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流统派两岸关系论
  

      关於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一直是“统派”的发言占主导地位，而“独派
”鉴於国际形势（尤其是美国的压力）目前已低调处理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可以说
，这是两岸关系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

      曾见《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写过专栏文章《台湾的最後贡献》，称曰：
台湾民主是她对大陆的最後贡献。

      金钟先生之论，可谓真知灼见。但台湾的贡献远未止於此，或者说这个“最
後的贡献”还有待於进行更为细致的开发。从个人的政治观点上来说，我是标准的
“统派”，但我又不属於“正统统派”，也可以说我是从“正统统派”转向非主流
的“民主统一派”的。我认为：两岸从政治学的意义上没有大小之分，一个在现代
政治框架内的谈判、最後统一，乃是全体炎黄子孙的莫大福祉。观乎今天南联盟之
科索沃问题的恶果，追思不久前的俄罗斯车臣问题，再看看时隐时现的伊拉克库尔
德族问题，任何一个对民族前途负责的领袖都不会把台湾问题推向战争的边缘，除
非他愿意成为历史的罪人。何况我们还有棘手的藏独问题、疆独问题呢？！

      台湾问题的良好解决，可能使一位（或两位）中国人（共同）获得诺贝尔和
平奖，因为冷战结束并没给这个星球上的人多长时间的太平日子，现在的任何一个
区哉的冲突都可能演化成人类最後悲剧。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中庸和平的民族，我
们没有任何理由在巴尔干、中东、南亚次大陆三个火药桶已外，再加码添筹，而我
们所有就是以“台湾的贡献”为基石，创立一个真正的“中国世纪”。“台湾的贡
献”至少有三点，可以变成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近期收益。

  第一，关於言论自由

      自从１８９５年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S.Mill）写下朽的名著《论自由》(O
n  Liberty)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由最为重要，没有自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亨廷顿在其新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再一次重申了这一原则，他举例说明了
两种选举：一种是受某些政治集团明显控制的民主选举，其结果往往出现领袖（个
人）独栽；另一种是在自由制度下的民主选举，其结果是规范的民主的产生或绵延
。

      今天，在中国大陆也有各式各样的选举，最令人注意的就是一些独立人士如
北京的何德普等人）参加基层人大代表（议员）竞选，结果由於官方操纵而被挤出
圈子，加上又没有舆论自由的监督，黑箱操作不可避免地要延续下去。

      现代政治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以现代政治面孔出
现的种种活动，只可能变成少数利益集团的垄断利润。今天台湾从立法上废止出版
法，确是走完全的“自由、民主、宪政”的程碑。这不仅是台湾区域中国人的幸事
，也是中华民族的幸事，此举必将成为中国真正现代化的划时代之一笔。台湾国民
党政权走了一个艰难的蜕变之路，从抗战的训政到逃台的戒严，再到蒋经国时代民
主的开启，至今日之完全自由，值得大陆政权认真学习，好好总结。

      说到底，如何对待言论自由是两岸两大执政党在现代政治框架内较量的决定
性筹码，谁在这个问题取得优先发言权，谁的合法性就会增加；反之亦然。

      在内战年代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回想一下，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９日重庆新华社
《打碎法西斯式的出版法》社论，（当然，我等６０年代中期出生的後生晚辈只能
从故纸堆里找到它），面对今天的现实该说些什么呢？社论说“现代民主国家象英
美都根本没有专为钳制言论出版自由而制定的出版法这样的东西。在出版法中，采
取报纸期刊不仅必须申请登记，而且必须获得批准始得发行的所谓特许制度，更只
有法西斯国家始有此恶例。”

      昨日之言凿凿在史。五十二後，国民党经过几许波折实现了共产党所要求的
解禁，摆脱了法西斯恶名；而同是五十二年後，中共却在宣传方面大大收紧，究竟
国共两党孰为孰鉴，让人无以多言。

  第二，关於全民公决

      愚民政策可能使老百姓付出上千年的受奴役的代价，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
的时代，老百姓更多地直面政治。假如一位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一位农民逼交杂
费，揪住他的头发予以“专政式”的痛打，还有谁会相信他是在“为人民服务”？


