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八九民运:意义得失与教训
1、纪念民主墙10周年活动的经过
正如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序曲一样,八九民主改革和革命也有其序幕─纪
念民主墙10周年活动。
民主墙时期,北京市的文件多次将“中国人权同盟”和“探索”指为一类反
动组织取缔。有人问过我,你怎么没判决。
原因是1979年4月4日,我捕後,由於拒绝招供回答审讯,致使我案无法完成
司法程序的第一步─预审,又由於当时胡的开明,遂使久押不决,不得已当局终以
4年劳教收场。这使得我有机遇发起纪念民主墙10周年的活动,也有机遇参加八九年
这场空前绝後的事变。所谓绝後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只有一次。
1988年十月底,我将撰好的“论四五革命、论民主墙、论86学潮”送交法新
社,进入11月下旬,此社没有敏锐和动作,我开始寻找“纽约时报”,巧遇“南华
早报”,这时另加主标题为“中国的人权与民主”原题改为属题,8000字左右。
此文比较了45运动86学潮同民主墙北京之春三大民主事件,概括了民主墙的
历史意义,有机会第一次公开我的狱作“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与改革”,提出了封建
(专制)主义在中国是现实地不断生成物的事实和论点,呼吁知识界启发民众。此
文以“中国人权”刊物的理论文章“民主运动的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回答了“
民主墙没有理论“的说法,预示了中国民主运动的蓬勃走向:
“民主墙和86学潮过後,必会有新的学潮、工潮、农潮、兵潮、商潮。今後
几十年、上百年、中国仍旧是一个乱世之秋的不稳定系统。这不是星相家的占卜,
而是思维的透彻洞察“。八九风暴来的何其速也!仅仅在五个月之後。
南华早报和纽约时报商定,南华先发采访,纽约随後,南华再发文稿节译,
纽约再随後。几天後被约见纪思道和夫人伍洁芳,这是他们驻京後的第一个业务,
家具尚未运到,宅第四壁空空。
驻京记者众口一词盛赞他的干劲和能力,都说“此人厉害”。殊不知,是我
指名要约此报。11月23日,没料想,南华早报通拦头版头条报导采访我,这天上午
,出现在北京各大饭店的报架上。两报按原定商议进行。
当纽约时报登载报道後,有记者好心告我,见纽约时报是一种荣幸,不要再
多见记者了,否则会失去价值。
我哪里挡得住新闻的访问,我不是钱钟书那样的老作家,可拒人咫尺门外,
只好有求必应,造势狂轰烂炸,多多亦善。
88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节译“中国的民主与人权”,1978年12月,正是整
个民主墙如火如荼之时,“中国的民主与人权”被南华、纽约、独立报各家独立翻
译,并不时找我核准译义,“中国的民主与人权”这篇文章由记者们在京广泛传播
於知识界和异见者。接着是美国之音、CNN、美联、路透、BBC、华邮、加邮、时代
、远东经评……约见、做现场录音和电视节目忙到三月份,港台记者来参加两会,
又忙一通。与此同时,我向海外各大报刊投送纪念民主墙10周年文稿10余篇。撰文
主题是总结民主墙的历史意义,经验教训,评论时政,呼吁释放民主墙人。
12月我向联合国写信,呼吁释放民主墙人和改善狱政生活、医疗状况。现代
政治是信息政治。4月,我在北京见到北岛,他说,在海外看到我的活动消息,很受
感动。
12月7日 “未来中国与世界”讨论会,“新观察”主编戈扬说:金观涛对社
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封建社
会。
八九年初,方励之撰文明报“中国的希望与失望”,与“中国的民主与人权
”相呼应。11月12日,“星星画展”在港举办10周年画展,我喜欢美术,自然关注
,也去信祝贺。王克平返京之际,我同他商议“星星画展”义展,接济在狱家属。
2月3日,实现了原定计划,同时北岛诗集义卖。
1、2月开始,陈军偕夫人在jiejie酒吧 麒鳞饭店为释放魏京生征集社会签名
,几月後被从上海递解出境。
