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二十世纪
──我的北京十天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２日：
中午从伦敦飞抵北京，第一次使用“首都机场新楼”，银灰色九十年代风格
，宽敞漂亮，与七十年代建造的老楼构成鲜明对比。但我熟悉的“长龙”犹在：海
关的护照检查口仍然太少，数百乘客中外混杂，排队等待，无可奈何。
出机场上路，天空亮蓝，远山清晰，一付记忆中北京冬天的典型景色。问出
租车司机，得知第一是前几天大风，吹走了污染；第二因时间已近“世纪新年”，
一些污染严重的工厂被勒令暂时停产，以保证新年庆典的风光。“平时灰蒙蒙整天
大雾，”司机说。
友友的母亲家住北京天坛东门附近。她三八年之前参加革命，现享受付部级
离休待遇。一见面，寒喧几句，就抱怨今天人们对无职无权的离休老干部的冷淡。
确实，一年多以前回国时已坏了的抽水马桶，至今未修，每次用过後，得提水冲洗
。顺便一提，在中国期间，很少见谁家的马桶没有毛病。
夜，须盖双层被子，忘了北京人家里的暖气如此之弱。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３日：
零下十二度。据说这是二十年来北京最冷的白天。
早起，急於看看北京，与弟媳等逛有名的红桥市场和秀水街市场。两处都是
私人凭执照摆摊的市场（过去叫“黑市”），规模极大：红桥市场上下四层楼，刚
安装了防火系统。秀水街市场纵横几条街，露天经营，一杯热水暖手，买者卖者都
很辛苦。但货物的吸引力极大：海水养殖的珍珠项链，一米半长，颗颗又大又圆，
非常美丽，仅卖２４０人民币（约２７美元）；而做工很好的仿西方名牌服装，满
目ＧＩＯＲＧＩＯ
ＡＲＭＡＮＩ、ＧＵＣＣＩ、ＶＥＲＳＡＣ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ＤＩＯＲ、ＣＨＡＮＥＬ等等，一件只卖人民币５０－１００元（５－１０美元）
之间。假名牌的皮包、手袋，以人造革模仿真皮，价格却只有原作的十几分之一。
卖主几乎清一色是“有五块钱赚头就卖”的浙江人，因为没人能跟他们竞争。买主
则以西方旅游者为多，更常见俄国、东欧来的批发商贩（北京人称“大鼻头二道贩
子”），买者中文之生硬，正配卖者英语之简陋。中国人问价的很多，掏钱买货的
却少。“生意太难做，”小贩说：“谁都攥着钱不花，预防将来有什么麻烦！”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４日：
午，上次归国认识的Ｌ女士驱车来接，赴光熙路一北京家常菜饭馆。满屋传
统风格装修，红木家具。顾客进屋出门，跑堂们均齐呼：“来啦，三位！”“送客
，三位！”笑容可掬，礼貌周到，当然是职业性微笑，但历历在目的，是十余年前
，国有制下著名可怕的服务员“冷面”，商业竞争带来的变化之快，真恍若隔世。
Ｌ女士生长於宁夏，曾徒步旅行西部许多地方，数年前来北京，以自由撰稿
为生。她刚出版了散文集《西部的忧郁》。此书属於“新青年丛书”──名称来自
“五四运动”时著名的启蒙杂志──全丛书共五本，作者都是六十年代出生。其中
余杰被称为当今最具批判性的大学生作家。随手翻开他的书，一眼看到他对目前极
畅销的散文家余秋雨的批评：指出成天教导别人“面对历史”的余秋雨，其实正拼
命回避自己文革中作为“宣传打手”的历史。揭露可谓一针见血。此丛书全由个体
书商Ｓ君运作：从组稿，到向国家出版社买书号（书号仍由国家统一控制，但官方
出版社可把自己的书号卖给私人书商，以此“创收”。一个书号的普通价格为人民
币１５０００元左右。出一本书或一套丛书都需一个书号，因此书商为降低成本，
多喜欢出版丛书），然後印刷，直至在报刊上组织评论（如不是朋友，每篇须付给
评论家１０００人民币）。
