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熔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是柯西金？
在对乔石和江泽民的政治期待破灭之後，国内外都有不少人把对中国未来的
希望寄托在朱熔基的身上。他们一厢情愿地把朱熔基当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认
为朱熔基在实现中国经济的基本转型後，会把政治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以渐进方式
完成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未竟改革事业。其实，他们把朱熔基看得太高了。与其说
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不如说朱是中国的柯西金。
朱熔基有个绰号叫做“经济沙皇”。这不仅表明他在经济问题上享有的最高
权力，而且也反映了他在经济问题上的集权倾向。朱熔基虽然为邓小平所赏识和提
拔，但他更象是陈云衣钵的传承者。陈云是中国五十年代前期的“经济沙皇”，当
时他主要做了两件事：其一是统一财政，稳定和恢复国民经济；其二是粮食统购统
销。陈云由此构建了中国计划经济的骨架，比後来毛泽东亲自挂帅的农业合作化、
工业大跃进等更具有实质意义。朱熔基在九十年也做了与陈云类似的事情：其一是
加强中央权力和经济宏观调控，实现国民经济的“软着陆”，其二是在粮食流通体
制上向统购统销的方向开倒车。有专家尖锐地指出，中国领导人在粮食问题上已经
陷入“泛政治化”的误区，不真实地夸大现实粮食问题的政治性，并以此作为不必
要的行政干预的分析和心理支持条件。一九九五年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人为割
裂粮食的全国统一市场，并把粮食的国家收购价哄抬到市场价格之上。一九九六年
到一九九八年第一季度，两年多时间国有粮食企业就增加亏损１０００亿元，创造
了单项产品上政府财务亏空的空前记录。一九九八年又实行了所谓的“粮改”，严
厉禁止农民把粮食卖给私商和其他企业，企图通过加强国有粮食企业对粮食收购的
垄断来实现“顺价销售”，减少国家财政难以承受的粮食亏损。朱熔基偏好沙皇和
省长调控而不相信市场均衡的恶果，在粮食问题上已经充分显现出来。
人们普遍认为，丁关根是中共在舆论宣传领域反自由化的一员干将。不久前
，朱熔基与丁关根发生了一次冲突，不是因为朱熔基不满意丁关根的反自由化（人
们还记得，赵紫阳在八十年代屡次因邓力群反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而与其发生冲突）
，而是站在维护国有企业的立场上反对在官方媒体上容许“私有化”的鼓吹。尽管
朱熔基不能公开阻拦邓小平亲自推动的市场化大潮，但是已有种种迹象表明，他在
企业改制问题上的态度，介於邓小平、江泽民与陈云、邓力群之间，持一种比较消
极的中派立场。国外有些人认为，吴敬琏学派是朱熔基的经济智囊，对朱的经济决
策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实不然，对於吴敬琏近来提出的国有资产的战略性重组、大
力扶植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性主张，朱熔基都是不买帐的。朱熔基真正欣赏的是王
忠禹类型的从国有大企业、地方经济主管部门提拔起来的人，真正热衷的还是“抓
大”，“国有企业５００强”、“经济航空母舰”等。在他的内心深处，是瞧不起
中国经济学家的，让企业家出身的陈清泰去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党组书记，就
是这种心态的另一个表现。在诸如汇率这一类金融问题上，朱熔基最近不时流露出
一种自鸣得意的专家情结，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苗头。事实上，他在这些问题上也
常常以“泛政治化”来取代市场化导向。一个略懂经济而刚愎自用的国家领导人，
常常比不懂经济但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国家领导人，更容易把国家引入经济风险
之中。
朱熔基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导向上立场暖昧，人们难道能够指望他在政
治体制改革上具有民主化的导向吗？套用一句朱熔基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话，这纯属
天方夜谭。作为一名电机工程师、经济计划工作者，朱熔基不可能对民主政治有独
创性的研究。而且，鉴於中国政治学界的整体研究水平，他也无法从中文文献中得
到有益的借鉴。已出版的顾准遗作代表了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公开表达的对於民主政
治认识的最高水平，但他只是重新肯定了民主化的发展方向而没有触及民主转型的
动力机制和民主制度的具体架构。很难想象，朱熔基会有时间和兴趣从西文第一手
资料中去了解民主政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总体上说，中共现在的领导层还没有
摆脱斯大林主义－毛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的束缚，连赫鲁晓夫的“全民国
家”、“全民党”的低级阶段都没有达到。朱熔基、江泽民这一代，并没有实现邓
小平所说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的全面改革的气魄，他们的执政抱负局限於：保
持社会稳定，稳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行政体制，健
全法制，最好能够在他们手上实现台湾回归和国家统一。他们不一定怀疑政治民主
化的最终目标，但缺乏迈出实质性步伐的自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宁愿让邓小平
理论的旗帜遮盖住自己的身影。邓小平把中国普选的可能性延迟到５０年以後，朱
熔基们也准备把政治民主化的课题留给下一代人去解决。
尽管朱熔基有时候把林肯挂在嘴上，并自称在学生时代就追求人权，但这不
过是一种表面文章，人们切不可对其根深蒂固的世界观究竟是什么产生疑惑。世界
观定型於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的一代中国人，肯定受到过杰斐逊、林肯、罗斯
福和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两方面的影响，但是经过自己的自觉选择与思想改造
运动的洗礼，“一边倒”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些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融化在这
一代人的灵魂和血液中，不是能够轻易地被人权思想所颠覆的。与第四代人建立在