3月,我应王丹民主沙龙之约,到北大演讲“新时代的开端──民主墙”4月
12日,芒克在京举办“幸存者俱乐部”大型文艺演出,警方要他保证,不要让方先
生和任畹町上台演讲。
1989年春天,中国知识界从方励之开始,关注体制外民主派的命运,进一步
推动中国民主,呼吁释放政治犯,意义十分重大。
共有5次赦免民主墙人的联名呼吁。然而,这些呼吁都是以承认对民主墙人的
司法判决为基础的,是赦免罪犯──政治犯的意义。
1989·1·6 方励之致邓公开信,“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及所有类似
的政治犯……释放他这样已经服刑10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
1989·2·13 方、北岛等公开信“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等政治犯”
1989·2·26 张显杨,李洪林等公开信,“要求释放政治犯”
1989·3·24 戴晴等公开信“呼吁请按惯例大赦在押人员释放魏”
1989·3·8 许良英等公开信“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教的青年”
。
3月 海外民主派、国际社会、人权组织共同呼吁赦免释放民主墙人,携带联
名信,闯关北京港受阻,被迫停机天津,声势很大。我每天看7、8种报纸,“中国
的民主与人权”在海外发表後的某一个30多天内,人民日报理论版刊出过四篇关於
民主的文章,此前是没有过的。
1、2月号的“中国青年”先後刊出了苏绍智的“1989年指示我们”和严家其
的“谈德先生,赛先生”文称“封建专制主义始终作用影响於我们的社会”“无论
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没有很好的得到消除。”
1·28,方励之苏绍智几十人在“三味书屋”举办“新启蒙沙龙”,方先生说
,现在中国主要的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大家起来争取人权。
春节,在友谊宾馆召开了名人名家联欢会,方励之应邀宣讲民主理念。还有
一些研讨会被禁止。赦免释放民主墙人弘扬民主墙精神是10周年纪念活动的既定目
标,凡是关涉到这一目标的,都是本活动的组成。也可以说无形中构成了一个运动
,围绕着这一运动的内涵及由这一内涵“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中国的希望与失望
”所带动起来的首都的自由噪动无疑是八九民主变革的序幕。
八九变革借助於胡的去世这一偶发因素。它表明了开明共产党人的巨大感召
力,恐怕是在野派所不及的,然而,人民很快转向了下一个目标──政体改革和改
造。
有的朋友对我说88年国内氛围相当宽松,文化界、知识界的自由度得到相对
的满足,如果没有10周年纪念,谁想得起民主墙?我不敢苟同,我只哓得10周年活
动在我这儿没有受到官方的干涉。
2、天安门广场是“民主象征”
八九事件是胡耀邦的死发动的,是4·26社论使其激化的,是绝食使其深
化的,,是戒严和流血使体制内改革派们醒悟过来的。
八九潮头只有比“中国人权宣言”更高更高,比“第五个现代化”更高更高
。
1989年的“民主象征”确切无疑地是“天安门广场”是“民主女神”。自由
,民主,人权是人们心中确切无疑地“领袖”和“旗帜”。
首都新闻界的“新闻快讯”正确地写道:天安门成为全国民主运动的中心和
象征,是我们最重要的阵地,是民主革命的圣地,只要天安门广场的红旗不倒,人
民心中的希望之火就不会熄灭。
3、集合在和平“政体革命”的旗帜下
八九代表人物中凡是只“反个人反皇帝”的都是体制内半体制内的维新改革
派,还有自由派知识分子。事隔几年後的今天,已经看的很清楚了。5·17宣言
是体制内民主改革派的纲领。
只要能进步,不流血,体内改革是最优选择。然而八九反邓扶赵的失败表明
此路不通。回首戊戌变法,反而不应该得出,改良就是好的结论来。好东西行不通
,是无谓的。百多年来,革命行通了。革命所遭至的倒退是必不可免的。辛亥如是
,北阀如是,南昌起义如是,新中国如是。
八九事件,改革与革命相互交融。改革也常常被统治者误为革命。八九事件
