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南宁骄阳似火，时近中午更是热浪滚滚。树上喧闹了一个早上的知了
，到这时似乎已难耐酷暑，停止了鸣叫。
正午时分，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在医院的病房里静静地去世了。在与侵入
骨髓的癌细胞作生命的最後搏斗之後，他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生命路程。
老人的名字叫王定。
对於研究中共“反右运动”历史和广西中共党史的人们来说，王定这个名字
，最初是与广西西北部的环江县以及那里所发生的一系列不寻常的历史事件联系在
一起的。
八十年代中期，作家郑义与资深记者刘宾雁有过一次交谈，话题涉及文革期
间广西发生的吃人事件。郑义先前在广西旅行时曾听到不少传闻，但他对此一直将
信将疑。刘宾雁以肯定的口吻对此骇人听闻的传说予以证实。他凝重的目光，使作
家头脑中尚存的一丝怀疑渐渐消溶了，心却象坠了铅块似地下沉。曾经当过“右派
分子”的刘宾雁，以其揭露中共专制统治下腐败真相的纪实报道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郑义相信，他所讲的情况应该是有根据的，於是萌发了前往广西查清事件真相，
书成公之於众的强烈愿望。
刘宾雁告诉郑义，在广西他可以得到一个人的帮助。这个人就是王定，“一
个正直、勇敢的人，一个几十年来为民众的苦难不停奔走疾呼的人。”
率先实行“包产到户”
1988年，郑义再次来到广西，当时正值盛夏。在南宁，他见到了曾经担任中
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整党办《文革大事记》编辑组副组长的王定。站在作家面前
的是一位面容清癯的六十多岁的老人。大热的天，他仍然穿着长袖的衬衫，却无法
遮掩瘦骨嶙岣的身材。他握手不是很有力，但他的眼睛里却闪烁着灼人的热情。
经过最初的交谈，王定知悉了作家此行的意图。此後，王定多次把郑义约到
自己的家中深谈。
由於职务的关系，王定对文革期间因煽动仇恨导致发生吃人事件的情况，有
比较清楚的了解。他掌握着与事件有关的中共官方文件，手上还有许多当事人的线
索。由於他和其他人的帮助，作家在後来的日子里完成了调查，并写成《红色纪念
碑》一书。此是後话。
王定一家住在一幢俗称“大板房”、以大块预制件建成的楼房里，墙板很薄
，隔温很差。那年的夏天还特别热，从中午一直到半夜，人在室内就象在蒸笼里一
样。和作家的谈话，是在电扇的嗡嗡声伴随下进行的。王定和郑义，两个经历完全
不同的人，心里却怀有一个相同的愿望。双方交谈的内容不仅涉及广西的文革史，
还追溯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广西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因此给老百姓带
来的苦难。他们知道，自1949年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系列灾难，其间有必然
的联系，有着同一个根源。
王定说话带有浓重的桂北乡音，语速平缓。但是一谈到广西人民在历次运动
中蒙受的深重灾难，谈到真相被掩盖、正义未伸张时，他的声调渐趋激越，愤愤不
平几至难以自持。 还在北京时，郑义从一些资料里获知，五十年代末，王定
任职的广西环江县是最先实行“包产到户”的。经过频繁的接触交流，作家对王定
个人特殊的经历、对环江的那段历史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1956年9月，全国的农业合作化正进入“高潮”。任职中共环江县委书记兼县
长的王定，根据民众的反映和自己初步了解的情况，察觉到这项农村经济政策存在
着严重的问题。他和县里其他负责人一起下到乡里进行调查，所到之处，合作化的
弊端丛生，农民怨声载道，让他们深切地体会到农村生产力所遭受的破坏。在作了
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後，王定主持召开了县委会，研究制定改变农业生产状况的措施
。会议决定在环江试点实行“包工、包资、包产到组、到户”的农业经营管理办法
。11月，王定总结三包到户的优点和好处，起草了一份专题报告呈报上级党委。
王定和他的同事们所实行的“三包到户”方案，是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按
照客观经济规律制定出来的，因而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多少年以後提起这件事时，
环江人还说∶“王县长懂得我们农民。”但是，经历过共产党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
，即使在当时上级要求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情况下，在全国率先提出一项与中共中央
“合作化”政策完全相背离的改革方案并予以施行，是要具备一定的勇气的。
“老王是个敢讲话的人”
1957年5月，中共广西省党代会在南宁召开。环江县代表王定在大会上作了一
个长篇发言。这是一篇在中共历史上堪称典范的发言。在一向被中共当局当作庆典
来张罗的党代会上，这个通篇都是批评指责、没有任何粉饰辞句的发言，在会上引
起了很大的震动。许多当年与会的人，至今仍然对王定的这个发言印象至深，“老
王是个敢讲话的人。”
发言中，王定首先对中共广西省委言而无信、肆意盘剥农民的做法提出指责
，把沸腾的民怨直接导入中共党代会的会场。“作了决定贯彻到群众中去了以後，
忽然又作更改。如去年秋收前，对农民的口粮指标规定最少500斤，还给社员多劳多
得奖励，出了布告，要下面坚决执行。但到了秋粮征购时，因粮食减产，又被迫将
