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内外媒体报导，一股新的“反右”之风，正在中国大陆吹起，一批具有
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遭到当局的打击。中国社科院受到中共中宣部批评之後对院内
进行了整顿，中宣部对所谓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四名学者李慎之、茅于
轼、樊纲和刘军宁进行批判。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去年撰写了一篇有关中共建政五十年的文章“风雨
苍黄五十年”(本刊今年一月号，总八十期刊登了此文———编者)，文中主要批毛
泽东，也批评了邓小平对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处理，批评了现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好
大喜功，将建政五十年这种“世界第一”的大典，比喻成只有北韩金日成政权才有
，批评江泽民“掩盖历史，伪造历史”，五十年间的大灾难、大耻辱统统不见了，
“历史只剩谎言”。据了解，这篇在网上流传很久的文章引起江泽民不满，要求社
科院严肃处理。
      社科院原研究员茅于轼和社科院经济所前副所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
研究所樊纲长期主张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被称为违反了“社会主义原则”
。当局要求报纸不准登他们的文章，正在出版的书上也不准挂名主编，不准给学生
上课和开讲座。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已取消樊纲的博士生导师头衔。
      社科院副研究员刘军宁被认为长期鼓吹自由主义，推崇个人主义，批评集体
主义。社科院要求他找新单位，离开社科院，刘军宁已於今年三月被迫离职。在中
国大陆被点名批判的知识分子往往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找到新工作的，目前刘军宁赋
闲在家。三月底《光明日报》转载的“一位研究生关於高校思想阵地问题的来信”
中，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军宁在青年学生中“散布腐朽思想，散布违反改革开放政策
，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观点。报纸编者的按语还引述中央批语称：“在涉及
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分清是非，决不能给错误的言论提供
传播阵地。”受批判的学者未来将不能在媒体上发出声音，据说目前中宣部正组织
新一波的批判文章以消除上述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
      面对当局的“反右”声浪，学者们没有屈服。茅于轼说他们欢迎中共宣传部
门的批判，但希望言论要公正和自由。茅于轼认为中共宣传部门的封杀行动只有在
中共控制的宣传部门中有效，在体制之外完全无效。他说现在的言论是市场取向，
不是封杀就可以阻止的，他对自己观点受批判毫不生气，他在近日接受了电视台的
访问，指出像刘军宁的言论在年轻人中就很受欢迎的，他也为知名经济学者樊纲大
抱不平，认为当局对樊纲的批判“莫名其妙”。他说樊纲和他为大陆改革开放都尽
了不少言责，改革开放向前推进，也有他们一份功劳在内。他批评大陆官方“分不
清好、坏人”。茅于轼乐观地表示，现在与过去情况不同，过去这种思想获罪是大
问题，马上要抓去劳改，但现在有很大改进，他感慨地表示大陆人权有进步，但个
别情况则退步。许多人不知道世界潮流，以为倒退就是潮流。刘军宁在无奈中表示
要坚持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
      除了李慎之、茅于轼、樊纲和刘军宁外，主办过两份畅销报纸的王彦也受到
冲击。王彦发行的《京平消费者指南报》在北京相当畅销，另一家《中国商报》则
是全国性刊物，王彦十五年前以自己的资金和私人的银行贷款创立了《中国商报》
和《京平消费者指南报》，他的这两份报纸因为文章生动，颇受读者欢迎，根据网
络上中文媒体报导，二份报纸目前拥有约五亿人民币资产，每年的广告收入达到两
亿人民币。这两家报纸交给政府的税金已超过八千二百万人民币，另外还付给社科
院五百四十万人民币，此外王彦还投注了约九千万人民币在社科院的基础建设经费
之中。因为这两家报纸都“隶属”於中国社会科学院，据报导王彦已被社科院开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