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後来回顾六四这一震惊世界的惨案，至少有两个事实引人注意：一是同
各项预言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并没有垮台；第二是世界和中国都没有忘记这个
血腥的日子。这两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现实，是中华民族在本世纪末还无法
实现民族和解的证据。
本文在此并不准备追究为什么中共政府在世界共产主义阵营消失之後，仍然
能够独立寒秋的原因，因为六四屠杀本身就是为了保持这个政权的生命。本文想就
为什么人们无法忘记六四屠城和六四对中国社会到底有什么影响这两点提出一些看
法。
六四是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转折
第一个问题似乎很简单，屠城就是屠城，凡有人性的人都不能够忘记这种非
人性的罪过。是的，在西方在香港，在有言论自由的地方，这样一种在中国文明史
上罕有其匹的惨案是不会轻易在人们的记忆中被磨灭的。然而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
的地方，在一个可以以政治规定来强加思想与言论禁忌的地方，记忆的磨灭与是非
的颠倒仍然是可能的。必须指出，中国大陆的言论空间同改革前相比，已经有了相
当大的扩大。但是这一扩大却是十分不够的。这一不够不仅表现为政治和其他敏感
问题不能讨论，更重要的是现有的言论空间没有任何制度的保证。只要需要，政府
可以在任何时候惩治任何敢於说话敢於揭露恶劣现实的人，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查封
或者撤销任何言论阵地。
根据六四十周年前後海外及香港、台湾等媒体的报导，今天的大学生对六四
已经知之不多，也有报导记述有北京人到现在也不敢向其儿女讲述六四的实情，可
见极权专制的根子仍然坚深，六四流血的恐惧仍然未散。
除去言论禁忌之外，另一个磨灭记忆的重要手段是仍然由共产党全盘掌握的
极权主义宣传机器及其这个机器所制造出的一整套解释体系。君不见六四之後中共
有一套十分精制的关於六四的解释说词吗？这套说词就是所谓六四是不得已的，镇
压可以换来稳定，稳定又是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因而杀人是为了稳定，镇
压有利於大局甚至中国这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也是得力於这一镇压所创造的社会稳定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可能成为真实。这一杀了人还说杀得有理的辩辞虽然横蛮，但
说多了，发动各种宣传机器一起说，就可能收到一定成效。我们可以暂时且不论中
国大陆目前有多少人信奉这一解释，仅仅指出一个事实：即中共自己始终忘不了这
个可怕的日子。每年六四，中国政府都如临大敌，严密防范，今年是大忌，自然更
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甚至不惜引火烧身，利用反美民族主义来转移视线。试问
目前中国有什么力量可以推翻共产党？国内民运头面人物徐文立、王有才去年底已
经锒当入狱，全国各地的下岗工人虽对社会安宁有威胁但绝非推翻共产党的政治力
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政府还如此害怕显然只能用自信心不足来解释。这一自信
心不足一方面表现为六四使共产党失去了政治合法性，一方面表现为党的宣传机器
已经失去效用或者效用不足。
无论是从共产党合法性的丧失还是从党的宣传机器失灵两方面来说，六四惨
案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六四实乃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大历史转折。不过，导
致六四惨案的八九学生运动并非无源之水。十年後再来看这场运动，我以为六四的
转折意义即在於它既是一场历史运动的终结又是另一场历史运动的肇端。
第一场运动是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的意识形态解构时期，第二场运动就是
从一九八九一直到现在仍在继续的政治解构时期。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作新思想启蒙时期，指从七八
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的一系列思想文化大讨论。这一运动的官方正式称谓是思
想解放运动，我在此用意识形态形态解构这一概念是要着重指出这一运动的实质性
後果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解体。
八九学运是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结果
从东欧及苏联共产主义消亡的历史来看，共产主义制度大厦崩溃过程中总是
会伴随着这样一个解体过程，但这一过程或长或短，或慢或快，或突然降临，或经
济充分消化调适而会对整个共产主义制度转型产生重大的不同影响。在中国，这一
解体的特点是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也不是共产主义制度全盘崩溃过程中的一
个副产品，而是一个由共产主义内开明领导人发动的，由众多知识分子主动参加的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互动的政治文化运动。这一运动的发起是胡耀邦倡导
的以回到正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而同时运动又贯穿着一条冲破文
革极左路线禁锢的解放思想的主线。如果说中国知识界在运动的发起阶段基本上是
同党内开明派站在同一起跑点上的话，二者很快就分道扬镳了。跳出思想牢笼的知
识界迅速遵循着思想解放的逻辑走上了寻求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路，而其所作所
为也就成为不折不扣的拆解一直束缚着他们的意识形态枷锁。
真理标准的讨论，人生意义的讨论，生产力标准，产权私有化的讨论，社会
历史动力，人道主义的讨论，文化热，新权威主义讨论等等，通过这些讨论，从哲
学、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瓦解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
将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再次呈现於世人。一九八九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正
是这一意识形态解构的逻辑结果，而学生正是这一解除思想禁锢运动的最敏感和最
充分的受惠人。八九学运中学生表现出来的思想独立性，学运对民主、政治改革的
明确要求都表现出改革开放十年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大学生的思想觉醒，而思想的
觉醒正是卓有成效的思想启蒙的结果。
当然学生运动所表现出的自发、天真、激进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学生对共产
制度的幻觉。学生要求政治改革，并坚信共产党可以实行政治改革。一方面表明经
过启蒙的学生认为只有政治改革才可以使中华民族完成现代化，立於世界之林；另
一方面也表明学生对十年来的改革充满希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六四的屠城粉
碎了学生的幻觉。如果说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的和平深刻的思想启蒙的政治意义
在於解除共产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的话，那么六四惨案则以悲剧的形式完成了这一持
续十年的在当代共产主义解体史上独一无二的意识形态解构运动。正是因此，六四
的震撼才是如此持久，六四才是如此无法被遗忘，中共的宣传机器才是如此难以发
