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的先声》
历史有时真像一个万花筒，让人眼花缭乱。特别是当权的执政者出於不可告
人的目的，不让人们了解历史真相的时候。四十年代中国有一场历时数年、波澜迭
起的民主运动，据说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奇怪的是，一向以给自己评功摆好代
替历史研究的中共当局，近年来对此却三缄其口，好象压根儿就没有这件事似的。
例如一本最具“权威”的，1991年7月出版，为纪念中共成立七十周年，由中共中央
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没有提及这件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每个有天良的中国人，都有权了解这段历史，历史的真
相理应公诸於众。这倒不是为了“揭老底”，更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着认识
中国民主运动的艰辛历程，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从而有助於推进当前的中国民主
化。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觉得不久前出版的这本《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
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出版，以下简称《先声》）
，值得每个关心中国命运与中国前途的人认真一读。
是庄严的承诺，还是历史的谎言？
四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实际是与抗战同时起步的。还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毛
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
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讲了三个问题：（一）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
段；（二）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三）我们的领导责任。关於民主和自由，毛提
出了两项具体的奋斗目标：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
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
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五六——二五七页）。通读这个报告，我们有理
由这样认为，毛是把抗日的任务归结为“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因此可以这么
说，中共是扛着“民主和自由”的大旗，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列的。毛的这一说法和
战略部署，连中共内部都有人不赞成（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二七二页），
一般人更难理解。
毛泽东这么说这么做也有他的理由，正象他所说的：“中国是有缺点的，而
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
”！这是一九四四年六月，他对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团讲的。《历史的先声》开
卷第一篇收录的，就是这个讲话的摘录。当时已到了抗日战争的後期，在毛看来，
中国的头等大事不是发展国民经济，不是稳定後方大局，甚而也不是军事战略部署
，而是实现民主，惟有实现民主才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前提。“因为只有民主，抗战
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
建设一个好的国家。”
从毛在抗战开始前夕，就强调为民主与自由而斗争，这时又把民主视为抗战
胜利的前提，可见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一直高举着两面大旗，一面是抗日，
一面是民主。四十年代前期可以这么说，把民主的旗帜举得最高的，口号喊得最起
劲，步骤设想得最具体的，就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了。这本《历史的先声》就是
最好的说明。它收录了一九四零到一九四六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
、社评，以及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讲话、文章，总共九十余篇。内容都是反对国
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的。诸如民主的目标与原
则，公民的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与保障，实现民主的条件与方法……方方面面
，都有极其精彩的论述。对於健忘的中国人，如果有机会读一读这些文字，那是大
有裨益的。
一九四一年五月，《解放日报》有篇题为《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的社论，
以摘引边区施政纲领的内容，说明了边区人民享受到“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并向世人宣布：“中国共产党
一向是忠实於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
与每一句话，都是兑现的。”（《先声》第二五二页）那时的边区人民是否享受到
了这些权利，我没有考察没有发言权；我们只知道在当今中国大地，当年那些美好
语言已随革命风暴吹得无影无踪。《先声》的编者说：“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五
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国共决战，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之争；中国是走民主
的光明之路，还是走独裁的黑暗之路？”可是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结束已经半个世
纪，中国并没有走上民主的光明之路。历史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中共揭露批判
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种种弊端，差不多全都保留了下来，有的甚至还有了发展。难怪
《先声》编者只能这样告诫我们：“让我们一起走过从前，为的是明天一起走向未
来。”可是今天呢？我们如何面对今天？联系今天的现实，人们不能不怀疑，当年
那些豪言壮语，究竟是“庄严的承诺”，还是历史的谎言？
抗日乎？民主乎？
当然，说它是“承诺”固然无法自圆其说，但要说它就是“谎言”也未免流
於情绪化，重要的是对它进行具体分析。既然毛泽东把实现民主与自由作为抗日的
重要任务提出来，那我们就从抗日与民主的关系说起。
说实在的，毛在抗战一开始时，就提出民主与自由，把它们的实现作为抗日
的前提与目标，这从策略上讲，不能不算是一着险棋，而且还是一个极具机心的谋
略，按照通常的惯例，当一个国家遇到外族入侵的非常时期，总要实行全国总动员
，结束党争，民主问题则要低调处理，人民甚而还要牺牲某些既得的民主权利，以
利政府集中权力，提高决策效率。适应抵抗侵略的战争需要。就在这样的时刻，毛
却把民主与自由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作抗日时期的主要任务，真让人感到不
可思议，觉得这样做太不合时宜。其实他这么说这么做，是极其高明的，不愧为天
才的谋略家。
毛这么提出问题是於典有据的，那就是列宁关於战争与革命的论断。第一次
大战时，列宁曾说那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无产阶级应将它变为国内战争，进行
无产阶级革命。後来由於苏联的出现，列宁的这一论断就被公认为无比正确。所谓
