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台独”夫复何求

      蒋记国民党政权晚期形式上的合法性，来源於抗战胜利後假意“还政於民”
的那次全国性的国大“选举”。纵使你指责其虚伪也好操纵也罢，当时确还是符合
一定程序的，并且由於国大代表们分别自全国各地产生，则他们进而表决通过的中
央政权和国家领导人选因之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外观。但随後的国共内战导致国民党
政权败退台湾，假如这个御用国大到期全面改选，所有名额只有自岛内产生，则其
代表性势必不能及於大陆，连同其所授权的行政当局都在法理上降格为地方机关，
又如何能自称代表包括大陆在内的全中国呢？所谓中华民国政府的法统即其全国代
表性的地位殊难保全。
      故国民党在台政权陷於代表性与合法性危机的恐慌之中。正如我曾经指出的
，他们别无选择的就是，虽偏安於孤岛，仍长期念念不忘地坚称其全国政权的地位
，俨然以“国家统一”为己任，这样才能在“万年国大”的遮羞布下粉饰其政权的
合法性。重要的是还可以此压制各种反对力量，回避岛内民主问题。即便在岛内开
放选举，但最高只到省一级，断然否认岛内改选自己这个“中央政权”的可能，从
而保证大权不致旁落。而岛内反国民党的势力，很自然地会诉诸於本土情绪，迎合
底层普通群众，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本省籍人的心理，以获取尽可能多的政治资源
。而国民党政权的代表性正是一个值得质疑和易於攻击的薄弱环节，自然是不能放
过的；这在逻辑上的引申就是弘扬所谓的台湾独立主权，以拒斥国民党假以中央政
权名义在台的统治。从法理上说，如果台湾“不拥有独立主权”，则岛内选举只能
产生地方政权，而永远无法动摇和替代国民党的“中央政权”。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台湾的反对派和民主化力量，与“台独”在理念上和组
织上往往难解难分。追溯其渊源来看，所谓“台独”与其说是要自外於中国，莫如
说是旨在挑战国民党政权的法理基础，以拓展自身的政治空间，直至打开通向岛内
最高权力之路。经过台湾民主化的三部曲，从开放党禁报禁，到最高代议机关全面
改选，乃至总统经由岛内全民直选（特别是最近这次大选终於使在野党候选人一跃
当选），则“台独”之暗含的基本政治诉求实已得到满足。当然，就“台独”的字
面含义仍需一个交代，用某些人的惯常话语来说，“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或
台湾一直就是个主权国家）而它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按照这样的逻辑就无需再
行宣布什么“独立”了。更换一个别的什么国号，譬如“台湾共和国”，徒具符号
而已，本身并不能改善其国际处境，还将使中共再无回旋余地，可能被迫采取断然
措施而陷台湾於灭顶之灾，是谓过犹不及。故我早就指出，所谓台湾宣布独立的动
武底线云云，实已成为两岸心照不宣的一个微妙默契。
      陈水扁的就职演说中，如我们所预料地重申了他先已提出的保证，即“只要
中共无意对台动武”，新一届台湾当局将不会宣布独立或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
国论”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
题。此言既出，大陆方面势必要总结为又一场政治斗争“伟大胜利”，恰如去年所
宣告过的“三大政治斗争”的胜利那样。而陈水扁的表现固然不乏政客的机会主义
，其中大陆的压力确也起到相当作用，但是，所谓“台独”，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
使命，至此夫复何求！陈水扁既已在大选中胜出，这是得了台湾的便宜，转又向大
陆卖乖。当然，如果转弯过快将使自己跌落马背，岛内仍时有出现的极端“台独”
言论乃是发自一种情绪上的惯性和反弹，对此陈水扁尚需加以安抚，但於大局无碍
。

