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这一标题，绝非用来诅咒日本人，而是百分之百的赞誉之辞。我
们中国人常把“杂种”作为最脏的人话之一，这大概反映出我们中国人文化心理的
问题。我这里所用的“杂种”，出自著名作家加藤周一五十年代写的一篇风靡日本
的文章：“日本文化的杂种性。”访文称文化的杂种性，而非文化的纯粹性，使日
本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
笔者初读这篇所谓战後日本的“名文”之时，曾大失所望。作者议论散漫平庸，立
论缺乏根据。例如作者比较日本与西欧，称西欧的文化来源比日本纯粹，相对而言
可称谓“纯种文化”，等等，读罢简值不能令人相信作者在西欧曾旅居多年。然而
，把文章放到五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中读，却别有一番意趣。作者中心的论点是：不
要试图将日本文化中的诸种成分区分为本土的与外来的，讲什么“和魂洋才”，日
本的精神，西洋的物质。外来因素在日本文化中无所不在。抽掉这些外来因素，本
土的文化也就不成立了。换句话说，无所谓纯粹的日本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杂种性
，正是日本举世无双之处。

      这一文化杂种性的声明，对日本人又意味着什么呢？四五年日本战败接受美
军占领，随之本尼迪科特的《菊与刀》又征服了日本的读者。因战败而充满了“劣
等感”的日本人，把本尼迪科特笔下的欧美与日本文化差异论读成了文化优劣论。
大家普遍的共识是：日本与欧美的差别是发展阶段上的差距，因而“前近代”的日
本被现代国家美国所击败乃是理所当然。然而，五二年美军占领结束，日本重获独
立。五十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已进入奇迹般的增长期，其崛起的势头完全不象是个劣
等国家。日本国民自信大为回升，开始走出占领期的“劣等感”，重新寻找自我认
同。此时加藤周一这篇现在看来是平淡无奇的文章一出，一下子便使得洛阳纸贵。
加藤的杂种性，使日本人一下子悟到原来自己的文化是世界最能容纳百川的文化。
於是占领也可不以之为耻。因为占领带来的，是又一次文化大输入。而世界上也只
有日本能如此迅速、充分地消化大量的外国文化。也难怪日本能如火中凤凰一地从
战争的废墟里崛起。杂种性，一时间成了日本人的文化认同。

      其实，加藤周一的“文化杂种性”说在日本并非独创。读读德川时期的历史
就会发现，当时致力於西学（即“兰学”）研究的主力军，是那些口口声声要弘扬
日本本土文化的国学家们。这与明清时代中国的学术景观真是大异其趣。日本文化
长期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下。然而在德川幕府治下，日本享受了二个半世纪多的和
平与繁荣、经济、文化大为跃进，自然有不甘於中国文化圈的边缘，建立自己的文
化中心的意愿。於是有了德川中後期的国学运动。然而，要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文
化体系，必须先向中国文化宣告独立。而中国文化的势力在日本实在太强大，从典
章制度、意识形态，到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无所不在。要打赢这场文化上的独
立战争，自然要求助於外援。於是，国学家们逐渐创造出这样一套意识形态；作为
“日出之国”的日本，是世界的中心。因而世界各地的文化，都向日本汇聚。作为
日本，应以吸收这些文化为已任。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指导下，那些国学家们又是学
造枪术，又是解剖尸体，其狂热与激进的科学精神颇令人联想起哥白尼、伽利略那
班欧洲的科学家。再加之中国文化的见证大明朝倾刻间被“野蛮的”满族征服，而
欧洲工业革命的气息经欧洲传教士和商人已开始吹醒了日本。於是，文化封闭的中
国，成了日本人的反面教材，而日本对世界文化的开放性，成了日本文化优於中国
文化的见证。在这一背景下，明治维新的惊人成功，中国现代化的屡屡受挫，也就
不足为怪了。