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中的经典公式。像我们这
些人，中学时对它就耳熟能详，毛在抗战初期断定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
战争（苏德交战後有改变），是顺理成章的。这时分析形势也只能搬用这个老公式
。但他要是照本宣科，大讲什么变抗日战争为国内革命，那将是什么样情景？不难
想象他一定会成为全国声讨的头号敌人。毛的高明之处在於，他把这个公式中的“
革命”转换成“民主与自由”，并把它与抗日连在一起，这样他就成了坚持抗日，
高举民主大旗的英雄了。这时要讲“革命”，可能吓跑了许多人，也给蒋介石的镇
压制造了口实；可是讲民主，讲自由呢？那就大不一样了。尽管有人觉得不合时宜
，也无法正面去反对；即便蒋介石国民党也不敢公然说它们不好，因而在中共一拨
一拨的民主攻势面前，会显得理不直气不壮。至於一般民众，苦於被压迫被束缚的
处境，民主自由对他们就意味一种得救，一种解放。尽管他们对民主自由并不一定
有深切的了解，却不妨碍对鼓吹民主自由的共产党感恩戴德。就连一些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共产
党的盟军。这样在中共周围就会聚拢一批又一批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群众，形成了
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广泛统一战线。因此，毛在抗日时期扛起民主的大旗，与其
说是为着抗日，还不如说是为扩大中共影响，壮大中共力量，取得对国民党斗争最
有利地位。
本来，争取群众，壮大自己，这是政党斗争中常见现象，别人没有理由对它
说三道四。问题是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已是同一战壕的友军，蒋介石又是中共承认
的统帅，在那样一个大敌当前时刻，理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现在却用这种办法
对付盟友，岂不是在挖自家人的墙角？所以我说它是包藏机心的谋略，不能说是没
有根据。
问题还不止这些。如果中共真的为了实现民主与自由，那我们今天回顾这段
历史，虽然不无遗憾，但终究还会为自己能够实现领受到民主与自由而感到庆幸，
岂料事实却让人感到被欺骗被愚弄了。我们也用不着一味抱怨，因为真相虽然是以
後才暴露的，问题却早在当初就已潜伏在倡导者的宣传中了。
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对民主的热诚，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简直就是一
位“民主发烧友”，逮着机会就要说一遍。他把民主问题从党内讲到党外，特别是
对那些延安不多见的中外记者，讲得更起劲。“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
、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
要民主”（《先声》第三、五页）既然对民主需要这么广泛，那么抗日呢？如何处
理抗日与民主的关系，这可同样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啊！对此，毛似乎早已胸有
成竹，只是不象对外讲的那么堂皇，那么稳重，那么严密，而是简单利索。让我们
看一看毛与彭德怀之间的一场争论。一九四三年四月，彭德怀作了一次关於民主教
育的谈话，毛在读了彭的谈话记录以後，大为恼火，给彭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於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
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
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
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的政治经
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有利於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
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
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
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
……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二六页
这是一篇难得的文献。它能让我们较为准确地了解毛的民主理念和他推行的
民主是否真的是民主。为什么要民主？民主的价值何在？按照毛的说法，是因为民
主可以帮助抗日，民主的价值就在於它能满足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当时抗日是个
大题目，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不要脱离抗日来谈民主确有充分的理由，但这
只能是就民主实施的范围与次序，指出哪些可以实施，哪些应当暂时缓行，绝不能
够把民主的作用与价值归结为仅仅是能适应抗日的政治需要，甚而连民主的基本精
神也要排斥，说成与抗日不相容，这样的民主岂不堕落成为权谋家手中的工具？成
了党派斗争的一种玩物！试想连反封建都不准提，还会有民主吗？为了抗日的需要
，就可以将民主的根本精神都不要，这样的抗日又能成为民族解放的斗争吗？
说到抗日战争，作为一个未能身临其境的当代中国人，不能不感到惭愧，因
为对它的历史我们知道得太少，至今也找不到一部较为客观、公正的读物，来弥补
这方面知识的不足。长期以来，官方的教科书总是说，那时的国民党只是“消极抗
战”，甚而是“假抗战”。什么“台儿庄会战”、“昆仑关大捷”、“衡阳保卫战
”统统消失了，国民党军队二百多位抗日将领都白白牺牲了。我们民族抵抗日寇入
侵浴血奋战的历史画卷，竟被一帮御用史家涂毁得面目全非，这是对我们民族公然
的贬损，是对那些抗日英烈肆意亵渎。读到这样的历史书，能不感到无限的愤慨！
当然，我们同样不能说中共是“假抗日”，不能相信当年国民党指责中共“
游而不击”。只是由於抗战形成的特殊格局，中共既要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
蒋介石是全国的统帅，边区政府改为特区政府，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
，同时又要坚持对边区绝对控制，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
阶级路线，这就难免产生许多摩擦，使自己处在不顾大局的地位，无法做到“与中
央保持一致”。这样的摩擦与内斗，用民主的旗帜也是掩盖不了的。不过，中共喊
得最响的还是抗日，民族主义的旗帜举得更高，实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先说
件事实罢。一九四一年四月，苏联与日本签定了《苏日中立条约》，竟然有这样的
内容：“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
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就等於公开支持日本对中国
的侵略，完全暴露了斯大林一伙的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当然遭到中国人
的强烈抗议。可是一向以发动群众、支持群众标榜的中共对此却缄口不言，反倒说
那些对苏联抗议的中国人“是在狭隘的民族情绪之下的”“冲动表现”（参见《毛
泽东文集》第二卷第三三三页）。民族主义大旗这时没了旗帜，只剩下一根旗杆，
用来横扫自己的同胞了。由此可以想见在民族利益与党派利益之间，也绝不像中共
讲的那样完全一致，以至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往往要把自己党派的发展与壮大放在
了实际的抗战之上。所谓“一分抗战，两分敷衍，七分扩张”，这个还没有完全得
到证实的中共策略，也能多少说明问题。不然就无法解释，到抗战结束时，中共党
员由抗战开始的两万多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军队也由三万扩大到一百二十多万
，还有二百多万的民兵。