晚，Ｗ女士派车来接，赴通县她的家宴。通县在京东十五公里左右，原来总
觉得远在外地，现走高速公路，仅十来分钟可达。Ｗ女士的“木真了”时装，创造
性地更新中国传统服装语言，为国内最成功的名牌时装之一，三年前起步，现在全
国已有三十多家专卖店。
晚餐极丰富。见诸多诗友；及若干集居此地的艺术家，西郊的“圆明园艺术
村”（俗称“西村”）被查封後，他们搬到东郊的通县，建起“东村”；又有在澳
大利亚流亡时的朋友Ｌ君，当年一同“洋插队”，此刻在“自己的外国”重聚，感
慨万端。大醉，夜留宿Ｗ家。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
与艺术家Ｙ君谈我为南韩“光州艺术双年展”所写的文章《伪造的成功及其
他》。Ｙ君告之看过、并很喜欢友友的美术评论《谁玩谁？》，令我们十分惊喜，
因该文九二年发表於海外中国民运刊物《北京之春》。Ｙ君说是朋友自国外辗转带
来。
应Ｗ女士之邀，参观她设在通县的服装工厂。“木真了”为纯私人企业。Ｗ
的父亲，从军队退休後任“木真了”服装工厂厂长。两座楼的工厂，厂房面积两千
多平方米，雇佣三百多人，大部份是外地青年女工。车间按工作程序分为电脑设计
、剪裁、手工缝制、检验等等。在销售科，遇到西安来的销售员，说这个月西安一
地的销售额已超过了二十万元人民币：“因为货好嘛，要不是我和Ｗ女士熟，简直
就抢不到！”
下午，在北京燕莎商城“木真了”展销专柜，见５００元左右一件的“木真
了”服装，买主络绎不绝。据说在这里展销的第一天，营业额就达６００００余元
。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时装明显超前於普遍生活水准，连买了一件无袖夜礼服的德
国记者也说：“找不到机会穿它。”那买“木真了”的中国白领们，到哪儿穿它们
呢？
迄今，成功的“木真了”，却仍是中国传统经营：靠人们口传眼观扩大影响
，却既没有图录也不拍电视短片做广告。这使它很难跨出中国国界。虽然，中国著
名女演员巩俐将穿着它，去下届柏林电影节当主席。
正谈这个题目，经营影视中心的Ｌ君来电话，听说要拍“木真了”的时装电
视短片，连呼：“好主意！”
晚餐，与ＢＢＣ的Ｈ、南德时报驻北京记者Ｓ等聚於日坛公园内的“羲和雅
居”。餐後到Ｓ家小饮。他住的“迪阳公寓”，内部复式二层，远跳北京夜景，为
中外混居的高级商品公寓，谁有钱都可以买，２０００美元一平方米，只收美元。
保安、车库、卫生服务，都按国外水准，一应俱全。可惜，上楼参观时赫然发现，
刚建好几年的房子，墙已经裂了。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６日：
作家出版社Ｔ君、书商Ｓ君、作家Ｌ女士来谈友友长篇小说。Ｓ君，西安市
人，样子憨厚，但对出版事务精通。因不了解友友作品，询问很仔细，特别关於：
一，小说是否好看（即可读性，与市场直接相关）？二：会不会惹政治麻烦？书商
与出版社的关系是：出版社既要卖书号挣钱，又得对以自己出版社“名义”出的书
负政治责任。在钱与丢官失业之间，当然後者更重要。如果一本书有了麻烦──最
糟是被查禁，次之被点名批评──出版社重则停业整顿，领导换人；轻则被减少书
号配额，那等於减少收入和经济制裁。而书商与出版社的合作关系也到此为止，这
是双方都竭力避免的。因此，当Ｓ君听说友友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关於文革时一个
女孩对挂在公共浴室中的毛主席像的性心理反感，他特别关注。既觉得是一个好“
卖点”（性、政治），又怕出事儿。Ｓ君坚持先读书稿，再最後决定。
晚抱病赴书商Ｄ饭局。九四年，Ｄ冒险出版友友与我关於国外流亡生活的书
《人景．鬼话》，多年不见，格外亲切。Ｄ刚又冒一险，出版了《新诗三百首》，
与过去官方编选诗集的原则完全不同，这部诗集中的作品全由诗人们投票选出。他
