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我从未去过特洛伊；那是一个幻影。
仆人：什么？你的意思是我们仅仅为了一件虚幻的事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欧里庇得斯：《海伦》
在荷马史诗中，远征特洛伊的一个希腊战士在城墙上瞥见了引发战端的海伦
，惊鸿一瞥而为之倾倒的这位青年人感叹地说：为一个如此美丽的女人打十年仗是
值得的。而在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改编的这个故事中，被特洛伊王子从希腊掠
去的海伦最後亮相说，王子实际上并没有劫持她本人，而只赚得她的幻影。希腊方
面为之战斗的绝代佳人的美—一种理想美—也只是一个幻影而已。
革命的浪漫和诗意的一面的确美如海伦，但革命的结果往往只是一个幻影甚
至一个魔影。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可以很好地借来比况某些欧美左翼作家的共产主义
之恋。
一、群星灿烂的左翼作家
自从共产主义的幽灵在西方徘徊以来，我们看到不少左翼作家倾向革命，其
中不乏世界文豪。这并不奇怪，因为马克思勾勒的共产主义美妙蓝图的确具有令人
销魂的魅力，具有足以征服年轻人的情愫。
具有1789年大革命的传统、建立过巴黎公社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法国，是
盛产左翼作家的沃土。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罗曼·罗兰、安德列·纪德
、加缪、萨特都曾是左翼中坚，此外，超现实主义作家艾吕雅、阿拉贡、达达主义
创始人查拉、以及以描写中国革命著称的马尔罗都是共产党人。1951年在与加缪关
於《反叛的个人》的笔战中，坚持共产党立场的萨特，最後也撑不过1968年苏联入
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坦克的撞击。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同时也是不成功的诗人和剧
作家，在旅居法国期间加入法共。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後，毕加索由於不满法共的
态度而批评共产党道德，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葡萄牙
作家萨拉马戈也是共产党人，他充当了共产主义全面崩溃的挽歌手。
在英国，戏剧家萧伯纳和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都曾是社会主义的同路人，他
们於1884年创立的费边社接纳了好几位无产阶级作家。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在穷极
潦倒之时信仰过马克思主义。三十年代，在诗人W.H.奥登和斯蒂芬·斯彭德周围聚
集了一群左翼青年诗人。阅历丰富的女作家多丽丝·莱新的共产主义理想幻灭的心
路历程也具有代表性。
在纳粹和法西斯策源地，德国的戏剧家布莱希特，既是左翼中坚，也被视为
反法西斯英雄。德国的君特·格拉斯为左翼作家赢得二十世纪最後一顶诺奖桂冠，
他的政治生涯却以退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加入绿党告终。意大利诗人卡尔杜齐与第一
国际有过初恋，不久移情君主立宪。後来的小说家伊格拉佐·西诺纳和戏剧家达里
欧·福在分享权力的意大利共产党身上看到了腐败，毅然与之决裂。
在苏联和东欧，不少人比西欧作家更有切肤之痛，领教了共产主义的滋味後
更早地走上了叛逆道路，革命诗人马雅科夫斯基和小说家法捷耶夫的自杀就颇能说
明问题，即使像高尔基这样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的理想国也难免幻化为无形的大监
狱，一度身系金丝笼中难以展翅。而诺奖作家索尔仁尼、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
，或关进古拉格受尽折磨，或遭到围攻、驱逐，或至少处在一种“内在”流亡状态
。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诗人”塞菲特和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这两位诺奖得主都
曾遭到他们依恋过的共产党的整肃。匈牙利作家阿塞·柯斯特三十年代在苏联考察