“一个中国”的时态和语义问题

      我曾经指出，所谓“台独”在政治上实别有诉求，而在社会心理和情绪背景
上，莫如说是一种孤立主义而已。如果望文生义，则“台独”基本上已经是个伪问
题，而“一个中国”也需要进一步澄清。首先，中文缺乏时态变化，往往造成言不
及义，这实在是件很糟糕的事。就拿“一个中国”来说，可以是过去时（PastTens
e），亦可是将来时(Future
Tense)；就算也是现在时(Present Tense)，恐怕还谈不上是现在完成时(Present
Perfect)，而不过是现在进行时(Present Continuous)。
      “一个中国”的过去时，远溯上古自炎黄以降，那也是文化、民族和历史的
源远流长的中国。“一个中国”的将来时，则但愿是个自由、民主、富强的作为大
陆和台湾共同归宿的新中国。至於“一个中国”的现在进行时，恐怕要自辛亥革命
後军阀混战始，特别是後来的国共内战，争相统一对方而不得，造成了1949年後这
种长期相持不下的局面。海峡两岸的仁人志士们，所感怀的是“一个中国”的过去
时，所向往的是“一个中国”的未来时，大家的不懈努力，着力於此的是“一个中
国”的现在进行时。
      “一个中国”既然是客观的事实和过程，那么“一个中国原则”究其为何呢
？按照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所大力推行的三段论式的标准定义：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
一合法政府。问题是这第三要项，历来是台湾当局难以接受的。为此，钱其琛於一
九九八年纪念“江八点”三周年座谈会上，正式提出在处理两岸关系事务中，特别
是在两岸谈判中，中共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解释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分割。汪道涵也曾在上海“汪辜
会谈”中作出补充：“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
，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
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最近
也有权威人士明确指出，以往中国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这原是“一个中国”原则的第三要项，但新定义将这项改成“中国的主权与
领土不可分割”。这里实际上为台湾留下一个突破两岸紧张关系的缺口。
      正因为“一个中国原则”在语义上的不确定性，一贯可有内外两种解释，很
容易混淆。台湾方面包括岛内统派的深怀疑虑，大约主要在於这第三要项，担心一
旦作出了承诺，会被偷换概念，正中圈套。这里就非常需要两岸以高度的政治智慧
，开诚布公来解决。早在陈水扁的就职演说之前，两岸便因“一个中国”是原则抑
或议题而争执不下。从陈水扁的角度，承认“一个中国”为议题，这已向前了一步
，但是还不够。
      陈水扁的就职演说中，不仅刻意回避“台独”，也没有明确承认大陆所定义
的“一个中国原则”，而是说要“共同来处理未来‘一个中国’的问题”。这种含
糊其辞，恐怕是大陆方面不能满意的。好在陈的基调平和：不比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前进，也不比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後退，没有造成新问题。自3.18以来，大陆一直保
持了相当的克制，给了陈水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在我看来，只要对所谓“台独”
的渊源和实质有所洞察，陈水扁仍是可以期待的。“一个中国”是陈水扁无可回避
、终究也无需回避的。两岸的关系完全可以朝着一个缓和的方向发展。
      但即使回到了“一个中国原则”，仍然是任重道远。两蒋时代倒是明白无误
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那是意在争夺正统地位，声称“大陆也是中华民国的一
部分”，还嚷嚷着“反攻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那是以大陆为敌，
未必向和平统一更进一步。
      而“一国两制”的最初提出，是邓小平为他的留苏老同学蒋经国量身订作的
，比较符合一个地方性专制政权处於衰退期的实际。假如蒋经国仍想长期维持统治
或传位於子，遭遇岛内日渐强大的反对势力，没有十足胜算，其地位已动摇，这时
归顺中央表示效忠以换取对岛内的镇压，又挟台湾自重以向中央争权夺利，固然是
上下其手左右逢源。但台湾的民主化使两岸关系的格局为之焕然一新。所以“一国
两制”的构想需要新一代领导人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我认为，在“一个中国”下，
台湾完全可以实现新型的高度自治，并可能拥有更大的国际空间。譬如前苏联及其
辖下的两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均各自拥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身分。至於邦
联、联邦，凡此种种，都可以通过谈判来求得共识。

“三通”何惧之有

      台湾当局长期奉行的“戒急用忍”、以拖待变的大陆政策，虽然相比於两蒋
时代僵硬的“三不”，毕竟有所松动，但是陷入一个更深的误区。早期的“国统纲
领”尚且确认了最终归於统一的目标，似乎是希望从两岸民间交流和非政治议题开
始，逐步推进到政府交往和政治协商。但在其中间环节，“国统纲领”预设了政治
三前提，即要求先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摒除敌对状态、国际间相互尊重，然後
才肯开放“三通”和推动高层互访。此处居心良苦，但诚意不免受到怀疑，无非是
将大陆逼入死角，则其断然不会轻易接受。而结果就是两岸关系的泛政治化，导致
相互的不信任日渐加深，使得诸多事务性议题也纷纷搁浅，两岸僵局无法循由先易
後难的途径取得突破。
      一味回避两岸的积极接触和政治谈判，是一种鸵鸟政策。首先，这并不足以
防止国际政治的天平向大陆倾斜。毕竟时过境迁，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
国际社会广为公认的“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并拥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同时
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无限的市场潜力赢得西方世界的广泛垂青。美国的对华政策，
从早期的围堵转向积极接触和交往合作，也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
      其次，台湾朝野的“恐共症”仍挥之不去，却焉知共产党早已今非昔比；只
感受到大陆当局对台咄咄逼人的压力，却不曾意识到台湾经验对於大陆经济政治改
革潜移默化的示范效应。故从这个意义上，台湾既不必自贬身价，战战兢兢如任人
宰割，逆来顺受；也不可盲动和轻率，招惹不必要的是非，成为众所厌弃的“麻烦
制造者”；更切莫囿於岛民的狭隘意识，而失落其庄严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诚然，
大陆今後的走向和进程，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足以使人忐忑不安。但是，台湾列
岛终究不能游离到太平洋深处，其前途注定无法摆脱大陆局势发展之左右。事已至
此，恰恰唯有开放交流才能增进台湾安全，并带来大量的经济利益，乃至有助於促
使大陆的积极演变，也不排除逐鹿中原的可能前景。
      “三通”何惧之有？还大可通一通别的嘛。须有这个自信，为什么要害怕呢
？台湾有些人觉得“一国两制”还不够好，其实哪怕“一国一制”也未必就坏，当
然得看是怎样的“制”，大家可以共同塑造这样一个“制”。正如李远哲所说：“
若是一个民主的，安居乐业的中国，即使是一国一制也接受”。“鸵鸟政策”总归
不足取。
      大陆曾将“三通”视为推进统一的一个象征性议题，志在必得，本来或许还
有在其他方面做出适当政治让步的可能。倒是李登辉坚持认为“三通”将导致两岸
交流的迅速扩大，违反他的“戒急用忍”、以拖带变，不肯加以考虑，坐失良机。
恰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两国论”激起台海轩然大波後，台湾的几位总统竞选人竞
相视“三通”为势在必行，而大陆认为只要双方加入世贸，“三通”问题便可迎刃
而解，反不那么着急了。李登辉大陆政策的破产由此可见。
      陈水扁在当选前後和就职演说中，对“三通”及进一步的两岸交流表示了积
极的姿态，此所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美国如果不能自拔於孤立主义的泥潭，而
对欧洲事务作壁上观，则不成其为今日之强盛。台湾之於大陆的两岸关系虽属国内
性质，但在战略格局的演变上亦将如是。