也很想再出版我们的书。同席作家Ａ，已故著名诗人之子，自己既写畅销小说，又
是北京地下古董市场上的活跃商人。
饭後同赴北京艺术圈的据点“忙蜂”酒吧，见诗人老友Ｍ、Ｚ等。因今天是
周日，来人特多：重逢八九年我被禁诗集的编辑Ｗ君、封面美术设计师Ｗ君、行为
艺术家Ｍ君等等。更晚，大连房地产商、诗歌爱好者和赞助者（他刚给国内几位诗
人每人赠送了一台最新型价值数万元的的电脑）Ｗ君来，对我以“大哥”相称，晤
谈甚欢。时酒吧内已醉态纷呈。未几，诗人Ｚ突然用酒瓶砸向某编辑，顿时额角鲜
血淋漓，乱作一团。原来安静饮酒谈话的九十年代气氛，突然返回了我熟悉的八十
年代。後更有台湾人不知为何，拔刀与大陆人打斗，流血更多。有人笑称：回到四
十年代“内战”了。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７日：
Ｌ女士来接，赴海淀“国林风”书店，参加“新青年丛书”首发式。此为近
年兴起的书刊促销方式：由出版者与书店合办，广邀文化界名人和传媒机构，先研
讨，再作者签名售书，然後传媒大肆宣传，造成更广泛的市场效应──术语叫“炒
”。此法开始颇有效，但後来书书皆“炒”，现在已信用大降。不过因“国林风”
是京城著名的私营文化书店，紧邻北京大学，读者群更知识化、更严肃，加上这次
首发的丛书名称“新青年”，直接唤起人们对“五四”以来各启蒙学生运动（当然
包括“六四”）的回忆，所以观众十分踊跃。书店设在地下一层，布置与西方书店
相似：采取完全开架式（这在以偷书为时尚的文革後期简直不可想像）。我们到达
时，已聚集了近二百人，团团围住书店里端的长桌。首发式由以思想开放著称、现
被“暂时停刊”的《方法》杂志主编主持。先由五位发言人，分别谈丛书中的五本
书。我生平从未参加过此类活动，却被要求第一个谈《西部的忧郁》──Ｌ写她在
西部长大和经历的故事。我谈到她书中描写的家人之间朴素的爱：她的母亲，几乎
是文盲，仅凭直觉为生存搏斗和保护孩子们，却显示出完整丰富的人性和常识。相
比之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追赶过各种时髦理论，结果不仅没使中国现代化，
反而落到孩子批斗父母、夫妻互相揭发、朋友间落井下石的地步──一个世纪後，
甚至丧失了原来最基本的道德水准和“常识的能力”──努力到了零下！我之後的
发言者，均为国内著名的自由派知识份子（许多名字曾见於不久前热闹一时的“自
由主义”和“新左”之争），不少言论确实大胆：如北京大学的Ｒ君，上来就批评
丛书作者之一余杰不该为别人题辞，因为“那是愚蠢如李鹏才干的事！”又谈到“
法轮功”：“我不是法轮功成员，可我仍捍卫人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关於政府建
国五十周年庆典的挥霍：“那都是下岗工人们的钱！”等等，每点到要害，观众都
掌声雷动。我听着，恍惚中真不知身在何处！因在病中，我告辞先走，有记者和观
众追出，要求采访和签名，对重见消失已久的我十分惊喜。出了“国林风”，热烈
的声音言犹在耳，扑面而来的却又是那一个熙熙攘攘、麻木不仁的现实，且因为与
刚才的反差之大而加倍沉重。究竟是中国政治真容纳了更多的声音、或者这其实正
是知识份子的一种“手淫”：满足於以言词的发泻遮掩行动的无能？谁能回答？
下午休息。看电视新闻：中国１９９９年全年税收逾一万亿人民币。一个大
数儿。但庆祝五十周年的“国庆”工程就花了９０００亿──一个官方庆典，花掉
全国全年税收的百分之九十！这在西方简直无法想像！纳税者是否会否把这两个数
字连在一起？
晚，北京青年报名体育记者、前诗人Ｄ，设计了全套节目：先宴请於“妇女
活动中心”（妇女联合会）；後又赴酒吧街上的“ＶＯＧＵＥ”酒吧喝酒跳舞，整
晚消费超过３５００人民币（约４００美元），都由Ｄ付。这远不像他说的月收入
１００００元的生活水平。八十年代那个到处“蹭饭”的地下诗人在哪儿呢？
