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思潮对谈
陈奎德：各位听众，我们(中国透视节目)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中国大陆自由派与
新左派的论争。今天我请来座谈的是杨建利博士。他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
研究员，同时也是二十一世纪基金会的主席。杨建利博士，你好！
杨建利：你好，陈教授。
陈：近几年来，中国知识界又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了。最近形成了一轮令人关注的
大论战。香港的杂志报导说，它起源於一九九七年底十一月份南方周末介绍刚刚去
世的英国的自由主义学者柏林的那些大版论争篇幅。但这并不确切。实际上，据我
所知，在这之前，中国知识界内部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论争在一九九五年甚至更早，
就已经开始了。例如一九九五年4月29日到30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文化
中国：转型期思潮及流派》研讨会上，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王绍光先生，崔之
元先生，甘阳先生都在场。在会上会下，他们同与其他观点不同的学者，如林毓生
、胡平、吴国光以及我自己等人都展开过争论。後来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以
及《天涯》、《读书》和《公共论丛》等杂志)也发表过双方的部分学者再加上李慎
之、卞悟(秦晖)、徐有渔、朱学勤、汪丁丁、刘军宁、许纪霖以及汪晖、韩毓海等
人论战的文章。
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国知识界有一段沉寂的时间。後来大家经过相当长的一
段反思，通过消化中国的现状，包括对世界历史的反思之後，开始各自形成了自己
的一些学术观点，最後慢慢地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群体。当然本来还有很多观点，但
是从大的范围概括起来，大体上可称为所谓的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论争。当然，实际
上就在自由派内部，也有一些微妙差别。在新左派内部也是这样。例如象汪晖先生
和甘阳先生，据我观察，他们的观点其实在相当多方面是不一致的。不过在大的粗
略的格局下，大体上还是可以这样作倾向性的划分。首先我们先请教杨建利博士，
你觉得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作为一个潜在的背景，对中国知识界的心理的影响有
多大，对於这两派学人，这两派的观点的形成，起了哪些作用？
杨建利：我们先回顾一下八九以前的整个中国思想界的状况。实际上，那个时期中
国的思想界，我是指较独立的学者，思想感情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那时的一致性
要比现在高的多。当时是中国正处於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刚刚结束了毛的极左的
时代。人们几乎是整体性地追求更大的经济上的放任自流和政治上的宽松，对西方
，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主义自由的崇尚溢於言表。换句话讲，当时非官方思想界是
自由主义的思潮占了上风。“六四”事件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打击是相当大的。无论
是在朝推动改革的、在野推动民主进步的、还是在纯粹的学术界倡导自由主义的知
识分子先锋，都在不同层次上遭受到了政治迫害和打击。有些人被抓被判刑，有些
被迫到了海外。标志着政府和自由知识分子因改革开放而造成的短暂的蜜月期迅速
结束，从而分道扬镳。据我观察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关系整体上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到
“六四”以前的程度。我想未来也不会。
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失落感非常强，“边陲化”的思潮弥漫思想界，也就
是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远离“中心”，躲在自己学术圈内进行纯粹的学术探讨。但是
九二年以後，这个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六四”事件使邓小平真正地意识到了共
产党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危机。所以他九二年“南巡”试图通过经济的方式，重新获
得共产党的某些统治合法性，维持这个政权的生命。邓小平的“南巡”使中国的经
济进一步放任自流，中国对世界的大门进一步的打开。这至少在三个方面冲击了中
国的思想界。其一，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在具体的经济利益上和现政权趋合，客观