      真在日本生活一段，哪怕只是几个月，哪怕只看些最表的东西，你也会感到
这种杂种文化绝不仅仅是德川时代的历史，或者五十年代的时尚，而是渗透於日常
生活的根性。譬如日语本身吧。我在美国学了一年半的日文後到了日本进修。对欧
美人来说，日文难在汉字，而对我这个中国人来说，日文难在用片假名拼写成的西
洋外来语。日语对欧洲语言特别是英语的吸收广度，简直不下於其对汉语的吸收。
大部分英语的日常词汇和短语，都通过片假名照搬进了日文。如Television,Radio
,table,door,lineup,lightup等等，全是片假名的音译。我本以为，这些外来语的
存在是因工业革命後产生了一些新事物，日文中原来没有相应的词来表示，只好照
搬。然而，我马上发现即使是日文中原来有的词，也大量被外来词。如我的日文课
程，不叫“听、说、读、写”，而是用片假名拼成的“listening,speaking,readi
ng,writing”。讨论不叫讨论，叫discussion。不久前看国际马拉松赛的实况，日
本女子马拉松的一号人物高桥尚子跑过三十五公里左右时，她的日本教练对她大声
疾呼：drink!drink!drink!是英文？美国人听不懂。是日文？是片假名拼出来的英
文词。马拉松三十五公里是鬼门关，运动员这时往往精疲力尽，注意力不易集中，
甚至可能累得神志不清，连补充水分这种命根子般的事也会忘。教练这时来提示，
用的词必定是运动员本能最容易理解的词，而这个词竟是个英文外来语，日本原有
的喝水倒被淡忘了。一次，我问我的日本老师：“英文中的idea，日文是什么？”
他随口说：“就是idea。”然後用片假名给我拼了一遍。我说：“我问的是日文。
”他回答：“就是这个，是外来语。Idea这个概念是外来的”。我一下子笑了：“
不可能吧，难道日本人和西方接触之前，就没有idea了吗？那时你们的叫什么？”
他也笑了，摇了头，苦思良久，终於给了我一个差不多的日文词，仿佛是从他潜意
识中挖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哪个词是更真正的日文词呢？象我这么一个日
文初学者，无论是在课上还是街上，一旦忘了日文单词，那么只要学着日本人的古
怪的英文发音，用片假名把相应的英语言词拼出来，大致即可混过去。如“换轮胎
”的“换”忘了，我端着日本腔说一个“change”，修理工一下就明白。混不过去
的时候，不是对方不懂那个英文词，而是我的英文发音错的不是地方，错成了中国
式而非日本式。今年日本政府提出把英语变成日本的第二种公用语言的计划，我认
识的日本人都说不可能，我则对他们说：“怎么不可能？日文不已变成英文了吗？
哪个英文词你们日文里没有？”他们听了面面相觑，只是苦笑。
      这么一种苦怪的杂种语言通行使於世，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外面新进来
的、信息概念太多，若每个词都意译，即使一大群翻译昼夜值班怕也是办不到。在
这一点上，日文固有片假名系统，比起中文来有其优越之处。中国若真开放得象日
本这样，每小时都有大量的新进来，哪么如何用中文处理这些外来词，还是个有待
讨论的问题。近代以来，捍卫中文的纯正性的知识分子为数颇众，其精神固然令人
尊敬，然而如何创造中文的杂种性，似乎是更具有挑战性的一个课题。
      
      另外，日文日前的这种形态，说明日本国民教育水平相当高。我常常想，面
对每时每刻滚滚而来的外来语，那些老人和文化不高的人怎么招架？难道全去学英
语吗？当然不会。然而看来他们大致是能招架的，不然外来语不可能流行。去年圣
诞节前一天，楼房的管理员（其实基本上是个清洁工，是位五十多岁的妇女）碰到
我问：“晚上去不去看lightup?”我当时吓了一跳，至今不知她是怎么学的这个词
。我走在无家可归者收容中心的街上，看着面向这些无家可归者（日语就叫homele
ss）的店铺上，赫然用片假名写着“lucky”的字样，似乎这些在日本社会不怎么l
ucky的人也是有点巩程度的。若往上层文化圈走一走，外来语的水准就更高了。我
能记得住的如stereotype,sabotage等等，还算是报上的通告用语。有不少词，我这
个在美国名校泡了五年的博士生，最後也得去查英文辞典。显而易见，日本国民可
谓活到才经学到老，从而支撑着一个庞大的外来语体系。这在世界上，若不是独一
无二，至少也是极为罕见的奇迹吧除了一个日文初学者所能谈的语言上的，另一个
我可以谈的问题是头发。其实谈头发的问题甚至连一个日语初学者的资格也不用。
若在一两周内遍游东亚诸国，那么你基本上可以凭头发的颜色，在东亚儒家文化圈
内再划分出两个不同的亚文化圈。北朝鲜、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属黑头发文化圈
，日本属杂色头发文化圈。韩国的情况笔者不明，估计受日本影响不小。北朝鲜的
头发大概是政治问题，不是文化问题。人们无社会生活的自由，自然无法选择头发
的颜色，所以朝鲜半岛暂略去不谈。大陆、香港、台湾，不能说没有染头发的，但
基本上人们的头发是自然的黑色。而日本人的头发，可谓五颜六色。初到日本，迫
不及待地想看看刚刚发达起来的亚洲第一足球市场；日本职赛足球联赛（日文叫J-
League，这回连片假名不不要，直接用英文）打开电视一看，大吃一尺：怪不得人
家水平高，70％左右的队员是欧洲选手！再定睛一看：错了！20－30％是欧美选手
，另外40－50％是顶着金黄头发的日本人，剩下30％左右，才是我原来见过的那种
黑头发的日本人。在日本的街上，特别是在年轻人的发祥地东京的涉谷，正是这么
一派杂毛杂发的光景。

