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联合主
办了一次“选举与中国前途”的国际研讨会，就近年来基层选举的现实运作及其影
响和中国的前途进行较为广泛的探讨。与以往这类会议不同，除了美国各地和澳洲
、新加坡、香港等地的专家学者，来自中国大陆的何清涟、秦晖、曹锦清、温铁军
、高放、赵履宽、梁晓燕等学者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给会议带来了许多第一手的
资讯，令会议增色不少。
见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传统
六月十七日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壮思堂，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
主持会议，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致欢迎词，他以范仲淹《灵乌赋》中的“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勉励与会者和中国知识分子，即宁可像乌鸦一样叫死掉，不
要无声地活着；用西方的话来讲叫作“不自由毋宁死”。他强调“我想中国知识分
子的传统，一个很重要的传统恐怕就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个传统明明活
到今天，我想在座各位都是这个传统的活生生的见证人，所以我就用这四个字，一
方面做为赠言，一方面做为我欢迎的一种真实的感觉。”
中国学社董事长、普林斯顿林培瑞教授在致词时谈到自己关於中国选举的感
想。“有一些外国观察家包括一些老华侨，有时候评论中国的当地选举的问题，有
一个论调我是听了很不高兴的，说中国老百姓的素质不高，没有资格投票，或者文
化水平太低没有资格。”他认为，能够投一个负责的票的具体条件基本上有三个，
一、认识候选人，理解候选人。第二、理解当地的问题。第三、选举过程要自由和
公正。他用这三个标准做一个小试验，“我要是在普林斯顿当地想投一个负责的票
，我不能看那些现有的东西，但是我又不认识候选人，只好自己花时间自己慢慢找
材料、打听、问。但是我又很忙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到投票的那天，我常常很
奇怪，能投总统、副总统、和国会的票觉得自己能够负责，但是自己当地（乡村里
面）的选举投票只好弃权。把这个情况和中国农村里面随便一个张三李四来比，我
没有研究但是我看小说设想大概是一个乡村里住了一辈子，邻居村民熟得不得了，
谁姓张谁姓李，谁在谁的家里吃饭，谁在谁的庙里烧香，都很清楚。村里有什么问
题也很清楚。这种人难道缺乏投当地票的资格吗？素质太低吗？文化水平也许比普
林斯特教授低，但是具备刚才说的三个条件比普林斯特教授强。而且强许多。
当然当地选举和省级国级选举在这些方面上有区别，省级国级选举所要配备
的知识当然不能依靠邻居之间的那种直接的认识。要依靠报纸、杂志、电视、广播
等全国媒体。在这个层面上文化水平当然有用，在这个层面上媒体自由不自由当然
关系也非常大，而现在大多数中国民众还不能享受自由媒体。”
中国学社主席苏绍智教授在致词中对这次会议的举行，“感觉到非常的兴奋
”。当前中国正处在转型过程中，这转型过程使各方面的毛病越来越突出，大陆的
知识分子越来越开始敢说话了，开始醒觉了，但是中共的统治特别是意识形态的统
治，越来越紧。有的朋友甚至说，现在大陆的意识形态的统治简直有点像是文化大
革命末期，一方面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一方面对领袖的吹捧，制造个人迷信是达到
了极端。最近报纸上对江泽民所谓“三个代表论”简直吹捧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但
苏绍智发现，学者没有跟风写文章吹捧，这说明知识分子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角色
和使命。“我们现在来讨论选举和中国前途，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当然，农村的村委员会的选举只是基层的选举，也不算是一级政权，但是我认为它
是有积极作用的，特别是使得农民习惯来如何选举；另外政府也企图让大家选举防
止出乱子，但是现在政府控制得非常严。”
原《人民日报》记者、著名作家刘宾雁表示，九十年代出的很多书，八十年
代是出不来的。自由度扩大了是大家争取的结果。但是，他又指出，八十年代的自
由大家没有充分利用－－以各种方式没有充分利用，要不然八九年的运动我相信不
会失败得那么惨，说的就是知识界，至少在做学问的功夫上面没有现在这么实，现
在你看一篇文章一本书，你都感到真是沉甸甸的，不仅有新的思想，大量的论据，
不论是经济学的、文学的、和历史方面的书籍，都是这样。
自由公平的选举才是人民的节日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杨建利博士在致词时表示，回顾二十世纪，人们
不免惊叹於在短短的一百年里，人类从骑马代步到太空旅行、从鸿雁传书到英特联
