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号-专题 龚小夏简介 龚小夏文章检索

 
浅析法轮功兴起的社会与心理原因..龚小夏
 
 

      法轮功这多半年先是在中国後来在全世界一闹,将中国的三类人推到了尴尬
的地位上。
      
      第一类人是共产党的统治者。共产党历来以善於控制人民著称,尤其是善於
防止人民在共产党的整个权力系统之外另外成立组织。自从共产党掌权以来,成立
“反动组织”便一直是政治罪中最严重的罪名。而法轮功却在共产党的眼皮底下,
几年之内忽然发展成为有可能比共产党人数还要多的组织。而且法轮功组织用一次
又一次前赴後继、组织完善的示威性行动来证明了其组织机构的严密及其成员的忠
诚。恐怕共产党自己也被这么个突如其来的现象弄得一时间不知所措、在相应对策
上无所适从。

      第二类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缺乏强大而统一的宗教教会势力的中国,儒
家知识分子有担当人民精神领袖的传统。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中国各派知识分子,
无论其立场是左还是右,都在极力设法影响普通民众。然而,法轮功却以简单、缺
乏逻辑、甚至谈不上是理论的说法,吸引了数千万的民众,令许多社会责任感强烈
的知识分子感到既可笑,又悲哀。

      第三类人是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多年以来,中国的民主运动一直在锲而不舍
地试图发动人民,反抗专制,争取民主与自由。可是,除了几次非常短暂的群众性
抗议运动之外,民主运动至今还是一小批人的运动。而法轮功不但在非常短的时间
里发动起了名副其实的群众性抗争,而且他们的成员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信念与牺牲
精神,的确令内斗不已的民主运动汗颜不止。

      看来,法轮功作为一种准宗教的力量,对目前中国大陆存在的各种政治理念
与政治势力都提出了挑战。

      法轮功到底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它吸引了一些什么样的人参加?参加的人为
什么会如此投入?这些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不久前在国内的一份电子网络杂志《蓝鬼快讯》(http://www.peopledail
y.com/cn/allsages)上,康晓光撰文论述了法轮功的几种社会心理功能。文章认
为,法轮功满足了部分人民对信仰、交往、安全、正义的需要。作者对交往与安全
这两个方面有比较透彻的分析。他指出,人们通过参加法轮功组织,在团体中实现
了社会交往的需要。而因为这种需要在缺乏结社自由的中国长期受到压制,法轮功
便更容易获得发展。同时,法轮功还通过给自己的成员创造了相互帮助的机会,为
他们提供了家庭与政府所不能提供的社会保障,从而满足了成员对安全的需要。不
过,作者与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看来赞成下令将法轮功定性为邪教,虽然他将
法轮功兴起的原因归结为政府对结社的压制以及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失败。他说:“
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打击正教的结果就是邪教泛滥,压制政党社团的结果就
是黑社会猖獗。”他认为,政府通过压制结社自由,“为法轮功之类的组织消灭天
然竞争对手,从而是为其发展扫清道路。”

      但是,对於法轮功如何满足其成员在信仰与正义的需要—这两种需要其实是
相互关联的方面,作者的分析似乎有相当的欠缺。事实上,这也是令很多人困惑的
主要问题。读过李洪志那本《转法轮》的人,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
,大都表示这本小册子非但逻辑混乱,而且往往不知所云。在法轮功组织散发出来
的文章与传单中,甚至往往掺杂了大量带有共产党味道的语言。许多人奇怪,这些
不明不白、大杂烩式的教义,为什么对法轮功数千万的成员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


      在我看来,法轮功对人们的精神吸引力,或者说,对人们信仰需要的满足,
关键之处在一个“忍”字。

      法轮功的口号“真、善、忍”是中国人熟悉的口号“真、善、美”的改装。
但事实上真、善、忍所属於的范畴是不一样的。真善表达的,是人们对社会的整体
与个体的理想与向往,而忍则是一种行为规范。真与善都是不可挑战的,但却也是
很难具体测量的;忍却不然。有人会认为忍是美德,有人却不这么看;有人愿意忍
,有人却不愿意;有人忍得了,有人想忍也做不到;有人忍的程度高,有人忍的程
度有限。总之,忍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是非常有争议,不一定为每个人在理念上所
接受的。

      不过,法轮功所说的忍,和人们一般意义上知道的忍、忍受,有着非常微妙
的区别。
      说到忍,中国人恐怕不能说不熟悉。在共产党的制度底下,中国人需要忍的
地方太多了——需要忍受压迫、贫困、腐败、专制,需要忍受上级的专横、领导的
无能、官员的贪婪,还有诸如父母的干预、儿女的背叛、丈夫的窝囊、老婆的唠叨
、邻里的闲话,等等等等。在最坏的那些年头,例如大跃进与文革时代里,中国人
还要忍受造成死人无数的大规模饥荒与政治恐怖。曾经经历过那些苦难的中国人,
往往会感叹道:我们中国人可真是能忍啊!

      那么,中国人忍受力到底有没有限度,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限度呢?

