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压制言论自由起家的江泽民，自上台以来一直紧紧把持着宣传舆论阵地，
一会儿搞所谓的“主旋律”教育、一会儿又是“三讲”运动，严密监控与舆论相关
的思想理论界；在江泽民、丁关根等人的眼里，一篇文章可以兴邦，也可以丧国，
可以将他推向权力巅峰，也可以将他跌入无底深渊，所以一有风吹草动，中南海就
会惊惶失措，往往作出神经质的反映。最近有新闻媒体报道，北京又开始了又一波
批判整肃知识分子、整顿思想理论界的“运动”，首当其冲受到高层点名批评和遭
到官方报刊不点名批判的有，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美国
研究所所长李慎之，近年来不遗余力推进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青年政治学家刘军宁
，还有退休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
研究所的樊刚。中共当局认为他们的言论出格，以不适合再发表文章和演讲来引导
年轻一代为由，封杀了他们的言论和出版空间－－凡是署他们名字的文章不许发表
、原来由他们担任主编的书刊必须换人；刘军宁甚至还被剥夺了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的权利，被强迫要求离开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到其他地方供职。海外舆论认为，这
是江泽民继“三讲”运动之後，发起的新的一波“清除精神污染”或新的反右运动
。
李慎之痛陈专制主义在中国借尸还魂
去年十月一日晚上，也就是江泽民举行建国五十年阅兵－－“登基大典”的
当天晚上，李慎之一气呵成写就了一篇让海内外震惊的檄文，《风雨苍黄五十年－
－国庆之夜感言》，该文经过互联网在海内外广泛传阅，在让许多有识之士拍案叫
绝的同时，也引起中南海“今上”的寝食不安，盛怒之下下令四处截查。於是，李
慎之被指责“鼓吹议会民主和多党制”，还被扣上“攻击中共三代领袖”、“否定
建国五十年成就”的大帽子。
在最近出版的《新世纪》中文网页上，以“李慎之专集”的形式，汇集了“
李慎之访谈录”、“李慎之叙往”、“专访：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老党
员忧党呼吁改革”、以及李慎之撰本人撰写的“悼念温济泽同志——一个老派共产
党员”等文章。虽然，这些文字尚不足以完整反映李慎之先生的全部思想观点，但
对於读者初步了解李慎之先生的人生旅程、思想变迁的脉络和他心忧天下的情怀，
还是有相当大的启发和帮助的。
出生於江苏无锡的李慎之，祖父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父亲曾担任《申报》和
《新闻报》驻当地的记者，他自己早在幼年时期就开始接受民主自由的思想熏陶；
在他就读燕京大学经济专业的时候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於是他去投奔共产党，到了
“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工作，後来出任新华社国际
部的副主任，分工主管《参考资料》(大参考)和《参考消息》。因主张的议会民主
、新闻自由，被毛泽东批评为要搞“大民主”，而被打成右派，行政级别降了六级
。直到大跃进以後，李慎之“削肉还母，剔骨还父”，开始以批判的眼光思考社会
现实问题。文革後期经周恩来点名回到新华社，七十年代末曾随邓小平访美。他被
认为是周恩来、邓小平所倚重的外交顾问。後来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
长，他是在社科院副院长任上离休的。
与许多多产作家或活跃的思想理论家不同，李慎之长期以来一直谨言慎行，
平均一年只写三篇文章，有人戏称他是“惜墨如金”，但是，李慎之却是当今难得
的一位大手笔，他的文章一旦出手，总是引起中国思想、文化界甚至决策者们的关
注。尤其是在他离休以後的这些年来，他的思想观点、文章言论更是备受各界关注
，与以前的低调形成对比的是，这些年他在思想理论解显得十分活跃，其影响力可
能登上了他一生的巅峰，一九九八年他为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的先声》一书写了序言，明确指出“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
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
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韧於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
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
福争光！”事实上，李慎之已经成为现在中国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重要领袖。
李慎之的一个重要见解是：二十世纪最後十年（即江泽民当政的十年），按
道理应是政治改革关键的十年，“但中国在政治改革上不但没进步，反而是倒退了
一大步。”“如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官员的腐败问题不但没法解决，反而会
越反越多，我敢说今天比昨天多，明天还会比今天多……”。中国大陆在民主的发
展上，李慎之提出批评不但远远落後於俄罗斯，而且落後於印度，“俄国行、印度
行，中国为甚么不行？”
原因之一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而且这种专制主义极容易受到民族主
义的支持。在一八四O年以前，本来无所谓民族主义，爱国就是忠君，忠君就是爱国
，实际上只是国家主义。鸦片战争以後，中国开始有民族主义的概念了。一八九八
年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梁和谭嗣同等人，既可说是民主派，也可说是有远见的爱国
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两年以後高举“扶清灭洋”大旗的义和团就是盲目愚昧而又疯
狂的民族主义者了。他们忠君，反而害了皇上；爱国，反而误了国家。这是因为中