网、从长矛土枪到洲际导弹、从进化标本到基因工程，回想二十世纪大家还会记起
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冷战的结束，然而我认为发生在上个世纪最有意义的事情，
是以全民参与自由公平的选举各级政府领导人为标志的民主制度，先後在120个不同
肤色人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民主制度在这些国
家，特别是在近二十年里，开始民主化国家和地区的成长过程，给了我们很多的启
示。南美、东欧、原苏联、台湾、马里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自由公平的
选举是民主化的牵引机，更是和平变革的保障，它为民众提供了制度化的问政和参
政的渠道，竞选活动也直接增进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南非、格鲁
吉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自由公平的选举为缓解各政治力量之
间的激烈冲突，特别是武装冲突，走上和平共治，提供了几乎是唯一令各方信服的
途径。上述国家和地区政治变革时所要解决的各类难题，几乎无一不是现在中国大
陆所要面临的，而且今天中国大陆的问题，只会更多更加复杂。继续自外於世界民
主化的潮流，只会陷入更深的困境。要走出困境，要起动根本性的政治变革，选举
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是，大家知道，没有竞争，自由充其量只有票箱那么大
的选举，是无济於事的，不仅无助於民主化的进程，恐怕连当局所致力的安定团结
都不能保障。
杨建利指出，十几年来，村民选举在中国大陆悄然兴起，在座的有几位专家
在这方面做了非常细致扎实的研究工作，我们期待着他们的研究报告。但是进一步
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变革按照十几年来村民选举的发展速度，能否吸收和解决不断
出现和迅速扩大的政治经济社会难题？现在扩大并制度化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契机
在哪里？动力是什么？所必备的经济、文化、国际条件是什么？等等，等等，所涉
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各方面的问题都将是此次研讨会探讨的内容。
杨建利在美国和台湾观察过许多次大规模的选举，这常常使他想起中国传统
的龙节－－就是舞龙、戏龙的文化，龙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是高高在上的权威象
征，人们祈求它的保护，但是老百姓却每年定期通过过龙节，让龙和他们接近，在
龙和他们接近的时候，直接向它提出他们的要求，老百姓也借着舞龙出出平时敬畏
龙的权威的气，可以按龙头，支龙身，结龙尾，尽情地把它戏耍一番。任何政府无
论他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都是一种权威，老百姓都希望他的保护，但是民主政
府和专制政府的不同是，民主的政府必须定期让老百姓过选举节，让老百姓直接提
出要求，让老百姓尽情地戏耍一番，因此而达成的民众对政府的一种心理平衡，应
该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说，“我们以前常常被告知，革命是人民的节日
，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自由公平的选举才真正是人民的节日。我相信我们这次研
讨会将为中国大陆人民早日定期过上大大小小的选举节，起到积极而正面的作用”
。
八七年以来村民选举的发展演变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选举项目副主任刘亚伟博士以《村民选举的发展和演
变》为题，首先发言简要介绍了西方学者和大陆学者对村委会选举的研究。并从村
委会选举和乡镇政府的关系（因为村委会是自治单位，乡镇是中国五级政府最低的
一层政府）；村委会选举和中国共产党他们态度的关系；村委会选举和选民之间到
底有什么关系，阐述了村委会选举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中的所起到的作
用。
海外学者从很早就开始研究村委会选举的情况，刚开始的时候比较乐观，认
为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说中国的民主终於起步了；後来这种比较乐观的现象就
逐渐冷清了一些，大家开始研究当时搞村民自治搞村委会选举的动机是什么？其次
选举这十几年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路？选举的效应是什么？一般认为，中共允许农
村基层选举，主要是为了填补权力真空，与其说是把权力给农民，不如说是他们为
了强调社会稳定－－让中国的老百姓出气。杜克大学的史天健教授，最近撰文指出
