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狂，方法盲
——对一桩政治犯狱中组党事件之检讨
欲从太史窥春秋，勿向有字句处寻——龚自珍
之所以赶写出这篇我终其一生都不愿提及的真实，因着这段真实，使得我吃
喝拉撒睡都不得不在这个不足两平方米的禁闭室里，每日六两杂粮，因没有灯光而
不知白天黑夜，初冬的日子褥子湿得能够拧出水的境况下，双手戴着手铐整整关了
五十三天！这个陕西省所有劳教所唯一的严管队禁闭室，就是那些在社会上杀人放
火的悍徒在里面关上两个星期就开始拼命往下揪自己的头发，因为只有在此间才能
对“与世隔绝”身临其境！而我的所得，则是六颗原来坚固正常的牙齿自由脱落，
双手关节因长期戴铐子落下腱鞘炎，病时连筷子都拿不住！我写出这段事实，既没
有平反後的右派们受虐狂式的怀旧所表现的那种自我陶醉的“展出主义”情结，更
无最无文化优越感而却被以“知识青年”称谓的那群当初无所不用其极地离开、今
日又热热闹闹地到“广阔天地”里去寻梦，甚至高论所谓“知青精神”那种让人强
奸後为表现贞节而睁大眼睛喊舒服的丑陋！因为这两者都是对社会价值观与基本是
非观的误导。促使我将这件九年前发生在监狱中的“民主中国阵线西北支部”从成
立到失败整个过程和盘尽倾的动因，则是“自由亚洲”电台前几天的一则消息：甘
肃天水市民主党成员某某又被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某某，某某各判两年！而此
前徐文立判十三年，王有才判十二年，秦永敏十一年……这绝非一组普通计量意义
上的数字。它的象形文字呈现的将是鲜活的生命面临难以想象的痛苦，人格与精神
的凌辱与奴役，甚或生命的消失！妻女的别离伤痛，生活的难以为继……我不禁要
询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以一个人的自由甚或个体生命为代价而引发轰动，是否少
数发起人为凸显自身而进行的一场高规格的行为艺术？在中国这种超党的恐怖专制
主义现实下公开组党的发起者是否一直在人格标尺与道德审判之外游击？换言之，
我们还有多少民主的有生资源供牺牲？而中国大陆上为数不多的几双赤裸稚嫩的双
足到底能够在与历史向背一致的锋刃上走多远？在这种几年到十几年刑期反复递增
的过程中，会不会坠入以暴易暴的旧巢之中？因为我们不能也不该忽视这样个事实
：每一个被判刑者或判刑者都是人，而人都具备报仇和报恩这两种起码的属性。抑
或也相信共产党建立政权初期的那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九十年代之中国，已不可能脱离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或疏离当前世界民主
国家政治语境的诸多因素，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力图将中国以新的形象融入全球性的
民主化进程之中，在对参与中国自由组党这一现象理性评介研究的同时，更应该反
省检讨正负面的双重性。因此，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组党过程中的弊端和复杂性加以
反思和洞悉，尽可能使中国的政党政治在民主化转型的前夜避开历史的赘疣与现实
的阻滞，并减少民主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现实”代价。
本文作者是九年前那次狱中组党的见证，後来又就在中国大陆公开组党的问
题向徐文立等参与组织者当面提出异议。故就以上所提之问题，我想避繁就简，用
症候分析式（symptomatic reading）之方法(即以事件中各种悖逆、含混、反常、
疑难现象作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现象的意义），对同去年波
及大陆各省的组党活动相类似的狱中“民主中国阵线西北支部”从成立到失败以及
後果作以解析，以资借鉴：
一、“民主中国阵线西北支部”成立的内外因素及组党成员之身价背景：
纵观近百年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可以“政治”称谓的“事件”的突发，大凡不
外乎由两种力量化合而成：纵向的一种新生激进的力量推陈出新、打破禁忌的冲击
惯性力与横向与之相对应时期的集权体制为维护其统治体系所不断增加的压制之力
。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後，中国民主人士或流亡海外，或被捕入狱，大陆的