台湾民主化的两难与岛内政治重心的失衡

      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几十年间要求民主化和本土
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终於形成官方所不可小觑的在野势力，即便在体制内也不乏应
和之声。何况那些国民党政权养起来的万年国代们，不断老死，自八十年代後期已
经所剩不多了，靠他们维持合法性的老办法实在是难以为继。原来那种战时体制和
空悬的政治架构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只有民主化和本土化才能确立台湾长治久安
的根基。但凭心而论，在既得利益问题的阻力之外，正如某学者所指出的，台湾民
主化特有其内在的两难困境。彻底推行民主化，则势必难以维持“中华民国政府”
的法统即它所坚持的全中国的代表性；要完全地维持“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一所谓
法统，就势必会妨碍台湾自身的民主化：两者不可得兼。
      现实中的“中华民国政府”有效控制的范围仅限於台湾地区，即便通过岛内
直选解决了自身的政治基础，在法理上其合法性也明显地不及於大陆。然而“中华
民国宪法”中的有关条文继续保留，据此“中华民国”仍然是指包括整个大陆乃至
外蒙古在内的全部中国。如果放弃这部宪法，又形同“台独”。於是就有了一个非
驴非马的说法：“中华民国在台湾”。这种表述的确是勉为其难，所谓中华民国的
法统实已暗渡陈仓。
      另一方面，台湾当局不得不转变早期那种“汉贼不两立”的僵化态度，开始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却又明显不能自废法统。这样，一个“中华民国”，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大约就是“两国论”或“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一个渊源
。大陆方面当然历来不承认他的“中华民国”，可又断然不可容忍人家放弃“中华
民国”的名分，哪怕是通过修宪将领土范围缩为台澎金马也不行。可是，难道指望
他们“反攻大陆”吗？只怕台湾当局久已不复有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了。
      列宁说，“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我同样不高兴“台独”，也是必欲除
之而後快，但对台湾的进退维谷要多一些设身处地的理解。台湾的民主试验因此长
期饱受“统独之争”的困扰。若非出於对大陆的某种恐惧而使国民党的稳定牌屡屡
见效，则国民党的下台恐怕不会等到今天，而黑金猖獗等种种内政积弊亦不会达到
如此积重难返的地步。考虑到是在这种特殊艰难的条件下实践民主，我对同属中华
民族的台湾人民油然而生同情和敬意。
      陈水扁的就职演说中，试图有所纠正岛内政治重心的失衡，在主要的篇幅安
排上专注於台湾自身的问题。演说的对象首先是台湾人民，而他们（特别是投票给
陈水扁的人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陈水扁应当认知，那是寄希望於他来推动包括
扫除黑金在内的内政改革，因此演说稿在比重上谈内政远多於谈两岸和“外交”。
诸如扫除黑金、行政改革、地方自治、产业发展、治安改善、社会福利、环保生态
、司法改革、教育、文化等等，均有所涉及，而构成了一份蔚为大观的“治国纲领
”。
      撇开具体的政见之争甚至“统独之争”不谈，此次政党更替可以标志着台湾
民主的新纪元。陈水扁大可鼓吹一下民主、自由、人权之类的“普世价值”，标榜
道义形象，迎合公众口味，也对西方投其所好。这是政客的拿手好戏，不出所料，
他这么做了。他又暗示说，“大陆在邓小平先生与江泽民先生的领导下，创造了经
济开放的奇迹；而台湾在半个世纪以来，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也缔造了民主的政
治奇迹。”但陈水扁的“民主牌”并没有完全使将出来，他对大陆当局心怀顾忌，
并不想冒犯龙颜，这至少证明了陈水扁可以是一个合作者。□（作者系大陆经济学
者，本文原载於《人民日报》强国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