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版的历史研究著作有些实事求是的表现,尤其是对中共党
史的探索有突破,这是可喜的进步。本文所评介的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
恩怨怨》即其一例。
对中共党史的突破
例一,作者说“毛泽东的记忆也一样有不准确的地方”(第五页),毛泽东
“象五四时期的多数青年一样,他那时的思想还是一个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
府主义乃至新村主义的‘大杂烩……’”(第四页),因此,说毛泽东是什么马克
思主义的天才是很荒谬的。
例二,作者说,“说毛泽东是马林的人,似乎不是什么值得让人炫耀的事情
”。马林是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共三大,马林提名毛泽东当中央委员,进入“党的
核心的中央局”(第七页)。因此,毛泽东在成为中共领袖的开始,也是共产国际
扶持的。
例三,作者举出毛泽东与斯大林历次较大的对抗:
A、王明六届四中全会的夺权;
B、抗战期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C、皖南事变前,毛已决心与蒋摊牌,斯大林加以阻止;
D、延安整风。
中俄的两手策略
俄国人对中国一向是使用两手策略的,加上苏联党争的多变,中共的留俄派
往往成为代罪的牺牲者。中共的留俄派整毛,留俄派中间由於政治背景不同而相互
整肃,毛泽东既利用留俄派之间的矛盾,也争取莫斯科的支持。莫斯科对於毛泽东
,支持、利用、打击兼而有之。正如作者在本书中说,“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多次干
预,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有後来那样的地位”(第五一七页)。作者说,“在对中国
革命问题上,莫斯科的领导人并不经常是一致的。比如斯大林,更多地倾向於把俄
国的利益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上。”(第二00页)作者说,“毛泽东一切策略考
虑的出发点,都是要保存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和政权。”(第五二六页)
中苏的“唯物外交”
中共和苏联都是信仰唯物主义的,所以毛泽东与莫斯科的离合恩怨,主要基
於彼此的需要和利害关系,功利主义超过理想主义。
作者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说来说去,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信任与
否的问题”(第五三二页)
二战以前,苏联面临东西两面作战,苏联的战略思想认为,唯有中国的抗战
,始能摆脱日本对西伯利亚的威胁,中国红军的力量微不足道,唯有蒋介石才能领
导中国抗战,牵制日本。作者说,“一九三六年八月下旬毛泽东正式向苏联求援”
,莫斯科“一方面尽心竭力为中国红军组织援助物资和筹集援款,另一方面则多次
电示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第五十八页)
如所周知,斯大林当时在国共两党之间,也是运用两手策略。苏联绝不愿因
为援助太弱小的中共而伤及苏联与蒋介石的关系。
毛泽东何时反苏
作者说,“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背离莫斯科的呢?确切地说,那应该
是1940-1941年这段时间,在这之前,毛泽东一直是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
第八十五页)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发表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
。毛说,“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的援助过我们,只有
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毛泽东选集》第六一页)
不到一年时间,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对莫斯科的态度。原来这一期间,国民党
军队在华中、华南连战皆北,全线崩溃。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全面夺取国民党政权
的机会,他於一九四0年十一月四日致电共产国际季米托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要
“派共军十五万精兵打入国民党西南基地,抄其老窝。”(第五二六页)
毛泽东根据这项计划,寻求苏联支持。而在这同时,斯大林通过新任驻重庆
的军事总顾问崔可夫明告中共领导人,“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必须使自己‘处於走
投无路的境地’。如果把蒋介石逼到日本一边去了,那不论对中国革命还是对苏联
的安全,都是一种严重的‘危险’。”(第一0二页)