，乡镇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富有的地方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的结合，
他们利用手中的资源，实际上在控制和操纵村委会选举，实际上在给村民自治和村
委会发展设置障碍。对於村委会选举村民自治对的效应，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一般认为实际上是加强了政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社会的控制。
在国内，村委会选举是剃头的挑子－－两头热。即上面热，下面热，中间不
热，但也有学者认为，村委会选举最後能够启动和中国的中层官员有改革的意念，
有改革的欲望还不够，还要有改革的技巧。这些人利用了高层领导人对村委会选举
的赞口不绝，同时又利用他们最害怕的东西，比如说你要不搞选举农村就会出现动
乱，你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就必须要搞选举。中国的学者对村委会选举和村民自治的
看法，百分之八十是认为是史无前例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开端，但是最近又
有了一个新的声音，对村委会选举是全盘否定，指出村委会选举起来以後，造成了
村委会和党支部关系特别恶化，形成一种内耗；第二，村委会选举使一些地痞流氓
也进了村委会，使他们管理不善；另外，因为村委会选举，乡镇两条腿都被砍断了
，因为联产承包砍掉了一条腿，村民自治又砍掉了一条腿，所以国家通过乡镇想在
下面征粮、搞计划生育、宅基地呀，这些都没有办法推行。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者指出，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有选举，但不是所有国家
的选举能够把这个国家引到一个民主制度，就是台湾基层选举从五十年代四十年代
就开始了，但是实际上没有哪个国家说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一直到开放党禁，最後
允许新闻媒体的自由以後，这时台湾才真正变成了一个民主的国家。另外一个就是
小区域的选举，更容易被操纵，特别是在村委会，这是个熟人社会，可以有形无形
地控制这种选举。另有一种观点是这种自下而上的这种民主远远不及自上而下的，
比如说像在苏东，包括台湾，最後蒋经国决定开放党禁，如果没有这样的实力的话
，村委会的选举现在走了十三年，再走二十年，能发展到什么地步，现在是一个未
知数。其它民主条件不具备的村委会选举难以为继，那么现在的选举在他来讲等於
是做游戏。等於是中共利用村委会选举来改善自己的形象，增加自己的实力，控制
村民。另外，他认为村委会选举因为是先立法，最後开始搞选举，他就说这是相当
於大跃进、人民公社，另外的一次社会总动员，这种动员把中国的农村、中国的社
会引向何处，现在也是不可知。所以大家应该很好的研究这个问题。
刘亚伟觉得，权力一旦给了人民，人民一旦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就再压也是
压不下去了。所以他的结论是，村委会选举村民自治能够搞起来，这是双方的努力
，一个就是上层，另外就是下层有这个要求，其次中层领导特别是民政部的官员的
推动造成村委会选举村民自治如火如荼的搞起来。选举的效应後果应该是有待於进
一步的研究，没有疑问，它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强化国家在村
级推行政策的作用，但是村委会选举村民自治和将来中国的民主化之间是不是有什
么必然的联系，大家这次应该能充分的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种培训
，这种对选举过程的了解加上他们意识的转变，认为他们现在手中有权，可以向国
家要权，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我想对今後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一定会起到巨大
的作用。”
国际社会在推进中国乡村选举中起的作用
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任教的何包钢博士在会上以“浙江的村民会议和
村民代表会议——村级民主完善之尝试”、“国际社会在推进中国乡村选举中起了
何种作用？”和“关於浙江选举的几个案例”为题，作了数次发言。他指出，全球
化席卷到中国的乡村政治。也许中国的农民尚未感觉到这一点。但是，中国上层领
导在策划、推动乡村选举中，已深刻感受到国际社会对中国乡村选举起了不可忽略
的影响作用。以非政府的民间组织为例，福特基金会出钱支持中国学者的研究、召
开国际会议、组织人员参与《选举法》的起草。卡特中心与中国政府签订协议书，
培训中国乡村干部，建立电子网络中心，共享研究成果。西方学者更是作了具体的
建议。比如采用秘密投票箱、一人一票制。与此同时，国外在评价中国乡村选举时
，往往积极肯定，很少批评。尽管国外学者知道选举中有许多弊病、缺点、弄虚作
假，但是他们以鼓励为主，大力称赞乡村民主建设的成就，以此来增强中国领导人
的信心，进一步推广乡村民主建设。