我无意沉陷於这笔一时无法扯清的烂帐，更不想评判国共两党之间的是非。
我只是想说明，即使在抗日战争民族情绪高涨时期，把民主纳入民族主义的轨道，
民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甚至连民主理念的正确阐述也会被民族利益所遮掩。
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是群体本位，民主主义的价值基础是个人本位，它们是两种不
同的价值取向，虽然在实际运行中，它们并不总是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适当
的历史机缘也可以使它们相互促进，民族主义可以成为推进民主的先导。例如美国
历史上的独立战争已是公认的事实，中国的辛亥革命也多少有这样的作用。但这样
的机缘并不常见，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们是不容易拉扯到一起的，尤其是在笃信一
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那里，指望他们用民族主义来推进民主，
岂非缘木求鱼？实实在在的则是，民族主义是他们通向集权的一种手段，一种护符
，五十年前的事实与五十年後的教训，说明的就正是这么回事。
联合政府真的能取代“一党专制”？
五十年後的教训是什么？是中国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民
党的专制统治，却并没有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制度，“一党专制”的集权统治，依然
是中国人难於摆脱的枷锁。
国民党从它一九二七年掌握了政权以後，推行所谓“训政”，实际就是“以
党治国”，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到了抗战时期，这种“一党专制”进而发展成
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成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集权专制。所以，
四十年代中共领导的民主运动，一个最响亮、最动人、最有号召力的口号，就是反
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它吸引了无数中国人为之奋斗。早在三十年代初，以胡
适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明确提出反对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
专制”。只有到了这时，由於中共的领导与号召，才使这个反对“一党专制”的斗
争，成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和当时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还在抗战一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
要用“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去代替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这个“各
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後来逐渐系统化，成为体现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
”。它一直贯穿在整个抗日时期的民主运动中，是中共主要奋斗目标。
比起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联合政府”的主张确实相当迷人，它在当时
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构成一种挑战，曾被不少人用来作为批判国民党独裁统治
的思想武器，甚而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加入到中共领导的民主运动的行列，“
民盟”就是典型。毛泽东说：“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三零六页）那么，这个“联合政府”的主张，或者
准确地说毛所主张的“联合政府”，是否真的就是一种与“一党专政”相对立的“
民主政体”呢？
“联合政府”既然是各党派各阶级的联合，那它们各占比例是多少？这个比
例是按什么标准确定的？它们彼此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大家平起平坐，都是执政
党执政阶级，还是有主有从，有执政党与参政党之分？如果不深究这些问题，只是
从字面上讲，那当时作为战时体制的国民参政会就与它非常相似。它既有国民党，
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非执政党，它对政府不但有建议权、询问权、调查权，还有决
议权：“政府对内外之重要施政方针於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可见这个
国民参政会比时下的政协还要强一些，那时的民主党派还不完全是只花瓶，难怪有
的史家肯定它是抗战时期政治民主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长期以来我们有种误解，总是以“多数”还是“少数”来区分是否民主，以
为多数就一定民主，反之则不能算。既然国民党搞的是“一党专政”，毛现在要搞
一个多党参加的“联合政府”，那当然就是“民主政体”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
回事。是不是民主政体，关键不在是多党执政还是一党执政，而是执政党的地位是
如何确立的。如果是经过议会竞选，获得了多数选民的投票支持，才最终取得执政
地位。这就是现代通行的政党政治。可是，毛所设想的“联合政府”不是根据这样
的民主原则，而是新民主主义原则，根据这个新民主主义原则，“联合政府”有两
条是规定好了，动摇不得的：（一）它必须是由中共领导的；（二）它是实行民主
集中制的。“必须”要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号称“民主政体
”的政府，究竟由哪个政党来领导，不是由选民的选票来决定，却由一个参选党领
袖事先规定了，这倒很有中国特色。当然，毛泽东也讲过要搞选举，在当时历史条
件下，这个选举未必是走过场，但从毛的一贯思想来推断，中共“领导地位”的合
法性，是无须通过选民的历史选择来决定，而是要由武力来争得的，所谓“枪杆子
里面出政权”，这可是毛思想的精髓啊！
当然，经过选民选举出来的政府，只能说它产生的程序符合民主，并不保证
它在实际施政的运作中也符合民主。如果这个政府没有制约，没有监督，同样会滑
向专制走向独裁。所以，当年孙中山设计施政的步骤，是“军政”、“训政”与“
宪政”，是有相当的道理的。只有宪政才可以消解专制独裁的顽症。三十年代初期
胡适等人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也是主张推行“宪政”。可是毛却只对“联合政府
”情有独钟。一九三九年九月，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通过《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
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形成抗日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高潮，延安也成立了宪政
促进会。毛在它的成立会上讲了话，把“宪政”与“联合政府”捆到了一起，说：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
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於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先声》第二七五页）说宪政就是民
主政治，虽然不精确但还没有太离谱；说宪政是几个阶级联合对反动派专政，那就
不着边际，拧着神儿了。幸亏他在这个宪政前加了限定，说是“新民主主义宪政”
，不过新民主主义与宪政也沾不上边呀，倒不如叫“新民主主义专政”非常贴题。
毛指斥别人讲宪政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宪政”，但何谓真宪政呢？毛讲的一