民主运动一度沉默，万马齐喑。而前苏联和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民主
运动却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几成燎原之势。中共当局深恐东欧巨变的城门之火殃
及自己这条垂死之鱼而疯狂地加强了对狱中民主人士打压的力度和消息封锁，而狱
中的民主人士从零星得到的东欧民主运动胜利的信息和中国当局迫於国际压力流放
方励之去美国等，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加之对与世隔绝的压力产生的强烈反弹力量
，急於让国际社会知晓狱中的真实状况，更重要的是尽快寻找突破口，打破这种死
水一潭的局面，几乎成了狱中关押的民主人士多数的共识。
本文作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结束长达一年之久的“收容审查”，於一九九０
年九月二十六日，最後一个被押送到陕西西部的凤翔县枣子河陕西省劳教所投入劳
动教养的。此前，该劳教所专门成立的“六四”事件劳教中队已先後关押了一百多
人。其中有教师、工程师、大学生、个体户、工人、无业的所谓打砸枪、“六四”
期间以学生名义非法募捐的青年农民，甚至於真正意义上的乞丐，虽则个人的身份
职业不尽相同，但却共同承受着同一罪名：反革命或动乱分子。成份如此复杂，人
数如此庞大的“异类们”被强大的外力强制性地聚合在一起，适应磨合，紧张和惊
惧等情绪无论是对於看押人员还是被看押人员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共同心理。
当时政治犯中队环境十分恶劣，狱方当局为了加强管理且在管理过当的时候
又能推卸责任，特意从陕西省各劳动教场所挑出的最难管理的劳教油子（用他们自
己的话讲，就是在劳改队长大的“娃”），来分别担任政治犯劳教中队的大小组长
和积委会成员；他们都是从严管队中再挑选出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人渣”。这些劳
教油子，外有管教干警的支持与默许，内有自己凶残的兽性，凶猛的野兽在动物园
里关久了，慢慢就会失去兽性而变得温顺，而人若关久了，人性就会退化，而兽性
就会泛滥，进而对待政治犯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白天在他们的监视下，进行超体
能的劳动，稍有不如意便进行毒打，身心凌辱，而带队的狱警却在一旁幸灾乐祸的
嘲讽。晚上大家都疲惫已极仍要被强令集体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
社会主义好》等歌曲，要求唱时放开喉咙，反反复复一唱就唱过晚上十二点。他们
看谁不卖力唱就用拳头猛击喉结，致使许多人终日声音嘶哑。单“六四”前因所谓
“打砸枪”罪名关进来的不足十八岁的少年长期忍辱遭受其鸡奸就足见一斑！一时
间，中队里邪气横行，正气委顿，人人自危，改变生存环境成为每个人的期盼与渴
求！
适值九十年中秋节，中队的知识分子和有正义感的工人以欢庆中秋佳节的名
义在堆放杂物的库房里聚会，计有：刘从书（原“陕西省工自联”主席，时三十二
岁，某中等专科学校教师），付喻（时二十七岁，西北政法学院教师），郝若燕（
时四十二岁，西安交大毕业，某中学生物教师），艾东（２４岁，北航毕业，某军
工厂干部），王近平（二十三岁，沈阳工学院毕业，军工厂干部），贾顺民（二十
四岁，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国防厂干部），孔辉（三十多岁，过去因刑事罪被关，
此次与刘从书一同关押於公安分局），安保军（二十八岁，某厂工人），及我本人
（时二十五岁，某刊物编辑部主任）等十二人，开始大家分别介绍自己加深了解，
後经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利用现有的监规条例，借助中队有正义感的狱警打击这些
牢头狱霸的嚣张气焰，进而改善生存环境。此後通过周密计划，抓住这些牢头狱霸
的经常无视监规条例为突破口，以武力和智慧相结合，终於将这些人渣赶出了中队
，环境暂时得到改善。而在中队自治改选中又犯了致命的错误——将中队的大小权
力交付给虽是因“六四”关押却非常投机的贺国安等人，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关押的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自命清高，不愿具体操作实际事务以致後来酿成祸患，使得狱
