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民族主义的世纪

      本世纪是民族主义的世纪。上个世纪殖民主义的扩张，使原来封闭的社会如
中华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终於认识到了外部世界的强大，外部的冲击引发
了内部反省。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由工业化所需的资源争夺引起，但它的直接後果则
是上个世纪殖民主义的消解；民族主义情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度成为主流。雅
尔塔体制的建立似乎从表面整合了民族主义要求，华沙条约阵营中对民族主义要求
的压抑也取得成功。而在雅尔塔体制有效行施的过程中，中东民族问题冲突就从来
没有中断过，埃以战争，两伊战争也是对於东西方阵营“外部世界”的插曲。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雅尔塔体制的解体，世界再度进入民族主义热潮阶段，
原华约内国旗增多；中东出现了库尔德问题；土希两国关於塞浦路斯的争议也未停
止；巴尔干风云变幻，走向不明；中国未来的“三个科索沃”，有两个与民族问题
有关，凡此等等。

      在复杂的民族问题後，我们应该冷静思考的是什么呢？下个世纪的上半叶还
在延续民族主义或者进入一个世界主义的时代？

      民族主义可以理解成现代化冲击下的民族觉醒，如奥斯曼帝国的成功转变，
乃至於俄罗斯帝国在同一个时期的艰难蜕变；但在另一端，也可能是黑暗的执政集
团的操纵，因为这些利益集团在较长的时间里和较好的环境中，从未真正地现代化
过，中国应当说最值得反省。

      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首先以反对所谓“异族”满清的合法性
为目标，随而转向以反对真正的异族入侵而争取自身的合法性（“扶清灭洋”的口
号），到最後终於被它所反对的初始目标抛弃。研究义和团运动中的官方个人对策
，或许能得到补益。蓦然回首，本世纪亦将接近尾声，在民族主义的声浪中让我们
好好反省，有益於我们在新世纪中选择更好的生存方式，共创人类和谐的国际政治
环境。

  一、官方利益倾向与合法化的端倪

      义和团运动中，官方具有显著性分析意义的个人莫过於慈禧、载漪、袁世凯
。其时光绪帝虽然也能参政，但其权重之轻，几不足道。另外，诸如许景澄、立山
、刚毅之辈，有不少重要活动与言论，之於以上三人不过陪衬而已。

  据胡寄尘所编《清季野史》（岳麓版，１９８５录）《庚子国变记》文称：

      慈禧太后以戊戌政变，康有为遁，英人庇之，大恨。乙亥冬，端王载漪谋废
立，先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天下震动。东南士气激昂，经元善联名上书，至
数千人。太后大怒，逮元善，元善走入澳门，屡索不与。载漪使人讽各国公使入贺
，各公使不听，有违者。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会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
大嘉，乃言诸太后，为言义民起，国家之福。遂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
乃莹先後往，道之入京师，至者数万人。

      由此可见义和团在当时的合法化，首先来自於官方个人利益的倾向。慈禧因
为英国人庇护过她的政敌康有为，对洋人产生了恶感；载漪为了使儿子成为王朝的
继承人而利用慈禧的个人好恶；最高决策者及核心的人物的倾向性更使政府高层攀
附之风渐起，“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宗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
，信仰尤笃。”

      官方也形成明晰的“革命”与“反革命”阵营。在对立的一方，吏部侍郎许
景澄认为利用义和团与洋人开战後果不堪设想，必会危及宗社和生灵；大常寺卿袁
昶除了认为“拳匪”不可恃外，还认为“杀使臣悖公法”；太常寺少卿张亨嘉甚至
提出剿灭义和团的建议，凡此等等。

  尽管如此，朝廷在给运动的定名上还没能达成一致的意见，也尽管慈禧多次利用
个人权威来确定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政策，其间光绪帝为了国家命运出来反对，“
帝自戊戌幽闭後，每见臣工，恒循例三两言而止，绝不言政事，是日独峻切言之，
盖知启衅必足以亡国。”

