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步行南下串联
的“红卫兵”出现在湘南宁远县的公路上和县城，他们在县委招待所小住一、两日
後，又继续他们的行程。

      不久後，贫穷、落後、偏僻的宁远县城也翻腾了起来。以各行业、学校、公
社以及乡知青各自命令名或依照省城长沙“造反派”的名称，各自都打出了自己的
旗帜，戴上印有各自“造反派”名称的红袖套。参加了“造反派”，有枪的基干民
兵们把冲锋枪、三八大盖等背在肩上，随身不离。那些没有枪的“造反派”们也不
知从哪里找来了大刀、梭镖，在肩上。他们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誓死
捍卫毛主席”、“打倒走资派”等等各种“革命”的口号，气势汹汹、跃武扬威地
招摇过市。他们抄“地、富、反、坏”四类份子的家，抓县委书记、县长等游街，
冲县武装部抢夺枪支、弹药，砸烂文庙里的孔夫子牌位，把文庙里大石头柱、牌坊
上的龙头、凤头、狮子头统统敲得稀巴烂，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状元楼、贞节牌
坊等等古迹也被他们砸烂了。凡是可以写大幅标语的墙，都写上了“革命”的标语
口号。凡是可以贴标语的地方，也都贴上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或者“毛主席语录”。
这个“造反派”抓县委书记游街，那个“造反派”抓县长游街，街道居委会的“造
反派”抓“地、富、反、坏”四类份子游街。被游街示众的人都被戴着纸糊的高帽
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革命走资派ＸＸＸ”、“打倒地主份子Ｘ
ＸＸ”等等。我也曾被凑数戴着高帽子，挂着“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牌子，被捆
游遍了东、南、西、北四门的街道，回家後斗个月双臂不能动弹，至今还留有残疾
。

      “地、富、反、坏“四类份子除了被去游街外，还必须把分配给自己名下的
地段每天打扫干净。每半个月必须集中在城关派出所，汇报自己半个月的所做所为
，接受派出所长和指导员的训斥，不准他们乱说乱动，更不准他们的子女参加“造
反派”。在那些“地主份子”当中，有一些是被强加上一顶“地主份子”帽子的。
我的母亲就是因为我父亲蒙冤坐牢後，回到家乡被强加上去的“地主份子”我父亲
解放前若干年就是银行职员，解放後为商业厅的干部，後被送去劳动教养，长达六
、七年之久。解除教养时已被折磨得周身都是病了，回到家乡不久去世。後来得到
平反昭雪，他的尸骨早已烂尽了。

      其实，那些所谓的“四类份子”，经过自解放後的肃反、土改、三反五反、
镇压反革命、反右等等运动，十多年来已经是被压迫“改造”得服服贴贴、唯命是
从，不敢违法乱纪的了，比贫下中农和其它的人更加遵守政府的一切法令，在“文
化大革命”中更是不敢乱说乱动的了。

      一九六八年初秋，从宁远的邻县道县四马桥传来了杀“地主”的消息。当地
的贫中农“造反派”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残暴地杀害当地的地主、富农
份子及其他们的家属、子女。有些是全家老幼一齐被扔进贮藏红薯的地窖里，封死
洞口，把他们全闷死。有些用大刀砍死，有些用梭镖戳死有一些吊在树上勒死，还
有一些被活活地打死。这股惨无人道、滥杀无辜的大屠杀歪风，不仅很快地蔓全道
县各地农村，与道县四马桥毗邻的宁远梅岗乡农村，也照学道县的样子，率先在宁
远县开了杀戒。接着，象瘟疫一样，很快地传到宁远各地农村。他们不仅杀害“地
、富、反、坏”四类份子其家属、子女，一些些平时与他们有成见隔阂的人也被害
了。有些全家被杀绝了的，财产被他们瓜分了，猪、狗、鸡都被他们吃了。

      每天都有乡下杀人的消息传到城里，城里成份不好的人都很恐怖紧张，很可
能也会发生同样的屠杀。当时我也非常的焦虑，我应该怎么办？後来想到：我应该
把当地屠杀无辜的情况忙地向中共中央的毛泽东、朱德、同恩来等反映。决定上北
京一趟，同时也可避开当时的险情。长沙省政府处於瘫痪状态，是不会有人管这事
的。於是我与几个都是家庭成份不好的朋友商量好後，我们买好了去郴州的汽车票
，准备到郴州後乘火车北上北京。上车的那天清晨，汽车站里有派出所的人在查问
旅客，他是认识我们的，我们为了避开他，只好在汽车站外的公路拦住班车上的车
。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郴州。因为早上为了应付上车的问题，大家都顾不上
吃早餐，肚子早就饿得咕噜咕噜地叫了。我们在车站旁找了一家饭铺去吃饭。当我
们买好了票从厨房的取饭口把饭、菜端到餐桌上，正准备要吃的时候，走过来一个
十岁左右的女孩和一个四、五岁左右的小男孩向我们讨饭吃。一听她的口音，我们
就知道他们是宁远人。我们每人赶了一些饭菜给他们吃後，想到：如今正是收割的
季节，他们怎么会跑出来讨饭呢？於是我就问她为什么跑到郴州来讨饭？小姑娘眼
泪巴沙地告诉我们：他们的外婆接他们在外婆家作客，；一天傍晚，村上去赶集回
来的人告诉外婆，说他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已经被杀死了。村子上的“
造反派”说要把他们俩姐弟找回去，斩草要除根。外婆吓得直发抖，抱着他们俩姐
弟哭成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後来外婆把她身上仅有的几块钱给了他们，包了一些
煮熟的红薯，把他们领到去兰山县的公路上，要他们走到兰山後搭车去郴州，能走
多远走多远，越远越好，自逃生路。外婆流着眼泪，嘴里不断地吟着：老天爷，保
佑他们吧……他们到了郴州钱用光了就讨饭了。

