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与撞击
——台北文化之旅
一次访台的契机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三日，瞬间感觉世纪末临近，即与在太阳房里写了一首诗
《千年禧》，正好偶然翻看美国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见副刊上“诗迎千禧年”征
诗奖活动，就随即寄了去一试，也无所谓获奖不获奖。心想一个诗人是否真是诗人
，他一生的创作成就也不是由哪次奖来作出评估的；更不是由哪几位评审委员来作
出判定的。任何一种奖只具有相对的参照意义，它只是对一个诗人的创作、哪怕是
一首诗的评价标准之一。一般的奖如此，诺贝尔文学奖也如此。因为人类精神世界
气象万千、丰富多元各有各的取向、各有各的好恶、各有各的趣味。诗学见解和美
学标准千差万别。诗歌只有不同层次上的区别，所以可以见出大诗人或小诗人、或
者诗人和写诗的人；但同一层次上却只有个性风格彼此迥然相异却绝无高下之分。
而诗学中真正的大家在一个时代却极为罕见，属少数；因为这样的人必须兼具各种
因素和各种才能的综合。而大家往往反而很难得到世俗社会的认同，也许得奖的机
遇可能相比之下更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得奖的未必是最好的诗，未得奖的未必
次于得奖的诗，也很可能更好。如就诺贝尔文学奖而言，托尔斯泰就未得奖，尽管
他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许多获奖者。这次“诗迎千禧年”诗歌奖也一样。我想也许
有些“功成名就”者可能不一定甚至不屑于参加，因为参加了也不一定获奖，万一
不获奖，对于虚荣的人来讲还有个面子问题。我是抱了一颗平常心参与征诗活动的
，万一获得奖，绝无“范进中举”的那一份欢喜，心里确倒有个潜在的意愿，借此
机会名正言顺地去台湾一游。结果，一天果然接到一个来自台北的电话，通知我说
，我的诗获奖了。打电话的人叫绿蒂，本名王吉隆，台湾中华民国新诗学会和中国
文艺协会的理事长，他也是这次征诗活动的主概策划者。不久，他寄来了正式邀请
函，邀请我去台北参加颁奖典礼。在台北圆山饭店会议中心举行典礼也举行诗歌朗
诵，并配合获奖诗歌书法展览，诗人自已写或请书法家代写也行。书法和朗诵，两
者都使我感兴趣。多年以前我就曾畅想搞一次个人的“诗书狂展”，以中国传统的
行草或狂草书法艺术将自己的诗歌展现于龙蛇狂舞的线条艺术中。这一次虽不是个
展，集体展也可一试锋芒。
一九九三年第一次访美时，我就曾被邀请访问台湾，但那次是政治的角度邀
请，后来因我提前返回中国大陆未成行。这一次却是文化性的邀请，而且是从诗的
角度，我决定去“那遥远的地方”潇洒走一回。我早就梦想去台湾走一走，看一看
。我的父亲、母亲、二叔、姑姑都曾去过台湾。在童年时代我就曾听到过从台湾返
回中国大陆的小姑妈向我描述过那个炎热而美丽的岛国，我一直想去看那里的三样
东西—天、地、人以及渗透这三者的特异的岛国文化，实地接触一下那里的诗人和
作家，这是我借此机会去台湾的主要目的。我无意纯粹从政治层面去接触台湾社会
，使我注目的是文化，当然也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文化。这次颁奖典礼的主办单位
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策划单位为中华民国新诗学会，几个颁奖项目同时举行，会
场气氛非常热烈，能容纳数百人的大会场坐满了人。台湾许多著名诗人和作家都应
邀来参加了，其中也有的人获奖。获奖的除了个人也有集体，包括台湾的联合文学
杂志等。除了奖金，我获得一个水晶玻璃奖座，那上面烫着金字，有我的名字和获
奖诗歌名称。会场外面的房间，四壁挂满了获奖和未获奖的诗歌书法作品。我看见
我自己用毛笔书写的行草书法横幅千年禧很醒目地挂在堆满“诗迎千禧年”诗集的
签到桌背后，旁边还有一幅条幅，是用楷书工整书写的我的诗的最后几句：“火中
读红尘，是禅化最好的方法，火海中读出唯一的不死。”是举办单位请台湾书法家
专门书写的。我看了看其他的书法，除请人代写的以外，有些诗人自己用钢笔或毛
笔书写的书法作品，诗歌和书法两者都非常具有一已个性特色和艺术风格。玩味间