留下的指标压低，多劳多得的实物奖励也取消了，惹起群众很大不满，骂政府讲话
不算话，骂区乡干部欺骗他们。”
王定揭露了当时就已经普遍存在的弄虚做假的现象，指出问题的严重性。“
全省解放以来的粮食产量统计数字问题较大。省委报告这次多几个亿，下次少几个
亿。几亿粮食是多少农民生计所依的大事啊。我看偏高了些，五二年查田定产高了
，五四年的三定又是在五二年产量的基础上进行的，而省委有关农村经济工作的重
大决定，又是参照这个不正确的数字制定的，如征粮、购粮、统销，往往容易出偏
差。”
王定就粮食产量和粮食征购问题的发出的警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将
看到，仅仅一年多年以後，广大农民为此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中共党政部门盛行的特权浪费之风，也受到了王定的尖锐批评。“省委对增
产节约的精神贯彻不够。听说省委的购置费超支很大，小汽车、高级家具、公文柜
之类买了许多用不完。”
紧接着，王定话锋一转，以激烈的言辞，把矛头直刺当权者人性沦丧、视民
如草芥的本质∶“去年春荒时，永福县一个乡里，因区乡干部官僚主义，饿死了一
家三口。有关的区乡干部都得到严肃的处理，其中错误严重的乡支部书记被判刑劳
改。然而同一个时期在平乐专区（横县也有）因官僚主义出了饿死几百人、很多人
家破人亡的案件。上次代表会中代表的意见很大，到今一年不见处理的下文。这不
单是对不起群众，违反社会主义法制，也不免使人要质问，为什么下级干部犯错误
就处理及时严厉，对较高级党委犯错误就这样迟迟不决呢? 省监委是怎样执行党纪
的?难道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广西监委，还不如十一世纪封建主义开封的包丞相? 我认
为不公平!”激愤的话音在礼堂里回荡，全场为之动容。片刻之後，场内响起了暴雨
般的掌声。
王定发言结束後，许多代表纷纷上前与他握手。他成了这次会议上最引人注
目的人物，不仅是因为他的发言，也因为环江县实行的有利於农民、有利於农业生
产的“三包到户”的改革措施。
九十年代末，中共元老万里在接受《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的采访时评论
道，“包产到户”救了中国。
然而，1956年在全国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农业生产渐入正轨的环江县，
在随後的几年里却笼罩在灾难的黑暗中。
环江县的“极右分子”
灾难的阴影是在反右运动的喧嚣声中开始浮现的。在那些阴郁的日子里，全
国有552877人因为批评中共及其政府，有些甚至只说了一些牢骚话而被打成右派。
一向敢於讲真话、敢於触当权者痛处的王定，在广西的反右风暴中首当其冲，被冠
以“瓦解农业合作社、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中共环江
县委被彻底改组，新任县委领导人主持了对右派分子的清洗。原县委主要负责人由
於参与制定“三包到户”方案，全部被打成右派，王定本人被打成“极右分子”，
押赴劳改。
在环江县，共有163名各级干部被打成右派。等待着他们的，是长达十几二十
年的贱民生涯，而等待着环江各族百姓的则是由於中共煽动的狂热造成的饥饿和死
亡。
二十世纪的第五十七个年头，人类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探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
展，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由大推力火箭运载发射，摆脱了地球引力，成功地进入环
绕地球飞行的轨道。对於北方邻国在太空领域取得的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没有
以科学的态度去领受教益，反而不顾客观规律，在臆想的基础上，开始酝酿旨在短
时间内实现经济飞跃的“大跃进”。
当中共领导人的异想天开变成在全国推行的经济政策时，中国大地上便演出
了一幕“卫星”满天飞的荒谬绝顶的闹剧。这出闹剧的农村版尤其令人瞠目。在农
村，“放卫星”指的是实现每亩粮食产量的高目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句话，反映了当时狂热的程度。短时间内，粮食高产卫星一颗接一颗地被施放，
一颗更比一颗大，由每亩几千斤很快跃升到几万斤。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一亩土地能产出多少粮食，懂农业的人知道得很清楚
。可是，在由最高当权者主导、短时间内席卷全国的狂热中，敢站出来提出疑问、
表示反对的人实在太少了。
在环江县专门管制右派分子劳动的田间，王定用手撑着直起了腰来，在刺目
的阳光下眯缝着眼睛。县城里高音喇叭传出的声音清晰可闻，一会儿播的是有关各
地放卫星的消息，一会儿是高亢的音乐和激昂的口号。从媒介宣传不断高涨的声势
里，王定感觉到了不详的征兆。眼下人们在粮食产量上的弄虚作假，正是一年多前
王定在中共广西党代会上所严辞批评的....由於当前的这场蔓延全国的造假狂热是
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的煽动下掀起的，由此带来的结果恐怕要比他发出
的警告严重得多。曾经以敢於为农民的利益讲真话的王县长现在已经被剥夺了说话
的权力，他忧心忡忡地注视着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
灾难终於将降临
1958年9月9日，在反右运动之後当上中共环江县委书记的洪华在柳州地委书
记贺亦然的直接授意和极力怂恿下在环江县放出了全国最大的粮食卫星——水稻亩
产十三万斤!