国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一方面又有向之学习的必要。反抗与学习的双重关系
是很不容易摆平的。……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可以说已根本改观，但是过去的教
训仍要牢牢记取，特别要警惕民族主义变为国家主义。在二十世纪结束之时，别忘
了这个世纪在中国是以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开头的。
李慎之还指出，专制主义也特别善於利用集体主义为自己张目。“大公无私
”，“为集体而牺牲个人”，“斗私批修”，历来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专制主
义就正好利用之来压制个人自由。这也是中国历史的教训。这个自夸“上下五千年
，纵横九万里”的世界第一大国中，专制主义真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而且
还能借尸还魂，变本加厉。
年逾七十高龄的李慎之，前些年因为中风，不但给他的身体带来了痛苦，而
且也给他的行动带来了困难。但是，无论是来自政治的压力和肉体上的折磨，都无
法动摇他为之不息奋斗的信念，他强调“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今天已为全世界普
遍接受，中国不能自外於世界。如果再不及时启动政治改革，将来的经济改革甚至
可能像飞机在空中失速一样，造成惨剧。
茅于轼倡导民营经济声誉日隆
中国大陆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一九二九年生於南京。抗战时辗转於大後
方，一九五O年毕业於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以後二十余年从事铁道机械机车车辆研
究。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一九八四年从铁道部科学
研究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一九九三年退休，现任民办的北京天则经
济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生活
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等书。
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是他的叔叔，但是著名记者戴晴认为，如今茅于轼
的名声已经大大超过了他的叔叔。这主要可能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茅先生创办的天
则经济研究所，这一民间机构在九十年代十分活跃，聚集了一批社会精英；另一个
是他在大陆社会推动普及经济学知识的努力，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最近，笔者在互联网的“思想书屋”网页上，读到了茅予轼在九十年代中期
撰写的一部“经济学家随笔集”，题目是《谁妨碍了我们致富》（http：//soft1.
gz168.com/liberary/who/index.html），看到这个题目我就产生了一种把它读下去
的冲动。该书是“经济学家随笔集”丛书的一本，共分三编，作者从微观经济、宏
观经济、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三个方面，论述了该书题目所揭示的问题。
贫困一直是困扰世界的大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使这一问题的解决出现了转
机。茅于轼指出，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增长，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
，在十二亿人口的大范围内，实现了平均约百分之九的年经济增长率，从而使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四倍以上，并使绝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 ……我们希望这个增
长的势头还能再继续几十年。因此要求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能“按经济规律办
事”。事实上，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有非常巨大的潜力。我们可看到社会上存在着惊
人的浪费，许多可以开发的机会没有被利用。
曾几何时，中国社会全国上下一窝蜂的“大炼钢铁”，“三面红旗”大跃进
，结果造成了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造成了经济的大倒退，这种毛病也不光发生
在中国大陆，现在就正在北朝鲜重演。实际上，共产党国家最大的弊端就是领导人
的独断专横，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这也是妨碍人民致富的根本原因。中共实行的
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一种大包大揽，把一切都包下来的制度，这种制度管了许
多不该管的事，窒息人民间的创造性生产力，中国改革开放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
是“松绑”，松绑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有鉴於此，茅于轼编写此书，旨在普及经济学知识、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
率。在他看来经济学家的任何一个建议如果能被接纳的话，它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
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十亿元，所以这是大大有利於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件事。最近
，有新闻报道说，在北京的“新反精神污染”运动中，茅于轼因为倡导私有制而遭