之後，终於於1938年因不满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所谓托派审判案而退出共产党。
在北欧也有不少左翼作家，但是，由於北欧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马
克思主义的合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较早地被北欧的民主政体所融会接受，一批无产
阶级作家的心路历程与西欧左派有所不同，当另作别论。
在美国，尽管官方对共产主义思潮防范甚严，也有不少作家由於卷入早期的
社会主义运动、或因为参加西班牙内战和反法西斯的二战而倾向共产主义，其中的
知名作家有以自杀结束生命的杰克·伦敦。“工人无祖国”的口号曾经使不少美国
犹太作家一度“改宗”革命然後又回归宗教。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倾向社会主义
也是出於类似的民族背景。海明威属於美国的“迷惘的一代”，约翰·斯坦倍克则
带有更多无产阶级色彩，也是以信仰始，以迷惘终的左翼作家。
从苏维埃政权诞生之时，就有不少欧美左翼作家或自愿或被邀请前往苏联参
观访问，列宁和斯大林都希望得到西方舆论的支持，待之如上宾，而这些欧美作家
，除了像布莱希特那样在苏联受宠若惊的以外，大都出於良知如实报导了他们的见
闻，揭穿了革命的恐怖真相，流露出他们的幻灭感。共产主义在苏联肆虐三十多年
後，到了四十年代，柯斯特揭露斯大林的“大镇压”的小说《正午的黑暗》(1941)
，奥威尔的寓言小说《动物庄园》(1945)和预言小说《1984年》(1948)使马克思当
年设计的乌托邦遭到悲剧性的同时又是喜剧性的解构，幻影的破碎引起西方敏感的
知识分子的普遍注意。1948年，由柯斯特、斯彭德、赖特、纪德和西诺纳等六位欧
美左翼作家合著的《败北之神》(TheGodThatFailed)出版，这些昔日的信徒感到马
克思之神再也不灵验了，精神的废墟惊醒了世人的良知，他们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对
十月革命进行了反思，以求改弦更张。他们的共产主义之恋鲜有“白头偕老”者，
长期沉浸在与苏维埃的蜜月中的布莱希特，已经被批评家指为“斯大林主义的同谋
犯”。
本文所着重评介的几位欧美左翼作家，除了都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文
坛重量级作家之外，他们颇富代表性的另一个共同特点在於：他们都曾先後去苏联
这个“现实的共产主义”国度实地考察，他们都曾对共产主义有爱意好感，或有过
一段恋情甚至短暂的蜜月，但是，他们或者即刻看穿了这个乌托邦的罪恶，或者反
思过後大梦初醒。
二、罗素的明智
由於英国有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的传统，国际共运兴起之时，英国的知识
分子不如法国的狂热和激进。萧伯纳和罗素最初都主张渐进的改良。
与萧伯纳有所不同，罗素对共产主义的萌动的爱欲不甚强烈，他没有求婚，
更没有蜜月。接受过自由主义的洗礼的罗素，在十月革命前，曾发表演说支持克伦
斯基（Kerensky）的1917年二月革命。接踵而来的十月革命却迫使克伦斯基流亡，
这是促使罗素想亲自考察苏联的一个原因。1918年，罗素出版《自由之路》，研究
各种社会主义，他对十月革命既未赞扬也未批评，而是保持一种理性的静观态度。
罗素在该书导论中开宗明义指出：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应当是人类的终极理想，马克
思的社会主义和工联主义意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社会，但国家赢得太大的权力
和中央集权均令人担忧。他认为近期的最佳体制是行会社会主义，在政经体制方面
采取联邦制，既承认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合理的要求，又可以消除工联主义者对国家
的畏惧。
在革命实践中，罗素意境敏锐地预见到：“在国家成为雇主的[社会主义]形
式中，所有工作的人均从国家领取工资，从而有卷入暴政的危险而阻碍进步，一旦
可能的话，这种形式甚至会比现存政权更糟糕。”在该书第七章罗素讨论“社会主
义制度下的科学和艺术”的问题，他认为对於艺术等创造活动来说，如果要求艺术
家把他们的才华首先奉献给权力实体，然後才容许他们服从自己的创作冲动，那么
，文学艺术就绝不可能繁荣。罗素的这种预见後来由他在苏联的亲见亲闻所证实。
1920年，罗素作为欧洲知识分子最早的代表人物出访苏联，列宁亲自热情地
接见了他。可是，伪崇高背後的卑鄙躲不过这位哲学家的敏锐眼光。访苏归来之後