人道主义、存在哲学和科学哲学基础上的改革思想不同，第三代人的改革思想基本
上是实用主义的，并未触动他们的世界观与政治信仰。“猫论”和“摸论”的核心
是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而不是对它的发展，第三代领导人却将其奉
为理论瑰宝。这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可同日而语。戈尔巴乔夫在提倡改革
时说：“我们的理想是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
社会主义新面貌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的面貌，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认为
，未来的社会就是实实在在的切实实施的人道主义。”雅科夫列夫说：“社会主义
思想不是社会主义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社会主义之所以诞
生，是由於我们的世界还不完美，是由於人类自古以来一直向往公正、向往个人的
尊严。”“我们能够肃清一切严重残害人类崇高理想的不良影响，以实现真正左翼
力量的战略—把人、人的生活、人的现实价值及其提高放在优先地位的原则。”朱
熔基公之於众的人权理念并无不同。法家是国家主义的鼓吹者，在他们的眼里完全
没有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但他们并非不关心庶民百姓的生存与增加，因为吃饱了肚
子的老百姓是国家强盛所不可缺少的兵源与税源。李泽厚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吃饭第一。”并提出解决中国大陆问题“经济发展
—一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的四个逻辑程序。可以认为，他比较清晰地
表达了朱熔基这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内心理念。
人们对朱熔基寄以极大的希望，除了个人魅力和经济见识方面的原因外，最
要紧的恐怕还是他在中共高层中独一无二的右派经历。从右派恐惧症到右派崇拜热
，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变化，他也是一种非理性的跳跃式思维。在反右运动中被整
肃的近六十万右派，固然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出类拔萃者，但是就政治意识形态而
言，他们在光谱上形成一个发散的分布，并不具有某种一致性。有的右派分子是自
由主义的传人，他们站在民主宪政的立场上批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的右派分子
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铁托式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同时坚持自己
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有的右派分子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因为批评苏军在东北的暴
行和非议政府的外交政策（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保护华人不力而遭厄运）。有的右派
分子是正宗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仅仅因为批评顶头上司而成为反党分子。有的右
派分子其实是左派分子，因为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或者不识时务
地留恋干部供给制，而被误打成右派。也有不少右派分子是政治冷漠或者无定见者
，完全是因为莫明其妙的缘故或者单纯为了凑够指标而戴上了右派帽子。朱熔基究
竟属於哪一种右派，人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有一点结论是可以得出的，对於大多
数右派来说，如果他们的思想停留在五十年代，则平反之後照样可以成为共产党的
歌功颂德者。大人物如丁玲，小人物如曲啸。一些文艺界、理论界的右派真正完成
政治思想上的向右转，是在七十代和八十代，不少右派分子曾对“文革”寄以希望
，表明当时在他们内心深处还潜藏着左的冲动。在右派不右的中国特色环境中，产
生一个曾为右派分子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并不一定具有什么了不起的特殊意义。更
何况，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和匈牙利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卡达尔也曾
经是进过监狱的反党分子，但他们并没有推动这些国家的“和平演变”。
在苏联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柯西金长期担任总理，主管经济工作。柯西金
始终是勃列日涅夫的助手，而从来没有对勃列日涅夫构成过威胁。後者在苏共政治
局中的真正对手和权力觊觎者是谢列平和波德戈尔内等人。柯西多曾经试图继续推
进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但在党内官僚阶层普遍要求保持稳定的氛围
，得不到勃列日涅夫的政治支持，终於无功而返。朱熔基在江朱体制中的地位与作
用，基本相当於柯西金，尽管他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将会胜过柯西金一筹。七十
年代初的苏联人，对於柯西金的好感和希望要超过勃列日涅夫，但是这并没有什么
用。柯西金既当不了勃列日涅夫的家，也没有机会使自己的政治寿命超越勃列日涅
夫时代。朱熔基的命运大致如此。
展望中共十六大，江泽东完全退出政治後台而把权力移交给朱熔基的可能性
并不大。比较可能的是下列三种情况中的一种：江泽民继续担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
，李鹏和朱熔基职务不变，胡锦涛接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继续担任军委主席，胡锦
涛接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朱熔基职务不变，李鹏退出政治舞台；江泽民任军委主
席，胡锦涛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李鹏、朱熔基均退出政治舞台。无论哪种情况成
为现实，都不会有一个朱熔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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