      今天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不再是政治睡眼状态，他们私下议论也谈到：“共产
党原来说国民党税多，现在它的税比国民党还多”，“共产党和国民党竞选，说不
准谁一定选过谁。”这些非常普遍的言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对共产党的不满，实际
上是老百姓一个普通的政治诉求的反映，他们需要一个更为廉价和更为有人性的政
府来统治他们，保护他们。

      列宁主义式的政党一概地是用党性消灭人性。人们要仅说斯大林暴政是斯大
林本身的错误，那就是伪真理了；人们看到今天国民党领导（哪怕是它努力地使自
己占据这个位置）的现代政治的文明气息，而忘记了它曾作为一个列宁主义式的暴
政党和腐败的利益集团，也是大错而特错。所有能够对取得新生的国民党予以掌声
的，不外乎它在受监督的环境下，逐步地明智起来。

      能否从列宁主义式民族主义暴政党转化为现代政党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国
民党作为一个民族主义加列宁主义党过关了；而中共呢？似乎还没任何迹象表明：
她将努力从典型的列宁主义式民族主义政党向现代政党过渡。面对现代政治社会，
是否有足够的知性来完成蜕变，不仅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同时也需要外部力量的施
压。台湾的贡献在此又显现出来：大陆老百姓的朴素的政治诉求，完全可以台湾的
民主模式为蓝本，利用祖国统一这一契机，实行两岸首先是两个执政党的和平竞选
，让全中国的老百姓来决定谁来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廉价、更人性的政府。

      而且，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关键是：无论第一届全民公决产生的执政党是谁，
从此为中华民族开了一个现代自由民主政治（宪政）的良好开端。

      作为一个学者，我不知道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但中共十五大文件中的江泽民
总书记讲话（单行本）说：“只要能坐下来，什么都可以谈。”

      我们有理由企盼着在台湾举行的汪辜会谈成为这一良好政治开端的筹备会，
也希望有朝一日汪辜（或江泽民与李登辉）二人同时走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因为
他们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和平作出了贡献，也为世界和平作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

  第三，关於联邦制国体

      坦率地说，“一国两制”的确适合解决港澳问题，但不适合解决台湾问题。
因为港澳是殖民主义统治结束的国际法律问题，而台湾则是国共党争的内部问题，
如果试图将两类问题混为一谈，不仅会在理论上产生歧义，而且还会置国民党一“
外来殖民者”的被动地位，从而为日後的台独势力抬头打下伏笔、留下口实。

    “一国两制”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伟大构想，但由於其实施主体已暗含了不对等
，故而今日香港的“大陆化”的言论频仍，其政治框架中的裂痕也逐渐加大，在新
的情况，不如明确地提出联邦国体加多党制来解决祖国统一和遏止分裂。其要点有
三：

      １．在多党制（初步操作阶段主要以国共两党为主导）条件下，解决台湾问
题。如果台湾方面（即国民党）在第一次全民公决中不能取得执政地位，则仍治理
台湾一省（州）。国民党（乃至民进党）可以在大陆发展其组织，争取某些有传统
势力的省份的治权（如国民革命的重要基地广东省）。共产党当然也可以在台湾发
展。

      ２．港澳地区可以分别单独为联邦单位，也可以合并为一州，在享有高度自
治权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独立的政党。如当今香港比较有实力的民主党，在三至五
年内可作为议会大党参政。

      ３． 利用联邦模式，消除西藏、新疆的独立倾向，予以高度的自治权。

      以上所有关於言论、全民公决（两党或多党制）、联邦制国体，决不是学者
书斋里的突发奇想。现代政治结构使之然，国际社会趋势使之然。本文也决没有恶
意贬低中共的倾向。公平地说，台湾今天的民主社会有大陆的经济贡献，如一九九
八年的两岸贸易表明：在２０６亿美元流量中，大陆进口台湾货物值为１６８亿美
元，而出口台湾的为３８亿美元。应该说，台湾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不被摇动，一方
面来自她日趋良好的政治制度对经济病毒的免疫力（如对黑金政治的大力揭露，避
免了产生台湾式“苏哈托家族”），另一方面则来自於大陆近几年来提供的贸易顺
差。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要想让中共领导集团内部产生一个（或一派）将
她由列宁主义式民族主义政党向现代政党过渡的领袖（人物），还是个过於乐观的
估计。因为，这不仅看国内民主运动对她的促动和台湾方面的提倡，以及中共对内
部集团的平衡，更主要的是某个个人（或集团）有否足够的知性来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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