，使人感觉满室诗书氛围弥漫。
颁奖仪式完了后，举行了诗歌朗诵，分个人和集体进行。个人上台朗诵的有
台湾女诗人席慕蓉和诗人向阳等人，我应邀上台作了朗诵。经与主持人协商，我朗
诵的不是获奖的诗歌，而是特别选择了一首有关天安门运动的诗《不，你没有死去
》，意在面对两个世纪之交，我们展望新世纪的第一轮日出时，决不能忘记历史滴
血的黑暗。我在朗诵前特别指出，除了写于文化大革命高峰时期的火炬之歌外，这
是我经常朗诵的诗歌之一。我曾从北京朗诵到纽约、从纽约朗诵到斯德哥尔摩，从
斯德哥尔摩朗诵到台北，今天我首次面对的是台湾人民心灵的黄金广场，我相信同
种同文的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我朗诵完了回到座位上，坐在近
旁的台湾著名诗人张默、辛郁、向明、艾农等一一紧紧抓住我的手，表达道义和良
知的共鸣。散场时，一位中年妇女从人群中急急朝我挤近，她拉着我的手说，我来
自北京，听你的朗诵，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人同此心，心同此情。
五更鼓诗人与会
由台湾老作家无名氏出面，邀请了台湾一些著名诗人为我在台北五更鼓茶室
举行了一次诗歌座谈会。之前，无名氏先生为我选出部分诗歌及有关我的资料寄发
与会者。会上，我又与台湾诗人相互赠书。应邀参与茶会座谈的有张默、管管、商
禽、辛郁、向明、绿蒂、徐世泽、王璞、林文俊等人。其中有两位年青的朋友，一
位是创世纪主编之一杨平，一位是来自美国乔治亚洲的雨莲女士，她是该洲华文作
家协会的执行秘书长，特意为座谈会给我送来一大盆鲜花，上题“祝黄翔先生诗歌
座谈会成功”。我是一生不断接受别人的逮捕证和手铐馈赠的人，除了我的夫人秋
潇雨兰不断给我送鲜花去狱中探望外，我还没有接受过任何人从社会角度热诚以鲜
花相赠，素不相识的雨莲女士的一颗诗心和一片温馨使我深受感动、眼睛润湿。还
有一位七十岁的老作家、《艺文影库》制作人对座谈会自始至终作了全程录影，这
位老作家特别值得一提，令人肃然起敬，下面我还要专门谈到他。
五更鼓茶室是台北有名的文化聚会场所，创世纪的诗人们或别的文友常在这
里相聚和举行茶会。进屋就见到台湾诗人们的各类诗句，或刻在木头上，或写成条
幅挂地墙头。洛夫的墨迹非常触目，他和老一辈诗人痖弦现已移居加拿大，但仍然
可以从室内感受到他们当年活动的痕迹。虽然是白天，茶屋光线冥暗，地上撂着矮
桌、铺着草席，类似日本的榻榻米，进来的人面前各自一份盖碗茶，席地而坐，十
分随和。第一个发言的是辛郁，他谈到世界诗歌的抵抗运动，对我的诗歌的叛逆精
神十分肯定。但他觉得我作为一头“诗兽”，不仅应龇牙裂嘴、张牙舞爪，还应该
表达更多的兽性、兽欲、兽行，“兽”得更彻底！接着是老诗人、《创世纪》元老
张默发言，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喜欢我的《子宫》、《风景》一类具有深层精
神意蕴的诗。他一边发言一边吟出其中的诗句。向明谈到“愤怒出诗人”，但也谈
到诗人与诗的区别。他提出我在诗歌形式上作了许多探索，如诗中有的字特别大，
有的形式排列变形，有的字加个大黑点一类是否有此必要？从他所读到的我的部分
诗眉，他感觉我的诗似从直接的情绪喧嚣正走向精神的沉淀。中途赶来的绿蒂发言
中介绍了此次诗歌评选活动，来稿中谁也不知道作者是谁，诗入选或不入选完全按
公平竞争的原则，因此有的名诗人也落选。他和向明二人都诙谐地认为，我的诗入
选获奖，也说明评审的眼光，大家不由笑了起来。轮到我发言，我就诗的问题阐明
了我的诗学观点。我认为，诗人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特定的境
遇中，诗人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诗人。当情势迫使他以诗发言的时候，他也许不
会温文尔雅地去雕琢文字，而是直接以喧嚣和粗犷的笔触去释放生命力。所以，一
个诗人不仅用笔写诗，也用身体写诗，用“斗士”的头颅写诗，直至面对博大宇宙
的虚无以生命自由涂抹。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是多棱面的精神运动体，从任何一个
单一的面都难以窥视他的精神世界的全部。我们只有通读诗人的整个生命及其外化