套也不是呀，他连宪政最基本的内容都没有提，（一）尊重和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
；（二）规定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和行施权利的范围；（三）用法律而不是用暴力解
决公民与公民、政府与政府之间纠纷，因而它是法制不是人治。宪政这一基本精神
，六、七年前“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中，胡适等人就讲过。毛跟本就不理睬这
一大套，他把宪政装到“联合政府”的模子里，天马行空说了一通，要点还在强调
它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明确了这一点，才能肯定共产党的领导。“联合政府”
不论有多少党派参加，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不能动摇，谁也代替不了的。难怪有个
国民参政会，毛也是中共代表之一，却总是觉得不过瘾，因为那虽名为“参政”，
实际只是屈居末座，离他设想的“联合政府”差得远呢。
既然共产党已经在“联合政府”中居於领导地位，照理应该心满意足了。不
，单有这一点还不够，这只是组织上保证了党的领导。如果哪个“兄弟党”小伙计
不懂事，不知趣，闹起独立性来怎么办？所以还要保证实际执政运作中党的领导，
这就必须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集中制本来是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原则，毛
把它搬到政府中来，用心可谓良苦。有了这个民主集中制，就不怕“联合政府”中
那些小伙计闹脾气，他们再怎么折腾，也跳不出共产党的掌握之中。按照民主集中
制原则，“联合政府”中的各党派政见上的歧异，经过讨论最後表决，当然要少数
服从多数。但它还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就保证了共产党的最後决
定权。共产党从来没有保护少数，更不允许存在反对派。民主形式经过运作中这么
一集中，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集权，最终“联合政府”和它所反对的“一党专政”就
殊途同归了。如果说“联合政府”因为有各党派各阶级的参加，形式上还有一层民
主色彩，那么一旦把这层色彩抹去了，同样是赤裸裸的“一党专政”。毛泽东说：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後，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
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
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
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
论联合政府》）说得相当动听，可是实际呢？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在所谓“联合
政府”中，“联合”只是它的形式，集权专制才是它实在的内容。这就是毛泽东与
蒋介石这两位同样搞专制独裁的人物，毛的政治权术要比蒋棋高一着的地方。
新民主主义“新”在哪里？
我对“联合政府”的分析，是依据相关文献和日後的经验事实，当时人没有
这个条件，不一定能认清“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之间这一瓜葛。不过，当时
人们并非没有担心与疑问，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後，会不会和国民党一样，搞“一党
专政”？上引毛泽东的讲话，就说明了人们普遍有这样的担心，不然用不着在党的
代表大会上，在政治报告中，郑重其事作这样的说明。不过他只说暂时（所谓新民
主主义时期）不搞，将来还是要搞的，所以毛的这个说明。也可以理解为对人们担
心的一种确认。
其实，还在毛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之前，刘少奇就针对人们这一疑虑，明
白无误地昭告世人：
“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
（《先声》第二九二页）
然而，事实比政治家的宣言更有说服力。今天我们回顾历史，说明那时人们
的担心绝非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当然，我也不怀疑，刘少奇讲的不是他
真实思想，刘似乎没有毛那种老谋深算。我甚而相信，许多老一辈共产党人，他们
确确实实不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同时也不赞成共产党搞“一党专政”。
但是，历史的诡谲在於，你以为自己迈出的一步，跨进的是民主的门槛，结果却偏
偏迈入了专制的黑门。原来起步时方位就错了，这就是至今还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
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一九四零年提出的。按照毛的说法，中国抗日时期的民
主运动，是属於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完成，
所以还只能是民主革命。这个民主既不是过了时的英美式的旧民主，也不是苏式社
会主义民主，那是中国未来一定要建立的，它只能“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
民主主义”，也就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论》·参见《先声》第二八四——
二八六页）。
中国的事就是怪。从来未曾实行过民主，甚而不知民主为何物，现在却突然
被告知，那已是过了时的旧式民主，绝对要不得；民主运动唯一正确的方向是争取
新民主。这个“新民主”与旧民主有什么区别呢？（一）旧民主是资产阶级专政的
遮羞布，因而是“假民主”，这是它的虚伪性；（二）旧民主制度下，广大民众享
受不到民主，这是它的狭隘性；（三）最重要的还是新民主与旧民主不同的阶级性
质，一个是无产阶级民主，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既然如此，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
新民主实现之时，应该普遍推行真民主。在这个“新民主”的光轮之下，不但无产
阶级能够领受到它的光明，就是它领导下的广大民众同样也可以享受到它的洪福。
可惜我的这番演绎纯是书生之见。实际情况则是，新民主主义并没有包容旧民主主
义而有所扩展与深化，它完全摈弃了旧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所
以，一旦新民主主义确立了，那现代社会的议会制度，司法独立，政党政治，公民
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这些民主的基本制度，统统被当成资产阶级破烂；
至於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现代人普遍的价值原则，更被标上资产阶级自
由化，没有它们的存在之地。
根据毛的论述，所谓新民主主义，实际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它还要迈向苏式
社会主义民主，那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这不就等於明白地告诉人们，新民
主主义是通向苏式无产阶级专政之路吗？苏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党专政”的
模式。这已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事实，用不着再为之饶舌，毛对此也直言不讳。只是
对时间的预计，要比毛设想的短得多，新民主主义实现之日，就是“一党专政”实
行之时。所以指望从新民主主义跨入民主制度的大门。岂不是南辕北辙？
我们不赞成毛的结论，但不能不叹服他作为政治领袖的雄辩天才，他能从历
史与理论的高度，从世界宏观形势的发展潮流，把他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由来与发