  二、三次御前会议

      在一九００年五、六月间，朝廷三次召开御前会议。第一次，“革命”的和
“反革命”的分清了如上所言的派系，光绪帝一反常态地站出来说话，并成为坚定
的“反革命”；第二次，“革命”的方面，想取得多数，（包括慈禧本人）拉拢慈
禧喜欢的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大臣立山，结果失败，立山认为“拳民虽无他，然其术
多不奏效”，以致於载漪大骂立山为汉奸；第三次几近闹剧，慈禧拍桌子骂大学士
王文韶，实指光绪，许景澄与光绪帝伤心而泣，最後以慈禧的个人权威为指向而成
为定策：

      暨罢朝，太后已决意主战，载漪、载濂、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
、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给内币十万两，载漪於邸中设
坛，晨夕虔拜，太後亦祠之禁中。

      清王朝对义和拳由剿变抚的政策，及政策出台的复杂性，也使义和团认识到
了利用政府的必要性，由原来的“焚铁路、毁电线”及杀二毛子（藏洋书洋图者）
的简单暴力变成追随朝廷中的利於自己的“革命”派的意图：

      义和团既藉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大
罪也。太後与端王载漪挟以为重，欲实行废立，匪党日往来宫中，匪党扬言欲得一
龙二虎头，一龙指帝，二虎指庆亲王弈及李鸿章也。

  三、盲目排外与皇储权力的变化

      一九００年六月二十一日（应是第三次御前会议结束时），慈禧太後对内宣
布与列强开战，并谕令各省督抚把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由此，义和拳在
一九００年一月得以承认的基础上，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正如现代不少公正的史学家所定论的那样，义和团在客观事实上是一次由於
帝国主义入侵所引起的爱国运动，同时，“扶清灭洋”口号本身又存在着封建迷信
，盲目排外、组织涣散等严重缺点和错误。已经腐朽不堪的清王朝，指望以这种运
动来重振国威实为妄想。对於慈禧作为最高决策者个人来说，无论她的品质还是政
治道德都是不可取的。以保住个人地位的企图，来利用义和团，不仅仅是“妇人之
见”，而且非常反动，但这种反动，竟然也可以涂上（大多是後人的官方史论）“
革命”的色彩，其谬误、可悲、可叹！因为晚清王朝的改革以戊戌变法为契机，尚
存一线改变积弱局势的希望，然而那场改革被扼杀了。

      慈禧开战决策的结局中“西狩”。这算个给执国柄者仓皇出逃的一个文雅的
称法。她最终还是以最高掌权者的身份寿终正寝，可力求在混乱中获利的载漪却没
能当上太上皇。在《清季野史》所录《拳变余闻》记曰：

      各国索罪魁急，李鸿章等电劾肇祸诸王大卧，载漪革职，交宗人府圈禁，俟
军务平定後为斩监候，以懿亲加恩发新疆，永远监禁，即日起解。

      载漪当替罪羊实不足惜，因为他在作一笔政治上的风险投资，况且历朝历代
在社会运动之後，总要引发内部政治清洗呢？而其清洗总会拿出几个替罪羊来搪塞
社会，应付舆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儿子并不为其父的政治投资的失败所动容，而对自己
的进退泰然处之：“大阿哥顽劣无状，在西安日携数内监至剧院，其父戌边，亦无
戚容，旋斥退出宫，闲居京师。”

  四、最大获益者袁世凯的崛起

      随着一幕政治短剧的结束，溥俊成了无所谓的道具。与之相对应，晚清王朝
政坛上却升起了一颗“新星”。袁世凯早在戊戌变法中，心怀两端及最後出卖康梁
的表演中就已大发政治之利市，但真正积累下日後成为“大总统”乃至“洪宪帝”
资本的投资却是在玩义和团这张牌上。