重逢“九十年代作家”Ｌ君，谈起他工作的某出版社，一字评语：“黑！”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８日：
上午，“文化时报”记者Ｘ来，作长篇采访，据说将用“武侠小说”（！）
手法写我在国外的经历。谈二小时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Ｊ又来，再作一采访
。此杂志颇有趣：印刷极精，图片、文字亦讲究，每期分Ａ政治、Ｂ文化、Ｃ特辑
，上期特辑关於几乎与新版一百元人民币同时出现的大量假币。但细读政治版，漂
亮外观下，内容仍受限於官方口径。看来与他们想要办成的中国“时代周刊”，距
离还远。
中午ＢＢＣ记者Ｈ约请到外交公寓，作关於北京城市建筑的采访，却在门口
被卫兵拦住，因为我没带我的新西兰护照（又没有一张大鼻子的“护照脸”），而
中国公民不准随便进外交公寓。在国外住久了，忘了中国的规矩。
下午到红桥北里，访老作家Ｙ和Ｋ。原来约定的，临出发打电话却没人接，
只有冒险践约前去。找到地址，防盗门紧锁。敲了又有人应。原来Ｙ君被反锁在内
。他把钥匙从窗口扔下，我从外面开门进去。八十五岁的Ｙ，本身就是一部活历史
：三十年代的青年“现代派”作家，满怀理想投奔共产党，之後几十年尽心竭力为
党宣传，当过文艺高官，打过别人“反革命”，却又用写作儿童文学保存着一点“
自我”，直到文革中自己被打倒，才有了真正冷静反省的机会。他自己曾说：“我
在政治和文学上都划了一个圆，最後回到了二十岁的起点。”八十年代，北京现代
文学青年群中，他算一个最老的成员。八九年他参加了签名要求释放魏京生，之後
很久没有消息。多年没见，Ｙ头脑敏捷依旧，询问海外他认识的中国作家状况极详
细。他身体尚可，只腿有毛病，行动不便。真正可悲的，是他的妻子Ｋ，我们曾尊
称为“阿姨”的诗歌老编辑，现在患了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狂，每天想象有人要害她
。这十几年，Ｙ的精力全花在了照顾Ｋ身上，以至他自己构思中的回忆录，至今动
不了手。Ｋ今天出去，全无消息到现在未归，却把Ｙ反锁在屋里。Ｙ只有苦笑：“
一个细节。”我能说什么呢？一个时代的缩影？
晚，影视中心Ｌ君在家设宴。重见众多旧识：八三年在藏北高原同睡一铺土
炕的诗人Ｗ，现已混到了北京市委付秘书长的高位（人称“直升飞机干部”）；八
九“六四”後曾锒铛入狱的Ｇ，数年後又当上了某杂志的付主编；因在天安门广场
朗诵诗，和我们一起流亡新西兰的Ｘ，还在悉尼开出租车；写了《超限战》一书引
起海外大哗的Ｑ，声称：“其实就几个搞民运的中国人瞎吵吵，替老外操心。”…
…谈起二十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认为“革命”两个字害人不浅，弄到现在走投无
路，还得返回资本主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可中国之不幸，在一开始“民主”
与“民族”就纠缠不清：四亿汉人怎能同意让五百万满人“君主立宪”？今天的问
题是：到底中国社会的实质是什么？这是一切改变的起点。但它显然无法直接在西
方历史中找到对应。有人建议：“还不如中国人和江泽民做笔买卖，他给中国真正
的立宪，中国人给他当个空头皇帝──没有退休年龄，还代代相传！”众皆呼妙，
甚至开玩笑要建“民主君”党：回到二十世纪初，从头开始“改良”。可惜，历史
不是玩具。
我肯定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还相信“共产主义”（虽然不乏共产党员），那是
什么把他们和这个政权连在一起？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９日：
中午，想出去走走，先想去圆明园废墟“怀旧”，後又决定与Ｔ君去他刚分