是“政体改革”派戊戌变法式的失败,也是"政体改造"派的失败。因为不可能一
蹴而就。同一八九八年不同的是,中国民主派的中坚代表人物都集合到"政体革命
"的旗帜下了。
尽管有人唱“告别革命”,尽管还生出各种“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
”,尽管在邓後,原改革派,革命派在促动或等待赵的东山再起,然而八九“政体
改造”这革命激进的一翼长期有生命力。
八九“政体改造”的政纲宗旨只有到他的实现才会失去意义。反毛拥邓是毛
去後,反邓拥赵是邓在时,是策略错误,是赵下台的主因,然而,赵永远不会否邓
。反邓将以邓的去世而失去意义。政体革命迟早要到来。
八九民运是对学运对大众民主的检阅和肯定。
学生自觉在行动上跟随了激进派,在意识上被“六四”流血所惊醒。同样集
合到“政体革命”的旗帜下了。
“六四”精英外逃前,当局公开指控方励之任畹町二人,其中虽有不实之词
,但绝非一时之需,也非全是谎报军情。共产党的侦探机关和高校党委不是饭桶。
西方和海外拘於旧有的民主墙资料和一家之言,受着体制内改革思路的限制
,对八九民运的时代历史意义没有真正的揭示和发掘。
4、八九民运的时代意义
八九民运的时代历史意义是否可概要如下。
迄今为止,八九事件是中国人权运动和民主政治事业的最近一道界碑。它从
此改变了整个社会主义的走向,催化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是社会主义巨变的先
声,具有国际意义时代意义。当然,这并不否认苏东地区的巨变有着长年的内在基
础。八九人权民主运动是86学潮,民主墙,45运动,仅仅作为人民运动的文化革命
,右派运动的积累升华锻造和结晶。
向前可以上溯到新中国的成立,再上溯到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和新中国并非
旧有的专制帝国,是专制与民主的对立共同体,独裁与共和的对立共同体。
假如下一次民主共和换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徽国歌并不能称为第三共
和,正如新中国换掉了中华民国的国旗国徽国歌那样,不能称之为第二共和。未来
如何,应等全民公决。 法兰西共和国从第一到第五的国旗从来没有更换过。 这是
共和序列的基础和标志。
1978年的民主墙运动是新时代的开端和预备,它开创了我国政治反省和
文化反思的历史新时期。八九民运才是高峰。民主墙不可能容纳八九正如圆明园无
法纳入星星画派。
有人不懂从主流代表意义上来观察事件,用枝节反对主流现象,用一般性反
对代表性。
民主墙运动 八九民运
是种树 是开花 将结果
是初级理论 是高级理论
是民主论理 是民主操作
是书生议政 是行动 有政纲
是少数人小运动 是多数人大运动
是知识青年觉醒 是知识界觉醒
是小社团小政党 是大社团大政党
是序曲 是正剧
是原则“政体改造” 是具体“政体改造”
诉求“主权在民” 实施“主权在民”
否定农业社会主义 否定一党政治
是初级思想组织准备 是高级思想组织准备
只有政党雏形 产生民主政党
同波兰事件互相鼓荡 激化社会主义阵营危机
催生了邓小平 分裂出赵紫阳
以司法压迫结束 以流血平息告终
主流思潮是民主社会主义人权主义 是民主人权自由是和平的政体改革政体
革命
是和平的人权民主事件 是流血的政体革命 政体改革事件
迄今为止,八九事件是中国人权运动和民主政治事业的最高表现。
民主墙以来,经过社会科学人文领域现代文明的教育和启蒙,人权,自由,
民主被再次提到我国民众政治文化生活的首位和日程,人民从意识形态的觉醒步入
政体改革的觉醒,这是八九民运的思想文化准备和政治准备,无论在10年酝酿期还
是八九本年,体制内外的知识文化界是主导意识和力量。
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认为:八九年“每一个希望成为历史正剧主角的人
,都匆匆登台亮相,但是决定登台的演员,不仅没有化好妆,没有背熟台词,甚至
连剧本都不知道,义气、血性、情感比理智更有感召力”。此论武断了。请看事实
。
现代民主制是多党政治,八九民运在整体上触动了我国政体的核心── 一党
制,非民主政治的根本。体制外民主激进派既懂得选择上层开明共产党人,又提出