挥效用，而六四的翻案才是如此的艰难。
缺乏政治蓝图的改革
六四之後，中共的改革事业受到重创，一度甚至陷於停顿，但最终为邓小平
所扭转。十年来，如仅仅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六四的影响可能被淡化，但从中国社
会整体发展角度，六四实乃是改革的分界线。这就是我在上文所提到的政治解体时
期。
这一政治解构时期有如下向个特点：
第一，“技术性”的经济改革代替了有全盘设想的改革。从七八年到八九年
，改革进程虽然艰难，但其方向性十分明确，其间中共有两次代表大会：一九八二
年的十二大和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
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尤其是十三大之後，政治改革启动，党政分开
提上议事日程。此阶段的改革虽有曲折，但却有一个基本蓝图。八九以後，情况则
大有不同。九二年的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但却没有配套的政治设计，相对於十三
大，在政治改革上十四大实际上是倒退的。十五大在政改上更是没有新意，如果说
有人将中国整个改革进程称作“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并不确切的话，将之用
於八九以後的改革到是很合适的。九二年邓小平生南巡之後，中国掀起全民经商大
热潮，社会道德低落，拜金主义盛行等，正是同这种缺乏政治蓝图指引的社会现实
分不开的。
目前看来，六四镇压造成的中国政治合法性的丧失即使没有堵死政治改革的
通道，至少大大延缓了政治改革的进程。
第二，六四镇压催化了一支以在中国建立政治民主的政治反对派的诞生。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同的政治反对力量。五七年的右派，文革
中的异端，七八年的北京之春等等，尤其是七八年的北京西单民主墙曾提出了鲜明
的政治民主口号。但北京之春时的民运人士是民主的先知先觉，是社会上的孤独的
一群。只有八九民运才唤醒了广大的中国民众，使民主的声音如此家喻户晓，回荡
云天。八九以後，尽管当局镇压加强，但始终无法剿灭争取民主人权的异议力量。
不仅无法剿灭，政治反对力量还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後获得了加强，并在一九九八年
六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之後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同时，九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反对
力量一直坚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进行抗争，坚持在“合法”的框架内行动，以共产
党自己的宪法、法律为斗争的防身屏障，以各种温和的非政治的面目出现，如各地
所谓反腐败观察，人权观察、生态保护组织等等。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政治反对力
量的成熟，一方面表明他们拥有道德力量和政治合法性。如果说，八九学运要求中
共进行体制内政治改革，九十年代的异议人士则呼吁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
知识界的民主共识
第三，中国知识界在本世纪末已就民主达成基本共识：即中国的现代化的实
现取决於能否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对民主建立的
方式，民主建立的早晚自然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对民主的大方向是不怀疑的。我所
能接触到的国内知识界的朋友虽有限，但不乏各流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基於各种原
因，不一定愿意或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但都不怀疑中国迟早要走民主的
路。这一道理其实很简单，中华民族自孙中山先生追求民主以来已有百年的历史，
各种专制极权的政权形式都已试验过，如无苏俄共产主义模式吸引，中国应已建成
民主制度。在如今共产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之时，中国已无其他选择。自然，在中国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仍然是对中国人的智慧的一大考验。正
是因此，才必须有一个制度化的言论空间使得国人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其聪明才智
，而民主制度也只能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目前，中国知识界存在着两大流派。一是自由主义，这是目前基础最为厚实
，准备最为充分的一个学派。用国内学者许纪霖的话说，九十年代是自由主义在民
间思想界取得全面胜利的时代。另一学派即新近崛起的所谓“新左派”，他们以西
方新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鼓吹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其中有人主张中国走
一条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这两派思想路线上虽存在分歧，但对民主的总目标
仍具有共同认同。通过七八到八九年的十年启蒙，如今的中国知识界，已鲜有专制
主义的市场。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屡用屡灵的整风反右，文革一类的
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在八十年代仍然幽灵不散，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
等，九十年代则已绝迹。
第四，市民社会的出现。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最深刻变革应该是一个初具雏
形的市民社会的出现，这个市民社会还正在形成，甚至没有一个定型的模式，它还
十分脆弱，更没有制度的保证，但是这个决定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因素业已出现是
没有疑问的。目前中国经济已是三分天下，国有、集体、私营各占三分之一，私营
企业在产值上早已超过国有企业。这一经济格局为市民社会的生长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最近因包围中南海而街谈巷议的法轮功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市民社会的出现
，尽管法轮功与其说是中国现代市民社会的显现不如说是传统的民间社会的复兴。
总起来看，以六四为转折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十年，既是互相衔接的同一
历史进程两个阶段，又是有质的区别的不同时期。如果说第一个时期即意识形态解
构时期的历史任务是解除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合法性的话，第二个时期即政治解构时
期则旨在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
解构的过程同时也是建设。政治解构时期同时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社会、
经济和文化的重建过程，这一过程毫无疑问将是困难和长期的，但这一过程已经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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