      在这样凄惨、真实的事实面前，我把我不多的旅费匀出一块钱和二斤粮票给
了他们，并默默在心里祝福他们能够平安，除此之外，当时的情况我实在无能给他
们多一些帮助了。只希望他们能够早一点顺利到达北京，反映这场惨无人道、无法
无天的大屠杀，希望中共中央当局能够及时制止它。

      我们到在北京後，我立即写了三封信，分别寄给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收
。我想，即使他们本人不一定会看到这些信，他们名下办公室的人总会向他们汇报
的吧。後来不久，中共中央当局责令四十七军去制止了这场还在蔓延的大屠杀。以
致当地的一些“地、富、反、坏”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子女得以幸存来，其中也包
括了我们。

      当我们返回到宁远後，我们认识的一些人被杀害了，我们一些乡下的亲戚也
被杀害了。我有一个朋友，原藉道县，他的父母均在宁远一中教书，被道县乡下的
贫下中农“造反派”抓回去杀害了，他成了孤儿，无家可归了。我们北门外欧村小
学一位地主成分的教师被杀害了。欧村孪生兄弟其中的一个，被本村的“造反派”
捆绑毒打後，罩在打谷子用的黄桶里闷死了。我的表嫂的一个弟弟被毒打後，活埋
了。她那九十岁的老母亲被活活地吓死了……

      後来，县民政局按照上级的批示，由生产小队造出被害人员的名单，层层上
报至民政局，每个被害人赔偿二百无人民币。当那此幸存的被害者们的家属、子女
去领钱时，他们的心情一定是不好受的，但还要说“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感谢领导的关怀”等等这一类口是心非的话。当时的市价，二百元还买不到
一头猪。一条人命还不如一头猪值钱。谁会真正感谢造成杀害自己亲人的毛主席，
共产党和政府呢？他们是有口难说，有冤无处伸呀呀！一些全家都被杀绝了，赔偿
费无人领取，这些钱自然就落入了大队书记、大队干部或小队干部们的手中，任由
他们花天酒地地去打平伙了。他们用被害者的赔偿费喝的酒，其实不是酒，是被害
者们的血。他们用被害者们的赔偿费吃的鸡、鸭、鱼、肉，其实不是鸡、鸭、鱼、
肉的肉，是被害者们的肉啊！

      据说，道县屠杀的人比宁远多得多，疯狂的屠杀在高潮时，许多被杀死後的
尸体扔到河里，顺波流飘到下游，阻碍了航行的船只。沿江两岸附近的村子里，井
水都有血腥气味，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不能饮用。一些村子的“造反派”怕被杀的人
半路逃脱，用铁丝把每个人的锁骨串联起来，串成一串押到河边，杀死後再一个一
个扔到河里。有一些身怀有孕的妇女被杀死後，疯狂的一些“造反派”生怕他们肚
子里的胎儿不死，还要在孕妇的肚子上戳几刀。

      天凡是有人性、有良知的人，听到这样恐怖、残暴滥杀无的暴行，都会毛骨
耸然，都会悲愤无比的。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人类社会共同的
一条基本法律准则。然而，那些曾经组织“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非理非法组织的人
，曾经凶残杀害许多无辜的人的主犯们，事後经法院审判，况没有一个人被判处死
刑。公理何在？

      据说这场湘南宁、道两县大屠杀杀死了几万无辜的百姓。具体确切的数字到
底有多少？中共当局从来没有公开透露过，人们也不清楚到底是多少？只知道杀死
了许多，许多。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当地的人现在也
很少再提到它了，中国其它地方的人知道它的更是很少很少，但是它给我的印象太
深，给我的刺激太大，使我终身不会忘记。

      时值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将至之际，我写这篇回忆，不仅为了悼念死於那场大
屠杀中无辜的千、万同胞们，悼念“四五”、“六四”中死难的同胞们。同时，也
悼念我那惨死的、亲爱的母亲—。“文革”不久，我被当地派出所某指导员禁止在
当地画画，我被迫背井离乡外出去求生存。我的母亲“戴”着“地主份子”的“帽
子”，连同我的户口一齐被下放到农村。在她病倒在床还没有死的情况，当地生产
小队的干部们就把她活埋了，并瓜分了她的锅、瓢、碗、以及破烂的被子和蚊帐。


      我终身不会忘记这些恐怖、残忍的屠杀。我更衷心地希望中国以後不要再发
生这样的屠杀！我也衷心地希望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要再发生类似的屠杀！人类能
够生活得安宁、自由、和平才是人类共同的希望。

      二０００年清明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