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胡平文章的回应
20世纪即将过去，国人纷纷翘首仰望新世纪，仿佛21世纪这四个字本身就有
一种魔力，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带来好运气。这是一种危险的急於摆脱过去的心
理，而我们对这种心理其实并不陌生。20世纪给中国人的一个还没有被充分重视的
教训就是如何面对过去。共产党革命自命为“开天辟地”，以为完全破坏旧世界就
能凭空建立一个新世界，结果不但新社会没有建立起来，连祖宗留下来的东西都被
打得稀烂。而今天，当毛泽东的幽灵不但仍然挥之不去，而且还被许多人祭为壮胆
的法宝时，我们却又以为对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弃之不顾也不妨碍我们步入一个经济
繁荣的新中国。
笔者自己就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质问：毛泽东时代过去已经那么久了，中国早
就和过去大不一样了，你们还在纠缠这段历史，这不是和自己的国家过不去吗？他
们以为，只要在国内的马路上走一遭，我们这些对毛泽东时代仍然耿耿於怀的人就
会在那些花花绿绿的橱窗和高楼大厦前深感羞愧：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面前，我们这
些民族历史的扒粪者是多么渺小和无聊啊！
正是这种义正词严使得笔者深信：共产党革命这口粪坑仍然深深地掩埋在民
族历史之中，它所发出的粪毒仍然能使无数中国人不自觉地丧失理性的批判意识，
有时甚至是常识。因此彻底清理这口粪坑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新世纪来临时的当
务之急。
胡平先生在五月和十月号杂志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提出和澄清了
一系列带有迷惑性的重要问题，笔者也深受启发。以下顺着胡文的思路谈一点看法
，再提出几个类似的问题，希望对深化讨论有所帮助。
一、共产党革命为迫害狂和虐待狂提供了发泄的渠道
胡平的文章中对中共革命中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屠戮从理论上作了阐释，并
形象地说：“共产革命犹如一头怪兽，先吃敌人，再吃朋友，後来吃自己。历史上
其它的统治者，杀人是为了夺权，共产党好象夺权是为了杀人。共产党在夺权後杀
的人，要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这是一个最不寻常、也最为恶劣的事实。
”
胡平的这段论述，按历史顺序排列出了共产党政治暴力的主要对象和牺牲品
，并指出了其不可思议的“为杀人而夺权”的特性。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这里笔
者强调和补充的是中共革命中以自己人为牺牲品的暴力以及这种暴力对我们理解这
个革命所具有的涵义。
大家都知道在中共夺取政权以前党内就发生过许许多多迫害和屠戮自己人的
事例，它们虽然就其规模和持久性来说和夺权後在党内所发生的无法相比，但其本
质和後来党内清算和整肃是完全一致的，其残酷的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19
30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主持的肃AB团事件，数月中杀了4，000多干部战士，为逼取
口供采用了残酷刑法（这一点甚至作为必要措施被规定在党内文件中），红二十军
的八个领导人“手指折断、满身烧烂”，他们的妻子被“香火烧身，烧阴户，小刀
割乳”。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党内清算，在此以前党内斗争中给对手加
上的罪名至多是机会主义者，解决办法一般是将对方革职或者自己组织上另立门户
。而毛泽东为把对手置於死地，提出机会主义者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是国民党的
内应，这样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就有了理由，也是几十年後抓走资派和党内资产阶级
的先声。自肃AB团始，对自己人使用暴力就成为一个传统，30年代，类似的血案在
每个根据地都发生过。
毛泽东通过肃AB团确立的党内大规模暴力清算，在国际共运史上可以说前无
古人，後有来者。它比斯大林的大清洗早五年，後来又被其它共产党国家所采用（
只要看一下东欧共产党领导集团在30、40和50年代不同的的名堂就可以知道）。尤
其是红色高棉，它不但设立了审讯中心S21对大量党内同志严刑拷打後处决，而且在
1928年对东部大区的清洗中在数月中杀了近十万人。不过这还是一种通过专政机器
的屠戮，多少还有一定的约束和程序（如形式上的审判和由专人执行）。毛泽东後
来通过土改、镇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所确立的用交给群众批斗、羞辱、殴打乃至
活活整死受害者的政策则是一种由党的领导所煽动和鼓励的群众暴力，它使得任何