为文字的总体表达，才能对这一宇宙生命现象作精神把握。在这个意议上说，不能
仅就文学分类的意义上去看诗，而应把散文、随笔、小说甚至诗论、文论、诗化哲
学等都视为一种诗性创造体的存在；一种跳出传统、僵化、狭窄的诗歌形式囚禁的
宇宙学意义上存在的生命大诗。在今天，诗歌甚至文学作为一种平面语言表达形式
已经受到现代传媒方式的挑战，特别是诗歌作为一种单一的形式更有日显衰微的趋
势的时候，诗不应仅仅停留在书斋，满足于窥视和表现一已生活空间和瞬间感觉（
虽然这也是必要的）,而是应该走向现代大自由，走向大街头、广场和人群的新空间
，从知性重返感性、从个体融入群体、从平面走向立体，同其它诸多艺术形式如摇
滚乐、霹雳舞、流动的绘画背景等等综合起来，使它成为一种全方位骚动灵肉、展
示生命的艺术，而不再仅仅是一介文弱书生举阳不起的阴性咕哝。新的二十一世纪
需要新的诗歌生命的，需要新的雄性诗潮的鼓涨！我早已感觉到时间的暗示。总之
，看待诗或诗人应从生命的角度，而不是从孤立、僵化、冰冷的文字视野。只有灌
注生命的文字才能鲜活起来，显生命新的构图，产生蛊惑力、冲击力、颠覆力！而
诗歌内在生命“力”的传达，很难以某种静止不变形式风格出现，也许翻滚与沉淀
、沉寂与喧嚣、粗犷与细腻、精微与浩瀚均运行和反复变化于其中。我们无从具体
区分其中究竟包含哪种成份，它是一切成份之“有”，也是一切成份之“无”。管
管一边翻读《黄翔禁毁诗选》一边点头，我直观地感觉他是个内外生命力都很强的
人，而且有某种造型艺术的自然天赋，后来果然听说他演过电影。但他涨红着脖子
表示，他不同意我有关面对世界表示宽容的姿态，他坚持对体制性的有组织的集体
犯罪决不宽容，一定要报复和清算。而我所言宽容是指不仇视和报复那些曾经给人
制造麻烦和施加迫害的人，而是从内心对他们满怀怜恤。
诗人杨平也作了发言，我感觉我们生理年龄相差很大，但心理年龄却很贴近
。他的诗的触角很敏锐地刺探到诗歌文字之外，在那儿潜伏着有比文字玩味和习惯
性审美模式构成更令人震撼的东西。
这次座谈会由徐世泽老先生和雨莲女士分别作了记录，由著名老作家无名氏
最后作了书面发言，他比较了我的诗同台湾诗人的诗之间的异同，对老诗人张默的
美学趣味表示赞赏。由于他也曾有过监狱生活经历，他还特别喜欢我独居室中一诗
。我应大家的要求朗诵了我的一首诗《野兽》。散会后，由无名氏出面宴请。席间
创世纪现任总编辑张默先生表示下一期他们将为我出个专号，这使我感到台湾社会
表达的自由和文化的开放，更使我这个台湾文化的孤独控访者深感殊荣。
文化的传承与消解
在台湾，同文化界的朋友们交往，感觉很朴实、和睦，人与人之间彼此不故
作姿态或故作矜持；即使挂了个什么职位的人也没有那种令人厌恶的“文化宦官的
习性，那种居高临下的令人可悲的踞傲。期间，除同创世纪等朋友们接触外，我也
受到了《葡萄园》的一群诗人们的盛情宴请，为此，同文晓村、金筑、台客、王牌
等人见了面，大家围坐一桌，亲密无间。因为我曾长期生活在贵州，贵阳是我的第
二故乡，也算贵州贵阳人，席终，来自贵阳的老诗人金筑特意唱了几首充满贵州苗
族风情的民歌。他的嗓音高亢洪亮，七十开外的人了，仍然充满青春气息，博得满
座掌声。他为人虔诚，我感觉他身上自然流露一种基督徒的博爱与悲悯情怀。我应
同桌诗人们要求，当声朗诵了一首诗逃避逃亡，灵肉灼痛，声泪俱下。 我告诉大
家，漂泊美国并不是我的意愿，而是种迫不得已、无可选择的选择。我生活在自由
世界，却无时无刻不眷恋生我养我的那一方水土，从离开中国的第一个瞬间起，我
就开始怀念中国，这种感情，一桌人都深有体味。
颁奖典礼和座谈会后，在绿蒂联系下，我访问了《联合报》副刊，拜会了副
刊编辑陈义芝和田新彬，并给他们留下了几篇诗言语。也同刚从德国回来的龙应台
单独见了面，这位女作家送我一本新著《百年思索》。诗人高准和杨平各自邀我去
他们家小住，最后我去远在内湖的杨平的家，他家隔张默很近，遂再次与张会面并
受到他的个别宴请。同时，在杨平的热心安排下，专程拜访了老诗人罗门、蓉子夫
妇，并同正全力赴竞选总统的作家李敖作了一次电视对话。关于罗门和李敖我下面
还要谈到。
逗留台北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个人、老作家王璞，他是“艺文影库
”的独立制作人，拍有一套具有文化史料价值的“作家录影传记”和“中华民国艺
文活动”纪录片。前者已拍完五十二部，后者将近一百部。他所拍摄的“作家录影