      更有趣的是，若讲起认同感来，中国人虽自炎黄子孙，但也强调自己属於多
民族国家。香港人勉强默认人家叫他们“中国人”，但每次总要被充一名：“I  a
m  from  HongKong”。台湾更乱了，看如今的情况，除了中国人，台湾人似乎当什
么人都愿意。只有日本，一口咬定自己是万世一系的“单一民族国家”。然而看看
他们的头发，日本人似乎是最不愿意单一的。

      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金色或者蓝色，不仅打破了黑色头发的纯粹性，而且异色
头发所代表的反叛精神，似乎也给日本这一“单一民族”社会的“集团主义”伦理
注入杂种性。不日本还是在西方，人们把日本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文化因素归之为
“集团主义”伦理。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六、七十年代，日本人注重团队精神
，步调一致，纪律性和责任感强，个人愿意为集团的利益自我牺牲发奋苦干，显示
了工业社会优越的工作伦理。九十年代，日本经济陷入“平成不况”，萎靡不振，
美国再次以其个人主义的文化精神和自由的市场独领风骚，创造了以internet为核
心的新型经济。日本固有的那种整齐画一、循规蹈距、服从规范重於个人创造的集
团主义伦理，已显得与这种新型经济格格不入。在internet时代，日本往日经济发
展的文化优势一下子变成的劣势。然而，看看那满街桀不驯的头发，你又会对inte
rnet时代的日本有一种自信。这些嘻皮青年身上，有一股浑不吝的劲儿。他们长大
以後，可以象上一代一样，点头哈腰地去公司上班，也可以我行我素，自开天地。
事实上，目前日本新起的internet产业，完全被年轻人主导，并不讲传统企业中年
功序列之类的集团秩序。
      
      七、八十年代，只要看看日本公司上下班的景象，就会发现，日本人不仅头
发一色地又黑又亮，西装也基本是黑色，仿佛集体参加葬礼。日本人集体去巴黎游
，二三十人的旅游团进了一家雅致的小餐馆，点起菜来，无一例外地全点通心粉，
导致措手不及的餐馆一下子通心粉断了供应。这种机器人式的集团行为模式，在日
本大公司内，至今也不能说有了根本性的转变。然而，与这一图景并行的，是另一
个日本：不仅是年轻人，就是中高年妇女，也会把头发染成金色或蓝色，我们对此
见怪不怪。你常常会觉得，日本转眼之间会变个样，而日本人对这种“变”，没什
么人大惊小怪。决窍在於，日本社会诸种因素杂存，一会儿这一因素强一点，一会
儿那种因素强一点而已。这大概也是日本人对什么都适应得快的原因吧。

      最後，不妨再谈谈政治上的杂种性，这一点加藤周一也漏掉了。记得廷顿曾
经讲过，在一个变迁的社会中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复合政体往优於单一政体。原
因在於，当一个政体适应不了变化时，复合社会会把政治的重心从一个政权转移至
其他一个政体上，而单一社会则没有这个选择。中国长期以来是单一的政体社会。
无论是今日的共产党专政还是昔日的王朝体系，权力中心只有一个，政治秩序是一
种，若现存的政体适应不了变化，除了垮台别无他途，例如清末，中央集权到了顶
峰，太平天国以来兴起的地方势力还未成熟为一套地方自治联盟的全国性政治秩序
。於是改革若不能在中央推行，就无处依托，最後也只有革命了。革命自然结束了
王朝政治，然而病体沉重的中国经此一大手术，无气大伤，几十年战乱不已。反观
日本，明治维新前夜日本是复合政体社会。一方面德川幕府在江户施行其政治统治
，一方面又有京都的皇室存在。日本的天皇虽长期无政治实权，然而当十九世纪德
川幕府适应不了变化时，新的政治能量迅速在天皇周围集结，形成新的政治秩序，
并迅速取代了德川政权。其过程不过是强化既有的一个政体，并以之替代另一政体
。中间虽然不免也流血，但这种流血是政变式的而非革命式的。整个社会没跟着伤
筋动骨。於是，改革势力借天皇的权威自上而下强行推进新政，不久日本就面貌一
新。显示了复合政体的灵活性。

      明治後日本的一大不幸，是逐渐走向了单一制的天皇，成为单一政体的社会
，结果导致了覆灭。然而，日本的运气好得出奇。不仅战败後借美国占领白拣了一
个民主，而且天皇制度也得以幸存。如今，民主制与天皇制并存，又成了复合政社
会。而我们中国，则打倒了一个单一政体，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单一政体。二十一世
纪仍然是一个权力中心，一种政治秩序。而这种单一的权力与秩序，如今又陷入了
应付不了变化的危机之中。在这种国运之中，你就不得不羡慕人家日本人了。□