的房子──在西三旗，我文革中插队之处。坐出租车，经三环上京昌（昌平）高速
，二十余分钟後到达，才发现：他的新居正在我曾“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地头上，
步行五分钟，就是我难忘的社会大学黄土南店。问出租车司机，这儿离城仅１０．
５公里，近得难以想象，当年完全可以每天收工後骑车回家！但那时此地的荒凉和
两个月回家一次的规定，却把距离大大拉长了。Ｔ住新建的“育新小区”，属照顾
教师的低价商品房，每平米２０００元人民币。他是单位分房，不必付钱。但这个
社会主义的好处，已到了尽头：国家的“住房改革”，决定今後不再继续公房制，
所有住房都必须私人购买。这对大部份工薪阶层构成极大压力（这也是为什么，尽
管目前银行一再减息、且加收利息税──“挤钱入市”──但人们仍宁肯存钱，毕
竟买遮风挡雨的房子最重要）。这方面，Ｔ幸运地赶上了末班车：这一室一厅的单
元虽不大，但免费而得，将来只需付很少钱即可“公转私”。刚刚离婚的他，正认
真装修小窝：“终於有个自己的地方安静安静了。”他说，衬着满屋刺耳的电锯声
、钻机声、刨子锤子声，整体设计的固定式家具（包括电脑桌），正由外地包工队
加紧施工。
我是不是该告诉Ｔ：离他家一分钟路之处，文革中曾活埋过十九个人，仅仅
因为他们是地富的亲戚？
从Ｔ家出来，搭乘一位农民的“黑车”（无照出租车），赶去黄土南店。我
还依稀能找到去村子的路，但到了村边，却大吃一惊：整个村子成了一片废墟。荒
草和残雪间，处处断壁残垣。原来纵贯全村的大道，现在竟已无影无踪。车子只能
沿村边绕行，幸亏司机是本地人，还能指出一些我记得的地点：池塘已经填平，可
那棵老树还在；“知青宿舍”已拆毁，却仍剩两堵半土坯墙（初恋还记忆犹新呢！
）；当年被称为“大铁架子”的高压电线，已显得又旧又小，我就在它下面，学过
人对土地既爱又恨的“课程”；我抬棺材走去墓地的黄土路哪儿去了呢？满眼荒凉
中，根本无处可寻……司机说：整座村子的地皮，已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只因村
民不满乡政府对１．５亿人民币现金的分配，阻拦平整土地，才荒弃至今。不过，
协议已经达成，至迟明年三月，就将动工建楼，水泥地面将覆盖住所有的记忆。自
从一九七七年我和村干部闹翻，逃离这村子，这是我第二次返回。我还清清楚楚地
记得，第一次是在一九八二年的冬天，一个黄昏，也是先在圆明园散步，而後突然
涌起一个愿望，跳上公共汽车，进村时天已黑透，我谁也没找，只摸到住过三年的
宿舍，从窗户的破玻璃望进去，土炕、草席、纸糊的顶棚熟悉依旧，借着雪光，墙
上突出一块白影子，我的小狗被民兵连长杀死後，它的狗皮曾钉在那儿……此刻，
我忽然意识到，我站在一个历史的终结处。一个不知已存在了几千百年的村庄、和
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将到此为止。那其中，也包含了我在此留下的短短三年。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０日：
晨起，看电视新闻：宣判四名“法轮功”地区组织负责人。罪状为法轮功被
宣布为“邪教”後，拒不改悔，继续组织练功等等。讽刺的是，这四个“罪犯”，
挺胸昂首，大义凛然，充满为信仰献身的气慨──正象官方宣传中“共产党英雄”
的形像。
再到Ｌ女士家，见书商Ｓ，他已请人读了友友的新长篇小说，且评价甚高，
因此急於与友友签订合同。最後谈妥的条件：Ｓ付２７５００元人民币“买断”。
先付订金５０００元；找到出版社（出版社审稿通过并卖给书号）後，再付１００
００元；最後，书印出时全部付清。合同签字。Ｓ仍表示忧虑：这将是他做的第一
本小说，据说现在文学类书极难做，读者只对政治、时事类作品有兴趣，或者是纯