传记”，目的在于倡导全民录影，保存中华文化，起到积极的文化传承作用。所选
拍摄对象都是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多数为七、八十岁至八、九十岁高龄，他说再不
抢拍就来不及了。我的座谈会和同李敖对话他都作了录影，并破例为我拍了一部“
自传”。令人特别感动的是，他完全是自费进行这一具有巨大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的工作，每拍完一部都免费相赠一部，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了，每天马不停蹄、无日
无夜地工作。将来他要把人所拍的全部录影奉献给大学和博物馆，以声音和图像的
立体形式为后人留下前人文化活动的珍贵历史记录。他这种文化使命感和献身精神
使人无不感动。
台北到处都是书店，整座城市虽然陈旧，却弥漫着一种浓郁书香。台湾出书
虽然很精美，但容量很“小”，一般出版都拒绝出大部头，这也许同台湾读者面小
、发行量有限有关，也许也同文化趣味不无关系。台湾不象大陆拥有宏篇巨制的文
化市场和众多读者群。我想大陆许多通过书本阅读人生的人不无喜欢看岁月绵延的
东西，他们永远不会嫌展卷在书中的生命太“长”，反而害怕它太匆促、太急迫、
太短暂，刹那消失！文学作为一种生命含金量极高的文化形式正在台湾无形地消解
。人们似乎愿意关注和消闲于满目闪烁的金沙，而无意于窥探和开采哪怕一座金矿
。
一位曾收下我的书的出版商介绍，台湾读者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其中百
分之八十以上是女性，她们不爱啃那些“博大精深”的文学，而喜欢轻松愉快的一
次性文化消闲。以饮食作比喻，大概可以这样说，台湾的少女们喜欢牛奶、咖啡、
甜点，不爱喝茅台、浓茶和苦药，进而引发日后精神营养不良的后遗症？但大陆却
不是这样，人们既接受大陆的文化，也喜爱台湾的文化，新闻记者趣味比较兼顾和
平衡，绝不会出现那种因令人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而把读者吓跑的现象。出版
商为市场而运作，不仅被动地迎合了世俗的趣味，也潜在地疏离了文化的承传、助
长了真正的文学存活空间越来越狭窄的趋势。台湾也有极少数对文化发展投以关注
的出版家，他们除了出的书品味、格调都很高，甚至宁可赔本也愿出版有文学价值
的作品。在台活动间隙，台北新诗学会的林文俊曾同我走访了几家出版社，包括尔
雅、文史哲、九歌、正中。乐雅的主人是诗人隐地，他送我一本他出版的山居笔记
和他自己的作品《法式裸睡》。他是江浙人，他本人的形象气质和他的出版社都给
人一种温柔、敦厚、文雅的感沉。他收下了我的散文书稿《我的世外桃源—梦巢随
笔》的三分之一，其余部分我给了曾有过联络的正中书局。我的一部长篇《逃—一
个人的天空或一生长如一瞬》给了文史哲，这是我的一部“追忆逝水年华”，深水
中潜藏岁月的雷霆、海啸和风暴。一百多万字的东西，文史哲表示只能出版三十万
字，龙应台说，这已经很不错了！是吗？我的另一部纪实性作品《喧嚣与寂寞—黄
翔自传·东方叙事》，宁可孤独坚守人生的一份性情，决不媚俗。
去了杨平家后，他曾同我逛大街、串书店，并引我去了一处叫“紫藤炉”的
清雅去处，真是“青茶滴露、紫藤结缘”的妙境，使我想起五更鼓茶室的雅趣。果
然在寻儿风流倜傥的杨平遇见几们骚人墨客和妙龄女子。
李敖的秘密书房也是杨平同我去的，李敖同我有相似的经历和遭遇，反叛和
挑战是我们共同的精神性格。但我们也有相异的地方，李敖是现实者，我是梦幻者
；李坚持对这个世界施行报复，我表示痛若使我学会的不是仇恨而是宽容。李敖和
管管一样：绝不饶恕！但他表示现实的李并不拒绝梦幻的黄翔。李是个著作等身、
甚至“著作超身”的人，但他说他的几十本《李敖大全集》完全是他当个体户自费
出版的。台湾任何文学选本都不选他，更不用说获奖！他身上有一种“自己抢救自
己”的精神。尽管某种人生姿态不尽然一致，但双方的对话却是极为坦荡和友好的
。分手时大家一起合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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