个人、尤其是最高领导人避免了刽子手的角色，是毛泽东小而言之对国际共运、大
而言之对整个人类暴力和屠戮的历史所做的独一无二的贡献。
回顾整个国际共运史，大规模镇压自己人可以说是它的特色，使得它有别於
其它一切政治运动或暴力组织。许多人对这一点感到迷惑不解。有一种最常见的解
释是：这个政党所面临的敌人太多，环境太严酷，所以容易神经过敏。但这并不能
解释为什么这种暴行既会出现在最需要一致对外的战争年代，也会发生於政权稳固
的和平时期，更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对自己人使用如此毒辣的刑法，或者象毛泽东整
刘少奇那样，让他们精神上也同时受尽折磨才活活整死。这种解释无疑是把一个神
经正常的杀人犯说成是神经失常，从而为他们开脱罪责。
笔者认为，对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暴力行为的解释，我们不可能仅仅从共产
党革命的那些政治原则上找到答案。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在於分析以夺权为直接目
的的共产党革命吸引的是什么样的人。换句话说，分析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早
期入党并成为其骨干成员的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
这个问题当然需要大量的个案和实证分析，但这里不妨提出一个假设：投身
这个运动、尤其是在历次党内斗争中幸存下来的领导人，都是人类社会中权力欲最
旺盛，并为此最不择手段的那个群体，他们是纯粹的政治禽兽。稍微有点共产党历
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都是在青年时代的早期甚至是少年时期（如
毛泽东）就立下终身从事政治活动的志向的。他们之所以选择共产党革命作为实现
个人欲望的手段，是因为这个政治运动反对所有现存秩序和传统道德，因此对於他
们个人的束缚最少，最让他们感到自由。
余英时先生曾提出共产党领袖大多属於半吊子知识分子的“边缘人”，乘中
国社会士农工商各传统阶层在中国被迫进入现代社会的震荡中无所适从时获得活动
空间，在社会的失序和人心的普遍迷茫中施展身手。笔者的理解是：所谓边缘人，
也就是那些不满足於市俗的职业生涯，不甘心将自己归属於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而
渴望投身政治以出人头地的人。看一下这些人早期的履历就可以知道，他们之中绝
少真正念完一个学位的，也绝少在某一个市俗职业有过长期的工作经历。这不是说
他们没有这份智慧和才干，而是说他们的志向根本就不在此。正因为这个运动集中
了这么一批权力狂，因此一旦这个革命或者运动小有气候，他们之间的互相的不间
断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对斯大林、毛泽东以及波尔布特这些人来说，对他们的人生追求构成最终威
胁的决不是一般所认为的政治上的、外部的敌人，如希特勒、蒋介石或者西哈努克
，恰恰相反，是他们党内权力斗争的对手。被敌人打败是政治上的失败，其苦果由
整个政党承担；而党内斗争的失败纯粹是人生的失败，是个人的失败。他们宁愿和
敌人讲和，也不会把权力让给自己党内的同志。对外部政敌，他们抱有政治上的敌
视，而对党内斗争的对手则纯粹是个人的仇恨。正因为这是一种个人的憎恶，他们
才会从活活整死党内对手中获得最大的快乐。斯大林整布哈林和毛泽东整刘少奇就
是典型的事例，在这两个案例中受害者就象老鼠一样被猫玩弄於股掌之上，有时还
故意让他们抱有幻想，玩够了再弄死。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心理确实
是畸形的。
参加共产党革命的还有第二种人，他们可以说是职业的迫害狂和虐待狂，如
康生和贝利亚，还有他们手下那些大大小小的刽子手和整人专家，从政治局一级到
最基层的支部书记。他们是主动参加这场革命的，也是为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的主
子所看中的。他们之所以参加这场革命并为其主子所看中，是因为他们身上既有那
种用不择手段地整人来取悦其主子的奴性，更有借革命的崇高名义对受害者百般折
磨以发泄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得到满足的兽性。从很多反右和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幸
存者的回忆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类似的故事：一个平时并不起眼的基层政工干
部，在政治运动的间隙期显得百无聊赖，人们并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能耐，但政
治运动一来他便象换了一个人似的上串下跳，用尽一切卑鄙的手段整人，以至於很
多受害者不禁会想：自己过去怎么会和这么一个人共事？正是大量这类故事告诉了
我们一个简单的事实：共产党革命吸引和培养的就是以整人为乐的人。
当然这决不是说参加共产党革命的都是坏人。恰恰相反，共产党所标榜的理