消遣类。他希望出书时能得到我们全力支持，那意思是：找朋友们广做宣传。
可惜，一月初我不在北京。Ｓ告之，那时全国私营书商将集聚北京，举行自
己的订货会（书展）。方式是：找一个大饭店，每个书商租一个房间，摆出自己出
版的作品，互相交易。因为目前中国官方的出版、发行系统已基本被淘汰，书商的
能力无远弗届，所以每次北京书商订货会都是盛况。谁在如此有效地组织这样的活
动？运作社会主义国家内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系统？实在值得一看！
下午，原甘肃诗人、现在北京办电脑杂志的Ｃ来。八八年一别後历尽沧桑，
除托人带过一信，几乎全无消息。但一见即谈起“六四”，谈起当年她如何掩护天
安门逃出的通缉犯。我还记得，在国外遇到被她掩护过的Ｌ，一听他说掩护者的名
字，我脱口而出：“你找对人了！”十年过去，那一幕记忆犹新。Ｃ的杂志属科技
类，每期一本附两张软盘，价格２０元。销售对象为十五－二十岁的“电脑一代”
。在今天“网吧”、“网友”遍布的中国大城市，Ｅ－ＭＡＩＬ、ＩＮＴＥＲＮＥ
Ｔ早已淘汰了人际间的传统接触方式。听说我至今仍用钢笔写作，而且不知怎么用
Ｅ－ＭＡＩＬ，Ｃ不禁大笑：“下次回来，带一部笔记本电脑，我帮你装好全套附
件，回伦敦插上就用吧。”
晚，有文坛第一“大腕”之称的商人兼诗人Ｌ请客。此人刚以控股方式买下
湖南有上千年历史的岳麓书院，和有名的岳麓出版社，听朋友Ｔ说：报刊摊上一半
杂志都是他的。我到北京中医医院门口等，却没想到旁边停的一辆黑色大奔驰，就
是来接的专车。Ｌ宅是占地两千多平方米，原为军阀张作霖的北京公馆，依稀可见
当年的气派：有主房、花园、假山、花厅、球房等等，可惜装修品味和质量都不甚
高，花园里一段假长城，更不对路。但Ｔ极热情，给我们介绍他的几个“大手笔”
：邀三千余专家重新评注的《中国传世藏书》，自先秦诸子起，直到二十世纪上半
叶的现代，囊括数百部精美装帧的名著，每套售１２０００美元，首批几千套一举
售罄；刚刚出版的《西方百部名著》：全英文，自柏拉图到傅柯精选，绿布封面烫
银字，每套５０００元人民币，首版也已卖完。两套书主要都是私人购买收藏。Ｔ
家墙上有大幅朱熔基与Ｔ的合影。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二十世纪最後一天，在中国度过，对我这个特殊“老外”来说意义非凡。
上午在友友母亲家，与她从兰州回来探亲的大哥谈话。他四十年代出生，现
已近退休年龄，属四九年後最没受过“现代化教育”的一代。他退休後将只拿现工
资的百分之七十，户口又在外地，到北京另找工作，知识结构已太老旧。他家四个
兄弟姐妹，下面三个都或出了国、或在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中国企业工作，因此友友
母亲最担忧的仍是这个老大。也许因此，他满嘴怪话──中国当代的口头文学──
：“工资发一半，领导有‘皇冠’；工资发不了，领导买‘蓝鸟’；工资发不齐，
领导坐‘奥迪’……”（三者都是进口豪华汽车）。
下午两点，因书商Ｄ力邀，赴西单图书城，参加《新诗三百首》签名售书。
久别重逢老诗人Ｎ、诗评家Ｘ、Ｗ、Ｃ、Ｔ、诗人Ｘ、Ｊ、Ｗ等等。因为私营书商
极少涉足诗集，来采访的传媒颇多。北京电视台、北京各报刊及外地一些文学报刊
，多把关注点集中於“商业与文化”、“诗在当今社会中的位置和意义”上。由於
Ｄ事前已在许多报刊登出广告，来人很多：“我会背这里很多诗，”“上大学时已
在读你们的作品了，”不绝於耳。当诗人们接受采访，不在签字台前，读者宁可持
书等候。图书城的工作人员说：这在签名售书式上颇为少见。整个活动近两小时，
共售出《新诗三百首》二百余套（每套三册，共４５元）。
诗人Ｗ赠他编辑的《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版。收入“六四”至今几十篇重要诗论诗评，及诗歌活动大事记、诗歌词语注释