展，讲得头头是道。不但让许多共产党人心悦诚服，就连那些学贯中西的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也不曾有什么异议，是没有见到还是有意沉默？只有原来是中共党员，後
来脱党成了托派的叶青，写了一篇商榷批评的文章：《与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
载《抗战与文化》）。我为知识界这种冷漠与麻木感到悲哀。但是，却有一位当时
身居穷乡僻壤的老人，恰恰也是从认识苏联现实入手，就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
阶级民主，讲了一通和毛的观点完全相反的意见。这位老人就是中共创始人陈独秀
。
就在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一九四零年，陈独秀和托
派围绕着如何认识苏联斯大林模式和二次大战展开了一场争论。托派认为苏联是“
工人国家”，提出“保卫苏联”，反对英美“腐朽的民主制度”。陈独秀认为，从
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更为广泛的民主，可是从苏联的实际看根本不是这么
一回事。斯大林统治的格柏乌制度（即KGB克格勃），认为“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
治形式，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陈独秀指出，所谓无产阶级
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在实施的范围上有广狭不同，并非在实质内容上另有一
套什么无产阶级民主。“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
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
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就是从十三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广大民众以鲜血斗争
七百年，才得到今天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与标志。可
是“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
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
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前语而已。”这就是把民主强行分为无产阶级
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并把两者对立起来的实践後果。陈独秀还批驳了托派“迷信
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指出“史大林的暴行不是个人心术问题，乃是无（产阶）
级独裁之逻辑的发展。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
密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
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所以，民主制度不确立，即便史大林没
有了，换了谁也逃脱不了变成‘专制魔王’”！（以上引文见《陈独秀书信集》第
四八九——五零七页）。
陈独秀曾是现代中国的启蒙大师。“五·四”高扬的民主大旗，就是由他擎
起的。可是不久他又背叛了民主，认为它已过时，只有社会主义有真正的民主。这
是一九二零年的事。经过了二十年的曲折历程，特别是苏联肃反的惨痛事实的教训
，到了一九四零年，也就是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年，陈独秀却扯去了
蒙在民主旗帜上的社会主义花布，让它以自身的鲜艳色彩飘扬在中国上空。难怪胡
适在读到了这些文字以後，感到非常欣喜，说陈独秀又回到了启蒙的位置了。
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言论自由
讲到陈独秀，我就想到他在“五四”时期讲的一句话：“法律只应拘束人民
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这是对什么是言论自由一种最通俗也是最精到的
解释。根据这样的解释，我们也就明白：凡是搞以言治罪、进行思想统治的，一定
是最黑暗最残暴的专制政权。反对专制集权总是要从争取言论自由开始，保障言论
自由是实现民主所应当最先跨出的一步。
争取言论自由，是反对专制统治的重要内容，贯穿在整个民主运动的过程中
。四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当然也不会例外。《先声》一书收录了不少谈言论自由与
新闻自由的文章。它们批判国民党统治愚民政策，申论言论自由的重要与可行，指
出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所以觉悟了
的公民，应以坚毅不舍的精神去争取言论自由，争取言论自由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
，重要的还在於行动。特别是那些新闻从业人员，他们的职业道德要求他们要发扬
威武不屈、秉笔直书的精神，不做懦夫，不做奴才，自觉为自由民主事业献身。许
多妙语警言，今天读来都会令人怦然心动。真难想象，在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烽火压
境的重庆，思想文化界还有这样富於生机、能不时闪现出思想异彩的文字，怎能不
让我们这些後辈心仪神往？
四十年代民主运动把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作为重要内容是有道理的，它在实
际的运作上是最可行也是最必要的。（一）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与前提，从此入手最容易推进民主运动的扩展与深入。（二）现代民主运动的主力
是知识精英，以文议政、以言报国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言论自由推进民主
运动，便於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参与。或者毋宁说，正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
了当时争取言论自由的主体。（三）当时国民党的统治，虽然政治上独裁专制，但
在思想文化上却保留了有限度的自由空间。因此，争取言论自由在当时是扩展既有
言论空间，完全是合法斗争，容易取得实际效果。
四十年代的民主运动，主要阵地是报纸，主要地区则是在重庆。那时，重庆
是国民党的老巢。过去我们只是从教科书上知道，那是一座黑暗的魔窟，特务横行
，宪警遍地。白公馆、渣滓洞，几乎成了刻印在我们脑海中的重庆象征。当我读了
《先声》以後，感到非常惊讶，抗战时期这儿还能有这么多民主自由的呼声。这固
然说明了它的不民主，不自由，但不也同样说明它还有相对的自由，不象我们身处
其境统得那么严密，那么专横。事实也正是这样，当时的重庆就有不少民办的报纸
、刊物、出版社，包括左派办的报刊，《新华日报》就是代表中共的机关报（先是
南方局，後属四川省委），直到一九四七年二月。特别是象《大公报》这份在国内
外都有很大影响的报纸，从新记公司算起，到它“新生”以後，前後二十四年，正
好与国民党统治大陆相终始。它坚持独立自主的办报方针，提出“不党、不卖、不
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充分体现了“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特色。反对
思想统制，崇信言论自由，则是《大公报》坚持一贯的。所以，言论自由与其说是
中共领导的民主运动一部分，还不如说是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很久
以来坚守的使命。
现代媒体为信息传递提供了越来越方便的条件，可是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与新
闻自由的法律保障，那媒体的作用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变成谎言与诡辩的制造机与
扩散器。现代的独裁者是深知媒体这一特点的，希特勒当年就曾说：“利用报纸，
