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日上午九时，我被西安市警方传讯。一处的干警要求我
说出在此之前我在一些呼吁政治改革的公开信上签名的情况。我拒绝交待这些“问
题”。我讲了我的政治观点并就此与警方人员急诊。他们在传讯记录上没有记下一
个字，五个小时後我被释放，随後我就写了第一篇《答讯纪实》。十个月後，一九
九九年四月十五日，我又被陕西榆林地区子洲县公安局传讯，随作这篇《第二次答
讯纪实》。
一九九八年春天，陕西子洲县裴家湾乡12600多名农民向榆林地区中院提出诉
状，状告乡政府弄虚作假，加重农民税收，并打骂、关押、游斗农民。此官司一直
打到陕西省高等法院。为此，有关当局把裴家湾乡视为政治敏感地区。严格限制传
媒到该地区采访。因此在此之前，已有中央电视台、《华尔街日报》等多家传媒记
者到此进行了采访报道。一九九九年三月，陕西省高院对此案作出了判决。九九年
四月，我以个人身份走访了这个乡的部分农民，主要了解他们对高院判决的反应，
不想这惊动了子洲县政府及警方。我是四月十四日下午到达裴家湾的。四月十五日
中午一日多，我乘当地客运的机动三轮车离开裴家湾，准备到田庄换乘去西安的长
途客车。三轮车驶出裴家湾十多分钟，在离裴家湾六七里的地方被子洲县警方的警
车截住。他们在这里下手，估计是为了防止在裴家湾下手引起麻烦。四五个穿警服
不穿警服的人员很快出现在车栅後面，当中一个厉声说：“你们两个，干什么的？
下来！”（因为跟我一起去裴家湾的，还有一位是自愿为我带路的绥德农民）
我坐在座位上没有动。只是问他：“你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吗？”
“我是这里的派出所所长，我有事情要问你，请你出示身份证。”
“应该您先出示工作证，是您提出要查问我们的。”
“我是这里的派出所所长，根本不需要出示证件。”
“你是不是所长，我不知道。就算是，也需要出示证件，这是执行公务的规
定。”
僵持了几分钟，这位所长看我态度坚决，只好打发人回去取证件，他仍在车
後面监视我们。这时车周围已有二、三十个看热闹的农民，有些交头接耳地问：这
是怎么回事？这两个是什么人？我乘机说：“我们两个是路过这里的人，到裴家湾
了解一下农民告状的事，警察就把我们挡住，不让我们走。”自称所长的人马上大
喊：“这是我的辖区，这里的人都属我管，你不要想煽动他们。你进入我的辖区，
我就有权审查你。”
十多分钟後，工作证取来了，递给我一看，温ＸＸ，子洲县公安局警员……
。我把证件还给他，说：“有什么问题，您问吧。”他要求我出示身份证，并详细
作了登记，把身份证交还我後，要求我下车。三轮车主怕惹事非，怕耽误生意，也
劝我们下车。我们下车後，温所长对车辆、车主进行登记，并对车上的另外四位乘
客登记，搜了他们的行李。
温警官接着要我们上警车，带走我们。我说他必须出示采取行动的证件：传
讯证、拘留证或逮捕证。这些证件他都没有，又打发人回去取。二十分钟後取来了
传唤证，我一看就说：“这是个无效证件。”“为什么无效？”“因为你盖的章是
裴家湾派出所，签署人职务是所长，但你的证件不能证明你是所长。”“证件就不
提职务嘛！”“我们证明他是所长还不行吗？”我说：“你们证明，那谁来证明你
们？证件就是证件，证件不符，我不能接受传讯。”相持了又有十来分钟，最後我
让了步，接过传讯证，在底下一栏写上：温警官的证件不能证明他是所长，但是为
了解决问题，我同意接受传讯。我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将我俩分别叫上两辆警车
，一刻不停地拉到了七八十里外的子洲县公安局。
楼上楼下，许多工作人员都从办公室出来，看我们这两位重要“犯罪嫌疑人
”。稍事休息布置後，我被带到二楼治安大队办公室，讯问开始了。
首先是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民族、党派、工作单位、单位领导姓名及
其电话、住址、家庭成员、本人简历、学历、有无前科……等等，是我有生以来问
得最详细的，使我对我的这些情况进行了最详细的总结。
“知道我们为什么讯问你吗？”一位姓蔡的警官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不知道。这也是我想问你们的，为什么传讯我？”我回答
“是我们在问你，还是你在问我？”蔡警官语调严厉起来。
“我也可以提问，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回答。”我平静地说。
“不准随便到裴家湾采访，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没有任何人给我说过这样的规定。我虽然在陕西电视台工作，
但我早就不做记者、编辑工作了。我去裴家湾，只是以私人身份去了解情况，不代
表我所在的媒体，不代表任何媒体。我多次向接受我询问的声明这一点。”
“那你为什么要到裴家湾去？”
“我关心那里的事情。最近陕西省高院对这个案子作出判决，我主要想了解
