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开始，因学业关系，到日本学一年的日文。世纪之交，正好在日本
渡过，日本为中国的近邻，对中国的报道也多，因而此记得身在日本，对两国政府
与民间的行为心境，体会深切，感慨良多。
跨世纪最为戏剧性的场面，莫过於三十一日深夜倒计时迎新了。两国如何演
这场大戏，中日虽号称“同文同种”，但两国政府的行为与表现恐怕比世界上任何
两国政府的行为和表现都要对比鲜明。
在日本，倒计时迎新完全被娱乐界控制。年末最大的一件事是由国家电视台
ＮＨＫ现场直播的第五十回“红白歌战”。在日本传媒题为“新年计划”的舆论调
查中，新年准备看“红白歌战”的人数居首，准备大扫除的居第二位。“红白歌战
”一直唱过了十一点半。然後不久便开始在歌战现场倒计时迎新。东京以外的地区
，至少从电视上看，也全是娱乐界的一统天下。从中央到地方，没有政治家登场。
日本首相小渊早已宣布：新年不放假，要亲自领导应急小组，监控由计算机“两千
年问题”可能引起的危机。果然，零点一过，ＮＨＫ和几家大电视台立即中断了倒
计时迎新的转播，镜头拉进几分钟前的政府机关、铁路、电力、煤气等重要部门的
中央控制室，让观众亲眼看看在这些控制室的巨大电子钟走过零点时，是否有异常
现象发生。一个小时後，即深夜一点钟，小渊如约准时出现於电视屏幕上，向国民
报告平安。
几乎同时，一家电视台开始播送天安门广场的镜头，因时差的关系，中国此
刻正个跨世纪。定睛一看，国家领导人几乎一个不缺，横排列队而站，在一片倒计
时中等着江泽民点燃“中华世纪圣火”。“圣火”点燃後，广场一片狂欢，仿佛“
中华世纪”业已降临。
所谓“二十一世纪”这种概念，本源於基督教的纪年。虽然如今已世界通行
，对於非基督教传统的东亚诸国而言，跨世纪倒计时点火放炮，不过是哄小孩子的
玩意儿。我们这些童心未泯的成人，跟着凑凑热闹，理所当然。若干政治家为了表
示与民同乐，也不妨参与进来。然而若是国家主席、总理等主要国家领导人如数深
浸於狂欢之中，就不免让人心里七上八下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难治理的
国家，此时若是有人试图破坏中国核武器的计算机系统或别的重要计算机系统出了
问题，应找谁拿主意去呢？
中日政府的对比是如此，民间又如何呢？新年之夜，大企业的重要部门不敢
放假，要准备应付“二千年问题”。东京的各个饭店，早已被这些上夜班的人订满
。此时上班的人数比往年要多五倍。新年假期一过，电视上又出现了疲惫不堪、睡
眼惺忪的Salarymen（公司职员）开始上班的镜头。原来新年全被“二千年问题”弄
得心神不定，谁也没休息好，假也没怎么放。
社会最下层的、不担什么重要责任的日本人又是如何呢？我所住的公寓的管
理人，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工作就是扫扫楼道，住户来前走後打扫房间而已
。丈夫病休在家，没有工作，她的阶层，相当於中国扫大街的老太太。可就是她，
年前还劝我们多贮备些饮用水和食物，因为“二千年问题”可能导致断水、断电、
断煤气。她还告诉我们，附近山头上有口井，大概不如自来水卫生，但二三年东京
大地震时，（当然她还没出生）附近的幸存者全用那里的水。她还说首相也号召大
家这样有备无患。果然，东京各大商店的销售额比往年翻倍，电视评论员称这种抢
购令人想起当年的石油危机。我看了不禁和妻子开玩笑：在经济不景气、购买力低
迷的日本，政府是否有意用“二千年问题”刺激国内需求？
而看中国呢？我们中国人放松得令人羡慕。我因受了日本社会环境的影响，
新年打电话回家选在三十日而不是三十一日，因为怕二千年问题会弄得电话不通。
电话接通後，向母亲解释提前打电话的原因。因是国际长途，惯於节省的母亲不愿
花时间对我这一行为发表评论，但根据多少年对她的了解，我清楚地感受到她心里
在笑我小题大作。我於是问她为二千年作了什么准备没有。她随即说“不可能有事
”，然後转移话题，想谈些“有用”的事情。母亲在中央大部工作三十余年，退休
时也混了个“处级待遇”，在日本至少也相当於重要部门的中级管理阶层了。可对
她而言，“二千年问题”有如天方夜谭。
母亲是如此，我这个在美国名校受了四、五年精英教育的中国人又是如何呢
？去掉刚来日本，就赶上了东京附近茨城东海村的核泄漏事件，我第二天看了报纸
，知道有个地方出了事，也就没再费心，照过自己的日子，可一个月後，在日语班
上讨论报纸上的有关新闻时，才发现班上的美国同学在出事当天都立即打国际长途
回家，向父母报告平安，或父母立即打电话到日本问孩子是否安全。这时我才找来
地图，一看我所在的横浜正好在东京的另一侧，才放了心。事後在美国同学的劝说
下，开始注意不买茨城来的农产品。现在想想，活象个乡下佬。
如今我们安然跨进了二十一世纪，全球都松了口气：没出事。但这个“没出
事”，对不同的国家的意义恐怕有所不同。对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没出事说明人
家防犯严密。对中国，没出事大概说明中国尚未进入计算机时代，计算机用得少，
出事的机会少。但愿国人不要从“没出事”中学错了东西。
话说回来，无论是江泽民还是小渊，都不是计算机专家。真若是计算机系统
出了大问题，他们个人能起什么作用，实在是很难说。跨世纪的大场面中，一个去
点火，一个坐镇办公，更多的是政治家在国民面前摆摆姿态。然而他们摆出的姿态
，却显示了他们治国理念的不同。小渊早被日本媒体描绘成“低能首相”木纳、迟
钝。他在国会里打个嗑睡，被电视台录下来，全国播放，引来一个女中学生在他记
者招待会上的激烈提问：“有人在开国会时睡觉，我很讨厌，请问你对此怎么看？
”小渊支支吾吾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其窘态又被电视镜头播出，使其在国人面前
丢尽面子。年初，他又发话说，今年是龙年，日本经济要来个“蛟龙升天”，本意
是给企业界打打气。不幸话音未落，又赶上东京股市随着纽约股市而暴跌。於是又
引来一片“信口开河”的讥评。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蠢笨如牛、不善意於表演的人
，这次摆出的姿态也比中国领导人漂亮多了。他选择人们狂欢时办公，既有儒家的
“居安思危”，“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的意韵，又有现代社会科技
立国、理性管理的精神。而中国领袖们还相信最重要的是仪式、典礼，是如何振奋
人民的精神斗志，颇有点儿毛泽东的味道。
日本社会，上到首相，下到家庭主妇式的小民百姓，有浸透着现代社会的危
机感，跨世纪时，孩子们狂欢，大人们工作的形象清清楚楚（日本娱乐界一个独一
无二的特点是十七、八岁的Teenager独领风骚），一副面向未来努力苦干的景象。
而中国社会，由於近来经济稍有发展，再加上香港、澳门的回归，上上下下得意洋
洋，似乎忘了举国还处於改革的阵痛之中。八十年代那样的危机感、意识越来越淡
漠，颇有“生於忧患，死於安乐”之虞。这次跨世纪，中国因时区的关系，比日本
慢了一个小时，而这一小时，让人感到悠悠如一个世纪。中国的二十一世纪如此开
场，怎能叫人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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