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举办“阐释文化：中国面对新千年的挑战”学术研讨会
今年五月五日至九日，瑞典主管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官方机构“人文
和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委员会”（ＨＳＦＲ）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了题为“阐释文化：
中国面对新千年的挑战”的学术研讨会，应邀参加的有来自中国（包括内地、港台
和正在海外客座）的学者和欧美多国的中国学专家近五十人。
瑞典的中国学研究有悠久传统，产生过高本汉和马悦然这样国际知名的汉学
家，但官方正式出面主办有关中国文化的较大型学术会议尚属首次，说明瑞典官方
对中国的重视已不仅限於政治、经济和外交层面，也扩展到文化和学术研究领域。
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政经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都经历了深刻
变迁，已成为西方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和商界垂涎的巨大市场，在国际政治舞台亦
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然而，中国一方面在经济上力图和西方接轨，积极入“世”
，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依然采取和西方对立的立场，维持一党独裁体制，
抵制民主和人权，指责西方推行文化霸权，并且把这种冲突解释为中西不同民族文
化传统的不同价值取向。目前，此种解释已不仅是官方话语，在中国民间和知识界
学术界也有相当影响。因此，在新千年资讯科技更加发达、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更加
发展、中西文化碰撞可能更加激烈的背景下，中国会如何应对，中国文化在世界文
化新格局中如何定位并发挥作用，就不光是中国学者正在思考的问题，也成为瑞典
等西方国家关注的重要变数。
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会议主办者设立了六大议题：一，文化全球化：文化
普遍主义和多元论；二，界定传统；三，价值观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四、宗教
和乌托邦思想；五，文化和性别；六，知识份子和知识界。这些议题都是在广泛征
求中西学者的意见後确定的，为了慎重起见，主办者在研讨会前一年还专程访问了
中国内地和香港，和中国学者交换意见。会议就此六议题安排了六场讨论，为了讨
论深入充分，主办者不要求每人都提交论文，每场只安排二三学者提交书面论文，
由二二学者作专题评论，然後再有一小时自由发言提问。
主办机构负责人宣布会议开幕之後首先作主题发言的是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
然教授，他从自己研究汉学的起因谈起，谈到中国文化传统富有魅力，在世界文化
中应有重要地位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他也用亲身经历为例，说明那些借用中国文
化传统之名抵御世界民主大潮的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和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甚
至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比如，他提到，真正继承中
国文化传统精髓的现代作家沈从文先生去世时，他曾打电话给中国驻瑞典使馆表示
悼念，而中国外交官们竟不知沈从文是何人。因此，重新解释中国文化而不盲目标
榜，是中西学者的重要任务。
在首场关於“文化全球化”的讨论中，瑞士日内瓦大学汉学教授毕来德提交
的长篇论文以目前多见的文化保守主义观点对西方自工业以来一味追求“进步”、
“发展”、“科学”和“现代化”表示质疑，认为市场经济唯利是图，商业眼光和
量化计算损害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文化全球化”不过是这种资本主
义发展到了更新阶段，背後仍是经济力量制约。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订的
“现代化”计划也是追求和西方一样的经济逻辑，以市场经济驱动发展，以利润为
目标，以消费促生产，转入商业化社会，结果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和社会腐败
，犯罪率升高，以及出现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他忧心忡忡地指出，中国正在
失去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比如目前大力推行的轿车政策，美式冷饮代替中国茶的
时尚等，使中国在失去自己的特点。相对来说，本场提交论文的另两位学者则比较
乐观：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教授沈清松认为“文化全球化”不是文化一体化而是不
同文化的对话，需要一种寻求不同点的“陌生化”策略，而东方文化传统在这种策
略中更有浓厚资源可以利用，东方思想在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也能对西方现代
理念起平衡作用；瑞典斯德哥摩大学中文系陈迈平认为中西文化发展从本源上就有
不同模式，西方常为“裂变”态而中国常为“聚变”态，一为扩展型，一为兼容型
。他还以文化流体力学来解释“文化全球化”中不平衡的文化流动，高位文化流向
低位文化，认为中国文化虽然常处於低位，但一如大海处於低位而能融纳江湖之水
，并无所谓消亡之忧。
在“界定传统”的讨论中，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成中英深入分析了中西
方化传统的不同，中国文化重视整体主义，而西方文化主张个体主义；中国华东师
大教授高瑞泉提交了“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论文，认为过去讲中国现代精神，不
是强调对传统的反叛，就是认为现代精神抛弃了中国传统精髓而不可取，其实，仔
细梳理之後能看到不同理念的存在，既有西方现代资源，也对传统颇有继承。
第三场讨论有关现代价值观念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北京大学国
情研究中心主任申明明教授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崔之元教授分别介绍了自己近来在
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第四场讨论“宗教和乌托邦思想”，中国复旦大学历史系朱
维铮教授介绍了康有为在其《大同书》等文献中阐发的乌托邦思想及其对後来中国
政治发展的影响，包括对毛泽东的影响；香港道风山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刘小枫分析
了基督教的“千禧年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的关系。
关於“文化和性别”的讨论，是由两位女学者主讲。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孔
慧怡教授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运动以来的“妇女解放”实际上是男性话语，充满
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她以缠脚问题为例作个案分析，指出新派人物只把参与社会
活动的城市女人看成有价值的人，并不重视一般妇女民众特别是农村妇女的生活疾
苦。耶鲁大学东亚系孙康宜教授介绍了当代西方性别理论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
的运用，谈到这种理论打破传统治学方法後取得的成果，而这种研究反过来也深化
和丰富了性别理论，比如在性别与权力的关系、性意识和欲望、性和身体语言等问
题上对西方理论有重大修正和发展。
最後一场讨论“知识份子和知识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
介绍了大陆知识界最近在一些社会发展方向问题上发生的论争和动向，指出在市场
经济的外在压力和後现代主义内在意义被解构的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对
社会责任的逃避；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介绍了中国知识界在上世纪九十
年代以来的分化，在定义知识分子、市场经济、全球化、现代性等问题上的一些争
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以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人为个
案，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外族入侵、国破家亡时对民族气节如何理解和应对，剖
析了他们在文化认同方面的矛盾心态和文化民族主义倾向。由於这些学者都是中国
大陆知识界论争的当事人，所谈又都是现实问题，因此他们的发言比较引人注目，
引起了热烈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表现会议面对新千年的前瞻性和对青年学者的重视，主
办者还特意邀请了五位中国（包括台湾）的博士研究生出席，并在最後一天专为这
些博士生和正在攻读中国学博士的瑞典研究生安排了一场座谈。
在闭幕式上，主办者瑞典“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委员会”的负责人对会
议的结果表示非常满意。他还表示，今後将加强和中国的学术交流，比如过去他们
只出资聘请过欧美学者来瑞典担任客座教授，今後将要多聘中国学者。
此次会议虽然是让中西学者从学术角度探讨中国文化如何面对新千年的挑战
，但瑞典官方主办者的意图实际上是想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传统，倾听中西学者对
中国文化在全球化国际化情境中未来发展走向的见解。瑞典人也很讲究中庸之道，
不仅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时都保持了中立，多年来也热衷於化干戈为玉帛，在国
际社会经常扮演和平使者和冲突调解人的角色，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谈判，
最初就是瑞典人促成、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他们想探索促进中西文化融汇而不是
扩大冲突的可能性，也是此次研讨会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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