农民对判决的反应。”
“你接触了哪些人，提出了哪个些问题？”
“我们先问到拓作忠家，到了他家时，他家已有七八个农民在那，因为昨天
裴乡湾赶集，各村来赶集的农民顺便来问判决的事。这些农民有的还是村代表、乡
代表。我的主要问题有：农民对高院的判决有什么反应？各种税费数目达到什么程
度？税费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农民怎么由上访发展到上诉的？万人上访上诉团人数
是否确实，上访上诉的经费是如何筹集和管理的？”
“具体有谁，向你说了些什么？”
“大家都说。九五年是个不和的大灾年，旱、洪、雹、冻，几乎颗粒无收。
但是县上核定的人均纯收入竟达到625元多，其实只有这个数的三分之一。由此造成
九六年各种摊派、税费加在一起达到人均57元，比九五年增加了一倍多，农民实在
无法承担。高院的判决对九五年人均纯收入的核定数没有公布，这不合理不合法。
对干部打、骂、游斗、关押农民的行为没有依法追究，这不公平。文化革命结束二
十多年了，还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使我非常惊异。农民的人权状况竟是这样！还有
位过去的村干部谈到选举中存在的问题：不召开大会，不选举成立村民选举小组，
候选人内定，实行流动投票制。有些甚至是监票人为投票人填票，票数不够时填些
空白票充数。还有的教师和家长反映：学校管理混乱，收费超过规定许多倍，优秀
教师不能发挥作用，有的干部甚至是空中飞人，根本连面都见不到，占名额、领工
资，调来调去。干部带头违犯计划生育政策、乱批乱占土地、贪污扫地用、弄虚作
假应付上级检查、大吃大喝等问题。”
“通过了解情况，你认为农民的情况怎么样？”
“我认为农民的境况非常悲惨：裴家湾早在三十年代就是中共管辖区域的一
部分，子洲县的县名，就是为纪念中共西北创始人李子洲而命名的。一九四七年，
在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在裴家湾的两个村子住过一段时间
。这里的人民为中共夺取政权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核准的烈士就有三十六名。没
想到中共政权现在竟这样残暴地对待支援、拥护过他们的人民，这样横征暴敛。我
看到他们许多人穿着不知是什么年代的旧衣服，穿着质地低廉的衣服，穿着自家做
的鞋，有的鞋前後开着窟窿，蹲在地上，抽着旱烟，向我讲述他们的苦衷。我又一
次看到了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和贪污腐败作风给他们带来的苦难。难道中共政权就
是为了割百姓的肉而养肥自己人么？”
“你知道拓作忠的情况吗？”裴家湾派出所的温所长问道。他提到的拓作忠
，是一位退休的乡干部，住在裴家湾村，是这次农民上访团的乡代表，我们在裴家
湾过一了夜，就住在他家。
“我知道一些，他很坦率地给我介绍了一些他家的情况。”我答道。
“你知道他儿子因犯抢劫杀人罪，被判二十年刑，正在服刑吗？”
“我知道，这与农民告状有什么关系呢？”
“他与共产党有刻骨仇恨！”
“我看不出来他对共产党有什么特别的仇恨。他儿子犯法与他参加上访团没
有必然的联系，也不能证明他参加上访也违法。裴家湾有一万两千多农民联名上诉
，难道他们都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真如果是刻骨仇恨共产党，那你们这个党的性
质就值得考虑了。”
“我们在姜家湾截住你，叫你下车，你为什么不下？”温所长又问。
真是哪壶不开他提哪壶。“因为你执行公务没带证件，要带走我们又不出示
传唤证，我当然不能下车。”我看见我回答他的这个问话时，记录员没有记，我就
指着记录员问：“你怎么不记呢？”
“我们认为什么该记就记，什么不该记就不记。”温所长大声喊。
我说：“如果是这样，这种记录就不客观，不能反映谈话的真实情况，那它
还能作为什么依据？要它干什么呢？”
“这里我说了算！是你问我们还是我们问你？！”
“要是这样，我就拒绝回答你提出的任何问题。”
从这之後约有半小时，我都默不作声，不管温所长如何提问，如何解释，我
都概不回答。後来又进来一位高警官，是公安局的外事股长。他问清了怎么回事，
圆场地说：“有些问题可记，有些问题可以不记，你一定坚持要记，那就记上吧。
”於是把上面的问题又问了一遍，我又回答了一遍，记录员一字一字地作了记录。
我接着对高警官说：“我看见你们大门里写着一条大标语：内强素质，外树形象。
象温所长这样的言行、素质不高，有损於你们的形象。为了使我们的谈话能更快更
顺利地进行，我看还是叫温所长回避一下为好。”
高警官显得尴尬，他只好说：“行了，温所长，你暂时去处理一下其它问题
。”温所长无奈地出动了，讯问继续进行。
“你认为你私自到裴家湾采访违法不违法？”
“我再一次声明，我到裴家湾是以个人身份去了解情况，不代表任何媒体。
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法禁止我这样做？也不知道这样做犯了什么法？我有知情权，