中国政府内部有些人认为，国外对乡村民主选举的支持是进行和平演变的一
部分，并建议限制国外资金和与外合作。这种保守势力虽有一定影响力，但不能阻
挡乡村政治与全球化政治日益加强联系的趋势。民政部中的改革派认为村民自治必
须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不能神秘化。非常有趣的是，国内改革派巧妙地利用国外
舆论、资金、人员来推进乡村民主化。1995年外交部发现一贯反华的“华盛顿邮报
”发表文章称赞中国乡村选举。此外，外交部与民政部密切配合，开始大规模宣传
乡村选举现状，邀请十几个国家的上百名记者参观选举的过程。乡村选举不仅有利
於国家长治久安，而且有利於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正是在这种树立民主中国国际形象的思考中，民政部中的王政耀等人说服福
建省领导人放弃以家庭为单元的投票制，采用一人一票制，因为前者会在国际上形
成中国选举制度不民主的形象。此外，98年12月四川省步云乡不经中央批准，直接
选出中国第一名乡长。此事在法律上不符合地方法程序，但是中央默认直接乡长的
事实。其中一个原因也在於考虑到国际形象。如果废除直选结果，这将会在国际社
会中造成不良影响。
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联合国的支持，在比中国更贫困的柬埔寨
不可能进行顺利的民主选举。如果没有联合国及澳大利亚等国的支持，东帝汶绝不
可能进行全体公民投票。同时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虽然中国乡村选举仍可进
行，但其发展速度将会更慢、波折将会更多。 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家力
量巨大，仍可控制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例如，欧洲联盟提供一千万欧元的资金赞助
，是目前国外资金赞助最大的一个项目。但是，中国设定了许多使用国外资金的条
件。由此可见，国际社会的作用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但是，国际社会将会在中国民
主化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全球化政治已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有机
组成部分。
权力劣质化和宗族化即家族化同时发生
来自上海的曹锦清教授发言题目是“1978年以来中国乡村政权管理的转型”
。从一九八九以後，主要在王国维老家浙江农村，进行了四年的调查研究，在九六
到九八年他又到河南乡村，在那里待了半年，连写书再回访大概前後三年，所以这
十年当中，他主要是在农村里面，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
据曹锦清教授介绍，他在研究过程当中牵涉到一个方法的问题，，首先是我
们从西方输入的一套术语，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一套术语，它能不能概
括、指实（指称中国的现实）？这是他多年来感到没有解决的问题，很困惑；另外
根据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能不能触及中国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
决。曹锦清已经写了三本书，但出版後自己也很不满意，因为写出了很多的概念，
很多概念还是西方的，避免不了它，所以你不使用西方的概念，你无法表达思想，
但是你用了这些概念，你指称不了你感受到的现实。这是他十年很深切的一个感受
。
他以到中国农村去调查为例，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进入这个现场？进入这个
调查现场，问卷能不能够进入调查现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农村是充满了忌
讳的地方，那么通过官场一级级下去能不能深入到农村？可能，但是调查不到真实
的情况。所以他用的基本方法就是投亲访友，就是中国自己熟悉的方式。避开一切
官方，没有介绍信，没有记者证，就是通过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这样很辛苦
，但是中国老百姓所能够接受的。如此才能进入村落，触及中国社会这种比较深层
的现实，但也带来了全部的弊端，因为是个案访谈，他不可能进行比较一般的概括
。所以前面发言人所讲的村民选举的东西方各种各样的研究、各种结论，这些结论
同时是真实的，但没有一个结论可以涵盖全部，因为都可以找到它足够的案例来支
撑他的结论，但是不足以说全部如此，不可能。
曹锦清指出，透视中国，在区域上可以分成三块，沿海这一块和内地不同，
内地和边疆不同。沿海和内地有非常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沿海这二十年来它做了
一块工商业的新蛋糕。农业那块老蛋糕，基本上给农民吃了。由於种种的原因，农