喧天的锣鼓把虚妄的狂热推到了高潮。中共各级领导人在粮食问题上漫无边
际地浮夸，为他们日後加官进爵搭设了阶梯，而成千上万的农民却要为此付出生命
的代价。
飘扬的红旗掩隐的地平线上，阴霾正在升起。
环江县委向上级汇报的1958年和1959年的粮食产量，分别比实际产量高出3倍
和2倍多。而根据虚假的产量数字，上级给环江县下达的1958年粮食征购任务则是上
年的4.8倍!
根本没有生产出那么多的粮食，征购任务如何完成呢? 1959年初，柳州地委
和环江县委一起策划并了实施了一连串的行动，强逼农民把赖以活命的口粮和家中
仅有的一点存粮交出来，以填补征购粮的不足，名曰“反瞒产”。这年春天，许多
农户断了粮，开始有人饿死。到四、五月间，饥荒漫延，饿死的农民越来越多。
王定後来在描述1959年发生的事情时写道∶“ 8月庐山会议召开後，全国掀
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
狂风吹到环江县，伴随而来的‘反瞒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
“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指标是9.6亿斤，比1958年的3.3
亿斤又翻了两番，分配下来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0.71亿斤（折合原粮便是1亿斤），
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 0.828亿斤，将全部粮食上缴也交不出这一亿斤粮食，
群众无粮可交。”
尽管後来把征粮任务调低了，但其数字仍然远远大於能上缴粮食的数字。丧
失人性的当权者变本加利，更加凶狠地催粮、逼粮，不惜以残暴的手段置农民於死
地。
王定叙述道∶“在洪华亲自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连斗带伤
加上饥饿，竟死去13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不要紧
。’”
一位开仓救济饥民的干部被连续批斗不给饭吃，最後活活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外出逃荒要饭的农民被追捕关押，许多人死於拥挤、闷热的私设监牢
里。洪华在水源公社的主要帮凶根据他的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
，就打死算了!”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饥饿与暴行夺去了成千上万农民的生命。一个当年
的目击者回忆说∶“好多农民出门找东西吃，没走多远就饿死了。他们倒下的地方
离民兵持枪守卫的粮仓才几百米。
粮仓里堆满了粮食。那都是他们种出来的粮食啊!”
环江笼罩在恐怖中，环江的农民在人间地狱里痛苦地呻吟、死去。
根据王定的统计，从1959年到1962年，死亡的农民至少有4万多，其中“城关
公社的陈双大队，付点公社的中山大队，驯乐公社的康宁大队等大队的死亡率分别
为26％、46.57％、45.5％；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
村的村民则死光了。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人
，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82人，当场斗死 15人，开枪打死5人，全家死绝的有9户。
”
1995年春节，一位自治区的高级官员告诉王定，环江县在那场灾难中死去了
5万多农民。1959年时，环江人口为17万多，灾难中死亡的人数竟占了人口总数的近
三分之一!