了独立民主目标──和平改造我国政治体制。
学潮一开始体制外民主派就把和平改造八位一体的一党政治,否决四项基本
原则直接提上议程,提出了政体改造的理论政治纲领,行动纲领,步骤,目标,任
务,企图分取国家权力,首倡“反体制反政党”。
八九民运对文革的大民主来说是一大超越。依我看,反邓拥赵并非是既定目
标,而是时局发展的结果。“反皇帝”并非不合理,拥赵 并非界入派系斗争,然
而那样倒李则是过度的,戒严和清场绝非李所能定。
戒严和六四之後促使体制内半体制内反皇帝改革派向体制外转变最终同体制
外革命派合流,这就是後来海内外的面貌。
1989年以後,社会主义的迅速解体确切反映出八九民运“政体改造”思想和
道路的正确。
有人企图固守已经合流的八九体制内外的分野格局,将历史拉向後退,损害
八九民主派的整合成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狭隘门户小气文人的劣根。
受过1957年以来迫害之苦的中国民主派要处理好政体革命同和平渐进的
关系,不能以和平渐进取代政体革命坐失变革良机。和平渐进又是政体革命无法替
代的,时代需要我们怎样做就怎样做。
中国民主是选择法国俄国中国式的激进浪漫主义还是选择英美自由主义路线
,这要视统治阶级和资本的发展状况而定。一切选择都不能脱离六四血的教训和经
验,不然,不是假道学就是假激进。
中国民主首先以人民本身的力量,使执政党上层产生分化,总书记公然站在
人民一边,这是人民力量也是民主共产党人的伟大。
在10年政治,文化反思和体制内外自由主导思潮影响下,学潮反腐败的社
会目标和空泛的民主口号被纳入主导思潮。虽然学生不可能在理论政纲、经验阅历
、智力能力上主导如此浩大的社会政治运动,然而,学生的前锋作用在八九民运中
表现极致。没有“政体改革”和现代文明的酝酿不可能导出八九学潮,没有79民主
墙没有86学潮就没有八九学潮 ,八九学潮孕育出“政体改造”、“政体革命”的终
极目标。
八九学潮和民运不是无理性盲动自发性事件,是有自由民主理念有社团组织
领导有纲领宗旨有一致口号有工学联合有全民参与的高级民众运动。理论和组织是
区分自发与否的两大要素。社会运动最高莫过於反腐反贪,政治运动最高莫过於反
体制反政党。
学潮成功向民潮转化,长期坚持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秩序,第一次形成能
对抗的政治反对派,迫使其用武力。
1949年以来只有这56天兑现了主权在民的虚伪宪法,是学生是人民争
得的。绝食到最後坚守广场是争取目标,深化手段的理智之举,绝非简单激情,伟
大同激情常相连。绝食为非暴力高级手法。
八九事件的实际进程无疑都按照政体改造派预示的方向深化。这也不以政体
改造派的意志而动 。政府用兵在前,人民被动抵抗在後,只能在这一事实前提下理
解六四的革命暴力。暴力是社会变革的最高手段,从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
命到中国革命,哪次避免过流血?哪次革命离开过工农市民的参与?因此,有理由
称六四为中国政体革命。
事实胜於雄辩,尽管人们不愿意提到革命,畏惧革命。
也许是中国民主派的牢狱之苦和生存之虞,才迫使他们寻求一条安全而又规
避现实的妥协之路,产生了美好的设想以建立新的理念价值,思维范式去改变现实
世界。民主墙太懂得肯定对方了,太懂得分寸与妥协了,结局呢?八九不是高举起
和平主义的大旗吗?市民送到学生手中的枪都一一上交了。
海内外民主派何尝不懂得形形色色的话语体系,变物质世界不是换一付脑筋
所能奏效的。综观中国自四五以来的历次民众事件,何来“冒险盲动”之论?哪一
次民主变革不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丰碑?真可与日月同辉,如江河行地。
激情不专属於雪莱和普希金,李白与苏轼没有独占过豪气。突变与渐变,遗
传与变异,融合与争斗,殊途而同归,在铁定的自然法则面前要恭敬虔诚少说为佳
。“冒险盲动”也是共产党有悠远历史的话语体系。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反对派。
相互匹配的对应生态和生态链是造物主的造化。中国民主派总不能拿他的对
手比作柯林顿和美国国会,同他们对话吧!