      忍受力本身具有极大的主观性与弹性。有些在特定条件下人们能够忍受的东
西,在另外一些条件下便绝对不可忍受。比如说起大跃进或文革,在当初忍受饥荒
或政治恐怖时,许多人甚至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忍受着某种痛苦与压迫,有的人
甚至还觉得那是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可是到现在,如果叫中国人再去忍受那种
日子,恐怕绝大部分人再也无法做到了。

      是什么支撑着人们去忍受一些在他人看来简直无法忍受的苦难呢?信仰或信
念恐怕是最重要的因素。当人们相信他们所忍受的痛苦是了为某个崇高的目的的时
候,他们的忍受力便有可能达到难以想象的高度。信仰赋予苦难以意义。当信仰强
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甚至追求苦难以实现生命的意义。经历过宗教狂热或共
产党统治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追究下去,到底是先有信仰还先有苦难,却成了个鸡生
蛋蛋生鸡一般弄不清楚的问题。人们究竟是因为有了信仰之後才能够忍受苦难呢,
还是因为不得不忍受苦难而寻求信仰的支持?事实上,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结果告诉
我们,人类在许多严酷的环境中,为了求得精神的支柱,往往转而信仰甚至崇拜某
些意识形态、事物、或者个人。在毫无选择、 毫无希望的情形下,他们甚至会信仰
与崇拜造成他们的苦难的根源——例如战火中的德国人去崇拜希特勒,血腥恐怖之
中的苏联人崇拜斯大林,饥饿中的中国人去崇拜毛泽东。凭借着信仰、崇拜那些号
称代表了人类前途的专制制度,人们能够从本来是毫无道理的苦难中幻想出那么一
点意义来。否则,清醒地知道那深重的苦难本来可以避免,本来就毫无意义,人们
的日子岂不是太难过了么?二十世纪专制制度的大批信仰者与崇拜者恐怕多数是这
样造成的。

      如果说,在专制制度下信仰支持着人们对苦难的忍受力,那么,在专制那层
虚幻的光茫消退之後,在信仰发生危机的时候,人们的忍受力便也开始不断降低。
环境不见得比原来严酷,甚至很有可能比原来要有相当的改善,可是忍受苦难哪怕
是比原来轻微的苦难,却因为失去了其意义而变得加倍地困难。八十年代以来中国
社会里出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时候,人们在越来越难以忍受却不得不忍受
的现实而前,开始以犬儒主义的态度去说服自己:忍受本身便是一种美德。八十年
代末,印着大大的“忍”的文化衫在中国城市里大先其道,说明了这样一种信念开
始出现。

      法轮功就在这个时候在中国社会里诞生了。

      法轮功主张“真、善、忍”。在实践中,一个“忍”字为“真、善”定了位
。真、善是几乎每个人、每个党派,包括掌握着政权、做着坏事的共产党都要标榜
的,但是在法轮功的教义里,能“忍”的一方才有“真、善”的资格。谁需要忍?
自然是无官无权的小人物;谁用不着忍?当然是有权有势的政府或大人物。忍字令
小人物成了真、善的化身,同时将权力推到了真、善的对立面。

      对於小人物的平民百姓来说,一个“忍”字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意义。
他们过去在权势的淫威之下打掉门牙和血吞去忍的那口气,如今突然变成了他们的
美德。忍,不再是忍气吞声的卑微,而成了居高临下的宽容。被动的忍变成了主动
的忍。忍字令弱者在精神上成为强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鲁迅笔下的阿Q的精神
形态。

        因此,一个“忍”字将大批社会的弱者结合到了法轮功的麾下。这些人平
日固然难得参与政治性的抗议运动,但到了法轮功里,却往往能表现出比政治抗议
运动中的异见分子更团结、更勇敢。当局对他们越是镇压、越是迫害,他们个人便
越接近法轮功的理想美德—忍。换句话说,也就是政府强迫他们去忍受的苦难越多
,他们作为法轮功的信徒也就在道德上越接近完美。是以,法轮功抗议活动在全国
上前赴後继此起彼伏,令当局头疼不已。

      不过,法轮功的忍却并不是无条件、无止境的。法轮功所面临的有三方面的
选择:一)是否忍受政府对法轮功权利,包括其存在的权利的方面剥夺?二)还是
在坚持自己权利的情况下忍受政府的压制而不积极反抗?三)亦或是坚持权利、反
抗压制,但忍受反抗所带来的镇压後果?

      显然,法轮功组织的整体表现表明,他们并不愿意忍受权利被剥夺,否则也
就没有法轮功这回事了。所以,他们如今面对政府的镇压所说的“忍”,不过是要
忍受反抗所带来的镇压而已。到了这个层面上,法轮功的反抗活动与其他类型的抗
议活动也就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恐惧并非没有道理。法轮功不仅在共产党之外成功地形
成了庞大组织,而且以其简单而平民化的教义夺去了共产党意识形态在大批普通人
中的合法性。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没有法轮功,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在今天
这个腐败横行的社会中到底还剩下多少?法轮功不过是填补了一点真空罢了。

      而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必须了解的是,他们以自己的理论或逻辑去和法轮功
争辩,无异於与风车开战。无论他们的理论有多么高深,逻辑有多么严谨,在填补
普通人的精神需要、为普通人生活带来意义的这方面,他们是不可能与法轮功竞争
的。这大约也意味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到了从传统的社会精神领袖地位转到现代的边
缘性社会批评者的角色上来的时候。
      同样,中国的民主运动并不需要去羡慕法轮功组织群众的能力。民主运动不
仅是对专制政权的积极的抗争运动,而且是诉诸於理性的运动。煽动群众的情绪不
是、也不应该是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与手段,而“忍”字体现出来的精神胜利方式
,也不应该被民主运动接受为道德的标志。

      说到底,中国人有句老话,“忍”字是“心字头上一把刀”。法轮功的教义
固然能够一时间将“忍”幻化为美德, 但是人们终究还是会感到忍气吞声并不是一
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恐怕法轮功也不能长久地将人们心上那把刀子悬着多久不让它
落下来,人们无论他们是否信仰法轮功或别的什么功,总会从心里感觉到难忍的疼
痛。

      到那个时候,人们就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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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龚小夏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3年8月20日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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