时光流逝了几十年，中共广西区党委、柳州地委、环江县委的负责人及其班
子换了一茬又一茬，历次运动有关的遗案也相继了结。可是，环江大灾难的真相一
直被掩盖着。河山依旧，沉冤未雪。
痛苦与抉择
一组浸透血泪的数字，数万屈死农民的冤魂，一直缠绕在王定的心头。
过去，一提起王定，人们就联想到环江，联想到“包产到户”和“右
派”。再後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王定与环江”的联想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几
十年间，跟王定熟悉的人，包括他的老同事、老上司以及这些人的子女，都知道他
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把环江大灾难的实情公之於众，让真相大白於天下。他们也知
道，王定为此付出了多年不懈的努力。
环江是中共建政後王定的第一个任所，是他的五个子女的出生地，也是他和
家人最初蒙难的地方。在劳改期间，在被流徙各地的岁月和後来恢复党内工作的日
子里，环江秀丽的山川时常在他的梦魂里萦绕。自1949年末至1957底，他在那个多
民族的山区县份工作了八个年头。他了解那里的农村，了解那些敦厚纯朴的农民，
真诚地同情他们。在那篇发表於中共广西党代会上的著名发言里，他就把为农民的
疾苦鸣不平的部分，作为重点安排在整个发言的首位。大灾难降临之後，环江在他
心头的分量就更重了，以至他把向世人披露事件真相当作一项庄严的事业，倾尽後
半生之力去完成。
在还戴着右派帽子被管制劳改的年月里，王定就通过不同的渠道，想方设法
了解那场灾难发生的情况。在劳改期满、辗转於各地农场接受管制劳动时，他这项
个人调查的范围就更宽了。与熟识的人特别是在环江工作过的人接触时，他常常把
话题引到他最关心的事情上去。对有关的事件、当事人、地点、时间等，他都作详
细的询问，并进行反复核对。
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王定搜集了大量环江大灾难的资料，并具书陈述。自七
十年代末起他不断地投书中共各级党政部门、司法机关和新闻机构，提供他个人了
解的情况，要求对环江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向人民公布事实真相，依法惩办责任
者。他还曾北上进京，直接向中共中央有关部门陈述，期望最高当局对那场惨绝人
寰的灾难予以重视。可是，一次次的投书尤如石沉大海，直接面陈也受到颟顸的敷
衍。他感到迷惘，但并没有丧失信心。
1982年，王定被调至中共广西区党委统战部，次年任职整党办《文革大事记
》编辑组。在整党办的一年时间里，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主持或参与完成了
大量文革案件的调查、记录和文件编辑工作。他和许多人都期望，这一次共产党能
够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而有所改变，把那些记录下来的令人怵目惊心的史实向世人公
布，给後来者以警示。
广西文革期间，许多人遭受政治迫害致死，大规模惨烈的武斗更导致了成千
上万人的死亡。但是，对当年的暴行负有责任的当权者们，很多只受到了“党内处
分”之类的处置，而那些记载着血淋淋历史的《大事记》则被盖上“机密”的印章
，在整党运动中使用过之後就被锁进保险柜里，天日难见。与此同时，经王定和其
他许多人努力促成的有关环江事件的官方调查结果，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事件的
主要责任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依然坐在“自治区领导”的高位上。所有这一切，
与王定他们最初的期望截然相反。他感到深深的失望，陷入了痛苦的思考。在蒙难
的二十多年里，他也曾无数次作过类似的思考，但没有一次象现在这样触动他的心
灵深处。
和许多中共高级官员一样，青年王定是在“争自由，争民主”口号的感召下
投身共产党革命的。他的第一个妻子在武装暴动中牺牲了，当时他们刚刚结婚不久
；战友在他身旁倒下了，鲜血飞溅到他身上。是理想支撑着他，支撑着许多有着相
同经历的的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这就是
他们一代人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对共产党的信念
也从没动摇过。
去过王定家的人都知道，在极其简朴的客厅里，悬着一帧行书条幅，写的是
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
总关情。”这是王定到南宁工作後不久，请一位书法家为他写的。这个条幅对他的
意义不仅在於书法的美，更在於诗中体现的一个直的官员对民众的态度。当官要为
民作主，这里的“作主”就是维护人民的利益。可是，这个自己曾为之出生入死的
党，这个把“为人民服务”标榜为最高宗旨的党，在“解放”以後，在建立“人民
政府”之後，竟以人民的名义、以党的名义、以党的领袖的名义夺去几百万人民的
生命，事後还极力封锁视听，对人民掩盖真相。这个党曾经对人民犯罪，现在依然
在对人民犯罪! 如果坐视罪证潜藏、罪犯逍遥，与同犯何异?
思考是痛及心腑的，因为它涉及自己在青年时就作出的一项人生选择。在他
的内心，他曾无数次地自问∶当党的利益违背了人民的利益时，你怎么办?