上成为“右翼”专制主义的维护者，思想界致力於在制度层次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
人士力量被削弱；其二，经济上的放任自流急剧扩大了贫富悬殊，社会公正问题困
扰着知识分子的良心，促动着他们的思考；再则，就中国人比以往更多地更深刻地
和世界打交道了，有些知识分子“六四”以後更是被迫在海外流亡，这就迫使中国
的思想界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比如说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中国在世界发展
史中的位置，全球化对中国意味着什麽等。在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令中国的思想
界痛苦现象。比如说，贫富悬殊和全面的腐败。思想界在到底原因是什麽，解决的
途径是什麽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基本上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分歧。还有，全球
化的问题，到底中国应该不应该加入国际资本主义的体系，怎样才叫加入了国际资
本主义的体系，思想界也有严重的分歧。
陈奎德：另外一个焦点是，从价值选择战略上，中国应该进入还是应该对抗，或者
退出，世界的主流的经济，政治，文化秩序？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的焦点。所谓的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过去，资本主义这个词本身就有贬义色彩。其实，无非就
是指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中国的思想界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这场争论
的意义在於知识分子对於中国现状的判断以及在解决目前的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
”弊病的途径上，到底哪个更重，哪个较轻，究竟哪个应该是解决问题的首要关键
等。
杨建利：实际上这争论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个资本主
义国家一直都在围绕着这个问题在争吵，在学术层次上争论，也在政策层次上争论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只不过现在有了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化的大背景。至於说中国
应该不应该对抗世界的主流秩序，我觉得可以从两个线索去思考这个问题。一个从
世界史的线索。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一直到西方建立起具体的民
主制度，我们可以从这二三百年的世界史上看到，所有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国家
，基本上都遵循了几个非常简单的通用标准，比如说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普世标
准，而且继续以这些标准作为其立国之本。但是，世界现在仍然政治专制经济落後
的国家，包括中国，都在拼命强调自各国家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现实条件，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溶入世界
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无疑会使它们更快地和更多地接受那简单的几条通用
的标准。这个显然是好的。不仅是对中国好，对世界上其它国家都是好事。我认为
这是全球化的主流。另外我们从中国自己的历史上来看，中国应不应该进入世界的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我们不说远的，就看一百年，也就是整个上个世纪。中国
最黑暗的时代，就是中国关门的时代。我们说毛泽东时代是最黑暗的，毛泽东时代
是关门关得最厉害。邓小平时代开始开放，那么大家就觉得，噢，还有点希望，还
有点进步，看到一种希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中国应该进入全球化的资本
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中国必须资本主义化，中国必须民主化，大势是不容否定的。
陈奎德：有一些新左派的朋友，他们也是和自由派的有些观点一样的，就是都反对
中国的官僚体系来支配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按照他们的观
点，中国的严重问题似乎是由於中国开放了以後，引进了市场经济，然後才造成了
这种官僚体系和资本合流的现状。但是大家知道，正常的所谓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体
系，或者全球化的主流的经济政治体系，它的基本秩序是政治权力和市场结合的呢