，罗素立即宣布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失望和厌恶。罗素的某些朋友认为，对十月革命
的任何批评只会对那些想重建旧秩序的反对派伸出援手。罗素略有犹豫之後，决定
发表他的考察报告，即小册子《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1920)。从此，罗素在
英国处於更为孤立的境地，不少朋友指摘他对苏联的敌意。同年，罗素应邀访问中
国，向往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从罗素那里得到的劝戒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要
学布尔什维克。结果，当时的中国人大惑不解乃至讥评四起，他们哪里知道罗素在
苏联的亲身感受。
在苏维埃政权的权力角逐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之後，罗素在《权力
，一个新社会分析》(1938)中指出，人的侵略本能和占有本能在政治经济领域膨胀
为“权力之恋”，而权力，往往同时意味着财富的占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
错误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更大的更重要的错误是在实践上的。……权力之恋是
在社会事务中重要活动的根源，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历史就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
(第10页)。同时，罗素以讽刺的笔法写道：“最成功的民主政治家是那些成功地取
消了民主而成为独裁者的人。”接着，罗素提醒读者：列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
是借助民主而崛起的(第47页)。应当作为脚注补充的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後借助民
主的前提是：如果民选的立宪会议有利於布尔什维克，就利用这一机构为布尔什维
克罩上一层民主的外衣，如果它不听话，就干脆靠暴力驱散它。後来的结果是众所
周知的，布尔什维克靠暴力宣布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为“人
民的敌人”，从而以苏维埃代表大会取而代之，列宁成了罗素所讽刺的那种“最成
功的民主政治家”。
罗素进一步指出：斯大林的苏维埃制度的反动性在於它的军国主义、民族主
义。官僚主义和谄媚习气已经日甚一日。俄国是一个巨大的监狱。当罗素的朋友在
欢呼解放者，并且认为这一政权正在创造一个天国时，他感到尴尬，他不知道究竟
是他的朋友还是他自己疯了。1968年，苏军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之後，罗素像萨特一
样发表公开声明表达了他的强烈抗议。
自从罗素考察了苏联感到幻灭之後，一生致力於国际和平运动。二十年代罗
素在中国期间，吸引这位思想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的清静无为和儒家的伦
理精神。见证了一系列历史罪恶的罗素，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信徒，但他作
为座右铭所奉行的是基督教圣经中的一句格言：“你不应当追随一群人去行恶。”
三、萧伯纳的天真
罗素和萧伯纳的认同社会主义，除了出於真理和正义的追求以外，他们都基
於对穷人的深切同情。如批评家P.P.豪在《萧伯纳批评研究》中所言：“人们会始
终记得特列福西斯，他的早期小说(指萧伯纳的《业余社会主义者》—引者)中的那
个主人公，‘通过高声叫卖穷人的受难而保持他的同情并表达他不断的义愤。’”
(第161－162页)萧伯纳曾自称为费边社的“一个普通的无产者”，他研读马克思的
《资本论》，投身社会主义运动，为费边社撰写宣言和一系列政论。他的早期剧作
《鳏夫的房产》(1892)和《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都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和立场，尽管他并不主张暴力革命。但一旦十月革命的暴力发生之後，萧伯纳就
挺身而出为布尔什维克的正义性辩护。
萧伯纳早期的思想极为复杂矛盾。一方面，他赞美伟大领袖列宁，但另一方