人类善与人类恶共存,才是人类本相,才是实在,真正的美。
女儿和我相差三十几岁,我一直在她身上寻找新的语系新的名词,因为我也
十分讨厌旧语系了。令我失望,然而,她仍然不失为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创建者。
哪次革命流血,民主派方面被追究过责任?流血不流血,不决定於民主政治
家的鼓动,流血责任的承担者永远是政府。失败乃成功之母,八九虽败犹荣。
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民主争取也在初级阶段,事实表明不会超越流
血的过程。中国人无法超越现代西方文明对它初期历次流血的恐惧情感。穷人哪能
追赶富人的优雅。
有的假道学“精英”将六四流血责任归为“暴民政治”工人市民参与,必为
历史所不容。 人类社会与它的历史从来没有告别过革命,和平渐进亦属在理,二
者相互递进辩证对立,依社会条件而需,争论无谓。需要革命则革命,需要渐进则
渐进。
“六四带来了倒退”?请问什么力量能阻挡八九来潮和政体革命的时代诉求
?人们难道忘记了反专制独裁倒专制独裁的巨幅标语和震天怒吼吗?六四同样带来
了进步。“苏东波”不是明证吗!它还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未来的道路取向。
迄今为止,八九事件是中国人权运动和民主政治事业的最新成果。
八九民运是中国知识文化界人权意识的空前觉醒,民主自由人权再一次深入
人心,反专制独裁成为公开广泛地口号和标语。
体制内半体制内改革派,自由知识分子完成了从观察家从暗中指点到有限参
与到积极参与的心理转变;完成了从抽象的“推进民主化进程”到政体改造的觉醒
转变;完成了从“反个人反皇帝”到“反体制反政党”的政治转变;运动结束後实
现了中共体制内外民主派的合流,形成了一致的公开反对派,成立了自由民主新政
党。进一步开辟了海外战线。
体制外改造派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达成目标,但传播和指出了和平“
政体革命”的思想方向及内容方式,赢得了体制内外民主力量的整合。扩大了体制
外队伍。
八九是国际最大的社会政治运动。规模、声威、人数空前,持续时间长,是
主权在民宪政原则的真正体现,是民主宪政的教育和尝试。 主权在民在民主国家
与非民主国家的表现是很不同的,前者已法制化,後者非法制街头化,迫使人民直
接参政,这是主权在民在非民主国家的真义。
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市民社会各界成立独立组织联合组织,冲破了一部分人害
怕工人市民参与的阻挠。坚持新闻自由,最终运用了官方传媒。
知识界从动口到动脚,多少扫荡了知识分子的某些恶习和劣根。
迄今为止。八九事件是中国人权运动和民主事业的最优发挥。
规模宏大,秩序良好,组织尚佳,学生和精英坚守了广场这个运动中心和象
征。
八九民主事件是否如朱晓阳、陈佩华的《象征与暗流》认为的,只是一次简
单的“反腐败”“社会运动”?是否仅仅是“爱国学生运动类型”的事件?是否没
有“提供任何理性思考、方案设计和组织建设”,没有“产生新知识价值”?甚麽
是新知识价值?是否需要超越社会现实和人权目标?
面对农业集权社会主义的军军威胁,八九年的学生和人民高呼“和平、理性
、非暴力”已经是很新的知识价值了。难怪不少人已经怀疑起和平道路的正确与可
行了。如果说,“独立组织合法化”“按法律程序……”是新知识价值,体内改革
派已经提出了召开人大,取消戒严,罢免总理。
如果说“救亡”“救国”“爱国民主”是集体主义知识价值,“人权、自由
、民主”是个人主义的知识价值,体外改革派也已经提出论证了。
用“新知识价值”评析现实社会同改变现实社会是两回事。
在一党政治的国家里完全套用民主社会的行为范式恐怕不行。何况,“新知
识价值”“非集体主义知识价值”已经大量出现在八九年了。不能把大陆和台湾的
民主事件作非条件 非历史非背景对比,也不能将非民主社会和民主社会作非条件对
比。关於激进同理智的关系,有位朋友说得好,激进同理智不是矛盾对应体,激进
同平和、中庸、保守是对应体,中外不少激进的思想家很理智,也可以说中外不少
理智的思想家很激进。“政体改造论”和“第五个现代化” 很激进,难道不理智吗
?
