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伦泰辞职後，1922年又遭受了另一次政治打击。她参加了党内的工人反对
派，主张实现革命前工人自治的诺言，反对日益强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集权和党机
构的官僚化，要求党内不同意见和派别活动可以合法存在。当这个派别被压制时，
他们在国外出版了《工人反对派》的宣言。1922年已经不是1917或1918年，列宁已
经不能容许这种性质的党内不同声音了，他把这种活动看成是在瓦解无产阶级先锋
队和战斗组织，他警告说：“当这种性质的退却发生在真正的军队中时，机关枪就
会在面架起来了。如果有组织的退却变成混乱的溃退，枪手就会立刻接到开火的
命令。”布尔什维克中央组成了以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捷尔任斯基等为成员的调
查小组整理柯伦泰等人的材料，柯伦泰曾经是孟什维克的历史也成了罪名之一。柯
伦泰发挥了她在十月革命之前为布尔什维克演说的热情和才能为自己辩护，说如果
当过孟什维克也是罪名，那党内不知有多少人要被清除出去。最後，这个派别中的
两个加入布尔什维克较晚的人被清除出党，柯伦泰等幸存了下来。
当柯伦泰好不容易逃过了被开除出党的厄运，前往克里米亚的奥得萨寻夫时
（戴本柯当时驻扎在那里），她发现丈夫已经有了比自己年轻得多的情人，他们到
了分手的时候了。使柯伦泰痛心的并不仅仅是戴本柯的薄情，而且还有一种被利用
的感觉，因为现在自己不再是布尔什维克的女斗士，而是一个众所侧目的人物。她
在给戴本柯的信中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关系帮助了你，使得你的路变得好
走多了。现在，帕弗尔，你成长起来了，变得强壮了，我为你感到骄傲，但我们的
关系也成了你路上的障碍。”
1922年夏，柯伦泰写信给党总书记斯大林，向他要求一份工作。不久，她被
派往挪威担任贸易代表，作为一个前政府部长，这是变相的流放。从此她永远离开
了布尔什维克权力的中心。她对革命已经不再有浪漫的幻想和乐观的期待，有的只
是旁观和困惑，并从政治转回到文学去。
但象柯伦泰这样的人，只要还有说话的机会，就注定不会默默无闻。很快她
就再度引起了争议。她发表了一些文章，对被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女诗人阿赫玛托
娃作出正面评价，甚至说阿赫玛托娃对妇女在工作和爱情（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也
就是独立和依附）之间的矛盾有真正的理解，她的作品应该被新妇女看作一种指南
。然後就是那篇以热尼娅为主人公的小说。柯伦泰想说的是投身革命的妇女无法在
革命中找到个人爱情，对性要求只能采用杯水主义的态度。
但不幸的是，柯伦泰的这篇小说受到了双重曲解。热尼娅的无可奈何被很多
人解读成肆意为之，柯伦泰对这个人物的同情也被视为她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欣赏。
对革命的质疑於是成了变态的女权主义，先锋得走了调的妇女解放。这种生活方式
当然是有人喜欢有人愤怒，“杯水主义”一词於是不胫而走，随着对布尔什维克革
命的介绍传到了西方和中国。其实，柯伦泰是最强调性爱应该以真正的感情交流为
基础的，妇女的独立和解放离不开真正的性爱。如果妇女没有得到男子真正的尊重
和关爱，家庭制度在她看来就是变相的奴役。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柯伦泰的被误
解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为什麽布尔什维克革命会使得人们把这样一个文学形象误
读到“主义”的高度？因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要推翻一切旧制度，包括生活方式
，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列宁看来，没有抽象的道德，只有阶级的道德。过去继
承下来的规范和习惯都是虚伪的，男女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以阶级关系为基础，而家
庭制度的本质是为了维护私有财产。“和旧的一切彻底决裂”是列宁的名言。既然
如此，当在这场革命中出现热尼娅这样一个在性道德上“和旧的一切彻底决裂”的
形象时，人们误以为她是布尔什维克的青年榜样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在现实中，
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得相当一部分青年有了性自由的借口。20年代初，很多青年革命
者用“资产阶级道德”指责那些不愿和自己上床的异性。由於避孕措施的缺乏，很
多象热尼娅这样的女青年都在胡里胡涂中怀孕，然後去堕胎，而她们的男伴却什麽
责任都不用承担。
实际上，《三代人的爱》只是柯伦泰一系列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篇。在这
些小说中，人们还看到革命後妇女仍然失业，贫穷，很多人靠卖淫为生，男人仍然
把她们当作物品去占有。她有一篇题为《姐妹》的小说，写的是布尔什维克官员召
妓的故事。她把这位官员的妻子和他找的妓女比作是姐妹，意为她们虽然表面上有
区别，实际上都是男性的奴隶。这些故事决不是夸张，因为当时只有政府官员和红
军士兵才有稳定的食品和生活物资的配给，因此也只有他们才召得起妓女。艾玛·