业这块蛋糕是做不大，新蛋糕又做不了，而且亏损。但是基层的政权日益膨胀，消
费日益增长，还要搞“政绩工程”，耗资庞大。
这些负担也直接间接地落到农民头上。政府通过征税、收费、罚款从农民处汲取资
源，一个乡计划生育罚款和农民负担和税大概是各占三分之一。这就涉及到村这一
级到底是农民要建立起来对抗官府对它的压迫和掠夺，还是官府要建立村一级向农
民要控制生育？收超生这个罚款，收各种农民负担，就是“要脸要钱要命”，这个
到底承担什么责任？毫无疑问是承担官府的责任。
曹锦清指出，在这种官民争食老蛋糕高度的对立的情况下面，要求这一级进
行民主选举意味着什么？可能吗？在这个大的背景条件下面，如何来进行这个所谓
的民主选举呢？它的客观性、可能性在哪里呢？关於这一级的选举，我觉得被传媒
，被理论界夸大，他的意义，向民主化推进的意义，是我们套用西方或者套用一些
经验认为它会怎么样，这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是我们过度的民主热情使然的。我自
己看到的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在这种情况下面，村这一级干部基本上又向劣质化发
展的趋向，因为它不可能选举出来，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有能力，把那个粮、钱征
收出来的，把计划生育管住或者把计划生育罚款收上来的那个村的权力机构。那么
如果他受到上面支持还不够，必须还有家族的支持，所以这个权力的劣质化和宗族
化即家族化是同时发生的。
选举尚未改变农民与政权之间关系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博士作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选举
”的发言，来自深圳的《中国的陷阱》一书作者何清涟女士以“当代中国农村的重
构”为题发言。程晓农认为，基层选举并不等於民主化。中共最初进行农村基层选
举的初衷是为了遏制腐败，改善党群关系，但是村委会选举并没有改变农民与政权
之间的关系。何清涟说，经过村委选举後，一些乡村出现了“黑白合流”，也就是
党政官员和地方恶势力相互勾结、官员组织农民和政府对抗的情况。而在政府能够
控制候选人、能够控制黑白合流的地方，政治腐败又更加严重。在中国农村作过实
地调查研究的与会者介绍道，一些农村选举出来的村干部都是当地的一些名人或富
人，他们竞争村干部实际上是为了争夺对公有或集体所有财产的控制。一些“土豪
”或“劣绅”经常利用贿选、捐款等方式来笼络人心、收买选票，从而得到对当地
乡村经济政治资源的控制权。有人形容这是“富人的民主”。一般来说，乡镇选举
1998年和1999年又有了新的进展，而第一届乡镇长换届选举也要在明年进行。程晓
农认为，中国近年来的政治腐败导致，“县乡官商利益集团”的形成，官民矛盾非
但没有解决，农民和庞大的“县乡机构附属集团”的矛盾更为突出。这个“县乡机
构附属集团”完全靠农民来抚养，但是反过来又用高压政策继续压榨农民。农村基
层选举只能向上扩大，扩大到乡一级，“只有这样，才能对他们构成约束。”
但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认为，打破这一官商利益集团的唯一途径是
取消乡级政府，把乡级政府改造成类似“乡公所”的服务机构，而不是政权机构，
同时把经济利益下放到村。
对於非中共党员或非中共推荐的候选人当选，在一些西方学者眼里，是中国
农民摆脱中共统治的第一步。但是，与会者却发现，近来中共加强了党对农村基层
组织的控制，重申了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地位不能动摇，并通过建立村支部和村委会
联席会议制度，以确保重大决策由村支部形成决议，村委会向村支部请示汇报工作
。与此同时，一些乡村还在推行村党支部干部和村委会干部交叉任职的试点。苏绍
智教授作了题为“村委直选和村民自治的局限性”的发言，他提出:如果党支部领导
村委会，“两委”合一，那么还有什么村委直选和村民自治而言？苏绍智说:“村委
直选和村民自治，还差十万八千里。”
发展和扩大基层选举能不能促进中国的民主化是这次研讨会上争论最激烈的
问题。北京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以“乡村选举在中国农村中的自组织功能”作了发
言，他指出，中国的农村选举和城市居委会选举实质上都在社区民主的范畴之内，
而历史证明，社区民主和国家民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他强调“这个逻辑并不
存在。”
产权清晰下的直选可保护财产主体
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温铁军讲了“两个村的故事”，以阐述
“社区股份合作制与村级民主”的现状。在他看来由於“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
民主是财产关系清晰的经济主体分享权利的制度安排，因此产权清晰条件下的农村
直接选举不仅能够导致政治民主制度。而且会让这种制度服务於对财产主体及其经
济利益的保护和调节。支持这个判断的案例分析来自对草场村和胜利村的调查。