5、八九的得失与教训
八九运动不是没有领袖,除学生领袖之外,严、包不是当时嘱目的首领吗?
八九的得失和教训不是没有领袖,而是道路取向不同。政纲策略不同。运动方向不
一致。
体制内半体制内民主派仅仅从四、二六社论从绝食从戒严导出“反个人反皇
帝”的狭隘改革政纲,不敢提出也不可能接受体制外改造派在学潮初始提出的“反
体制反政党”“政体改造”的政纲任务。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因而也不能产生有
力量的领袖集团。
如果只看1989年的中国现状,人们难以接受“政体改造”的主张,然而,社
会主义大瓦解的1991年,以至於後来以至於今天,“政体改造”难道不是客观
历史和社会给中国人民给民主派提出的时代目标吗?
1989─1991,才不过三年,三年前,“政体改造”绝非大脑的空想。而且已
是动手操作和人民的实际诉求。
从“政体改革”向“政体革命”反思,从和平“政体改造”的政纲向流血“
政体革命”的结局反思,这就是八九的得失与教训。这就是发掘历史。
6、 八九民主革命论
无论“和平渐变” 被多少人选定为今後的民主路向,它应该是现实历史抽取
出来的原则。否则,是无本之木。同一句话,从不同的嘴巴说出来,其意义都会是
根本不同的。“和平渐变”路线不应以否定和怀疑八九为基础。
金尧如先生发起的推荐赵紫阳诺贝尔和平奖的倡议,使我们看到海外八九民
主变革精神的复苏和认知回转,这同怀疑和不肯定八九的论说形同陌路。尽管倡议
书对赵的定位评价不见得正确,但是,肯定了赵也就是肯定了八九,这也使我们需
要继续发掘和阐明八九事变这一不可多得的民主硕果和历史奇观。
我在“八九民主事件的时代意义 得失与教训”中提出的6·4“政体革命”
一说是以两大事实两大思潮 一个结局为支撑的。
两大事实:一是5·20之後的全民抵抗军事戒严,二是6·4之後持续一周的全
民暴力抵抗军队弹压。
第二个事实是“政体革命”的重要证据。暴力抗拒无论从法制还是从政治上
说,都是地道的“反体制反政党”的革命行为。也许不少人的主观动机只是“反个
人反皇帝”。无论主观动机如何,没有一个政府允许人民暴力抗上。
两大思潮:一是体制外民主派的“反体制反政党”的“政体革命”思潮。二
是体制内改革派“反个人反皇帝”的“政体改革”思潮。
“政体革命”思潮集中表达在反专制独裁倒专制独裁的口号、标语和纲领上
。主张工学联合,成立新的政党,直接同人代会分取权力,修改宪法,有理论纲领
,行动纲领。“政体革命”(政体改造)不是一两个演讲者撰稿人的思想主张,而
是见之於全国各地的时代要求,是先进知识界的呼声。86学潮是预演。
北京理工大学张贴在食堂门口的4·27游行口号的第一条就是“打倒专制独裁
,争取民主自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现“四项原则是祸国之源,民主自由是兴邦之
本”的标语。学生激进派最终接受了“政体革命”的思想方向。虽然学生领袖觉醒
晚了,这是这个社会集团的年龄构成所制约的。
5月底,再次充任广场总指挥的柴玲带领广场的人群宣誓:为建立一个全新的
人民的民主的共和国奋斗到底。
6·2吾尔凯希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改革,我想,中国需要的是革命。
八九年广泛地“自由、人权、民主”的抽象口号後面同样是潜在的“政体革
命”意识和力量,是隐晦的内在的“反体制反政党”,也就是反非自由体制和政党
,反非人权体制和政党,反非民主体制和政党。“民主之神宣言”宣称:“民主之
神(是)一切专制压迫下人民的渴望”。在这里,“民主”同“专制”这两种相反
的价值紧紧地对应在一起。“反个人反皇帝”的“政体改革”派思潮集中表现在 反
邓扶赵倒李、取消戒严、召开人大、罢免总理的宣言声明中。
5·17宣言认为,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
者,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昨日下午赵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
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
(5·17宣言作者错误领会了赵戈会谈中的一段话,赵说:我们在处理最重大
问题时,总是向邓通报,请教。这句话实在是赵对邓的忠实和对否定4·26社论没有
决策权的苦衷与无奈。赵无意反邓)
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提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