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解放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引述了希特勒这句话，目的
是揭露国民党的新闻统治政策，指出国民党“统治舆论，垄断舆论，使舆论界法西
斯化、特务化。”（《先声》第一七三页），的确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也具有普遍
的意义，适用於一切独裁统治者。令人遗憾的是，当年思想那么清醒，如今却这么
害怕言论自由，仇视言论自由。为了控制舆论，统治思想，政策出台了一台又一台
，方法想了一个又一个。这些政策与方法，没有哪一个不是违宪的，是与现代文明
背道而驰的。什么“坚持主旋律”，“正确舆论导向”，“与中央高度保持一致”
……这些让人听了都会笑掉大牙的陈腐观念、笨拙方法，竟然还堂而皇之出现在我
们的电视中，广播中，报纸上，书刊上，让人觉得这些都是星外之声。
其实，我们也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今天中共采取的这些方针、政策，从基
本原则上说，是早就确定了的，只怪我们自己太没记性。还在一九二八年，当时任
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就提出，任何报纸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参见刘家林《中国新
闻通史》下册），後来向成了中共的叛徒，但他提出的这一“工具论”，却一直是
中共新闻事业恪守不渝的信条。重庆时期他们对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谈得这么起劲
，不是他们背弃了既定的信条，而是因为地位不同，这时怎么谈，炮口都是冲着国
民党的；即使在延安谈，也是打的隔山炮，这也就不难理解，这本《先声》收录了
九十一篇文献，《解放日报》的只有十四篇。难道是延安有了充分的言论自由？非
也。这里没有一份民办报纸，只有党报，党报上是没有言论自由驰骋天地的。纸上
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还是有的，只是千万不要将它们付诸行动，如果不明事理，
冲破了禁忌，那後果是不堪设想的。当年延安整风，那些从北京、上海来到延安的
知识人不知深浅，办壁报，写杂文，一时红红火火。不曾想到许多人竟因此获罪，
遭批判、受审查，王实味最後把性命都搭进去了。难怪储安平当年就这样说过：“
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
，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可谓洞
若观火，一针见血。
内战既起，民主泡汤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的胜利，为中国民
主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结束内战，和平建国，这是举国上下一致的呼声
，国共两党也难於公开违拗。国际上苏美英等盟国，也都要求中国能和平统一，不
再内战。但是，最终内战还是打起来了，内战既起，民主自然也就泡汤。
究竟是谁挑起内战的？国共两方面各有说词，它对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并不重
要。从当前中国民主化的实际意义考虑，就中共的政策方针谈点看法还是必要的。
这是因为：（一）当年那场民主运动，尽管有各方面人士参加了，特别是自由知识
分子，可以说是运动实际主力，但是中共却处於运动的领导地位，它的策略方针影
响着整个运动的走向与成败；（二）更重要的是中共目前独领政权，对中国的民主
化有着难於推卸的责任。甚而可以说，中国民主化的迟与早、成与败，是与中共现
行的方针政策连在一起的。
回顾抗战以後的历史，如果中共放弃武装革命，把与国民党的斗争从战场转
移到会场，走议会斗争的道路，那今天将会怎样？别的我不敢说，至少後来不会有
反右，不会有文革浩劫，不会到了世纪末还是一党独大的集权专制，民主对中国人
来说，还只是理想中的美景。当然，历史并没有像我假设的那样，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的假设没有根据，抗战胜利後中共放弃武装斗争，走议会斗争的路，不但是必要
的，而且是可行的。
一·全国人民，无论是沦陷区，还是大後方的普通民众，都要求和平，反对
内战。这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中就能看出。例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日本还
没有宣布投降，毛曾向党内作了一次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後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的报告，未雨绸缪，先声夺人，大讲了一通蒋介石要发动内战，我们要针锋相对，
寸土必争。“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
志之间，对於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还有许多人怕打内战。怕，是
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打了十年，抗战又打了八年，再打，怎么得了。”由这个讲话
，可以看出，毛对当时的民声舆情还是了解的，只是他没有采纳顺应而已。
二·自由知识分子中不少人曾直接向毛提出了善意的忠告。当时还在美国的
胡适，考虑再三，给毛发了一封电报，希望“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
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
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另一位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在他主编的《客观》杂
志上，更是就这一问题反复陈述。“共产党在争取政权中究竟是走的宪政的的路线
或是革命的路线？易言之，经由军事的途径抑或经由政治的途径？”储安平说了自
己的想法，也是对中共的希望：“共产党应当努力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民
主，主张军队国家化，由种种合法的秩序来限制军队为国民党所利用，提高普及教
育，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这才是根本的做法。”（《储安平文集》下册第二三页）
三·最不应当忽视的，是苏共与斯大林明确向毛泽东提出：中共应放弃武装
斗争，走议会斗争的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斯大林给毛发来一封电报，要毛
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到重庆去谈判，说中国如果发生内战，将是民族的灾难。中共
虽然不能说是由苏共支配的，但苏共对中共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中共的决策一旦
获得了苏共的支持，就有很大的权威性。
四·中共内部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统一的倾向，总是被时下的党史给忽略了
或掩盖了。实际上，尽管毛在党内的权威地位，使他的意见总是处於支配地位，但
不同意见依然存在，只要毛的控制稍有松动，就会有充分的表露。所谓“和平民主
新阶段”就是典型的事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毛因劳累过度住进了医院，由刘少
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在这个时期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九四六年一
月十日，国共谈判双方签署了《关於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
与《关於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以毛的名义发表了向
全国全军的通告，要求“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
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