毛泽东整新苏派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後,毛泽东一度准备对蒋予以报复。”毛
泽东“直截了当地要求苏联务必立即‘停止接济重庆武器’……‘援助我们夺取兰
州’,接通苏联,取得飞机大炮,占领甘肃河西走廊,进而夺取西北、西南几个重
要省份。”毛泽东这项计划,“无论是莫斯科,还是重庆的苏联大使馆及苏方军事
顾问团都明确反对。”(第五二六页)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不要主动与
国民党破裂,以免上亲日派的当。”一月三十日,毛电季米特洛夫,“要求苏联停
止‘接济重庆武器’”,要求莫斯科援助共军,夺取兰州。(第一0八、一0九页
)
上述的目的没有达到,“毛泽东不得不趁着一九四二年俄国人自顾不暇的时
机,发起了一场党内整风运动”(第五一八页),这场运动主要是整中共内部的亲
苏派。
毛泽东想做铁托
抗战胜利前後,美苏共同推动国共和谈。毛泽东对莫斯科的压力非常反感,
对美国的态度倒是半推半就的。
毛泽东为了发泄他对斯大林的不满,“曾明确讲,苏联当年控制中国东北中
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是对的,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而中共夺权後应该归还了。”
(第五二九页)
毛泽东欣赏铁托打着反法西斯的旗帜,利用英国的援助,抗拒莫斯科的控制
;因此,毛泽东曾经努力争取美国的支持。
毛泽东的“对美外交明显地带有功利主义的目的”,“毛泽东相信,应象铁
托那样,使英美的钱,干自己的事业。”毛泽东“称罗斯福总统是‘英明的领导者
’,美国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为了争取美援,中共内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讨论改变名称问题。周恩来甚至向美方表达了毛泽东的愿望,如罗斯福接待,毛周
可以访问华盛顿。(第一七八——一八三页)
毛泽东对苏“一边倒”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宣布参加对日作战。在这同时,根据雅尔达协定,苏
联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政府以承认外蒙独立换取
苏联承认国府对东北的主权。根据这项条约,苏联红军在东北所占大小城市、交通
要道、军事设备、工厂等等,以及缴获的日伪军准备,均应无条件移交国民党军队
,不得交给共军。结果,这是苏联对国民党的一个骗局。斯大林这一骗局,既骗了
蒋介石,也骗了毛泽东。条约规定,苏联不承认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接受权,但是,
中共却用“人民自治军”和“民主联军”的名义从苏联红军手上接收了整个东北。
苏联红军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推进,“苏军如此积极,毛泽东颇为振奋。”(第二
三五页)
斯大林对国民政府的背信弃义,换来了毛泽东的“一边倒”。中共在苏联红
军的支持下在东北乃至全国取得了胜利。所以作者说,“毛泽东有再多怨言,从没
有在东北问题上抱怨过斯大林。”“中共军队立足东北,获得大量较现代的武器装
备,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第二二三页)
二战结束,继之韩战发生。北韩在联军的反击下,几近全军覆没,斯大林要
中共出兵援朝。中共派周恩来、林彪秘密访苏,“斯大林明白地告诉周恩来和林彪
,现在局势下没有别的办法,或者你们出兵把美国人顶回去,或者你们让金日成的
人撤到你们的东北去建立流亡政府。”(第三四三页)
由於中国战後百废待兴,人民望治心切,中共领导层对於出兵争议很大,“
毛泽东说服中共中央出兵援朝,斯大林从此改变对中共的看法。”(第二三0页)
“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谈到过,斯大林真正开始信任自己”,“是在中国决定出兵援
朝之後”。(第三一五页)
由此可知,毛泽东为了自己获得苏联的支持和斯大林的信任,不惜要中国人
民付出重大的代价。作者说,“俄国人在抗美援朝的问题上一面鼓动中国出兵,主
动向中国提供大量武器装备,一而…却要求中国为苏联的武器装备付款。”(第五
十八页)
中苏关系的决裂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根据作者的分析,赫鲁晓夫对中国
的政策,比斯大林时代温和得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赫鲁晓夫放弃苏联对中国东北、新疆的“特殊势力范围”;
二、赫鲁晓夫放弃中苏合营的中长铁路的特权;
三、赫鲁晓夫不再强迫中国参加不平等的合营企业;
四、赫鲁晓夫大量提供中国现代科技设备;
五、赫鲁晓夫提供中国制造原子弹的资料和技术。
赫鲁晓夫对中共既然比斯大林时间好,为什么六十年代初,中共和苏共的关
系要闹到决裂呢?我的分析,有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世界各国所有的共产党都有“辈份”的封建传统,马克思是祖宗,列
宁是祖父,斯大林是父亲,其它各国共产党的领袖都是“儿子”。正如作者说,“