严、包“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的中国问题”;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宣
言,基本上贯彻的是:“紧急召开人大的”的体内解决主张和途径。
反体制与反皇帝思潮还常常交织在一起,也是许多人的共同思想,还有很多
人从反皇帝向反体制逐步转变。高自联4月最早的“反腐反贪,重新评定胡耀邦”的
7条建议演变到6·6“空校宣言”的时候,称时局为“民族救亡革命”“号召全国总
罢工,总罢市,对法西斯政权最後一击”。
5·19,三所一会“关於时局的6点声明”表明正统体制内民主派开始公开转
向人民。虽然仍然求助於人代会的体内解决办法。
6·4前後,体内外民主派和学生的代表人物都集合到“政体革命”的大旗下
,统一了方向。这个结论大致没错。
体内外民主派的区别还在於,体外派根据一党政治的逻辑告诫人民:“官僚
政治压迫人民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将解决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人大常委会上是
幻想”,“执政党,政府和民意机关已经不代表民意”,“知识分子要启发民众 ,
还政於民”。
体制内外民主派的区别虽然很大,然而这两种思潮派别的作用同样重要。不
可或缺。如果不经过体制内法定程序,召开人大,罢免行政长官,取消戒严令,人
民哪里会看得清,在一党体制下这是难以实现的奢望。如果没有体制外和平变革的
鼓噪,人民何以得知八九民运主权在民的终极目标和多元政治的未来方向?
空泛的人权口号同直接的政体变革虽然区别很大,这两种思想主张的作用也
同样重要,不可缺或。 如果没有抽象口号的引导和铺垫,人们哪里胆敢直接理解
政体变革的要义。“反个人反皇帝”同“反体制反政党”的区别虽然很大,这两种
口号的作用同样重要,不可或缺。1989年提出的“反体制反政党”虽然有自民主墙
以来十年的立论基础,同时“反个人反皇帝”自然也强化了“反体制反政党”的论
据。
八九年体内派体外派没有发生公开冲突和争论,各干各的,相互补充,相得
益彰。
八九无疑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体外民主派的“政体改造”主张全面超出
了执政党的体内改革。既有人民的直接民主,又有法制运作,除了学生的“爱国、
救国、救亡”的思想口号外,更多的是自由、民主、人权的现代诉求。既有集体主
义旧知识价值,又有个人主义新价值。体内民主派特别是体外民主派都给这场运动
提供了战略策略的成熟指导,表现了成熟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知识。
忠於历史、尊重历史、发掘历史就会得出评价八九的正确结论。
由於体内民主派和自由知识分子“反个人反皇帝”思潮在前期占据支配地位,
只是戒严之後、6·4前後才突显体外政体革命思潮的正确意义,这正是今天需要发
掘的经验、得失与教训。
由於没有体内精英的参与,86学潮的主调是“反体制反政党”,这又同它的
发起地不在首都关系很大,请看它的标语口号。
“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唤醒民众
争取整个社会的民主”“要民主、要自由、反专制、反独裁”。可以说,86学潮是
“反体制反政党”的预演。是体制外运动。
八九学潮,一经爆发,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牢牢套住,这只手就是“激
进主义理想主义思潮”的和平“政体革命”之手。谁们最早看见这只手并握住这只
手,只需四两拨千斤,便可待时而动,因机而发,顺流而下。
八九事件并非失去控制,而是能够控制,分对谁说。八九民运事实上被“政
体革命” 力量所控制,它所依托的天时是矛盾在不断地被激化。不停地干预和引导
不断深化的矛盾,将社会运动引向政治运动,引向组织化,规模化,将体制内引向
体制外,将学潮引向民潮,由民潮引发革命,这就是八九民主变革运动的政治历史
经验。不必多少花招和策略。而这一切必需面向公众诉诸激情的理论宣传鼓动,诉
诸媒介诉诸组织中介和学校广场中介。不可幻想不流血,只是早晚 。
只有“政体革命”才是解剖和反思八九的利刃和钥匙。
6·4政体革命合於我国宪法主权在民的最高准则,合於人民反抗暴政的最高
道义。在追求平反的近程利益时要牢记自由的远程目标。正如改变宪法的活动常常
在现行宪法的名义下进行。真有6·4平反那天,定离中国自由到来不远,可能要等