戈德曼（美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1920年来到她心目中妇女被解放了
的苏俄——要知道法律上苏俄妇女是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包括选举权的获得——
她同样被妇女仍然在卖淫、而且嫖客是苏维埃官员和士兵的丑恶现实所震惊。
柯伦泰的这些小说很快就受到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官员的批判。她被加上了
“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罪名。“柯伦泰同志用极大的热情向着共产主义扬帆远
航，但推动她这只船的风帆是性问题”，“她一直是个小资产阶级”，“她是个吞
下了一大堆女权主义垃圾的共产主义者”，“她怎麽能够在这麽长一段时间里不但
被当作俄国、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领袖呢？”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
托洛茨基夫人娜塔里娅·谢多娃此刻也要和她划清界限了，她们通过纽约时报对柯
伦泰展开批判，在西方消毒，为俄罗斯共产主义正名，洗掉柯伦泰泼在苏俄新妇女
形象上的污水。
柯伦泰这时明白自己走得够远了，她的这些作品是最危险的踩线。她选择了
继续留在布尔什维克的阵营。革命已经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政权这个
婴儿不管多麽丑陋，总是她自己的。这就是那些以自己的生命和热情投入一个政治
运动的人和那些只从理性和政治观点出发选择党派的人的区别。
1922年以後，她不再公开发表关於女权问题的独立见解，除了在1926年修改
婚姻法时提供过一些意见外，她只专心於自己外交官的工作。感谢1920年代早期布
尔什维克内部残存的宽容，只要不发展到派别活动，议论和意见的出格，其後果取
决於当事人在党内的地位和各方面的关系。不管怎麽说，柯伦泰曾经是布尔什维克
最活跃的女领导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和政府部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西方妇
女运动中都是某种象征。布尔什维克仍然需要她，把她象一个大号花瓶似地放在对
外展示的橱窗里，作为苏维埃妇女和男子平权的象征。这也许是柯伦泰度过个人政
治危机的关键。
柯伦泰作为一个革命家和女权主义者的生命在20年代中期之前就基本结束了，
此後她和苏联普通的外交官僚没有什麽区别。如果说她余下的人生中还有值得後人
关心的事情的话，那就是她竟然逃过了30年代大清洗的劫难而寿终正寝。这是一个
奇迹：斯大林放过了这个历史上有无数把柄的、自己曾经嘲笑过的女人。
作为十月革命中列宁的忠实盟友，柯伦泰对斯大林当时“反”列宁的表现可
以说了如指掌，包括斯大林作为党报主编，和加米涅夫一起对列宁的《四月提纲》
发表批评性评论的事。当然她早就学会了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叙述历史，强调和忽略
、必要时甚至捏造某些情节。她1927年对十月革命前党内各领袖对武装起义的态度
的描写就和1937年的版本不同，在後者中斯大林成了列宁唯一最热情的支持者，季
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叛徒，而托洛茨基“这个未来盖世太保的间谍”居心险恶地
企图推延起义的时间。
当然，在1937年，任何联共历史都必须如此叙述，但柯伦泰是当时除了斯大
林以外唯一幸存的十月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和革命後第一届政府的部长，
因此她的说法就具有了证词的性质。
柯伦泰在 布尔什维克中的两个情人——斯里亚皮尼柯夫和戴本柯——都是大
清洗的牺牲品。前者曾经和她一样是“工人反对派”的成员，1935年被捕，两年後
死於狱中。後者和她离婚後仕途顺利，1937年甚至还是审判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军
事法庭的成员，但数月後自己也被投入狱中，次年被处决。
柯伦泰虽然逃过了劫难，但很多时候那种提心吊胆的煎熬却也是生不如死。
就在这段时间里，她两次奉召回国述职（当时她在瑞典当大使），每一次她都做好
了回不来的准备，给自己的友人阿达·尼尔森留下了遗书。其中有一封这样说：“
亲爱的、亲爱的阿达，我的朋友。请代我好好保管这些笔记、日记和其他个人材料
，直到1947年（就是说，如果我不幸成为牺牲品的话）。我要求你，在我死後十年
，把这些材料交给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它们将会在合适的时候在苏联出
版。”
柯伦泰没有想到，在斯大林的天平上，保留她这个苏维埃政权的花瓶，还是
重於在死刑名单上增加一个叛徒和间谍。可以想象，当每一次柯伦泰从莫斯科平安
无事地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她都会加倍珍惜这莫名其妙的生还所带给自己的每一天
。到了今天不知明天的时候，妇女解放、两性真正的爱和新妇女等等理想，恐怕早
就成了恍若隔世的呓语了。
连生存权都没有保障的时候，其他一切人权确实都是空话。
柯伦泰死於1952年3月9日。死後被埋葬在莫斯科新处女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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