还是分离的？即，是政府干预市场呢，还是市场相对独立於政治体系，这个我想大
家都非常清楚。所以说，中国目前出现的这个问题，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究竟这
个问题是市场经济本身造成的，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造成的，还是新旧体系在
进行转轨的时候有人利用这个缝隙尤其是权力利用这个缝隙漏洞造成的，是市场运
作的客观规律造成的还是政治权力未受到制约才造成的，或者甚至干脆说就是权力
介入了市场所造成的？用朱学勤的话说，究竟是“看不见的手”本身造成的，还是
政府的“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而造成的？究竟哪一个接近事实？我
想请杨先生谈谈您的判断。
杨建利：刚才您讲的很好，问题提得很准确。如果这个问题问题弄清楚了，争论的
要点也就弄清楚了。我们可以打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天冷大家都容易感冒，你是
不出门呢，你还是说把身体锻炼好？为了防止感冒是应该去改造天呢还是建造自己
？答案事实上是非常明确的。中国的体制是一个决定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和世界
打交道时，中国是不是能在体制上，来减少或消除世界性的资本对於中国劳工，还
有对於弱势团体的剥削？自由工会就是这样的体制。而自由工会在现在的中国是自
由主义思想的产物，而不是左派思想的产物，因为它首先挑战的就是中国的资本&政
府，首先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这正是自由主义的要义。
现在我们回国头来原苏联的状况，前几年中外学界好象基本上有一个主流看
法，认为苏联改革的次序错了，现在经济上的困境是由於政治改革太冒进所致，换
句话讲，就是政治民主化带来的麻烦甚至灾难。这个判断是不对的。因为象苏联的
老体制和中国的老体制一样，无论怎麽变革，都很难不留下烂摊子。恐怕是，中国
因为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可能总体付的代价更大。在俄国和其它原苏联共和国，几
乎所有的政经社会的问题毛病都可以在老体制里边找到根源。实际上到大家都只是
看到它现在出现的问题而看不到它的根源在全权的体制里。同样的，中国的现存问
题的根源基本上在政府体制上。谁能找一件中国的麻烦而追它的根源不追到政府身
上。人口问题，教育问题，环保问题，社会福利问题都是明显的例子。二十年前中
国之所以要改革开放是因为全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到了死胡同。但是一改革，许
多老体制所掩盖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事实上，这些问题的解决，比如腐败和严重
的贫富悬殊，7只有通过更进一步的改革－民主化限制政府的权力－才有可能解决，
而不是通过加强和依靠政府的力量，因为政府其实就是腐败和贫富悬殊的根源。但
是，全权体制刚刚松弛，民间尚缺少集中的力量推动规模大，代价小而又迅速的变
革来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又把期待的眼光放到了唯一具有集中力量的政府身上。这
其实就是新左派的现实思想基础。这其实是中国的困境，也是许多国家变革时期的
困境，即需要彻底改革权力，而在改革过程中又需要权力的保护。但是，过分强调
权力的保护，我们在这样的困境里就走不出来。既然不受监督和限制的政府权力是
万恶之源，重点就应该放在限制政府的权力上，而不是相反。因此，我赞成自由主
义的主张。
陈奎德：我也同意这一点：就是限制政府权力，目前是中国最该做的事情。这就涉
及到政治参与是否更为重要的这一问题。而新左派就是认为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不重
要，政治广泛参与才重要。我觉得刚好是相反。我觉得限制权力，分解一元化政治
权力，形成权力的某种均衡或制衡，这种政治改革恐怕更重要更优先。广泛的政治
参与当然也重要，但是倘若你没有一个有限政府，缺乏制衡，缺乏人权保障的话，
扩大政治参与可能造成大悲剧。你看，毛泽东时代不能说政治参与不够，政治上参
与是很大的，但是造成的是什么样的悲剧！
大家知道，现在的时髦是引托克维尔。其实，托克维尔是很平衡的一个思想
者，它两面都可以引。他有对法国革命批评的方面，也有对法国革命有赞扬的方面
。但是甘阳先生片面的引了很多托克维尔来无限制地歌颂法国革命，借以抨击自由
主义。但是要记住，托克维尔也有不少对法国革命的批评。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经
历过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历史阶段，过去的思想家都没有这个极重要的经历。而
没有经历过这个，他们就不可能象现代人——例如象海耶克，柏林或者其他的思想
家一样——对共产主义进行这样深入的反思和批判。甘阳先生目前似乎特别有兴趣
鼓起“道德”勇气，严厉地批评当代中国知识界。他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
的？>一文中宣称他要“拒绝以所有这些(自由主义)为名否定辛亥革命以来的二十世