面，由於深受柏格森生命哲学和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他对墨索里尼、希特勒等“
伟大人物”怀着同样的热情。直到终於认清了这些“伟大人物”的真实面孔後，他
在《日内瓦》(1938)一剧中，以戏剧人物尼影射两个法西斯头子并进行模拟审判。
萧伯纳访问苏联是在1931年，他在莫斯科度过七十寿辰，受到礼遇和款待，
在鲜花簇拥中这个年迈的老者与十四岁的新生苏维埃政权度过了蜜月。他在欢迎宴
会上兴奋地说：“假如未来正像列宁所预示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毫无惧色，
满面笑容地面向未来了。”我不知道这个老天真的萧伯纳，对於费边社同仁罗素的
那些分析深刻的论著，他是没有读过还是读不进，当然，这也不能苛求一位作家，
因为每个人都有其寻求真理的不同途径。就在访苏归来的次年，萧伯纳在《黑姑娘
寻神历险记》中一改他在《康蒂坦》(1894)中对宗教的虚伪性的揭露，打发一个黑
姑娘以她闪光的黑天鹅般的胴体去寻求真理，以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作者思
路已另辟蹊径。黑姑娘说：“我的精神天地更辽阔。闭上眼睛是不对的。比起幸福
和希望，我更欲求上帝的知识。上帝就是我的幸福和希望。”尽管萧伯纳於1933年
访问中国时，再一次对中国的未来寄望於全中国人民的团结，预言谁也无法抵挡中
国革命，但是，萧伯纳後期的作品，已经打上愈来愈深的宗教烙印，表明他的共产
主义之恋的最後终结。
四、罗兰的两难
继萧伯纳之後，1935年罗兰和纪德均访问了苏联。罗兰的访苏日记与纪德的
报导差距甚大，曾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反响和争议。个中原委值得深究。
罗兰早在一战期间在瑞士参加国际红十字的义务工作时，就与俄国革命者有
广泛的交往，与托尔斯泰、高尔基有深厚的友谊，这些都曾加强了他对俄国革命的
关注，但他始终像托尔斯泰一样主张非暴力主义。十月革命後，他一方面向新生的
苏维埃致敬，另一方面，他担忧“革命产生仇恨，加深仇恨。”预感到个体的精神
独立将被集体主义制度扼杀，罗兰於1919年发表《精神独立宣言》，1921年与巴比
塞展开论战，坚持他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立场。二十年代，罗兰进一步接受了甘
地的非暴力思想。随着法西斯主义的猖獗，罗兰致力於反法西斯和保卫世界和平的
政治活动。
罗兰的访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下进行的，斯大林亲自接见并
作了长谈。罗兰与斯大林1935年6月28日的谈话记录，以及根据谈话记录所写的日记
，後来被罗兰封存了五十年。原因众说纷纭。在1936年至1938年的“大镇压”中，
罗兰力图以他的影响营救以言罹罪的作家。正如他在二十年代曾通过高尔基营救作
家一样，他直接致函斯大林，但是往往如石沉大海。最後罗兰终於明白，在日记中
写道：“这是一种绝对不受任何监督的专横的制度，是连起码的自由、公正和人道
这些神圣权利都得不到丝毫保障的制度。我感到：痛苦和愤怒充满我心。我压抑着
想把这一切和盘托出的要求。我也处於瘫痪状态了。只要我对这种制度发表哪怕微
小的谴责，那些雇佣的敌人……马上要利用我的话，把这些话用他们最恶毒的居心
加以毒化以後当作武器来使用”(转引自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4
01页)。这一段话，同时道出了罗兰之所以封存他与斯大林的谈话记录的根本原因及
其两难之境。罗兰由於对共产主义仍然抱有一丝幻想，投鼠忌器，害怕自己对苏联
的批评被人利用，他不愿公开发表。後来，罗兰一度想发表斯大林和他的谈话记录
，由於未能征得斯大林本人的同意而封存。我们在罗兰身上，尽管看到了一代伟人
的某种局限或悲剧，但仍然可以肯定地说，深入罗兰心灵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极权
主义归根结底是极不相容的。
五、纪德的尴尬
与罗兰当年公布的他所看到的光明的一面不同，在纪德的《从苏联归来》(1
936)中，固然有官方为他以及为一切西方来客精心安排的展示伟大成就的场景，但
是，聪明的纪德的视野越过了这些界限。首先，具有宗教情感的纪德在苏联看到而
不满的，是对宗教的残酷封杀，代之以无神论的伪宗教。其次，作为一个道德家，
纪德感到苏联最缺乏的就是爱。尤其触到具有同性恋倾向的纪德的痛处使他感到比
罗素更尴尬的是，同性恋在苏联与反革命同罪。对於纪德来说，这就意味着，你要
爱共产主义，就不能爱同性。纪德当然不愿意把同性恋视为道德败坏，而是视为他