共产党完全演变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才行,目前正在这个行程中。
现在的中国是三岔路口,在发掘 阐明八九“政体革命”的时代意义时,并不
意味着无视“政体改革”的历史作用。
在展现八九“政体革命”的无上荣光时 ,一定要看到“政体改革”的民主业
绩。在高杨,继承和平“政体革命”的理想主义激进主义的自由大旗时,并不妨碍
缓进主义、现实主义的论证与尝试。
7、 八九扶赵的合理与正义 参与政治与介入权力的关系
对於知识分子来说,“参与政治,不等於介入权力”,一般来说,这话不错
。
人们可以永远甘为独立意志远离权力的持不同政见者民主主义者,如果所有
人都不介入民主政治的改革,那么,民运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也无所谓民运了。
对於民主政治家来说,参与政治,参与民运政治,就已经介入了权力,就是
要介入权力,最後,还要介入民主政治权力。体制内改革派三所一会能不介入权力
吗?八九大批自由知识分子“反个人反皇帝”组成的权力外围组织难道没有介入权
力?体制外民主派诉求政体改造不是企图介入权力?在非民主制度下,参与政治,
一滑下去,就介入了权力。政治罪就是这样形成的。很显然,八九事件不是持不同
政见者而是地道的民主政治运动,是分取权力运动,进而引起统治当局的戒严,全
民抵制戒严争夺权力遭至军事弹压应是不争之史。自然也是维护法制实现权利的运
动。事态一旦进入戒严状态,实现权利的运动便失去当局的法律认同与保护,权利
运动同时失去意义。这就是社会声援绝食政府保护绝食的法理逻辑。
由於赵的开明、宽容、敢於同共产党中央决裂,因此,民主政治家甚至还要
介入体制内的权力运作和斗争,扶赵是正义的,合理的,是民运政治的关键一环。
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一个民主主义者不能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没
有良心,否决一切权力。
社会性学潮,大知识分子参与,很快演变为政治运动的例子不少。中国的学
士活动很多都是干预政治介入权力的,诸子百家以孔子为甚,东林书院演为东林之
党,公车上书变为戊戌维新,强学会、文学社、共进社、五四、近现代的中国,只
要是参与政治,没有不介入权力的。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介入权力者史不绝书,
不胜枚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么,中国学人的人生信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在非民主国家,一个火星就会爆发出民主事件和政治权力的斗争,这类国家的民主
运动同政治权力密不可分。只要是民主运动就必是政治的,必是权力的。而民主制
度化强的国家不必再求助於民主运动了,权力之争程序化了。民主运动必产生民主
政治家,民主政治家不介入权力最终改变权力又是什么呢?民主政治家的历史责任
就是解决政治权力的民主化。当然最终要通过选举程序。
一个地道的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哈维耳参与政治,介入权力当了捷克总统;
阿基诺夫人家居多年,参与政治,介入权力做非律宾总统;多年的民主战士知识分
子,金大中熬成了南韩总统;昂山素姬的民主政党在大选中获全胜,要不是军方的
独裁,1997年就是缅甸总理。孙中山、毛泽东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介入权力夺得
权力的中国典范,还因为他们给自己的角色定位不是异见者,而是民主政治家革命
家。尽管後来证明,毛不是民主政治家。“民主运动不等於革命”,然而民主运动
常常引发革命,八九学潮演化为6·4全面暴力抵抗,军方镇压就是明证。这就是对
“民主革命”一词最活的诠释。由此观之,民主运动同政治权力有如钱币的双面,
并非要求所有异见者独立知识分子都参加民运政治,介入权力。各随其便。不能想
象,如果八九民主真获成功,反而会不如共产党?根据何在。中国的问题难在需要
一个超级力量稳定社会。共产党作为超社会、超政治、超法律、超人民的力量既是
社会安定因素,又是社会动荡因素。这源於经济落後、人口众多这两大制约要素。
随着现代化发展社会转型,超级力量在削弱。
这个过程不会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