等，颇具资料性。此书出版的潜台辞为不久前国内诗歌界的“南、北”之争：南方
诗人以“民间”、“口语”为标榜，对北方（北京）诗人宣扬的“知识份子写作”
发难──批评北方诗人依附“权力话语”。读Ｗ的此书序言，则反击南方诗人名为
谈诗，实质正在於权力争夺。令人痛感半世纪以来权力思维方式的污染之深，虽诗
界不能避免。最可惜的是，在这样的“争论”中，被漏掉的也恰恰是诗。
京－津高速很好，开得快只须四十分钟，可从天津出口到我父亲家，不到二
十公里又开了一小时。天津全无北京吃喝玩乐的靡烂色彩，却一片灰暗破败。街道
冷落凄凉，新年前夕也未见多少节日气氛。司机说，都是因为天津原国营大工厂密
集，所以现在下岗工人太多，不少人家每月仅２００多元，糊口不易，还过什么节
！“红富士苹果北京十块钱三斤，这儿十块钱四斤都没人买。”他说：“当年是工
人阶级老大，现在国家一变，又一脚把工人踢开。给它卖了一辈子命，到头来还是
牺牲品。什么玩意儿！”
我曾设想过各种方式度过这个“世纪新年”，後来，还是回到最朴素的一个
：在中国家里，和父亲一起。过去十多年，失去了太多与他“相濡以沫”的机会（
庄子有时太浪漫了点儿）。这个所有人一生只有一次的日子，仍只是个象征性的弥
补。我常说，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的“不得不”，多到说得、活
得都自然而然。至少，突然切入我履历的流亡生涯（不伦不类的“新西兰公民”）
，已使我一生逃不脱荒诞。
所幸，经商忙得要死的老弟，这次也抽空同来。我们和父亲及他的女友一家
，到预先订好的餐厅吃年夜饭。从４００元到８００元一个的包间，虽在天津，也
已订完。我从欧洲远道扛去的两瓶红酒，给晚餐增色不少。包间里有电视，可以边
吃边看新年晚会的电视转播。今年，北京中央电视台首次把特派记者从悉尼、巴黎
、伦敦、纽约等地发回的报导，穿插进自己二十四小时不停的新年节目播出。因此
，中国不少观众通霄不睡，等着看悉尼海港大桥上的焰火、伦敦的“千年轮”等等
。但中国官方的庆祝节目，仍充满政治宣传的老一套：江泽民祝辞、党和国家领导
人集体露面、“中华世纪坛”（模仿古代皇帝“祭天地”的天坛、地坛）、“中华
世纪钟”（延续数千年帝国大典的“铸钟”传统）、零下十几度的寒流中，衣衫鲜
艳而单薄的人们（包括孩子）载歌载舞……不久前的澳门“回归”，当然是一大主
题。频频出现的“台湾”二字，指出“祖国统一”的下一个目标。豪华的排场、尽
情的铺张、对“太平盛世”的着意喧染（各台正争相播出电视剧《贞观之治》，讲
唐朝开国皇帝李世民的贤明统治──我爸爸说：这不就是指江泽民吗？），与下岗
工人聚居的天津比较，显得既讽刺又遥远。
饭後回到父亲家，度过二十世纪最後几分钟。电视节目还在继续，而我们谈
着自己家过去几十年的经历。父亲出身於极富有的汉族商人加满蒙贵族家庭，天主
教的辅仁大学毕业後，二十岁不到，就与“剥削家庭”决裂，投奔共产革命。之後
的一生，只是目睹自己早年的梦想一步步破灭。他的明智，在於有意识地退出那个
疯狂的时代：从外交官到大学、从“老革命”教授到开会公开睡觉的“落後份子”
。我评价：“你一生最大地成功正在於你的一事无成。”这至少给他晚年的内心平
静。但现实却仍动荡：老干部的退休金也赶不上物价飞涨，虽有我姐姐和弟弟的“
赞助”，我爸还得考虑自力更生：他经过两年多在股市上“付学费”，希望今年终
於可以开始赚钱。“但你不觉得，从你当年背叛有钱的家庭到现在，是白白转了一
圈吗？”我问。爸对此唯有报以苦笑：“只能想想还有比我更惨的人们吧。”
新年的钟声敲响，至少对中国人而言，二十世纪可算过去了！
一秒钟後，纪元数字就将有一个全新的写法。可那真会是一个“新的”世纪
吗？□ (２０００年２月６日伦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