长期以来,共产国际始终在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尽管中共……已经日益长大成
熟起来,经常违拗其意志,但作为其下级支部之一,中共仍旧无法摆脱其权威和复
杂的亲缘隶属关系。”(第一四七页)共产国际解散了,斯大林又死了,莫斯科就
没有理由再做中共的‘父亲’了。
第二,由於毛泽东和斯大林有许多相似的罪行,所以毛泽东虽然不满斯大林
,又不得不为斯大林辩护。“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是好心犯错误,是认识上的问题”
(第三七六页),“苏联肃反扩大化问题……不能看成是不可饶恕的错误”(第三
七七页),对“波匈事件”,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反革命杀得太少了”(第
三八八页)
第三,二战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的暴力革命武装斗争愈来愈没
有市场,“和平过渡”,“议会斗争”和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渐渐成为主流。中共
在国际共运中的孤立,毛泽东认为都是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所造成的後果。
第四,“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多次说过一件事不理解,说我们和苏联都是社会
主义国家,为什么俄国人卖给我们的设备时常要留一手,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就是不
告诉我们。”“苏联方面不仅在技术上对中国严密封锁,在人员技术上对中国技术
人员加以排斥,在利润问题也是搞小动作。”(第五三0页)
第五,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正面冲突,开始於一九五八年的金门炮战。毛泽
东向苏联要求现代武器,赫鲁晓夫答以双方可以组织联合舰队,由苏方任总司令,
中方副之。毛泽东认为这等於取消了中共独立指挥权。作者认为,“若比较斯大林
当年迫使毛泽东接受那些不平等的条款,赫鲁晓夫这时的建议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
,何况要求是中方提出的。”
毛周矛盾的国际背景
本书的缺点是,作者没有指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所影响
的中苏关系。
例如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王明传达共产国际关於宣传毛泽东和江西苏区的指
示,而当时的临时中央加以压制。作者认为是博古(秦邦宪)的责任(第二三页)
。我认为博古无此能力,亦无此条件,临时中央实际当家的是周恩来。作者又把当
时的军事路线称为“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第四九页),我认为博古与李德关
系虽然密切,但实际上博古是不懂军事的。如果称为“周恩来、李德军事路线”较
为确切。
作者说,“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起,中央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再度讨论历
史问题。”毛泽东说,“‘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只剩下六个人,其中只有毛(泽
东)和刘(少奇)在受‘左’倾路线排挤打击的,其余的多是拥护王明宗派的”。
“主要的检讨者”“周恩来发言最长……整整用了五天时间。”周恩来的发言一方
面承认自己的错误,一方面尽力维护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正确领导的形象。(第一
五五——一五八页)
作者说,“王明是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的中介和传声筒”,“象毛泽东说
的斯大林刮‘左’风,他就向‘左’倒,斯大林刮右风,他就向右倒。”(第六五
页)
我们不禁要问,周恩来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到底是什么角
色呢?作者没有交代清楚,这是很遗憾的。
我认为,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在中共党史研究的突
破上颇有价值。这本书读完後,令人感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毛泽东与斯大林
之间,所谓理想主义的精神不过是表面的装饰,双方主要的是互相利用,毛泽东和
中共的留俄派都被共产国际玩弄於掌中。作者说,“毛泽东一生曾经三次写文章称
颂斯大林”,毛泽东自己说,“只有第一次”“是真实感情的流露,後来两篇都不
过是敷衍应景之作。”(第二0五页)
作者引用了大量资料,而且提出了一些在大陆出版物中不曾有过的判断和评
价。但是作者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并不能尽意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