纪中国革命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此豪言壮语听起来很好听，实际上
经不起分析。他把中国的所有这几个革命，一股脑儿混在一锅里来煮了。他把辛亥
革命，把北伐战争，把共产党的几十年的革命统统都看成一样的，把毛泽东的农民
革命、文化大革命这些革命，他都统统一锅煮，不分青红皂白，然後举起左手，宣
誓要捍卫这些革命。
对此我觉得很奇怪。辛亥革命大家清楚它的方向，它和世界文明主流进展的
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一九四九年的共产革命却是背道而驰的。甘阳对俄国也有
类似看法，认为不能否定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这个问题归
结出来，就是：究竟是对俄国的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对中国的一九四九年的共
产党农民革命，对二、三十年代的意大利法西斯革命和德国的纳粹革命，怎么评价
？他反对负面的评价。理由是它们都是历史必然性，必然要走。这些都是法国革命
以後的历史大趋势。既然必然要走，你批判它干吗？既然中国60年代初饿死几千万
人的大饥荒是必然的，你的批判是否吃错了药？这样，他用这种黑格尔式的所谓“
必然性”，用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来使过去悲剧的制造者豁免了历史的审
判。因此，简单的说，我们究竟有没有进行历史评价的权利？在新左派看来，没有
，这些都是应该付出的代价，就是应该走的这些路。所以我觉得这才是要害所在。
新左派有个别朋友，特别喜欢批评别人“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他们呼吁
要放弃冷战思维。但是他们的方式是完全回避冷战的是非。冷战双方是否就是半斤
八两，冷战是不是两方面都错了？他们的结论实际上是不敢很明白的说出来。但言
外之意就是这样：冷战的双方都错了，结局并没有任何胜负。既然如此，我们如何
评判九十年代初，就是八九年到九十年代初的世界性历史剧变。如何评价这场剧变
是一块试金石。是正面肯定它，还是认为过去冷战大家都错了，大家都没有什么胜
负，社会主义阵营(共产极权)是该打五十板子，但自由资本主义阵营也该挨五十板
子，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核心问题之一。有些朋友，或者是回避这个问
题，或者是倾向已经从他的笔端漏了出来，他们根本就不喜欢把这件事情再提出来
，把社会主义失败这件事情再提出来，就象根本就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大家都没有
胜负，双方都消失了，如此而已。您的看法如何？如何才能真正叫做放弃冷战思维
？
杨建利：在八九“六四”刚过去的那段日子里，这些参与今天争论的双方的大部分
人，思想感情还是比较一致的。大家因“六四”屠杀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到八九年
底，东欧发生了剧变，大家实际上都是欢欣鼓舞的。
陈奎德：确实如此。包括现在新左派的朋友，例如甘阳，当年还专门研究了东欧几
个国家不同的经验，怎么转型比较好，如何转型行不通，......等等。
杨建利：东欧的政治巨变意味着冷战开始结束，大家是为自由资本主义的阵营战胜
社会主义的共产党阵营而感到欢欣鼓舞。冷战的是非一定要讲清楚，特别是中国不
仅在冷战中站到历史错误的一边，而且至今也没有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半个世纪
的统治有半点反悔。为什么我说冷战开始结束，我不认为世界范围的冷战现在已经
完全结束了。没有结束的原因就是说象中国这么大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一个专制国家
，在政治制度上最关键的一步变革还没有走出去嘛！我认为海峡两岸的对峙就是冷
战的集中表现，是局部冷战的前沿。我认为九十年代初的冷战开始结束，以自由世
界胜利而结束的这场冷战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它影响到下几个世纪。我认为上个世
纪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经过了法西斯和共产主义这两个灾难以後，世界的形成了一
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制度不是西方所拥有，也不应该仅仅
西方所拥有，它适合於任何一个社会，适合於任何一个文化，民族，肤色，和地区
。这样的制度在许多以前认为不适合的地方成长起来了，而且成长得很好。我认为
这是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事情。
陈奎德：而且应该看到，二十世纪出现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度相当严重地在
全世界范围泛滥，这是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们实际上是提出自己的新的政治生
存方式和经济生存方式，来向主流的就是说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或者自由民主的生存
方式进行挑战。它们都是以“平民”或“庶民”对所谓“贵族”的胜利相标榜。这