想曾经吸引了大量单纯的理想主义青年，而正是这些天真的成员在历次内部清洗中
首当其冲（想一想延安时期的王实味和文革时的张志新）。在政治运动中，说真话
的、对现状看不惯的、不愿整别人的人都会成为牺牲品，这就是为什么凡是老实人
和嫉恶如仇的人在党内最终都或者被整下去或者永远难以升迁的原因。所谓“逆向
淘汰”就是这种长期整肃的结果。
那么，那些参加革命或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又如何呢？应该承认，他们本来并
无意整人或落井下石，但共产党革命的特点是逼你革命，任何人在这场革命中都没
有置身事外的消极自由。你不揭发这些被揪出来的“坏人”，不反戈一击，不踢一
脚或刮一掌 ，就说明你和他们是一丘之貉。这就是说在革命中要么整人要么被整
，没有第三种选择。因此，人的求生自保本能总是把多数人推到参与整人一面，而
他们自我安慰的借口总是：反正不是我开的头，我也不过是无数违心地这么干的人
中的一个。时间一长，经历的这种整人运动一多，普通人也会习惯於这种迫害和虐
待他人的行为，将不正常视为正常，於是共产党中一部分人所固有的迫害和虐待狂
心理渐渐地扩散到社会其它成员身上，至少转变为一种普遍的对他人根深蒂固的不
信任和敌意，从而败坏整个社会的道德。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过後很久，人
们之间仍然习惯於相互警惕和提防的根本原因。
这样来看从整AB团到文化大革命这五十年中中共和国际共运所有的血案，笔
者的结论是：共产党的革命，实际上是为人性之恶的渲泄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
口，我们必须从投身这个运动的那些人、而非其漂亮的口号来分析这个政治运动的
本性。共产党革命之所以会产生那么多的坏人、奸人和恶棍，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
内部血案，归根结蒂就是因为它的领导层中汇集的是权力狂，其一般干部中不但也
有权力狂，更有大量的在正常社会生活中其阴暗心理不能得到发泄的迫害狂。这种
人员组成就使得这个政党不断地需要牺牲品来满足其欲望，当这个政治运动外部的
牺牲品由於种种客观条件不能充分供应时（如根据地之内或甚至已经有了政权），
在内部寻找敌人就必然成为一种周期性出现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为什么毛泽东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就象患了妄想症似的要在党内不停地找敌人，
弄到後来干脆宣布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虽然象毛泽东这样的极端事例即使在国
际共运中也属於少见（正象红色高棉如此大规模地消灭自己人一样），但从另一方
面来说，这正是国际共运迫害狂本性最充分的表现。
二、法西斯政权和共产党政权
胡平先生的文章分析了一些在对比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时容易产生
的错觉。应该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截然
对立的政治运动，共产主义是反法西斯的，而法西斯一上台最先整的就是共产党。
这种观点仅仅在国际政治的视角上和在争取工人群众的问题上有一定根据，在其它
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笔者这里想就共产主义和法西斯运动的相似之处
再谈几个问题。
首先，哈佛大学俄国史教授派普斯曾经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在纳粹、法西斯
和苏俄三个体制之间最基本的相似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他们都蓄意恶化和利用大
众仇恨——阶级的、民族的、种族的——来赢得群众支持，并以此进一步强化其代
表人民意志的僭称。”
派普斯的观点是十分有道理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把社会对立
和仇恨普世化并作为作为合理的政治资源来加以利用的社会运动。所谓普世化，是
说民族、种族、地域和宗教差别都可能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和敌意，但马克思
主义把整个人类一分为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剥削与被剥削，这二者之间不但
必然是对立和冲突的，而且不受任何语言、地域或者种族、民族的限制。也就是说
当这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消灭了本民族的仇人资产阶级以後，它还可以在另一个
民族的“资产阶级”那里发泄仇恨。从理论上说，这就意味着这个政治运动的最终
目的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消灭人类社会中另一个集团。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