到内部点名批评。这对於茅予轼不缔是一个讽刺：他只是在退休之後，因为倡导按
照经济规律办事，并据此提出了保障私有制发展的主张，却依然遭到当权者批评整
肃。这表明，在中国大陆真正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还是相当不容易的，妨碍人民
致富的传统社会机制还有其强大的惯性，这些似乎仅仅依靠普及经济学知识、提高
经济效率是无法解决的。这容易使人想到，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不断有仁人志士曾经
大声疾呼“教育救国”、“科技救国”之类的口号。
茅予轼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当局的批评是认为他鼓吹私有
化，吹自私自利。他已经感受到来自上面的压力，“有一些我写的稿子不能用了。
本来约我写的，後来告诉我说，凡是我的名字的稿子都不能用。再比如说，我主编
的一本书，主编的名字要改，不能用我的名字等等。”但他坚持私有化的一贯主张
，在大陆是称民营化，中国的问题就是国有经济太多了，而且它占用了大量的资源
，而效率是很低的。所以中国经济要想增长，必须要减少国有这一块。事实上过去
二十年我们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国有经济，而是非国有经济。所以这个主
张不光是我们在说，而且事实上我们也已经在这么做。
茅予轼强调，世界潮流是浩浩荡荡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嘛。这个潮流就
是市场经济跟民主政治。这个潮流是肯定要达到的。但是不要希望中国很快就能达
到。他预计大概要二十年、三十年，甚至要五十年，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坚持努力
的话。他坦陈，“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和谐的、经济能够蒸蒸日上的、人
对人互相尊重，而且是平等的。是这样一个平等的参预，平等的分配。是这样一种
理想的社会。”
刘军宁被迫离开社科院政治学所
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吴焓的《海瑞罢官》开始的，那么
这次江泽民整肃北京著名知识分子和整顿思想理论界，是从《光明日报》三月二十
九日刊登北京大学研究生来信发端的。这封“一位研究生关於高校思想阵地问题的
来信”，没头没尾的“匿名信”，《光明日报》在编者按中以所谓的“阵地意识”
，表彰了这封匿名信中所表达的近年来罕见的极左言论和僵化思想，对近年来活跃
在北京思想理论界的青年政治学家刘军宁进行了不点名的“大批判”。类似文革的
做法，重现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後的《光明日报》上，格外引人瞩目。
一九六一年出生的刘军宁，安徽舒城人，获得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社
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权力现象》（香港商务印书
馆、台湾商务印书馆），《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和·民主·
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译著有《第三波：二十世纪後期的
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等，并且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民主译丛》；他
担任《公共论丛》，《公共译丛》，《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
《民主与民主化》等书的编辑。刘军宁的个人文集也在多个国内外数个网页上公开
发表。
据知情者披露，这次刘军宁挨整，缘起是他应北大法学院学生会之邀作了一
个讲座。刘军宁本人在接受访问时介绍“去年冬天，我应邀到北大演讲，主题是波
普所著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当时，我的感觉是，绝大多数听众是非常同
意我的看法的。但也有个别同学，对我的看法有意见，觉得我讲的东西，同他们在
教科书上所学到的东西，反差太大，难以接受。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研究生给中央
写信，也给我们单位写信，反映我演讲中的观点所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刘军宁经常出入各大学演讲或开讲座，但因为他的学术成就受到国
内外同业的推崇，是一颗耀眼的学术新星，加上他谨言慎行的个性，似乎并没出过
什么“事”。但在这次演讲中，刘军宁似乎说漏了嘴，提到了所谓克林顿也没要求
人们团结在以他为核心的什么什么周围那样的话。後来北大法学院的一个博士生就
此给江泽民写了一封信。这恰巧触痛了江泽民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尤其在他紧锣密
鼓为自己谋求十六大“超常”连任的时候，江看了这封信後，对刘军宁的不满再也
按捺不住了，立即转批给了胡锦涛，胡在上面也做了批示转到社科院。社科院院长
、政治局委员李铁接到批示後，在出国访问回国的次日，立刻督办此事，让政治学
所找刘军宁谈话，限他十五日内另找单位，自谋出路，否则将予除名。所以，事实
上在今年春节後，刘军宁已经被迫离开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所了。
对於北大博士生的那封信，一般认为，反映出国内一些博士生急於想出人头
地的心理和他们所处的道德环境。江泽民利用“三讲”，大搞意识形态的复辟倒退
，使得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再度出现这类为投当权者所好、利用官方意识形态
躲在阴暗角落里放冷箭的急功近利式的人物。对他们，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中国人
其实是非常熟悉的，象在文革中叱吒风云的张铁生、李庆林、黄帅等，就是靠给最
高领导人写信、告“御状”，或着被树立为“反潮流”的典型建立“功名”的。当
然，他们没一个得到好下场。也许是因此，这个人的名字没公开，北大校方也竭力