是一种根本的巨大的挑战，是全人类范围的挑战。但是今天，这个挑战已经彻底宣
告失败了。就是说起码在它的观念上，在它的意识形态的可行性和正当性两方面都
失败了。虽然我们刚才已说到，实际上现在还有负隅顽抗的，或者说坚持这个体制
的，实质上是坚持这一体制带给他们的权力和既得利益。虽然他们已经不公开宣扬
这个意识形态了，但是并没有放弃这个体制，而且在也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这面旗
帜。例如中共即是如此。
所以说本世纪的制度竞争，在世界史上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过去历史
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人类生存方式的竞争。如此对比鲜明的两种制度、两
种意识形态，在世界历史上对峙。最後清清楚楚地看出：哪一边是胜方，哪一边是
败方，哪一边是正义的，哪一边是非正义的。这是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
毫无疑问，我们当然也看到在西方世界在主流体制里面，也有很多学者，他
们在公开批判这个制度。我想根据以下的脉络，这个问题不难理解。首先，天下不
可能有完美的制度，人间不可能有天堂，总是有其漏洞。不断地批判和净化身处的
制度是件好事情。这种自我批判机制使该制度能不断地自我纠偏，自我调整。我觉
得这正是该制度富有生命力的源泉。其次，制度内能够出现这种批判，能够允许这
种批判，其实正显示该制度道义上的优越。因为各种不同的声音能够公开出现，合
法竞争，正是该制度的自信。只有在这种制度下，才有真正的所谓百花齐放，真正
的所谓百家争鸣，才有真正不同的见解。批评主流制度的见解风起云涌地出来，正
是对这个制度在道义上的最高支持。
杨建利：中国现在面临的是根本的制度建设的问题。我们要用宪政主义的原则理清
政府和人民，政府和社会，个体和社会，个体和个体以及国家各个部分的关系，首
先要用自由主义的原则，划清公领域和私领域，限制政府的权力，中国才能有好的
制度基础，才可能谈其它的问题。新左派所关心的公平问题，诸如社会福利问题，
对於弱势的照顾问题，对於资本的节制问题，应该是在这个制度建立以後，通过代
表各种利益的不同党派参政和轮流执政来解决和平衡。西方的民主国家里社会民主
党，他们以前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制度，来作为他们的政治理想。但是，
现在他们基本上都放弃了这种理想。而是在现有的民主制度里争取执政，来实行他
们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严格的讲，自由和公平，没有一方占有绝对的真理，任
何一方走远了都会出问题，西方的民主国家都是通过两党或多党的轮流执政来达到
平衡。但是，它们立国的根本却是自由主义的原则。
陈奎德：例如大家都知道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我们也应该承认他的动机还
是想追求更好更完美的社会。但是後来的政治实践证明了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和阶
级斗争这一套理论是过时的甚至是巨大灾难。不过实际上大家也注意到，现在西方
不少国家的执政党，如英国的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等，其历史渊源的脉络可以
追溯到第二国际，也就是所谓的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他们这个所谓“修正主义”的
脉络。直到现在，还有社会党国际还要每年开会。这些社会党国际的成员，他们的
价值倾向确实比较更偏向平等这一方面，与美国的传统是有相当区别的。而我刚刚
提到的这些人，当初他们都是集合在马克思的旗帜之下的。但是後来，在19世纪末
，他们已经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些根本的
问题。所以他们提出修正，主张走议会道路，希望在议会里得到更多的选票，进而
执政，来贯彻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我觉得这是可行的一条道路，而且也是对於那
些赋有强烈的公平感的人们的一条现实的、实现自己价值理想的道路。
杨建利：自由主义的根本首先是划清公领域和私领域，也就是说政府应该管什麽不
应该管什麽。政府不应该管的事情，无论政府权力的来源是什麽都不能管。即使是
通过多数票当选获得执政权力，制度性规定你不能管的事情你就是不能管，而且民
主多数决的原则也只能适用於公领域，比如说多数选民并不能决定没收一个个人的
合法私有财产，不能决定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不能决定某公民与哪个公民结婚。资
本家刚才提到了有些学者把这个民主和自由，一个是公平原则，一个是自由原则。
不在自由主义的原则上的民主是非常可怕的，有时甚至和专制一样可怕。简单地重
复一下，中国当前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要限制政府权力。美国总统威尔逊曾经说过，
自由从来就不来自於政府，···，自由的历史是限制——而不是增加——政府权
力的历史。
陈奎德：所以根本原则是在所谓的投票选举之前、在怎样产生这个政府之前的就有