中本来已改善的环境急转而下。此点印证了余英时先生在论述知识分子的文章中所
言：“中国革命史上真正的悲剧在於，总是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传播革命的种子，
而收获革命果实都却毫无例外属於反知识分子的人物，只有他们懂得如何为抓权而
操纵革命。於是对知识分子来说，革命的种子反成了使他们自身毁灭的祸种。”
驱逐牢头狱霸的初步成功，使中队的正气得以抬头，原来粗暴的狱警也开始
收敛，更重要的是象艾东和付喻也进入狱方的积委会等组织，若趁此势头更进一步
地团结中队所有难友，在监规条例许可的范围里逐步改善生存环境，同时再给文化
程度差的难友补习文化课（此点狱方许可，并留有专门的时间），扩大有正义感的
难友在积委会中的人数，得胜积委会多数成员同意就可给劳教人员增加几分减少刑
期的权利，尽可能使每一个难友早日出狱，此点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但若真如此行事，在当时的环境下就要担当向狱方妥协之恶名，加之初步获
胜的侥幸与激情，事情完全朝着更激进的相反方向发展：一日，刘从书在僻静处单
独对我说：“最近从能听收音机的的外役号口中得知，‘民主中国阵线’在巴黎开
会，我们几个人商量好准备在狱中成立民阵西北分部，以策应他们在海外的行动，
你的意见如何？”初听之下，我周身惊悚。这并非我胆小，此前我的劳教通知书中
主要的一条罪状就是“收审後态度恶劣，坚持反动立场，在狱中进行新的违法犯罪
活动”。更何况我在看守所关押一年多中先後和二十多名死刑犯同室关押并为大家
利益与一面临处决的死囚较量？实则是我听罢後在我的脑海中的第一反映就是共产
党大肆宣扬的《红岩》、《在烈火中永生》和《方志敏》等图影，我们不能将共产
党的“革命组织模式”和“狱中斗争经验”翻版！因为此前在看守所关押的过程中
已有过一次剧痛的教训。我当即回绝并言明其行为的危险性与难以预料之後果，刘
面露不满的同时不置可否。此後，我与艾东私下着手整理因“六四”关押的所有人
员名单及简单案情，因为大家的刑期长短不一，不断有人释放，加之又是在暗地里
进行，因而颇费时日。“陕西省‘六四’关押人员名单及案情”整理完後，由我交
给西安治金建筑学院即将释放的董卫军同学秘密带出，并由他转交给与我同在看守
所关押并已释放的西安交通大学社科系教授胡戟先生，由他设法带到海外，此件後
来由“中国人权”发在相关的资料上。在此期间，刘从书等人避开我已经开始组党
活动，此後事件的发展愈来愈富戏剧性——先是秘密商讨党纲党章，继而选举总书
记，召开核心代表大会，接着就是叛徒告密，全军覆没，惩罚叛徒……只可惜没有
“迎来胜利”这幕共产党狱中斗争影片中的万变不离其宗的结尾！这也难怪，我们
这群“红旗下的蛋”，识字过程就在刘胡兰、江姐、刘文学之类的填鸭式强制性教
育中浸淫！而引发这场组党全军覆没的导火索，竟是我自以为是的激进行动——越
狱。
二、“民主中国阵线西北支部”的失败及其最终结果
我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不敢奢望象在座的诸位富有严密之逻辑思维和良好的
思辩素养，在这里只有尽可能地将事件的经过梳理清晰，以供诸位作理性的批判和
反省，从学理上高屋建瓴，是为我之初衷。
谈论和评价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不能忽略它的背景，否则就很难有一个
更接近事件本身真实性的历史尺度。接着再讲我的那次自以为严密实则从头到尾都
掌握在狱警手里的可笑越狱，还有我关进禁闭室内後仍不知其详而监狱当局却了如
指掌的组党过程，谁又能未卜先知的预料到这所有的一切竟是监狱个别想立大功的
领导预先设下的一个请君入瓮的罪状呢？事件发生到後来确实有点荒谬和滑稽了—
—
九０年十一月初，我偶尔听到“新闻联播”上讲要放方励之先生去美国，接
着连续几天里，从狱中仅能见到的一份官方报纸上看到的几乎全都是中共当局为争
取延长最惠国待遇而喋喋不休地重复“我们的监狱中已经没有因‘六四’事件关押
的大学生”云云。由於资讯隔绝，我当时判断国际社会似乎也相信了中共的谎言，
因而就有了一种强烈的被愚弄感。加之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产生了一种非理性的极
端心理反弹：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软弱了，历次政治运动中逆来顺受，我要开一个先