有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权利。只要对方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我传播的信息没有失实，
我认为就没有超出法律赋予的权利范围，就不违法。”
“如果是这样，我就要告诉你，上边已经规定，象裴家湾这样的地方，不准
媒体随便去采访，要采访，必须单位开介绍信，到县委宣传部接洽，由宣传部的人
员引着去。”
传讯暂时告一段落。让我在记录上签了字，按了手印。仍然不准我离开。负
责记录的年轻警官私下小声说：第一次审这样的案子，作这样的记录。你们有文化
、有见识的人到底不一样。我私下说，其实这不一定需要什么高深的文化。裴家湾
的农民许多只有小学文化，甚至有的还是文盲，但他们能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
权益，他们的法律意识、民主意识令我吃惊。相反，作为政府执法人员的警察，法
律纪律观念竟然如此淡薄。我看让裴家湾的农民来把这些警察换下去，会比这些人
干得好。
看来，子洲警方已通过电话与西安警方和我们单位联系上了，知道了我的基
本情况。姓蔡的警官又走进来，坐在我面前，用右臂支着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要与我非正式地谈谈。征得我的同意後，他问：
“你认为共产党怎么样？”
“腐败透顶。”
“你想推翻共产党吗？”
“我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你对共产党什么态度？”
“我已於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日声明退出中共。我的退党书是在西安市公安
局一处他们传讯我时写的。”
“你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呢？”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多党竞争的政治体制。”
“我们正式这样问你，作记录，你也这样说吗？”蔡警官似乎发现了他从未
遇到过的重要情况，认真地问我。
“我也这样说。”
於是让记录员记录，将上述的话又问了一遍，我又重复了一遍。接着他们又
问：“你参加过‘八九’动乱、暴乱没有？”
“我参加过‘八九’民运！”
“什么‘八九’民运？民运两个字怎么写？”
“民主的‘民’，运动的‘运’”
“‘八九’民运的全称是什么？”
“全称是‘八九爱国民主运动’。”
“你在‘八九’动乱中有过什么行动？”
“我参加过游行、捐款、签名、贴标语，还在我签发的节目中发过有关的消
息。”
“有过打、砸、抢行为吗？”
“没有。我的行为都是和平、理性、有序的。”
“你们当时呼喊的口号是什么？”
“口号很多，主要的‘反对官倒，清除腐败’，‘反对新闻封锁’。”
“‘六四’以後，对你作过什么处理吗？”
“党内警告处分，调离编辑记者岗位。”
“你现在还经常发表文章吗？”
“发表。”
“都发表给哪些媒体呢？”
“国内外媒体，我都寄发。国内媒体一般不采用。境外的媒体报道得多一些
。这些媒体也采访我，ＢＢＣ、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法广等等，只要他们采
访我，能如实反映我的看法，我都接受采访，披露事实，发表见解。”
“你现在怎么看你做的这些事？”
“我没有错，我丝毫不後悔。”
第二轮讯问又结束了，又是签字按手印。他们“暂时保管”了我的记录本和
照相机，并把我随身带的收音机翻来复去地看，问我有无录音、发射功能，等他们
确信这只是单一功能的收音机後，将机子还给了我。
十六日凌晨零点二十五分，两位警官领着我们在公安局旁的一家小旅店里住
下。他们宣布我已有行动自由，但不准离开，等待研究处理。有三位警察监视我的
一举一动。
十六日中午，子洲县公安局外事股高股长，内保股刘股长要求我写份书面材
料，把在裴家湾的全部活动经过写出来。我声明，如是情况介绍可以，但决不写什
么“交代材料”、“悔改书”、“认罪书”。这两位警官私下不解地劝我：你这么
大的年纪，这么好的工作，这么好的家庭，弄这些事干什么？我回答说：“社会存
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任何一个有良知、有勇气的人都会象我这样做。
十七日十四点多，我所在单位政治处的干部和西安警方人员驱车从西安到达
子洲，与我见面。我们与子洲警方告别，我离开被传讯、被监视居住四十八小时的
子洲公安局。十九日中午，我被直接送回了西安家中。
我可能算是第一个在陕北榆林地区亮相的民运人士。我们的观点和主张也是
第一次在偏远闭塞的这个地区伸张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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