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我的尊敬的朋友——前广西环江县县长、县委书记王定先生因病逝
世。
      结识王定先生，是十多年前的事。1988年春，我和妻子北明二度赴广西采访
发生於文革时期的人相食悲剧。通过王祖鉴先生引荐，我们拜见了王定。如果说王
祖鉴是悲剧的见证者与揭发者，那么王定就是悲剧史实之收集、编辑、保存者。他
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由他参与编审的广西文革史资料。这一批官方文件遂成为这个令
人难以置信的悲剧事件之铁证。《红色纪念碑》出版已近十年，其真实性没有遭到
任何严肃的挑战。这里面有王定及广西文革史编写者们的功劳。王定先生重病期间
和去世前後，其长子廖新军曾多次要求返国尽孝，均遭当局无理拒绝。为政者之堕
落，竟至不齿於人类。
      王定先生青年时代投身共产革命，曾在两广湖南的丛林里进行过艰难的游击
战争。一些及其残酷的场面，使他受到极为深刻的触动，并就此成为他人道主义思
想的一个来源。中共建政之後，王定任广西环江县县长兼县委书记。接踵而至的各
种政治运动，如“土改”、“三反”、“五反”都使他困惑不堪。他不能理解那种
残忍，无法把自己追求人类自由平等的理想与眼下的暴行相联系。1956年“合作化
”运动高潮中，王定的人道主义理想与残酷现实的矛盾终於爆发。在深入乡村的经
济调查中，王定的感情天平完全倾斜於贫苦农民，肯定了农民反抗土地集体化的充
分合理性。在无力对乌托邦进行根本改变的困境下，王定制定了一个大胆修正的新
政策：在某些地区实行包工、包产、包资及超产奖励的“三包到户”。由此发端，
他成就了一项丰功伟绩：在中国当代史上首倡“包产到户”。从此，“包产到户”
的幽灵便如影随形地困扰着共产乌托邦，成为中国农民心中的一线希望之光。
      1957年春夏之交，“整风”运动开始。在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上，王定慷慨
陈辞，就农村政策失当、部分地区饿死人、执政党腐败、缺乏党内民主、官官相护
、不讲真话等问题提出了十条意见。全场掌声雷动。党代表们纷纷围拢来和他热烈
握手，说：老王啊，你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不久之後，“反右”运
动暴风雨般来临，“三包到户”和党代会上的建言成了罪状。王定被定为“广西的
纳吉”和“环江右派集团头目”，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年之久的苦役流放生涯。
环江人民和王定一起受难，且苦难更为深重。王定的继任者洪华投上所好，高举“
大跃进”的红旗，放了一颗又一颗“高产卫星”。其中水稻亩产13万零434斤10两4
钱，成为至今仍未打破的中国暨世界纪录！洪华以浮夸虚报扛回了96面大红旗，紧
随其後的高征购却夺去了4万条生命。在那场遍及全中国的可怕的人造大饥荒里，广
西环江县饿死者占全县总人口四分之一。
      七十年代末，王定的“右派”得到“改正”，恢复党籍和原有干部级别，但
不予重用。事实证明当政者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经过了漫长的磨难，王定已看清
了共产主义的残暴本质，再也不是当年那位提枪上山打游击的青年布尔什维克。在
余生中，他始终不渝地作着一件事：调查、记录共产制度之残暴，并公诸於世。除
了刻骨铭心的“环江事件”，他还把极大注意力转向了广西文革史的收集保存。19
88年春，当我们在南宁相见时，他正在协助广西自治区“文革大事记办公室”编撰
审定文革史。他坚持秉笔直书，修出一部信史。这自然招来极大的仇恨。当压力大
到某种程度时，主持者打算委曲以求全，对文革史稿进行重大删改。王定则主张寸
步不让。他睿智地摆出两条前途供主持者选择：一是屈服於压力，对史实进行大幅
删改。眼下可过关，但修史工程一结束，就会有人拿着删改前的史稿来反攻倒算，
请你“说清楚”。那时班子已散，资料已散失，你有口难辩，於是“造谣诬陷”的
罪名难以洗清。一是顶住压力，拿史实拿档案资料把干预者硬顶回去。眼下艰难一
些，但无後患，还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就这样，王定和他的朋友
们终於顶住压力，保存了广西文革时期大屠杀与人吃人的悲剧史实。这既是共产暴
政之罪证，也是民族忏悔自新之起点。王定先生功莫大焉！
      王定先生晚年至少有两件值得欣慰的事：一是在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南方
周末》上发表了为环江4万冤魂请命的长篇文章，一了半生心愿；一是到丹麦儿子家
小住了一段时间，亲眼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他青年时代曾为之不惜抛头洒血的人道
理想，已经在大多数国度实现。当然不是靠杀戮、专政与奴役，而走的是另一条路
：和平、法治与自由。
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纪念王定。
      在这个集体健忘的时代，他就是纪念碑。
      在这个患软骨症的时代，他就是硬骨头。
      在这个天良泯灭的时代，他就是良心。
      在这个逃避英雄的时代，他就是英雄。
      他的名字，将长久地活在一切善良人们心中。
      (2000年8月9日於华盛顿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