      袁在山东主政时（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６日署理山东巡抚，１９００年３月１
４日实授。见候宜杰《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版，１９９４），坚定地执行“剿
团保教”政策。这时的政治操作虽也艰辛不少，但已经不再是方法论的问题了，比
之於在戊戌变法时的如履薄冰之情状，已不可同日而语。为保住近乎割据的山东并
藉此图谋一日荣登至尊，袁的策略确有独到之处：一是，在压抑义和团的同时，举
办团练。此策一方面替代义和团，另一方面可在正规军之外拉起自己的武装预备队
；二是，在保护洋人和教民安全的同时，驱除异己，把义和团的力量“请出”山东
，“谕令其即日驰往天津等处帮助官军齐心拒敌，以伸国仇之忱，倘畏葸不前，仍
复结党横行，抢掠滋事，即合乱民而非义和”。第三是，在参与“东南互保”而拒
不执行朝廷合理化建议的同时，向西逃中的慈禧供奉银两、布匹、食物。一方面弥
消慈禧对其拖延勤王的忿恨，另一方面在士大夫和洋人心中树立才堪应变的形象。


      与永远圈禁和发配新疆的载漪相比，此时的袁世凯是大赢家。一九００年十
一月李鸿章病逝，袁世凯被授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接受北洋大臣之印後
仅二十一天，慈禧因袁“卓著勋劳”，加其太子少保衔。

      涉及袁世凯的崛起，就不能不提及到另一个身分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就是被
义和团称为“二虎”之一的奕匡。虽然，奕匡与袁一样仇视义和团，但他被义和团
视为仇敌的原因却在於他的职位“时充总理衙门大臣”。义和团的甄别教条从“藏
洋书洋图者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到如何对待交涉洋务之人，是通用的。弈匡
的命运当然不能与“革命”的载漪和刚毅可比，而又绝无法与袁世凯相论，倒是慈
禧太後鉴於他在以往的孝顺和忠心，并不计较他曾有过“反革命”言行，在她仓皇
西狩之时，命其与李鸿章全权与洋人议和。

      如果使用对立分辨的方法，奕匡必然黑白分明了。但恰是简单判定的无法适
用，才使他後来将国柄沽售给袁世凯的行为得到合理洋解。

      他与慈禧一起反戊戌变法，却在义和团的剿抚问题上又与其一直效忠的主人
意见不一；他瞧不起政治暴发户袁世凯，却在袁的贿赂下，弄到後来，庆王遇重要
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於袁世凯。

  五、结束语：理论印证与世界未来

      如果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中间选民”（medium voter）模型来分析，乃至
再往前引沃拉斯（Graham 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所立“在政治中，人往往在
感情和刺激下行事，大多数人的大多数见解并不是受经验检验的结果”之论来套论
，我们发现均不适合。弈匡作为决策高层人物，肯定有着他的“政治理性”。因为
他已经看到了大清王朝命运的前景，他才在袁世凯逼宫之时帮助袁恫吓全无主见的
隆裕太後，终於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这位妇人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退位诏书
。

      从清王朝的角度看，奕匡的举动未必符合其政治标准乃至贵族的良知，但从
社会运动中的官方个人对策之角度来说，那未必不是个明智之举。至少来说，他携
眷到天津之後得以安度余生，而远比那位“永远圈禁”的载漪的个人际遇以及那位
“开棺戮尸”的刚毅的政治命运要强，兴许只有後来被淡出政局的那位大阿哥溥俊
的潇洒，才可与他相比，不过前者仅是一个道具罢了。

      细研历史之细节，果然没有脸谱在其中游窜，恰是“把政治看成是一个复杂
的交易过程”的经济学家的命题几近真理。在新的世纪来临之前，反省义和团运动
特例，不仅使决策者的选择更具普遍的人性良知，而且可以使民众不再受政治利益
集团的欺骗。

      二十世纪民族主义是现代化冲击下的产物，在历史必将终结於民主政治之时
，民族主义已失去了它固有的政治含义。二十世纪应当是一个世界主义的时代，一
个人权普遍标准推行的时代在复兴中国古典民主理论的意义上讲，我们必然回到孟
子的价值判断上去——“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