个政治和社会理论如此赤裸裸地用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论证这样一种普世性的、必然
的、不可调和的仇恨，为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制造理由。因此，说马克思主义是仇恨
的政治学是决不夸张的。
这种把整个人类一分为二以煽动仇恨的学说在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理论
中以种族和民族的面目重现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把所有民族分为“占有的”和“
一无所有的”（HAVE AND HAVE- NOT），德国纳粹则用雅利安民族和犹太民族
以及被犹太资本控制的民族来划分人类。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墨索里尼，他从小
就受到其父亲的教育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後来他深受马克思
主义影响，910年他为意大利社会党建立的党报就叫《阶级斗争》，鼓吹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最终消灭阶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後，墨索里尼
从一个阶级斗争论者转变为民族斗争论者，看似一个大的转变，实际上思路和心理
动机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在政党组织以及其演变过程上，法西斯和纳粹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的
翻版。我们仍然以墨索里尼为例。在墨索里尼之前，列宁曾经对工人自发的经济斗
争和追求物质利益的倾向深恶痛绝。列宁主义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反对自发的工联主
义把工运引入经济斗争的“歧途”，要用严密的组织和控制把共产党变成革命的先
锋队，把领袖意志通过党灌输给工人，用阶级觉悟取代个人自发性。列宁在世纪之
交所提出的这个原则，墨索里尼在1910年党报社论中作了充分的发挥。墨索里尼同
样痛恨工人的自发性，他说：“一个仅仅身在组织中的工人仍然是一个眼里只有物
质利益的小资产阶级。任何理想的呼唤对於他都是落入聋子的耳朵。”社会主义的
实现“依靠的是工人组织的数量、力量和觉悟。这种组织就是未来共产主义组织的
核心。”他还说：“社会主义工人必须组成充满警觉和战斗性的先锋队，鞭策群众
不忘远大理想。”
为了进一步把党变成先锋队和个人的政治工具，墨索里尼1912年在意大利社
会党代表大会上仿效列宁1903年分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把温和派赶出去，在自己
身边集中了激进派，其中许多是後来建立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西方马克思
主义流派中大名鼎鼎的葛兰西当时就是墨索里尼身边的中央执委会成员和党报编辑
。列宁当时在《真理报》上欢呼这一胜利，认为墨索里尼把工联主义者和改良派轰
了出去，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从此将走上正确的道路。因此，完全有理由说法西斯主
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大先後崛起的流派，而法西斯主义
从布尔什维主义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启发。
第三，在国家体制上，法西斯和纳粹党和共产党如出一辙，都是所谓“极权
主义”体制。极权主义的另一种表达（或早期表达）叫总体国家，是意大利人杰奥
瓦尼·阿曼多拉在观察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专政後，针对它和传统的独裁制的不同
而提出来的。墨索里尼自己後来把这个词赋予了积极意义，使用了TOTALITARIAN这
个词，即现在所说的极权主义。墨索里尼的意思是这样的国家把一切都政治化了，
“一切都属於国家，没有外在於国家的，也没有反国家的。”值得提出的是，墨索
里尼建立总体国家的蓝图是在他观察了列宁的苏俄政体以後，从那里得到了国家如
何控制社会的启发。
就纳粹而言，它在这个问题上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相似有另一种令人深思之处
。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纳粹党就做好了全面接管和控制社会的准备，在它的组织中
有和政府的各个部门相对应的单位，有青年团、职工联合会（包括教员联盟、司法
界联盟、医生联盟等等）、大学生联盟、妇女界协会和少年团。纳粹意图是通过这
些组织使得成员无所不包，渗入社会各界，建立外围组织，把那些对入党还有顾虑
的同情分子也组织起来。希特勒的要求就是使得纳粹运动不仅仅“正在其内部孕育
着一个新的国家，而且应该达到业已拥有着自己国家的全部现成机制。”对共产党