的。因为包括希特勒，他某种意义上也是通过民主程序选出来的，结果他最後实行
了什么东西？他上台後完全把民主把自由把法治全部给否决掉了。所以说，有些原
则要必须根本确立了以後才有下一步的工作，才有多数决。这些原则就是宪政原则
、自由主义原则。有些左派朋友喜欢引用罗尔斯(J. Rawls)，他诚然是当代自由主
义很重要的一家，但是在他的两个“正义原则”中，罗尔斯还是强调自由原则第一
优先，之後才谈得上照顾最弱势的人，才谈得上公平原则问题的。他首先还是自由
原则第一嘛。而且这种优先还是类似字典字母排列顺序的那种绝对优先，即是说，
要把这个第一与第二分得非常清楚，不容颠倒。
杨建利：所以我觉得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中国一直不知道哪些政府应该做，哪些政
府不应该做。所以有一次辩论中我就说如果你说中国政府做得不错的话，咱们把政
府应该做的东西列个单子，政府不应该做的东西列个单子，咱们就用这个单子去比
较，你就知道中国政府做的好不好了。我觉得这一课在中国是需要补的。
陈奎德：不过我们把话说回来，目前在中国知识界毕竟有了这种争论，这种思想交
锋，我觉得是大好事情。大家把很多问题深入辩论更加进一步地澄清，这对中国未
来的走向，对中国当下的现实都相当重要。而且，中国的传统和西方还有一点不同
，西方的知识分子已经相当边缘化了。但在中国，虽然过去毛泽东搞了很严厉的反
智主义，贬低知识分子，迫害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实施大批判和空前整肃，即使
如此，在实际上，知识分子在老百姓心目中还是有相当高的地位的。这源於中国的
文化传统。读书人代大众立言(为生民立命，为万世争太平)，这是中国的大传统。
因此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有某种“准立宪”的功能。虽然他们现在讨论的理论
问题似乎和社会大众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说不定十几年二十几年过後，就成了非
常热门非常关键的问题了，就成了国家方向的问题了。当年在上海讨论共产主义也
就是那么十几个知识分子，结果掀起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使後来老百姓遭受了
如此多的苦难。所以中国大众的命运与当时知识圈的讨论有相当大的关系。有鉴於
此，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今天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还是相当重要的。我希望
大家都关注这个讨论，并且深入思索，发表自己的见解。
杨建利：对，知识分子在社会里是主流话题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一个社会在想什么
，知识分子的运思是相当重要的。
陈奎德：因为他先想出来，先说出来。
杨建利：实际上这次争论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争论的双方都不受政府的操纵，因此
，意义是很大的。我要强调的中国的现实是，政治权力的压迫和资本的剥削源头是
一个，其实是合而为一的。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困境。可以预见，未来许多反
政府的、要求民主化的运动可能会以反资本主义的面目出现。而中国又必须资本主
义化。这实际上给要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人提出了一个非常难的课题。
陈奎德：当然。这已经显示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上了，香港就是典型的例子。大家已
注意到，有些西方的大垄断资本家实际上和有些民主派人士想推动的事情是不同的
，甚至还有些住在西方的原中国大陆人现在为了自己生意上的利益，为中国政府的
人权迫害说话，时时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在这种时候大家更要注意上述争论的意义
。
杨建利：我们可以预见中国政府在未来几年将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挑战。右的
方面以要求政治自由入手，而左的方面以要求经济平等为诉求。这两个方面在推动
中国民主化中的作用和角色是什么？如何才能把左右两方面的力量汇合，在政治变
革时期成为一种力量，推动建立民主制度？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陈奎德：双方的互动乃至合作都不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我们将来大家都必须仔细研
讨的而且要仔细操作的问题。要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好了，时间已到，我们今天
的讨论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杨建利博士！
杨：谢谢陈教授。(自由亚洲电台节目，2000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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