中找
到了工作。当时的援助基金大约是每人每年＄2，000，最长为二年。基金优先给予
那些答应雇佣流亡学者并最终“消化”他们的大学。
      另一个卓有成效的的组织是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校（派）”（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因为美国各大学吸收受难学者的程序缓慢而流亡学者却蜂
拥而至，该校校长在洛克非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干脆宣布成立了一个著名的“流亡大
学”（University in Exile）。至二战结束，该校总共找到了近100份两年的援助
基金，167名受难学者得到资助。
      二战後漫长的冷战时期，美国学界继续接纳来自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共产党
国家的流亡学者。当时最大的援救组织是“世界大学服务处”（World University
 Service）。八、九十年代，美国最大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
atch）成立了专门的“学术自由”的全球观察小组。他们在道德声援，拯救出狱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如何帮助那些出狱後的受难学者方面，却缺少足够的能力
。而今天芝大《危险中的学者援救网络》的成立，正填补了这一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芝加哥大学在二战中有过援助和收留流亡学者的优良传统。
著名的心理学家布鲁诺·彼德黑姆（Bruno Bettelheim），政治哲学家里奥·斯特
劳斯（Leo Straus）和政治学家汉娜·阿伦（Hanna Arendt）都曾是流亡学者，後
来都成了芝大强大的教授阵容中杰出的一员。
      正因为这一悠远的人文精神，芝大校方和教授们一直想在新千年中为海外受
难学者做一点新贡献。今年年初，他们得到了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5万美金的三年
启动基金，终於使这一网络的成立成为事实。

“援救网络”的中国关怀

      “援救网络”的新主任罗伯特·奎因（Robert Quinn）是福特曼法学院的法
学博士，专长人权法。他曾於1988━198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一年。後来又在福
特曼学院负责香港，中国，缅甸等国的人权事务，开设香港和中国的人权法课。因
而，对中国大陆的糟糕的人权现状有较深程度的了解。在该网络的互联网页（http
://scholarsatrisk.uchicago.edu）上，赫然记载着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及警察机关
迫害学者的史实。
      罗伯特非常同情中国受迫害的学者的困境，并表示愿意尽全力帮助他们。在
《危险中的学者援救网络》的成立广告上，有因所谓“间谍罪”至今被关押在北京
国家安全局看守所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华裔学者华棣的照片。这些，都表达了美国
学界对中国受难学者的深切关怀。
      大概因为笔者去年在大陆因研究文革所受到的半年牢狱之灾，我有幸被邀请
作为会议开幕式的主要发言人之一。我介绍了狄金森学院和世界中国研究学者对我
的有效援救和对学术自由的捍卫。另外的发言人有刚退休的芝大女校长汉娜·格雷
（Hanna Gray），她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美国第一个女大学校长和美国总统自
由勋章获得者。有趣的是，她正是二战时被芝大收留的德国学者的女儿。没想到三
十年後由她来担任芝大校长并重建这类捍卫学术自由的组织。前苏联与萨哈罗夫齐
名的流亡物理学家尤里·沃洛夫（Yuri Orlov）也是主要发言人之一。现在他已任
教於美国著名的康乃尔大学多年。我想，每个发言人的家庭和本人经历都雄辩地见
证着世界和美国学界捍卫“学术自由”的努力和成果......

《危险中的学者援救网络》在美的连络地址是：
Mr. Robert Quinn
Director of Scholar at Risk Network
C/o Human Right Progra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ick 124
5828 South University Avenue
Chicago, IL 60637
Tel: 773-834-4408
Fax: 773-702-9286
e-mail: rquin@uchicago.edu
http://scholaratrisk.uchicago.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