自己的不可亵渎的权利。再次，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他像罗素一样反对苏联作协章
程的第七条原则，相反，他认为“文学绝不是为革命服务的工具”，革命应当为真
理服务，一个作家只有在写真实、求真理的意义上，他才服务於革命(参看纪德《文
学评论》)。1936年6月，纪德在高尔基的葬礼上发表了他动人的悼文，他当时就风
闻这个曾经热情呼唤革命的海燕的伟大作家很可能是根据警察头子约加达(Yagoda)
的命令被慢性毒杀的。与高尔基的神秘之死构成反讽的是，同年6月苏联公布了新宪
法草案，斯大林称之为“世界上唯一的最全面的民主宪法”。
无论是艺术还是政治中的撒谎都是纪德绝不能容许的。他在《共产党宣言》
中早就读到：“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动人的词句。既
然我在这里看到的比我所谴责的那个资本主义社会更虚伪，更弊病丛生，更缺乏自
由，我怎能继续爱得起来？
由於纪德的真实描述，他的《从苏联归来》被某些批评家视为“西方反对俄
国共产主义的经典叙述”，结果受到多方责难。纪德回应说：他对自己所期望的新
理想的实现并没有动摇。接着，他又出版了《再谈从苏联归来》(1937)，进一步揭
露苏联的种种问题，表达了他的幻灭，尤其是书中公布的一部分数字材料具有折服
人的力量。但是，纪德仍然指望苏联克服其重大错误，医治弊端。
与罗兰、纪德等法国左翼作家有过交往的爱伦堡曾评价纪德说：纪德刚到苏
联，无条件地赞美一切，但回到巴黎以後，却无条件地责备一切，令人摸不着头脑
。当爱伦堡於1937年读到纪德的一篇谴责苏维埃暴力的文章时，爱伦堡终於忍不住
，暗自把纪德看作一个“具有叛徒的凶恶和肮脏心灵的老头子”。但爱伦堡也打了
个好比方，他深信纪德在1930年至1935年间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是真诚的。孤独的纪
德在世上感到寒冷，工人的群众大会的温暖把吸引住了；他就像一个流浪汉那样在
别人的火堆旁取暖(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中译本第四部，第85页)。有时，
纪德也会添几根柴火，在西班牙内战中，他就曾靠卖书和手稿的收入来资助共和派
。也许，他在别人升起的革命篝火中看到了永生的长生鸟，可是，这并非“实相”
而只是神话的幻象。
据爱伦堡说，早於纪德获得诺奖的法国作家杜加尔在与纪德的一次谈话後记
述道：“对於一个就其天性而言不适合於坚定信念的人，对於一个朝三幕四、反复
无常的人，赋予他的参加以如此重大的意义，这是多么轻率！尽管他有一颗真诚而
善良的心，我依然深为担心，他的新朋友不久就会对他失望……”(同上书，第90－
91页)。可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杜加尔批评纪德朝三暮四的话也可以用在他自己
身上，因为这个追求进步、为理想而奋斗的人，他自己最後的精神归宿像纪德一样
也是宗教。
的确，纪德的的心路历程像他的小说一样复杂，但大致来说，还是可以理出
其思想的脉络。纪德的家庭的宗教传统使他从小受到濡染，当他与共产主义相恋时
，并没有成为一个革命的无神论者，他曾明确地表示：“天主教难接受，抗议宗不
宽容，对於基督徒我有深切的体会。”艺术是纪德在上帝面前证明自身的存在的合
理性的一种自我表现形式，是在人间完成其使命的一种形式。他虽然在《蔑视道德
的人》(1902)中一度反对传统道德观念，但实际上他总是在传播某种道德寓言。他
受到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接受哲学和逻辑学中的悖论，认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互相之间可以兼容。如布拉克费在《安德列·纪德与共产主
义的诱惑》一书中所指出的，纪德的共产主义思想倾向基於一种将基督教的道德价
值与希腊文化的艺术价值融合起来的广义的人文主义(第142页)。明乎此，纪德与共
产主义的离异就是必然的。
因此，纪德的共产主义之恋，正如他的短篇小说《恋爱实验—浮念解说》(1
893)所描绘的那样，路克和拉结春天相爱而结合，过了欢快的夏天，落花流水，秋
来各有各的新梦想，就自然分手了，一时的情欲满足之後，终归落入空幻。
六、斯坦倍克的质疑
美国作家斯坦倍克出访苏联的时间比上述几位都要晚些，是在斯大林的声望
达到顶峰的四十年代。在三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他的生活和写作环境都
很艰苦，住在一个古树遮掩的破屋里，无钱买纸张，只好在收集得来的旧帐本上写
作，评述天下政治大事。他的名作《愤怒的葡萄》(1939)展现了工业化对美国工人
和农民的沉重压力及其罢工斗争。