国家的组织形式有起码了解的人都不难看出在这个问题上纳粹和共产党的高度相似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纳粹体制产生於共产党体制之後就断言它在摹仿前者，所谓
“後於它便是来源於它”。但苏俄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控制社会和所有资产
的试验，其成功无疑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法西斯和纳粹和它的极度相似不可能是
巧合。从相反方面说，如果是巧合的话，这不更说明这两种政治运动之间本质上的
相似吗？
有人也许会问：既然共产主义和纳粹以及法西斯主义之间有如此密切的历史
和理论联系，为什么它们後来会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呢？我们这里可以把地缘政治
学或者国家利益的因素排除在外，单纯从这两个政治运动的相互关系上来看。它们
之间的敌对来源於一个政治学上最原始的因素：争夺追随者或者叫社会资源。共产
党和纳粹以及法西斯的社会基础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工人、小资产阶级和学生。如
果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第三国际要把同为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民主党骂得狗血喷头
，说是比最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还要危险，我们就能理解纳粹、法西斯和共产党之
间的敌对了。有趣的是，从苏联开始，所有共产党国家都回避使用墨索里尼自己下
的极权主义定义，总是用法西斯主义来称呼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时
至今日，翻开中共官方报刊，在所有官方文字中是见不到“极权主义”这四个字的
（当然学术文化界可以用，官方现在管不了那么多）。这正说明极权主义是一个能
够同时把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体制最本质的东西抓住的概念。正是因
为这一点，西方左派也反对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共产党国家，他们说这个概念是冷战
的产物，却不知道早在二次大战之前墨索里尼就使用这一概念了，而且在他的心中
，布尔什维克还十分有可能是这种国家体制的开山鼻祖。
第三， 清理共产主义遗产确实不是易事
胡平先生的文章中指出由於种种原因，清理共产主义数十年统治的遗产，认
清这个体制的本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笔者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对外开放和
经济改革深入之後，共产党统治外围的屏障被一一去除，最根本的基础逐步暴露出
来了：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或者暴力镇压这些物质的东西，而是长期的扭曲常识和
伪造历史。这种扭曲和伪造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人的心理，使得他们往往难以接
受正常社会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例如，有多少国人自觉地把自己当成纳税人
，把国家当成是由自己养活并为自己服务，从而用挑剔和警惕的眼光而非依赖和感
激的心理来对待这个国家？又有多少国人觉得执政党的开支来自国库是正常的？
在看待本民族历史的时候，有多少人认真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共产党一直标
榜说从1949年起中国才取得了民族独立，但中国在1945年就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
事国之一，一个不独立的国家怎么能和战後四强列为联合国最具实力（至少在形
式上和程序上）和拥有特权的五个成员呢？另一个相关问题是：60和70年代的闭关
自守，到底是独立呢还是孤立？我们能不能把孤立混同於独立？对那些为了一己政
党甚至个人好恶强行剥夺民族的对外交往权，封闭国家使之与世隔绝的政治集团和
领袖，中华民族究竟是应该感谢这种“独立”呢，还是彻底清算这笔整个民族被关
在疯人院里相互整得死去活来的旧帐？
如何认识、怎样清理共产党革命和毛泽东统治给中国乃至世界留下的沉重遗
产，是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要求。在一个天下滔滔争说21世纪的关
头，希望胡平先生发出的“更多的感性揭露，更多的理性批评”能从中国知识分子
那里得到充分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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