行”。到了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郑重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
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党即将参加政府”，“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
、自卫队”，“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命令”。可以设
想，这个协定要是能够执行，中共的部署要是实现，那将会是什么情形？可是因为
毛的反对，这个“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最终没有到来，但它却说明在中共内部主
张和平，反对内战的倾向不但存在，而且还有相当的力量。
五·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早就摇动了和平统一的风幡。一九四五年八月
十四和二十日，蒋介石两次给毛泽东发出电报，邀请他到重庆共商国是：“大战方
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是亟待解决的，希望
毛能“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这就是有名的重庆谈判的契端。关於重庆谈判，时
下的中共党史往往说成是蒋的“骗局”，相反，“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
，这一行动，有力地向中外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
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一场决定历史命运的谈判竟成了鸿门宴，毛泽东也成
了单刀赴会的孤胆英雄，历史如此编造，还有什么真实可言！
事实则是毛在收到这两封电报以後，根本就不打算去重庆。他一面回电报敷衍，一
面抓紧调兵遣将，以利扩大地盘，壮大实力。还在八月十日和十一日，毛就以朱总
司令的名义，先後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了七道命令，要他们向其附近日
、伪军送出通牒，限这些日、伪军投降缴械，宣布日、伪军占领的城镇要塞，由八
路军、新四军实行军事管制。这些急如星火的命令，是在盟国还没有拿出受降办法
，也没有向当时的国民政府（这可是中共承认的合法中央政府啊！）请示，因此在
程序上是不合法的，它的意图与效果也是明摆着的。
八月二十日，也就是收到蒋的第三封电报的那天，他决定从华北各根据地抽
调九个团，连同原在热河边境的几个团的兵力，限期开赴东北；同时一日数电华中
局，要他们火速发动宁、沪、津、唐等城市的起义，以配合八路军占领这些城市（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毛泽东口口声声说要防止蒋介石挑起
内战，我们看到的却是他在紧密布置从南到北的军事行动。可以设想，一旦这些部
署付诸实际，那将是什么局面？只能是内战！
谢天谢地，这样的局面终於没有出现。就在这时斯大林的电报来了，明确要
他到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毛接到这份电报，尽管非常反感，十二万分不情
愿，但斯大林的话就是“圣旨”，不敢不听。正好蒋介石又来了第三封电报，再次
盛情相约，并告之已经备好飞机，去延安迎接。经过这样三请四邀，毛终於在八月
二十八日到了重庆。国共两方面经过四十多天的谈判，最後签定了《双十协定》。
《协定》明确宣布，双方一致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
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政
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结束训
政，实施宪政”，“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到的身体、信仰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政治犯”；“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
下而上的普选”。惟有关於“解放区民主政权”和“人民军队”两个问题，没能达
成最终协议，有待继续谈判（参见《重庆谈判纪实》）。
《双十协定》的签字，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各方面代表、许多团体都
纷纷发表声明，欢呼《协定》，期盼和平统一的局面即将来临。可惜这幅宏伟壮丽
的民主画图，最终还是被撕碎了，留给历史的只是一段扯不清的公案。我们只能说
《协定》未能兑现，国共双方都有责任，但国民党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因为它处在
执政的地位，对推进中国民主运动，拥有相对优越的资源，可是它却未能承担这份
历史责任。它没有容纳异己的雅量，更没有善待异己的正确策略；它总是用挤压异
己的生存空间，迷信武力镇压，特务暗算，舆论统治这套法西斯手段。结果民主运
动固然被打杀了，他们自己也被从大陆上赶跑了。这倒真正应了毛泽东那句名言：
凡是镇压人民的绝没有好下场！
那么毛泽东本人呢？他太迷恋暴力，太钟情於斗争，而且是武装斗争，所谓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了他无法逃脱的宿命。不然的话，在抗战胜利以後，他
能审时度势，领导中共走议会斗争的路，那今天中国政治将是什么样的局面？当然
，历史没有假设，历史也没有轮回，但历史可以重演。今天我们後悔中共没有走上
议会斗争的路，已无实际的意义。毛泽东逝世已经二十多年，对他崇尚暴力、倾心
斗争的“革命”癖性，毛後的中共领导人，乃至我们整个民族，是否应有切实的反
省？我以为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国民主化的厄运：拒斥主流文明
中国民主化之所以长期滞阻不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抗日战争
胜利以後，中共对世界文明一直采取拒斥的方针。所谓世界主流文明，直白地说就
是以英美文化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
我这样概括世界主流文明，并非“自由化”的烂言。早在半个世纪多以前，
中共就是这么说的。《先声》一书中，有关论述英美自由与民主的文字，就有十三
篇之多。读一读它们，倒是很令人神往的。《新华日报》在一篇题为《论英美的民
主精神》的社论中说：“今天整个世界的人们对英美民主政治这两大精华——人民
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是不会仇视的，是要赞扬的！这是人类共同的宝贝。若从世界
正义人类地位来说，我们所求的只有希望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实些，更加宽广些。
”社论最後说：“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
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先声》第一二三页
）。这不是明白无误地说：英美的自由民主精神是世界潮流，中国一定要汇入这一
潮流吗？
和以後的仇美辱美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和《新华日报》对美国和美国
的民主赞颂备至。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和罗斯福，都被戴上了“民主战士”的桂
冠，哈密尔顿、霍布金、潘恩……这些杰出思想家贡献於人类的，是“真实的民主
精神”，他们也都是“真正的民主战士”（《先声》第一零九—— 一一零页）。一
点也没有错，这些人确是“民主战士”，他们为人类也确实贡献了“民主精神”。
只是对他们的这些夸赞出现在中共的文献中，总让人感到是个异数。这可不是《新
华日报》的自作聪明，他们秉承的是毛泽东的旨意。由於苏德战争的爆发和英美的
参战，毛就开始对英美“帝国主义”的论断有了变化，甚而断言“资本主义时代过
去了”。这种变化到了一九四四年飙升到了顶点。这年七月，美军观察组到了延安
。毛曾发表文章，说这“是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称罗斯福总统是“