他介绍了广东南海“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的背景，以及草场村
的“增人购新股，减人不减股”的股份合作制具体做法、实际执行情况。南海於19
99年3月全面进行撤区建村与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一般认为，在这种通过股份合作
制改造、产权相对明确的地方，有条件实现村级民主。村委会通过民主选举重新建
立以後，也会保护产权主体合理的权利要求。他讲述的另一个胜利村的故事，是私
有企业老板联合起来支持党支部书记竞选。
此外，龚小夏女士以“乡村选举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冲击”为题发言，香
港城市大学郑宇硕教授发言的题目则是“中国城镇领导的直选：实验、进展及其意
义”。在讨论选举在中国的转折过程中的实际政治与经济功能时，中国人民大学的
赵履宽教授作了题为“对民主和选举的哲学思考”，大陆青年学者、哈佛大学费正
清中心访问学者吴稼祥先生作了题为“基层选举对中国民主化的价值”的发言。
会议的争论焦点之一是民主到底是应该自下而上，还是应该自上而下？普林
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余英时指出，台湾的村民选举进行了几十年，但是直到国民党
开放党禁报禁之後，整个台湾才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表示，
中国民主化要从中共党内做起，否则村民自治又有什么意义?但是，哈佛大学费正清
中心访问学者吴稼祥认为，中国民主的出路只能在发育中间组织、地方层层自治的
基础上上升到联邦化。
以“逐层递选”实现中国的平顺转型
刘宾雁先生作了题为“中国选举制度化的可能性”的发言。中国大陆著名学
者王力雄虽然未及出席会议，但还是在会上发表了《以“逐层递选”实现中国的平
顺转型》的书面讲话，他提出，专制制度在中国肯定来日无多，但是先不谈民主制
是否适合中国，问题首先是如何从目前的专制社会过渡到成熟的民主社会？很多迹
象都表明中间必定有一个四处爆炸的雷区，而中国有可能在那途中被炸毁甚至多次
炸毁。如果是那样，民主制不管多好，对中国而言也是可望不可即。或者说，走在
平坦大道上的人，打碎他身上枷锁是解放，而一个走在钢丝上的人，打碎他身上枷
锁的同时却可能使他跌下深渊。我们的中国，今天正走在钢丝上。因此要考虑对中
国是否适合，不仅在於一种制度实现後是否适合，首先还应该看它能不能平稳地实
现。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我提出“逐层递选制”的概念，这只是一种选举方式，区
别仅在於方法。逐层递选制的简单描述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公权力，其各级当权
者由其直接下级选举产生。以现在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举例，就是村民选举各自的
村民组长，村民组长们选举本村的村委会主任，村委会主任们在一起选举乡长，以
此类推，乡长选举县长，县长选举地区专员，专员选举省长，最後是全国的省长们
在一起选举国家元首。“我称这样的过程为‘自下而上逐层地实现逐层递选’。这
一过程一旦启动，就会逐步向上层扩展。当一个地区之内逐层递选产生的县长占了
多数，他们就会要求掌握地区的决策权，并且由自己推举地区领导人。那时省当局
任命的原地区领导人就被和平地架空，那个地区也就平稳地实现了体制转换。如此
继续发展，下一步就该是选举新的省长，直至多数省长都是经过逐层递选产生，省
长们就会要求对国家最高领导人也进行选举，一旦完成那个最後层次的选举，整个
社会也就完成了转型。”逐层递选制可以在旧体制内部生长，与旧体制泾渭分明又
你中有我，既保持社会平稳，又保证转型彻底，既能够取得胜利，又不需要战斗。
当然，现在谈逐层递选制对社会的全面改造未免太远，眼下的基本点应该放在保证
中国政治体制的平稳转型上。对中国的未来，如果多数人仍然选择民主制，那么逐
层递选制至少可以成为通向民主制的中间过渡，因为它能够做到自下而上和平地架
空专制权力，从而避免出现权力真空和社会动乱。随後，再由和平产生的新权力体
系自上而下地推行民主制，那也不失是一种好的途径。总之，保证中国平安，人民
无难，是我追求的首要目标。
基层民选在城市的发展前景不明朗
从去年开始，包括沈阳和北京在内的一些大城市也进行了居委会的民主选举
试验。城市社区选举目前进展得怎么样了？刘亚伟在会上还以“最近乡镇选举和城
市街道委员会选举的实验”为题，作了另一次发言。据刘亚伟介绍，目前中国民政
部正在21个城市的26个居委会进行社区选举的试点，走在前面的是东北工业城市沈
阳。过去，沈阳有两千七百多个居委会，经过选举成立了一千二百七十七个社区管
理委员会，选举过程是“公开招标、街道聘请、居民选举”，选举办法完全采用“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农村基层民主在城市中的扩大。
刘亚伟认为，城市社区民主选举确实扩大了居民的自主权，但是也存在选举
经费不足、缺乏法定程序、选举出来的社区管理委员会权职不清等问题，有待於进
一步摸索。用刘亚伟的话说:“村委会选举目前在搞......还要拭目以待。”