为他保密。（另外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博士生开始只是写信给北大党委，经北大党
委中的几个极左人士策划修改後，变成了写给江泽民的信，如果这个说法言之有据
，北大校方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保密”。）
但是，从不敢公开姓名这一现象来看，江泽民和给他写信的人，已经及不上
毛泽东和他的上书者们那么“理直气壮”了。这其实已是中共当权者与写信者之间
的“个人隐私”，然而，“具怀逸兴壮思飞”的江泽民，却试图把这样一种“个人
行为”演变为迫害大陆知识分子和思想自由的“政治陷井”，北京有人称江泽民拿
刘军宁开刀是整肃知识分子的序幕。据悉，中宣部在人大、政协两会後，由（现已
到中央办公厅任第一副主任的）副部长白克明召集中宣部理论局、教育部、北京市
、社科院、北大和《光明日报》的头头脑脑密谋，布置批判刘军宁等人的具体运作
。就是在这个会上决定：由《光明日报》发表经过摘选的北大研究生的信，然後由
北大、社科院政治学所、教育部、北京市等单位组织五篇文章，陆续对信中所批的
刘军宁观点进行分别予以批判。眼下有的部门或作者已经交稿，四月三日《光明日
报》已发表两篇，一版转二版是署名“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题为“思想
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好像是老毛的话，让人有恍如
隔世之感。第二篇是三版头条，署名“燕文”，作者是北大的，题为“牢牢把握正
确导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高校思想阵地”。《光明日报》四月六日再度发表
署名政治学所文章，批评某些学者的引导作用。文章说，如果是偏激，带有个人偏
见色彩，不实事求是，不冷静认真，而是哗众取宠，借著介绍西方名著发泄自己的
不满，那么，这种讲座不仅仅是消极的，而且是违背社会科学工作者历史使命的。
据消息人士透露，此文的捉刀者乃是政治学所一个从山西调入的不学无术之人，因
其是中共御用秀才、著名法学家张友渔的後人而混迹社科院。
看来，此事的後续发展还难以预料，江泽民此举的用意是继续炫耀和展示自
己不容挑战的权威，为他在下一届连任中共第一把手作铺垫。日前，中宣部召集了
全国理论工作座谈会，一些过去比较活跃的人物又跃跃欲试，批这批那。中国政坛
又进入了一个微妙的时期，最近宣传系统的负责人频繁变动，《人民日报》有包括
周瑞金在内的三个副总编退下来，新接任的一位是从新闻出版署调去的一个副署长
，另两位是在《人民日报》内部提拔的。此外，中宣部出版局的一个副局长到出版
署任署长，理论局局长升任副部长。
目前仍在北京的刘军宁在接受访问时公开表示《光明日报》发表的这封信与
他被迫离开政治学所没有直接的关系。“当时，他们对我的指控是，一是接受境外
记者采访；二是指责我在海外刊物上发表文章。”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指出，这已经
是第二波因为政治观点学术观点问题而从社科院政治学所往外赶研究人员了。几年
前，该研究所的陈小雅、杨百揆等人，也是因为所谓“胡乱放炮”问题而被请出了
研究所。《八九民运史》一书作者陈小雅断绝了经济来源，至今没有著落。
刘军宁认为，中国仍然要搞市场经济，就不可避免的要谈私有财产，私有制
和个人主义。因此，他感到困惑的是，在如此的大环境下，在需要这些思想的情况
下，为何要再度开始批判这些思想。他搞不清楚，到底是甚么因素，导致了今天这
样一个局面。然而，刘军宁也坦承，他对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到非常意外。他认为
，中国虽然改革多年，但许多情况没有改变。巴金一直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到现
在没有实现。中国的体制，有很大连续性，“过去发生的，现在会发生，将来也可
能会继续发生。”
“六四”後，江泽民要树立个人权威，尤其到了现在，要为十六大作权力部
署，他的动作有点反常。以前搞“三讲”。基本上是侧重与“正面教育”，比较多
的是从正面去宣传毛泽东传统思想。并没有像邓小平时期那样开除方励之，刘宾雁
，王若望。现在，他执政十年，好像权威已经树立起来了，要开始显示个人的能耐
了；或者正好相反，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令他坐卧不安，他对自己的权力缺乏
起码的信心，因此他的一些作法，同前几年有所不一样了。对此，需要引起大家的
警惕！
刘军宁近年来一直不遗余力地倡导自由主义，是前年北京小阳春的代表性人
物之一，他经常与海外学术机构交流，或接受外国媒体的访问，所以也经常被当局
穿小鞋，前两年美国国务院将其作为杰出人士邀请他访美，他的“主管”领导就是
迟迟不批；去年社会科学院评定职称时，论学术成果刘军宁在政治学所应该排第一
，但最後却因政治原因而落榜。如今，他又沦为了江泽民新一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这将对中国大陆方兴未艾的自由主义思潮产生什么样的冲击，人们正拭目以待。
对於刘军宁的遭遇，海外中文论坛有网友指出，全是政治学所代所长白钢带
来的。该网友引用政治学所消息人士的话说，白钢匿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
批判刘军宁，因为白忌妒刘，把刘在海外发表的文章收集起来，作为刘’胡乱放炮
’的罪证，导致刘军宁遭到批判被除名的下场。但是，白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
表示，这种说法完全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这件事情同我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那是组织行为”。白钢证实，刘军宁是高层直接点的名。另外，白钢说，光明日报
的文章也根本不是他写的，他只是第二付所长，根本不是代所长。他没有批判刘，
相反，他和刘没有任何矛盾，关系一直比较正常。至於为何有人颠倒黑白，他没有
办法控制，不过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早晚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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