例——越狱成功後再偷越国境，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人一旦陷入某种情绪之
中，特别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下往往会在偏激的同时更加固执。於是我便开始寻
找想越狱的同路人，很快深得劳教所副所长刘某喜爱、并且担任中队小组长的贺国
安向我透露了越狱的理由：他自己是单位开车的工人，找了个女大学生，虽然常来
看他，但也怕天长日久变卦，想找人一块越狱，然後带着女朋友逃往国外。开始我
并不置可否，後来见他言辞恳切，加之他担任小组长，容易同外役号接触上，能方
便搞来越狱用的钢锯等等，故答应与他合伙越狱。此时，艾东也同我接触上了，他
的理由简单易信：九０年他才被公安局从海南抓回，一下子判了三年，往後的刑期
太长。於是我们三个人便合谋越狱，为了便於说明情况，现引我的加刑材料第四条
罪状之一部分：“刚投入劳教一个多月，周就与两个‘动乱’分子艾东和贺安国密
谋越狱，周对贺、艾二人讲，解放以後，除了马思聪以外，从未有过政治犯越狱外
逃成功之事，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给开个先例；越狱成功後再越境，广东边境较为
困难，云南边境已有成功先例，我可在云南搞到‘记者证’等等；越狱的目的是和
境外的反动组织取得联系，让对方知道他们在狱中成立的组织”。之所以引用这段
材料，就是有关越狱目的我和贺安国自始至终并不知道，虽则事後得知贺安国是事
先由副所长刘某安排的线人。但从一开始艾东的任务就很明确：利用我和贺安国越
狱，然後摔开我们单独越境；而这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行动竟是他们组党後的一
项集体决议！第一次越狱时间选在劳教中队文艺组赴风翔县城演出时逃走，贺、艾
均为文艺组成员，而我却不是，贺信誓旦旦地说：他向刘所长争取，一定会在演出
那晚让我以编剧的名义一起去。当时中队的负责干警似乎也同意让我同行，可就在
临上车去凤翔县城的时候，我被从即将开车的车上叫了下来，此次越狱计划自然流
产。我若冷静一下，自然就能找出破绽，但已陷入情绪的我根本没有细想立即又实
施下一次越狱计划：用贺国安通过外役号夹在香肠里的半截锯条，趁人不注意的时
候将监狱库房的钢窗上的钢棍锯断两根，然後又用稀泥抹在断处遮人耳目，接着我
又把自己的被罩和床单拿到库房，真晚上和艾东一起悄悄撕成碎片，然後共同拧成
一条八条多长的粗绳藏好，准备过几天等到风高月黑之夜三人从锯开的窗户溜出，
再搭人梯翻越监狱大墙，然後由先上墙的人放下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其他两人再爬
墙越狱。当时定好某天晚上十二点整越狱。可不到当晚八时，我们监舍里冲进一大
群气势汹汹的狱警，不用费劲就从库房搜出了那条绳子，搬开了锯断的窗棍，我立
即被押到严管队禁闭室关押，中队里一片混乱，他们“分部”的核心成员临时应急
又作出两条决定：一是马上销毁所有文字性的东西，二是若出事都往我头上推，原
因是我关禁闭後可能告密，另外是保存组织，牺牲局外人士！前一条尚系果断，而
後一条既愚蠢，（因他们所有活动都背着我，有何密可告？）又缺乏人性与道德！
继我被关禁闭之後，刘从书、艾东、付喻等二十人被分别被隔离在一栋空楼里，一
时风声鹤唳，那位“文革”中“三种人”出身的刘副所长更是得意洋洋，急不可耐
地向省以及中央有关当局报功，据说司法部非常重视，派来的专案大员曾说，此乃
建国以来首次政治犯狱中组党，是一条大鱼。
当我单独被关进禁闭室後，方有机会冷静地从头至尾细想整个过程，立即明
白这是一个圈套，是刘副所长为立功在发现刘从书他们经常聚会时为放长线钓大鱼
而布下的一个陷井，而我们三人的越狱行为只不过是在他们认为必要时给刘从书他
们造成心理落差的一个诱铒！等想明白这个道理後，在初冬阴冷的禁闭室里，人仍
是冷汗淋漓！安保军交待之後被关在我的隔壁，他告知我他们所有人除刘从书外都
招供了，而贺国安却被放了外役，这更印证了我的判断，当即向安保军讲出我的判
断，他表示赞同，同意在下次提审时向更高一级的提审员说明真相，狱方为了迫使
刘从书尽快招供，以便结案，将刘从书关在了我旁边的禁闭室里杀他的锐气，他们
认为这儿最难熬，相反却给我和刘从书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当刘从书明白事情真相
之後，我俩共同大喊，试图让更高层的提审员知道内幕。刘副所长恼羞成怒，为了
表示自己“清白”，把安保军、刘从书从这儿调走，将贺安国从外役收回关在刘从