访苏归来後，斯坦倍克出版了他的《俄罗斯纪行》(1948)。作者自称他的目
的不是要考察一种政治制度，而是记录普通苏联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引起作者警
觉和质疑的是他在苏联目之所遇无所不在的斯大林的“肖像工业”，该书第4章和第
8章多有描述：“在苏联没有什么能够逃脱斯大林在石头、青铜、图画、刺绣上的瞥
视。他的肖像不仅挂在每一个博物馆，而且挂在每一个博物馆的每一间房子里……
”斯坦倍克详尽描述的文字无需多引，因为这种现象对於中国读者来说，太熟悉了
。更有甚者，泱泱大国的中国，当年的“肖像工业”足以使苏联逊色不少，尽管斯
大林“无所不在，他盯着一切”。“……斯大林本人对这许多肖像并不感到高兴，
他也说过应当要结束这种现象。但是，我们发现：无论什么事情，斯大林说停就停
，唯独不灵的是，他的肖像画却在数量和尺寸上继续膨胀。”统帅与被统帅的人们
之间的这种“默契”，中国人同样是十分熟悉的。斯坦倍克以不无讽刺的笔调写道
：他发现当时斯大林的崇高威望和视若神明的崇拜，在历史上也许只有奥古斯都大
帝可以比肩。无论在什么场合，发言人都要引用斯大林语录，就像中世纪的学者引
证亚里斯多德的“武断之词”(ipsedixit)来裁定一场讨论的是非一样，人们对此不
能提出如何质疑。当然，作为美国作家，斯坦贝克有权提出质疑：斯大林在生时就
已享受了如此高的崇拜，那么等到他死了怎样才会不再如此呢？究竟是通过什么样
的方式，是宣传、教育、不断的引用语录和“肖像工业”使得斯大林在苏联无所不
在吗？斯大林真的从来就没有什么不正确的吗？他的话是高於一切的“绝对真理”
吗？
也许正因为这些真实的记录和质疑，斯坦倍克在该书结尾清醒地估计到他的
这本书将腹背受敌：左派将指摘他对苏联心怀敌意，右派则会谴责他对布尔什维克
的友好。事实上，正如他所估计的那样。
经历十多年的历史沧桑之後，斯坦倍克於1962年发表了作者带着爱犬游历美
国四十个州的考察报告《和查利旅行》。尽管斯坦倍克对美国现实也提出了某些质
疑，但是，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你看到的最著名的塑像，不是林肯的，不是华盛
顿的，更不是肯尼迪的，而是屹立於“黄金门廊”的自由女神像。苏联的那种个人
迷信的“肖像工业”在这里绝无立足的土壤。就在这一年，斯坦倍克荣获诺奖，瑞
典文学院将他誉为“人性价值的捍卫者”。1964年，斯坦倍克荣获美国总统自由勋
章，因为他的作品展现了美国千姿百态的生活，体现了民主精神。
七、幻灭之後的精神遗产
当我们把共产主义喻为美人海伦时，是就共产主义的浪漫理想而言，而共产
主义血腥的一面宛如一个强人。正如辛波丝卡在《世纪的衰微》一诗中所言，“强
人和好人往往不是同一个人”。如果说，西方的左翼作家的共产主义之恋曾经是他
们自己的一种选择，那么，在强人夺取政权之後，无数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的共
产主义之恋，就往往变成了在被愚弄状态下的一种“包办”恋爱，一种误会，一种
强迫，甚至变成了臣民被权力的绑架，一种人质与绑匪的畸形的“苦恋”。因此，
可怖的是，共产主义不只是海伦的幻影，也是撒旦的幽灵，“现实的共产主义”甚
至就是魔鬼的实体，因为他吞噬了无数的活生生的生命，包括那些靠拢他、依恋他
、热爱他、忠於他、即使被遗弃了被作贱了也无悔无怨的“玩物”、“情种”,至死
没有觉悟的“情痴”。共产主义原本是欧洲启蒙运揭橥的人类解放的诉求的继承。
而启蒙运动乃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运。但是，国际共运的实
践显然背叛了启蒙的传统。因此，为之打仗流血并不值得。共产主义以巨大的磁性
引人爱慕时，无数知识分子原本有“从一而终”的坚贞。追踪欧美左翼作家的曲折
的心路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最後的归宿，在哲学倾向上是向文艺复兴和启蒙
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回抱；在政治思想上是对专制独裁的否定对民主体制的认同
；在道德取向上是对血腥暴力的否定和对一切弱者的同情；在心理倾向上是向宗教
的回归和对上帝的精神依恋。历史向我们昭示，诸如个性的自由、相对的平等、人
类之爱、人权、民主和法制这些基本价值，历久弥新，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对这些
普适价值的肯定就是无数欧美左翼作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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