王定作出了抉择。
掀开重重黑幕
南方的冬天有时气温也很低，尤其是刮起西北风的时候。碰上这样的天气，
王定就感觉颈和肩的骨头隐隐作痛。多年的胃病又犯了，吃药也不大顶事。劳改的
苦难岁月摧毁了他的健康，留下许多无法治愈的疾病。老人坐在桌前，穿着厚厚的
棉衣还是冷得厉害。他在膝上搁着一只小火笼，以抵御刺骨的寒冷。一部分完成的
稿子放在桌上，手边还有更多需要核对的资料。
王定在继续着他在三十年前开始的事业。
冬去春来，日月流转。王定把有关环江事件的材料写了一稿又一稿。本着“
史贵存真”的原则，他反复核实有关情况。官方调查结果有缺漏的地方，他通过对
知情者的询问不断加以补充。王定和他所做的事渐渐传扬开去，他获得了越来越多
人的敬重。不少人还主动地向他提供情况。这期间，一份又一份纪实材料被寄往各
大新闻出版机构。
1993年，作家郑义因八九民运遭追捕而逃亡海外，同年，记录广西文革灾难
史的著作《红色纪念碑》在海外出版。该书在对中共的一系列罪行进行追根溯源时
，也描述了1959年发生在环江的大灾难。这一消息让王定感到鼓舞，同时他也意识
到，只有在国内有影响的刊物上进行披露，才能使更多的中国人看到那段历史的真
相。
就在王定继续为数万农民的冤魂呼唤公理时，民众争取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的
声势日益高涨，许多历史遗案的实情陆续被曝光。目睹新闻舆论界历年来发生的变
化，王定坚信，当局用来遮盖罪恶的黑幕终将被彻底掀开。他还时常与人谈到，希
望有一天，环江县能建起一个大灾难纪念馆，让人们永远记住那段历史。
1998年10月9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周末实验特刊以整版的
篇幅，刊登了王定题为《狂热及其灾难》的纪实长文。几乎与此同时，北京的中央
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其中也收录了王定的这篇长
文。王定在文中以确凿的证据，详细讲述了四十年前环江大灾难的前後经过。中共
当权者令人发指的罪行，环江农民惨绝人寰的灾难，深深地震撼着全中国无数读者
的心。
那一天，王定拿着报纸走进卧室兼书房，关上门，独自在里面待了很久。
此後的那些日子，王定是带着一种极其宽慰的心情度过的。他比以往花更多
的时间，与两个年幼的孙儿、孙女共享天伦之乐。他是一个非常爱家庭的人。在那
些艰难的年月里，他的家人和他一起吃尽了苦。他被劳改後，妻子和五个孩子成了
右派分子家属，被赶出家门，长时间栖身於县城街上四面透风的墟亭下。七岁的大
儿子得了疟疾，因没有得到及时诊治而险些丧命。最小的儿子生下来後患了小儿麻
痹症，落下了残疾。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家人先後被流徙各地，处处遭受歧视
，常常被人欺侮。他为自己连累了家人感到内疚，越是到了晚年，越是珍惜和家人
在一起的时光。
最後的日子
王定曾经几次跟家人说，他想回环江去看看。四十多年里，他曾两次回到环
江。第一次是在1961年底劳改期满时，他作为“摘帽右派”被遣返原工作地。当时
环江县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一些代表听说王定回到了环江，即在会上纷纷提名
选王定当县长。柳州地委闻报，立刻把他遣送到一个远离环江的地方。八十年代末
，王定第二次回环江，这一次是应邀参加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成立庆典。
他下榻的招待所客房里，访客从早到晚几乎没断过。到访的环江人中，有专
门来看望他的，更多的是来向“王县长”介绍情况、反映问题的。这一次，他在环
江只停留了短短的几天，没有来得及四处走走，仔细看看。
就在王定打算再次回环江时，病魔把他击倒了。住进医院後的一段时间里，
医生没能给他确诊——他所患的严重疾病太多了。最後诊断为骨癌时，已经到了晚
期。
王定的大儿子旅居丹麦，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後，多次前往中国驻丹麦使馆
申请签证回中国。使馆方面一直拒绝给他签证，理由是他曾参加过反政府活动。
王定在弥留的日子里，在忍受全身骨骼剧痛折磨的同时，还要忍受亲情横遭
阻隔、父子无法相见的心灵创痛。直到病逝，他都没能见上大儿子一面。
2000年7月26日12时10分，王定在南宁病逝，享年77岁。
1994年，郑义曾把一本《红色纪念碑》赠送给王定。作家在书的扉页上写道
:“谨以本书献给为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正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王定先生。
”
(200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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