书关过的号子，这是他刘某最失误的一招，因为在我的心理攻势下，贺安国如实讲
出了与我的判断相一致的事情的本质！再引我加刑材料第五条：“周在禁闭室态度
十分顽劣，拒不交待罪错，在禁闭室内放声高唱，大喊大叫，干扰审查（我若不这
样，在这个与世隔绝的鬼地方非发疯不可！）。更为恶毒的是，在禁闭室唆使同案
刘从书、安保军、孔辉，建立攻守同盟，让这三人一口咬定是劳教所领导为了立功
教唆怂恿他们犯罪，其用心极为险恶。”
结果与後果，中队其他没有参加组党而知识层次较低的“六四”同案大骂“
什么知识分子，干脆改为吃屎分子，啥还没有呢就为了破总书记争得头破血流，可
刚一关起来比谁都推得干净，简直跟贼一样，偷的时候只嫌偷得少，判刑时只怕判
得多”；总书记刘从书加刑六个月，副总书记付喻加刑两个月，同时参与越狱和组
党的艾东加刑三个月，而我这个“党外人士”，关禁闭室的时间最长且禁闭期间没
提审过的人却被加了五个月的刑！贺国安在此後被艾东等人用凳子砸得保外就医了
。其他参与组党的人士加刑之期不等。最重要也是现在才显现的後果是当初参与组
党的二十多人中，有的心理负担沉重而对正常的生活失去了信心，有的因之性格发
生了变化，而在此後陕西的历次民主运动中，他们二十多人中竟无一人参与！这不
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在集权专制的强大外力作用下组党，就如同一柄双刃剑，在挑开专制黑网的
同时也会伤及自身的肌体，更重要的是在崇高目的性与少数反抗多数的道义感面前
，人格的标尺会变异、道德的审判易缺席。长此以往，将会走向民主的反面一秘密
会党或以暴抑暴。孙中山推翻满清，借重的是民族情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毛泽东的共产党来得则更为实惠直接——打土豪，分田地。而目前大陆公开组党运
动与普通百姓的衔接口又是什么呢？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要忽视：在东欧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过程中，波兰名为
ＫＯＲ的团体，正名是社会自卫委员会；捷克的“七七宪章”运动不认为自己是一
个政治组织，而是一个任何人皆可参加的平行社会；而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
’也是人们的自卫以各种保卫人权和公民权的形式出现，他们的工作基於法治原则
，公开活动，强调活动不单合法，而且将尊重法律视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所有
非理性的激进盲目心态渗入中国的民主运动，都会对其带来内外的双重损害，目前
可供挥霍的民主资源少之又少。前东欧的哈维尔等政治犯一般判刑几个月至两三年
，而我们的徐文立王有才们则一判就是十数年！我反对为实现任何名义上的崇高而
牺牲个人自由甚或性命，对於中国这个处於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来说，拓展新闻自
由空间远比空泛的带有表演性质的公开组党重要！一个真正有心於中国民主进程的
政党或个体，有效的方法应该是低调地聚集并保护目前尚有限的民主力量，克服“
圈子行为”所导致的民运非民间化倾向，切实地寻找突破口，“法轮功”的成功可
资借鉴。否则，用“无根的人”或“行为艺术表演”来定位今日之公开组党则非常
合适！
行前我访问了获过多项国际文学大奖的八十高龄俄藉犹太作家，问及目前他
的创作，答曰：我已放弃文学创作六年多了，眼下唯一从事的工作就是整理前苏联
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枪杀者的名单，现在已出版了厚厚的四大本，最近还在《莫斯科
晚报》上开了个专栏，专门刊戴遇难者的照片与名单，因为到了我这个年岁，再没
有什么比面对屈死的性命更重要了……这位著名的老作家在为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结
帐，而我们呢？“六四”已过十年，至今除了丁子霖女士那份外尚无一份象样的“
六四”死亡者名单！假若组党仅限於《汉语词典》中党字定义的“党同伐异”或“
结党营私”等说文解字的延伸的话，我宁愿鄙视任何以政党称谓之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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