英明的领导者”，美国是中国人民的“最亲密的朋友”（参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
恩恩怨怨》）。他还对这些美国“战友们”说，中国人“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
，我们欢迎它”；希望“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
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先声》第一零一 棗 一零七页）。
美国民主不单是对美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普遍的意义。在《新华日报》
一篇庆祝美国国庆的社论中，作者指出：“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不但在十八、十九
世纪的独立战争和黑奴解放的战争中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纪的反法
西斯战争中也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以罗斯福、华莱士（时任美国副总统）
“为首的进步政治家和将领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与历史上美国民主不同的是，
“如果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的主要事业是确立民主的美国，他们的活动范围主
要是在国内；那么，今天的美国虽然是在国内仍然需要进行极严重的斗争，这些斗
争却是和国际的斗争不可须臾分离的——美国已经成了世界的美国。”（参见《先
声》第一三零页）这就是不啻是说，美国有义务也有责任领导世界潮流，奔向民主
的目标吗？
最耐人寻味的，还是毛对《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讲的一席话。他说：“中
共‘不是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中共在政治上‘既不要求也不计
划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信仰与实行民主政治……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
；‘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奇怪，既然不要达到
共产主义，又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何必要叫共产党呢？难怪福尔曼提出了这
样的疑问。毛的回答则是，共产党这个名字只是沿袭过去，“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
我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先声》第二八五—— 二八六页
）。
我们千万不用担心，毛泽东会背弃共产主义信念，投入民主主义的怀抱。有
人把毛这段时间与美的热乎称之为“政治蜜月”，既是“蜜月”，就有结束的时候
。果不其然，不到一年，毛的态度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一九四五年五月底，
在“七大”所作“结论”中就强调苏联才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世界上的“领袖”
，美国已出现了危机，“美国危机，归根到底不能由资本主义自身来克服，而是要
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三八三页）。并且断言美国
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半殖民地”。毛在这时说的还半遮半掩，留有余地。再过一年
则完全决绝了，那就是他提出有名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美国已是
帝国主义的代表，不可救药的反动派了。这时中共与美国（当然还有英国）就已经
壁垒森严，划然两分了。
毛与美国交恶的具体原因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的，责任也未必完全在毛。从
毛的信念与中共历史看，选择倒向苏联是自然又是必然的，他也有权这么做。重要
的是他不该将党派的利益与世界主流文明对立起来，用自己党派的原则截断中国人
奔向自由民主的通道。有一种说法，认为二战以後由於美国政府做了错误的选择，
才把毛与中共推到了反美的立场。这意思很清楚，中国的闭关锁国，中国与世界主
流文明的隔绝，责任统统在美国。作这样的论断，连起码的事实也不顾，毛曾向世
界宣布“一边倒”，并且武断地说什么“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
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这种遇事就把责任推给别人，自己
总是“常有理”的做法，典型地反映了共产党的蛮横作风。就算事实果真如此，是
美国封锁了中国，那也只能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封锁，政治上封锁，自由民主的精
神，主流文明的价值，是它封锁不了的呀！何况按照当权者的说法，，这些恰恰是
帝国主义向我们“渗透”，“腐蚀”我们的精神原子弹。能够封锁这些世界主流文
明的，只能是我们自己，是我们那些当权集团的既定政策。直到今天对外开放，国
门虽已大开，它们依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精神污染”，依然没有改变被
封杀的地位。目前中国的当权集团，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在强调要和国际接轨，赶
上先进，加入世界一体化的洪流。可是政治上却疏离主流文明，对抗主流文明，甚
而挑战主流文明，这不是太不协调了吗？
今年正好是“五四”启蒙运动八十周年。“五四”两面大旗，一面是民主，
一面是科学，终究未能在中国飘扬起来。中国现在是独立国家，经济与科技也有了
长足的发展，和“五四”时期相比，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是政治上呢，民主
呢？还是毛泽东五十多年前那个论断：“中国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
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让我们感到无法理解的是，时间过去已经八十
年了，中国政治民主化还没有起色，现在的僵化政治制度还被宣布要它永葆青春。
这不是从“五四”倒退到洋务运动时代吗？“人惟求新，器惟求旧”，这是中国根
深蒂固的传统。这种保守哲学、倒退哲学不破除，长此以往，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
态矗立於世界文明之列？
历史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有种说法：“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我
一直闹不清楚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是自信？自大？还是自狂？不论它属於哪一种，
都让我感到不寒而栗。这使我想起看到过的一份材料。美国《新闻周刊》一九九七
年作过一次民意调查：二十一世纪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何方？回答的结果是
：国际恐怖主义（32%），国际犯罪和贩毒组织（26%），种族仇恨（15%），第四位
就是中国，位居民族国家之首（13%），其次是俄罗斯（4%）和朝鲜（1%）。（参见
《战略与管理》一九九七年第五期）。我希望这个统计数字反映的是美国人的偏见
或无知，不过希望终究代替不了历史的趋势。如果中国还是要坚守现在的集权专制
的政治体制，那确是未来世界可怕的事啊！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完稿
二０００年一月六日修改完毕
北京 雪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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