许多与会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国营企业困难重重，城市人口失业严重，大量
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治安日益恶化，中共在城市里进行社区选举只不过是为了
应付城市中的各种问题，而不是把民主真正赋予城市居民。
从早年台湾地方选举展望中国乡村民主
陈奎德博士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变风起於青萍之末－－中国乡村民主及早年
台湾地方选举”，他并将大陆乡村选举与台湾早期地方选举作了比较，就宏观历史
流程的概貌而言，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与40年前台湾的社会发展是有颇多相似之处
的。中国大陆在80年代开始的基层民主选举自治，也许不一定会完全踏着台湾当年
的脚印走。但是，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两个中国人社会，如果又具备了某些相似的
历史条件，譬如，逐步有了保障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制度，又有了地方的民主选举
，则它们发展轨迹的某种相似性是不难想象的。因此，如果说大陆的地方选举将松
动中共的一党专政体系，将对形成自主性的民间社会产生正面作用，我认为都是不
必怀疑的。当然，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大陆目前情势与当年台湾的相异之点。基本差
别在於，国民党仍是承诺以民主宪政为基本目标的，“戒严”只是被称为不得已的
临时措施。而大陆虽然目前已由全能主义的极权统治转向了类似五、六十年代台湾
式的威权主义统治，但中共仍一直(口头)坚持共产意识形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并未把自由民主作为其目标。因此，台湾的最终解除戒严解除党禁报禁乃是其
题中应有之义。而中共则相反，(起码在口头上)把目前的经济自由化等政策视作“
临时退却”，就其公开的目标而言，最终还想返回公有制去。第二，事实上，正如
储安平的名言所说：在国民党，自由只是多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自由则是有无
的问题，即使在现在，这一判断仍未完全过时。第三，就疆土面积而言，大陆之广
阔及各地区发展的极端不平衡都增加了比台湾更为复杂的因素。诸如此类差异，还
可举出一些。由此视之，无庸置疑，大陆的宪政民主之路肯定要比台湾艰险得多，
曲折得多。如果我们没有原创性的思维和战略，不经过一段出人预料的崎岖坎坷历
程，是很难到达类似台湾在1986年的那种历史转折点的。对此，作为已经经历了深
重灾难的中国人，我们恐怕还应有更充分的思想准备。
海外对中国基层的民主选举一直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持正面肯定意见的
认为这是“伟大的民主成就”、代表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光明前景，而持批评意
见的人看来，这完全是“共产党的政治游戏”。这次会议的与会者感到，近年来，
海内外学者们对农村选举的成果和意义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和思考。也有学者认为，
基层选举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农民的兴趣未必很高、也不能解决农民的基本问题
，但不容否定的是它对基层民主建设确实会产生很大的意义，而且长此以往它将改
变人们的话语系统，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杨建利博士在总结时表示，会议的成功超出了预
期。正如赵履宽教授在会上指出的那样，“就推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而言，
制度文明比其他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更为有效。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与制
度文明结合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绝不是真正的文明，而只是文明的扭曲。……
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把民主思想转化为民主制度，即把经济民主思想转化为以自
由经营、公平竞争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把政治民主思想转化为以公平选举
、多数决定、少数安全为特征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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